大国的崛起通常需要具备上述客观条件，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家战略决策者主观上的战略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国家总是要面对特定的战略关口，进行艰难的战略选择。在一定条件下，战略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决定着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民族的永续与凋零。
一个国家虽具备了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等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但在作为国家意志的主观战略选择上无意称雄，或选择错误的发展道路，仍然不可能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同样，一个国家虽然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等自然条件并不占优势，但它抓住了战略机遇，做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选择，也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脱颖而出，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
国家的战略选择涉及许多战略领域，主要包括安全战略选择、政治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选择、科技教育制度与发展道路选择、军事战略选择等。其中，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是决定国家生存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
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威胁判断、战略目标、战略措施等的认知与确定。这些基本战略要素虽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是战略决策者的主观战略认知与战略指导。
一、正确确定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大国发展与崛起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战略决策者进行安全战略选择的基础。只有正确地认识和确定国家的安全利益，才能做出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确保国家的发展与崛起。
（一）国家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
其核心利益主要包括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包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还包括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繁衍、文化传承等。这些利益都是具体的和现实的，都有其具体实在的物质表现形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切实体会到它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
15世纪，葡萄牙是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是欧洲第一个全球性崛起的国家。葡萄牙当时只有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欧洲大陆争斗激烈，战火绵绵。是向欧洲大陆内部发展，参与争斗？还是向海外发展，寻找新的资源？葡萄牙民族的未来利益在哪里？葡萄牙国王当时考虑到：葡萄牙地处欧洲大陆边缘，国力薄弱，无力参与欧洲大陆的争夺，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到毁灭；葡萄牙的国家利益应是避免介入欧洲事务，利用欧洲大陆战乱不已、邻近大国无暇他顾之机，向海外发展，绕开陆上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封锁，从海路“到东方去”，寻找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进入印度、中国等地获取大量黄金、白银和香料，以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境遇，迅速壮大国力。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占领和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其殖民地遍布非洲、巴西以及环大西洋、印度洋航线的岛屿。当时，葡萄牙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让整个欧洲嫉妒得红了眼。
19世纪中叶，在美国一度衰落的奴隶制随着植棉业的兴起开始恢复并急剧膨胀，奴隶主阶级疯狂向西部扩张，建立新的蓄奴州，形成与北部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成为美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1860年11月，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林肯当选总统，南部蓄奴州纷纷退出联邦，并成立“南部同盟”（最后包括11个州），随后爆发了南北战争。林肯政府认识到，联邦统一与分裂，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宣布战争的目的是恢复联邦的统一，赢得战争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也是美国发展壮大的需要。在国家统一和解放黑奴的大旗下，林肯领导下的联邦政府赢得了战争，制止了联邦分裂，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安全利益是主观认知的
国家安全利益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有其客观实在性，又有主观随意性。国家安全利益的确定，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国家的安全利益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战略决策者和战略研究者认识上的局限性，他们往往根据主观判断来确定和解释国家安全利益，有时，这种判断可能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的。只有当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一致时，才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判断，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王国完成国家统一之后，面临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雄心勃勃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从葡萄才迅速崛起中看到了西班牙国家安全利益的所在，开始支持远洋探险，资助哥伦布进行了一场“向西，再向西”的伟大航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创了殖民地的占领。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才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据统计，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依靠这些财富，西班牙在欧洲统治着近一半的天主教世界，在亚洲征服了菲律宾，在美洲除巴西以外都归其所有。
美国建国初期内外矛盾交织，前途艰难：经济上濒临崩溃，债台高筑；政治上各州自行其是，与邦联及随后的联邦争权夺利；欧洲殖民帝国在北、西、南三面虎视眈眈，伺机侵犯年轻的共和国，竭力阻止在北美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国力孱弱，根本无力与英、法、西等欧洲列强抗衡，其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和当务之急是巩固新兴的政权和发展经济，无意卷入欧洲的纷争。当时，华盛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争漩涡，另一方面是履行美法盟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立宣言》，声明“对交战各国均采取并保持友好和公正的立场”。华盛顿指出：“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是是非非，与欧洲进行结盟或冲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从此，美国开始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为美国增强国力、巩固政权、维护独立地位创造了条件。
（三）国家安全利益是不断变化的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时而向外拓展，时而向内收缩。
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担心欧洲均势遭到破坏，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防止有利于俄的欧洲格局发生变化、确立俄国主导欧洲事务的霸主地位，制定了联英反法的对外政策，积极参加两次反法战争（1806年的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和（1806年的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失败后，亚历山大一世深感俄国实力还不足以同拿破仑争夺欧洲霸权，迫切需要时间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军力，因而采取联法反英的对外政策，与法国签订了共同瓜分欧洲的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利用俄法同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兼并芬兰，进攻瑞典，继续对波斯和土耳其作战，占领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然而，俄法同盟无法保持长久，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与俄国西进南下的战略目标相冲突，俄国统治阶级还担心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思想在俄国传播，俄法矛盾不断激化。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俄国人民的抗法热情和西欧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积极应战，联合英、普、瑞、西、葡等国，组建了第六次反法联盟，打败了拿破仑法国，登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
二、正确判断和应对安全威胁，是大国发展与崛起的必要前提
安全威胁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判断。有时主客观相一致，有时则相互背离。判断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上的主观选择，“是对事物之间联系或关系的反映，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明或断定”。判断国家安全利益之所以困难，就在于人们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即认识能力不足。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不在于客观现实是什么，而在于是否能对这些客观事实有一种正确的“主观判断”。
（一）安全威胁可以是现实的或潜在的
应对现实威胁是国家当前紧迫的战略任务，而对付潜在威胁则是国家长期的战略考虑。一个国家面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安全威胁时往往采取不同的战略与策略。有的可能采取积极的、进攻的战略行动，有的则可能采取消极的、防御的战略行动。
19世纪中叶，日本同中国一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美、英、法、俄、荷等国以炮舰相威胁，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安全战略措施，实行军事改革，创建现代军事制度，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调“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后，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德国虽变得比普鲁士强大得多，但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它仍然不得不在强敌环伺下时刻警惕“他国结盟的噩梦”。俾斯麦指出，德国处于欧洲中心的倒霉位置，面临着各种安全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四周边界无险可守，容易遭受来自外部的攻击。为了消除噩梦，他采取一种离间德国东西两侧大国的战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使他们无法结成反德同盟。同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维持欧洲的现状。
（二）安全威胁可以是单一的或多元的
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往往不是单一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和文化的威胁等。国家必须同时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才能在逆境中迅速发展并实现崛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仅面对列强的武力入侵的军事安全威胁，而且面对列强要求开放埠岸、享有治外法权，降低进口商品关税等一系列国家主权和经济、文化安全威胁。针对这些安全威胁，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安全战略措施，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改革国内政治体制，建立民族工业，发展“战略性工业”，实行军事改革，同时开展全方位和平外交，以和平方式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阻止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进一步渗透。
1918年，苏维埃政权面对美、英、法、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白卫军的乘机作乱，展开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斗争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结束国内战争以后，苏俄依然面临严峻的内外威胁：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人民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在国际上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经济封锁。对此，列宁从维护苏俄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国内外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奉行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致力于改善同周边邻国的关系。
三、正确认识和确立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大国发展与崛起的重要条件
战略目标的合理定位，始终是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首要问题。把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全球性大国，还是地区性大国，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崛起阶段的战略成败。
美国建国初期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巩固新兴的政权和发展经济。当时，美国经济上濒临崩溃，债台高筑；政治上各州自行其是，与邦联及随后的联邦争权夺利；欧洲殖民帝国在北、西、南三面虎视眈眈。到19世纪初，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北美大陆扩张疆域。它通过购买、兼并、战争种种手段，仅用50多年时间，就把西部边界推进到太平洋沿岸，南部边界推进到墨西哥湾，变成一个享有两洋和墨西哥湾的泱泱大国，为其海外扩张和商业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西半球的霸主。为了加强东西海岸的联系，美国迫切需要在中美地峡打通一条海道，遂开始向中美洲渗透，积极干预拉美事务，推行“门罗主义”，同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展开角逐，谋求独霸巴拿马运河，在西半球建立美国的霸权。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从西半球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其战略目标是向海外扩张，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峡，进而向太半洋扩张，在大西洋上与海上强国英国相互协调，以左右欧洲形势，进而争夺世界领导者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参战后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导力量，协调盟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划战后国际秩序，最终取代英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
印度独立之初，其大国复兴的战略目标是：利用不结盟运动，周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从美苏双方获利，从而实现保全印度、发展印度、壮大印度的战略目的。其成功之处在于，使印度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亚非国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大国之梦可谓近在咫尺；但它在战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其兵败喜马拉雅山，错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最佳机遇期。20世纪70～80年代，印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争夺南亚霸主地位。印度暂时放弃了争当世界大国的梦想，将目标定位于争夺南亚地区主导权，开始奉行地区争霸战略，以苏联为战略依托，对抗中国，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兵出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控制不丹和尼泊尔，侵犯孟加拉，慑服周边小国，最终确立了其南亚霸主地位。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印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控制印度洋，争当亚洲大国。印度开始把战略重点从邻国、从南亚转向浩瀚的印度洋，实行“东进”战略，将东南亚作为其迈向大国的踏脚石和突破口；同时进行核试验，跨过“核门槛”，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推行“印度大放光芒”运动，制定“印度世纪”战略构想，提出了印度要成为世界核大国、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
四、正确制定和运用适当的战略措施，是大国发展与崛起的必然途径
大国崛起之初，往往受到原有大国和周边国家的猜疑、防范和打压。谁都不希望在自己身边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尤其是原有大国更不愿意自己的地位受到别国的挑战。新兴大国必须正确制定和运用适当的战略措施，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异军突起，立于不败之地。
（一）富国强兵，改革军制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欺凌，给日本以警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领导人认识到：要免遭中国的命运，就必须有近代化的陆海军，必须有“战略性工业”。于是，日本逐步完成了对军事工厂的改造，形成了新型军工体系，开始成批制造枪炮等机械。同时，稳步发展军事力量，先建立海军，后创立陆军，设置陆军省和海军省，提出了五项建军方针：军备目的由国内镇压转为对外防御；采用常备和预备相结合军制，实施国土防卫，实行征兵制；重视沿岸防御，在战略要点上建筑沿岸炮台；建立陆海军教育机构，完善兵器生产和后勤机构；军备优先于诸政。从1878年起，日本仿效德国的体制，实行军事改革，设立参谋本部和参谋总长职位，军令权脱离政府并凌驾于政府之上，逐渐形成“统帅权独立”；强调必须把加强军备放在第一位。
（二）韬光养晦，卧薪尝胆
德国统一后成为欧洲大国，俾斯麦为了在德国成为欧洲强国之前避免遭到其他强国和周边国家的打压，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战略与策略。俾斯麦努力给其他大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德国是个“心满意足的大国”，致力于在欧洲维持现状的和平政策。俾斯麦鼓励英国承担第一国际的领导责任，试图与英国在政治上进行更广泛的接触。俾斯麦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奥地利和法兰西三国结成联盟，于是促成了俄、奥、德三皇同盟，孤立了法国。为了减轻德国承受的压力，化解别国对于德国的恐惧和担心，俾斯麦鼓励其他欧洲大国向欧洲的边缘区扩张，让列强在非洲和巴尔干去争斗，而德国不插手巴尔干事务，超然于列强的争斗之外，以平衡者的身份维持欧洲的均势局面。
甲午战争后，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迫令日本“退还辽东”。日本审时度势，被迫接受俄法德三国的退辽“劝告”。沙俄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日本为暂避其锋芒，转而采取“北守南进”战略，在“臣卜薪尝胆”口号下，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经过十年忍耐，日本卷土重来，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对帝国主义和党内反对派的双重压力，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与德、奥匈、保、土等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妥协为新生苏维埃政权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巩固胜利成果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之后，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把这种政策称作“退却”，而且是一种“清醒的、有原则的、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同时，苏维埃俄国在妥协的基础上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为了瓦解协约国在苏俄西部边界构筑反苏的“防疫带”，苏俄不惜做出重大让步，先后与波罗的海三国签订和约；为了充分利用西方资金与技术，苏俄以承担沙俄债务换取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使英国“事实上”承认了苏俄；为了要求协约国承认苏维埃政权，对苏俄提供优惠贷款并缔结和约，在热那亚会议上，苏俄暂时放弃意识形态，继续执行让步政策，并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使苏俄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首次正式承认，为1924年世界各国同苏联的建交热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调整内外政策，苏俄不仅初步恢复了国民经济，联合其他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苏联，还结束了十月革命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赢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
（三）利用矛盾，聚敛实力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利用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与英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联合这些国家以组成抗英同盟。1778年2月，美国同法国签订两个条约，即《友好和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1778年6月，法国和英国开战。随后1779年6月，西班牙作为法国的盟国对英宣战，荷兰也于1780年12月参加了对英战争。1780年2月，俄国联合丹麦、瑞典等国发布“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以武装力量保护中立贸易，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从法国得到的资助和贷款分别达200万和635万美元，从西班牙得到的资助和贷款分别为40万和25万美元，从荷兰得到由法国担保的贷款180万美元。在军事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加勒比和直布罗陀等地牵制了英国，并虚张声势地要集结军队进攻英国。法国舰队1778年7月抵达美国，法国远征军1780年到美。1781年10月，美法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结束了战争。美国利用英、法、西、荷等欧洲国家的矛盾争取的外援，特别是建立的美法同盟，对于独立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认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对美国不利，“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遂采取中立政策，对交战双方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利用中立地位保存和聚敛实力，扩大贸易市场，同交战双方做生意，大发战争横财，在适当的时机以出面收拾残局。由于采取这种隔岸观火政策，美国保存并扩大了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仅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开始扮演起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而且使满目疮痍、两败俱伤的欧洲交战国元气大伤，导致“欧洲时代”开始走向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处于主动的战略地位，初期也采取了中立外交政策，废除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即允许交战国支付现款并使用自己船只运输武器，但在法国沦陷后明确表示向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后又通过《租借法》向同盟国提供援助，使美国成为同盟国的主导力量。
（五）国际协调，利益平衡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日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将国家目标定位在争做地区性大国上，保持与欧美列强的“协调”，尽量避免过多触及列强的利益，保持利益平衡。甲午战争中，日本政府在日军攻取海城，直逼山海关之际，否决了前线军队提出的直隶决战计划，放弃进攻北京，令军队转攻山东，迫清政府议和。此举就是考虑到避免招致列强干涉而战无所获。在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拒不撤兵，企图独吞中国东北地区。于是，日本借机与英国缔结了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条约。在赢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没有要求俄国赔款，只要求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受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外交，加入了国联，企图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取得国际联盟内各国的信任，以便在中日对立中取得有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