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外关于FDI与东道国就业相关性的理论和实践来看，FDI对东道国就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外商投资企业把资本、技术和管理融为一体，客观上提供了一种有组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能够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和技术缺口，还会带来组织、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东道国所短缺的资源，这些资源常常与东道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则能促进就业的增长。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解决就业难问题、促进就业的持续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中国利用FDI规模的快速增长，对于FDI给中国带来的就业效应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本章通过对FDI的就业效应进行系统的分类，概述中国就业现状及外资企业就业规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系统分析模型，对FDI对中国的就业效应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
8.1.1 FDl的就业效应分类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把FDl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FDI 的直接就业效应，是指直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员工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影响直接就业效应的因素有：FDI 进入的方式、进入的行业以及FDI 的经营战略等。FDI 的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消费、人员流动等相联系的方式，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就业产生的影响。间接就业效应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影响：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后关联、竞争关系以及对东道国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等，因此FDI 的间接就业效应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是FDI 影响就业的长期方式。该报告还指出，以上影响FDI 就业效应的因素也都有可能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般来说，FDI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本文将FDI的就业效应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二是不利于就业增长的就业挤出效应。
第一，FDI的就业创造效应。它包括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和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是投资的函数，FDI 额的增加，会直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且FDI带动了与其有关的前后向及相关领域的内资企业的就业，通过投资乘数作用，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第二，FDI存在就业挤出效应，一方面是由于FDI并购东道国企业可能在整合、重组过程中导致原有就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挤出内资，使得部分内资企业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破产，大量企业员工失业，而某些竞争力得到加强的内资企业也会因为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挤出了一些原有的就业人员。
8.1.2 FDI对就业的作用机制
1、FDI对就业数量产生影响
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显著的人口大国，再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带来的隐性失业显性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这使得维持稳定的就业增长、控制失业率成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因此，需要证实外资能否对中国就业数量增加起积极作用。很多学者研究了中国总体FDI和就业的关系，认为FDI与就业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例如：罗良文（1999）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1985-2001年间FDI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证明了FDI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提高了就业总量。陈垣（2001）指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总量和广度上的加大，会提升中国动态就业能力。袁志刚（2002）考察和估计了1978年以来FDI对中国就业的直接影响及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乘数效应增加间接就业的情况。同时也证实了FDI与之相关联的一揽子资源投入对中国的就业扩大的“溢出效应"。王振中（2000）等从净增量变化角度考察了FDI对就业数量的效应，论证了FDI对就业量的正面影响。牛勇平（2001）对1986.1998年的FDI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在国内投资效率下降或相对下降的形势下，FDI对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应；港澳台企业创造就业数量效应较为显著。蔡防、王德文（2004）认为，虽然FDI就业份额仍然较小，但由于其增长速度非常快，使得该领域就业对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很高。徐磊（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FDI都是中国就业的一个Granger原因；中国FDI流入量对中国的就业存在正向的拉动效应，提高了中国的就业水平。沙文兵、陶爱萍（2007）应用协整及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FDI与中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与中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FDI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中国就业增加0.13%。中国引入的FDI多分布在出口部门，吸收了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对改善中国的就业情况有着积极的作用。金碧、陈仲常（2007）从FDI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特别地在模型中加入反映FDI独资化倾向的变量，研究认为FDI与其独资化倾向均对就业有着积极而显著的正影响。
另一些学者则深入到产业内部，研究了FDI对就业数量的具体影响。黄华民（2000）的研究认为，FDI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产生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产生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田素华（2004）研究了FDI对上海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FDI增量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效应小于零，FDI存量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效应均大于零。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FDI对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增量FDI不利于上海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劳动就业机会。中国港澳台商的增量投资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促进效应大于其他来源的增量外资；但就存量投资来说，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对上海市劳动就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大于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薛敬孝、韩燕（2006）专门研究了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数量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对中国就业数量的拉动作用不大。
实际上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影响是具有二重性的，即存在吸纳效应和挤出效应：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关联效应创造间接机会；但是同时并购可能导致合理化裁员，依赖进口或挤垮现有企业会降低就业水平。因此，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桑百川（1999）认为，当外商以新建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一般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外资采取兼并收购东道国原有企业的形式投资，外资能否增加东道国就业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如果它进一步扩大投资就有可能增加就业，但是如果它采用先进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则可能减少就业。王剑（2005）基于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构建了FDI与东道国就业的联立方程模型，将外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综合分析，结果表明FDI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了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但总效应是积极的。刘继林、胡晓鹏（2005）认为，FDI对中国经济有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就是与这种挤出效应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并没有给中国就业水平的提高带来显著的作用。
在不同时期，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同的。邱晓明（2004）将FDI的就业效应划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在中国的FDI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FDI直接增加就业的作用明显弱化，导致就业效应发生了变迁，发生变迁的原因有产业结构升级、外资政策变化、国际分工深化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等。钟辉（2005）通过对FDI在短、中、长期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做了动态的分析，指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成简单的正相关。在短期内，FDI起发动机的功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期FDI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尚不明确，长期FDI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但这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能否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造能力和竞争力。牟俊霖（2007）的研究也基本认同上述观点，由于初始阶段FDI主要是技术水平偏低的劳动密集型投资，所以1993年以前FDI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显著，但由于初期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因此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很显著；1993年以后，随着FDI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FDI的直接就业效应减小，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减弱。最新文献将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拓展到不完全流动，开始研究国际资本不完全流动下对经济的影响，并且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劳动力市场。
2、FDI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
就业质量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就业的层次、技能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技术水平。许多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增加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在技术扩散方面，东道国企业能够通过观察学习（K0izumi等，1977；K0lk0，1992；Das，1987）与外资公司之间的竞争（Cavs，1971；K0ll，1992）与外资公司之间的前向或后向商业往来（wang，1992）等来提升技术水平。就东道国对外资公司术溢出的吸收效果来看，芬德利（Findlay）（1978）的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率是它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增函数。也有研究显示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呈负相关或非相关，如布鲁尼（Imbriani）（1997）对流入意大利的FDI研究后发现，东道国与外资公司子公司的技术差距不大时，技术的溢出效应明显。哈达德（Haddad）等（1993）和布鲁斯汤姆（Bl0mstr0m）等（1999）对印尼制造业研究发现在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都不存在技术扩散效应。
FDI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有多种途径，最直接的渠道是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偏好。张帆，郑京平（1999）利用第三次全国普查资料，通过0LS回归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的影响，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劳动生产率较高、利润率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生产集中度较高和人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因此，可以认为跨国公司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吴晓东（2000）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认为，FDI通过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东道国工人的技能水平。
FDI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是，FDI的流入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赵莹（2003）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FDI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间接途径是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江小涓（2004）把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分为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合作效应、技术运用和市场开拓等几种途径；并把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列在第一位，而其后的几种效应也都隐含着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
此外，FDI刺激人们去追求教育，加速了整个经济的人力资本积累。FDI对东道国工人的信号效应途径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方面。在外资企业，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熟练劳动力能获得较高的工资报酬。工资报酬具有信号显示功能和预期效应，而个人教育决策又受预期收益的影响。因此，FDI与一定滞后期后的教育支出是呈正相关的，滞后期越长，这种效应可能越明显。陈飞翔、郭英（2005）认为，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是良性互动关系。FDI主要通过影响东道国的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张二震、任志成（2005）也认为，FDI会促进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为吸引FDI流入，政府必须要适应FDI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因此加大教育投入成为必然现象。同时，FDI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智力外流”现象，甚至还可能促成“智力回流”。
3、FDI对就业环境产生影响
就业环境包括劳动力在健康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就业机会后工作的稳定性，也包括劳动力在不同就业机会上所能获得的个性发展程度、就业安全感觉，更包括劳动力在就业时间内获得合理工资报酬、各种社会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内容，还包括劳动力失去劳动岗位以后生活得以保障的水平与程度。陈利敏（2002）对资本项目开放度对外资的就业效应的影响作了研究，认为由于当前外商投资结构存在问题，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会不利于稳定就业。
金喜在、徐向龙（2002）认为中国外资企业员工劳动就业环境现状不容乐观，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水平的提高、经济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环境的愈趋平等，外资企业将面临投资报酬递减的局面，裁员和工人下岗待业的情况开始在更多的外资企业中出现；（2）外资企业用工合同日趋短化；（3）员工社会保障存在歧视性。在外资企业中大多数员工被排除在大部分社会保障之外。
付王飞、何晓英（2001）认为，许多来自韩国、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型跨国公司，尤其是家庭型企业，雇佣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在这些工厂中，普遍存在劳动安全设施不足、工人缺乏社会保障、缺乏进一步培训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鲁斯（Roso）（2005）认为，中国大陆低廉的劳动力吸引大批外国跨国公司去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等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大陆工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其中台资、港资、韩资侵犯劳工权益最为严重，而西方公司则能较好地尊重工人的权益。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一般说来，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加是有贡献的。从整体上看，由于FDI是以企业形式把资本、技术和管理融为一体，客观上提供了一种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除了产生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之外，还会带入如管理与组织、企业家才能等中国所短缺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与中国丰裕的劳动力禀赋相结合。因此，FDI对拥有庞大劳动力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FDI的不同时期、不同方式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2）外资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3）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FDI促进了中国质量提升和空间集聚。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心其在生产链条中的地位问题，如果东道国劳动力永远做低端“打工者”，即使承接产业转移能有利于解决就业数量问题，但低收入的就业质量令人担忧。东道国能否获取更多的收入转移也取决于在承接过程中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因此，在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要特别关注产业转移对劳动力的技能升级作用。（4）FDI对就业环境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就业的不稳定性，这对中国吸引FDI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8.1.2 中国就业现状
在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到了中国的就业问题。作为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严重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都是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败、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就业压力，通过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政策，来实现促进就业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扩大了就业规模，使就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转轨时期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
然而，现阶段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现实国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就业压力依然存在，解决就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1996一200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553万增加到了83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1996年的3%上升至2007年的4%。
但是，近几年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3-2008年，中国就业人数从7.4亿人增到7.7亿人，平均每年增加800万人。与此同时，失业率得到了有效控制，2008年在劳动力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总数830万人，与2003年的800万人相比，增幅不大，城镇登记失业率4.0%与2003年的4.2%相比还有所下降，基本保持了就业局势的稳定，为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是，中国的就业结构还有待改善，从就业的产业分布来看，2003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从49.1：21.6：29.3；2008年这一比例关系转变为39.6：27.2：33.2，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稳步增长，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渠道。
1、外资企业就业概况
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逐年上升，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既高于外资的年均增长率又高于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年均增长率。
随着FDI数额的增加，中国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逐年上升，同时，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逐年扩大，1993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仅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0.22%，到2008年这一比重则增长到了2.1%，是1993年的5.3倍。从外资年增长率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年增长率的变化来看，1994年-2007年除个别年份外，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均高于FDI的年均增长率，1994年-2007年间，FDI年均增长率7.7%，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2.9%，比外资的年均增长率高出了5.2个百分点。此外，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年均增长率，1994-2007年间，全国就业总人数年增长率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1%左右，远远低于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年均12.9%的增长率。在中国就业总人数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对中国的就业贡献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年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1994年以来这一比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变化趋势的形成与近几年FDI产业投向的变化密不可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引资政策从注重引资的数量和规模逐步转变为提高引资质量和结构。外商投资的重点从纺织、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电子、通讯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服务业引资成为招商引资的新亮点，物流、咨询、金融、保险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引资步伐加快。由于这些行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因而限制了外资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发挥。另外，在进入方式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并购急剧扩张，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外资企业无法像绿地式投资那样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相反跨国并购后的企业往往会通过大幅裁员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这种并购后的裁员无疑会减少原来企业的就业人数，抑制外资企业就业总人数的增加。
2、外资企业在第一、二产业的分行业就业人数（以广东省为例）
由于外资在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难以统计，所以，在这里以利用外资较早、行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本丰富的广东省为例，来定性分析外资在不同行业间的就业分布现状。也能够相当程度上代表全国整体的一些情况。
在第一、二产业中，农林牧渔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较少，制造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最多。外资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较少，2007年该行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为200人，占广东省全部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总数的0.04%，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则仅为0.016%。制造业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2001年到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领域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从49.47万人增加到103.15万人，占全省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也相应增长，2001年这一比重为18.3%，2007年则上升为35%，其占所有外资企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增加较小，2001年-2007年七年间都保持在83%左右。第二产业其余各行业内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明显。除制造业外，第二产业中的采掘业、建筑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行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近年来都有所下降，其占本行业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都相应下降。其中，外资采掘业2003年一2007年连续五年就业人数均为0人。建筑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两个行业2003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3100人和2900人，到了2005年这两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增加到了5500人和3100人；其占各自行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也从0.87%和5.14%增加到1.30%和5.68%；占外资企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则从2003年的0.38%和0.335%变为2005年的0.44%和0.25%。
3、第三产业分行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以广东省为例）
由于从2002年开始中国实行了新的行业统计口径，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将1999-2002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的“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公共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合并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将“批发”、“零售”两个行业合并为“批发和零售业”；将“体育”与“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合并为“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将“居民服务业”从“社会服务业”中分离出来，改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将2003-2007年统计年鉴中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合并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将“教育”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合并为“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他行业分类不变。另外，由于在新的行业分类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个行业在2003年以前的行业分类里没有统计，因此暂未做分析。
在第三产业中，外资企业就业人员最多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两个行业，其次是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再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少的是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2007年广东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2.38万人，是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其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78%，占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则为4.78%。批发和零售业2007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2.66万人，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和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2.66%和2.66%。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占该行业就业人数的比重自2001年以来均出现过下降的趋势。2001年批发和零售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和占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2.83%和1.89%，而2005年则下降为2.17%和1.49%。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两个行业吸纳就业的人数也较多，2007年这两个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均超过了1.5万人，占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7.4%和9.3%，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则分别为1.3%和2.4%。从近7年的变化来看，这两个行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各自行业就业总人数以及占外资企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其中金融业的这种下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2007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两个行业就业人数都在5000人以下。2007年广东省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公共设施管理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5400人，占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2.2%，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0.44%。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也相对较低，只有3800多人，占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0.42%，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0.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与未列入我们考察范围，住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在这里被我们列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公共设施管理业，在2003年以前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均属于社会服务业范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服务业领域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比较多。
从上述分析来看，第三产业内外资企业就业人员分布最集中的几个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此外，金融与房地产业外资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比较显著，除上述行业外的其他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均比较少，2007年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为4200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则仅为3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