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太原到长安
（一）太原起兵
大业十三年（617）春，马邑军人刘武周杀死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称天子，国号定杨。不久，刘武周又攻下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并占据了隋炀帝的离宫——汾阳宫。李渊认为这是集中军队的好时机，于是对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如果不能尽快剿灭，当犯灭族之罪。”二人惧怕治罪，又计无所出，只好请李渊拿主意。于是李渊借机调动军队、粮廪，调整部署，安排亲信于要害部门，并下令招募军队。
李渊准备就绪后，借故处死了王威、高君雅，这一举动标志着李渊与隋朝彻底决裂。在正式兴兵进军关中之前，李渊认为必须先解决突厥这个后顾之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强弱悬殊不能硬来，于是李渊主动向突厥始毕可汗写信称臣，始毕允许与其讲和，并支持他代隋而立，自为皇帝。由于军中缺马，突厥又送来良马千匹到太原交易，并答应派军队协助李渊攻取关中。李渊考虑到突厥兵多，恐其骚扰百姓，所以只要求突厥派来少量的军队，以达到壮大声威的目的。
诸事齐备后，李渊打开太原的官仓，救济贫苦民众，争取民心，使得前来应募的贫民越来越多，二十日内得兵数万。然后派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统兵征讨不肯听命的西河郡丞高德儒。李氏兄弟军纪严明，百姓菜果非买不食，且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故军队士气很高，很快便攻下了西河郡，仅斩杀高德儒一人，此外秋毫无犯，不妄杀一人。从出兵到返回太原，前后仅用了九天时间。李渊对此战非常满意，认为有这样的军队可以纵横于天下了。
此战之后，李渊建置了大将军府，命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统军，封陇西公；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统军，封敦煌公；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太原。裴寂、刘文静、武士彟、温大雅、唐俭等均为大将军掾属，刘弘基、长孙顺德、王长谐（一作“阶”）等为各级统兵军官。至此，李渊借以争夺天下的军事、政治机构就基本组成，把改朝换代的愿望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了。
这年七月，李渊亲率大军三万从太原经西河向霍邑（今山西霍州）进军。在这里击败了隋将宋老生所率精锐军队二万，斩杀宋老生，攻下了霍邑。接着连下临汾（今山西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然后兵分两路，以主力渡过黄河攻取关中，另派一支军队开赴河东，对付驻守在那里的隋将屈突通。李渊派王长谐、刘弘基率兵渡河，很快攻占了韩城（今陕西韩城），然后率军南下，击败隋军，迫使驻守河东的隋军自断蒲津桥。李渊自己却率主力直下河东，隋军坚守城池不出，李渊乘机在这里渡过黄河。这时冯翊、永丰仓均为李渊军所占，京兆万年、醴泉（今陕西礼泉）等地官员也派人与李渊联系归降事宜。三秦士庶，郡县长吏，豪强子弟，扶老携幼来投者甚多。
李渊见民心可用，决定直攻长安。他命李建成率军数万屯于永丰仓，扼守潼关，命李世民、长孙顺德等率军数万，经高陵（今陕西高陵）、泾阳（今陕西泾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盩厔（今陕西周至）、鄠县迂回进攻长安。沿途吏民归顺者甚多，到达泾阳时，这支军队已经扩大到九万多人。后又会合了李神通和李渊女平阳公主所率的军队，声势更加壮大。
李神通是李渊的堂弟，太原起兵时他正在长安，为了躲避隋朝官吏逮捕，逃入鄠县山中，与史万宝等人聚兵响应李渊。平阳公主与丈夫柴绍也在长安，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曾密召其赴太原。柴绍认为夫妻同行易暴露，自己单独赴太原，平阳公主则潜回鄠县自己的别墅，散家财，聚徒众，起兵四处攻讨。多次击败来犯的隋军，陆续攻取了盩厔、武功、始平等地，组成了七万余人的大军。李渊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派柴绍率数百骑兵从华阴沿南山以迎公主。后来这支军队在渭北与李世民的军队会合，号称“娘子军”，参加了围攻长安的战斗。
这年十月，李渊也到达长安城外，并调李建成之军于长安城外汇集，使得大军总数达二十余万。这一时期辅佐代王杨侑留守长安的是隋刑部尚书卫玄、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等人。卫玄见势不妙，忧惧成疾，死于家中。只有阴世师、骨仪督军乘城，据守不降。十一月，李渊见诸军做好了攻城的准备，遂下令攻城。诸军奋勇向前，一举破城，俘获阴、骨二人，将其斩首。
镇守河东的隋将屈突通见长安已破，知道关中大势已去，遂率部向洛阳退去。李渊部将刘文静派骑兵追赶，屈突通部下溃不成军，纷纷解甲投降，屈突通本人被俘。解送长安后，被李渊免罪释放，并任命其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李渊派人招抚巴蜀之地，不费一兵一卒便使巴蜀之地归于李氏。自此，李渊便以长安为基地逐步稳定关中，并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二）隋帝禅位
李渊从太原起兵仅半年时间就攻占了长安，管辖区域包括今山西、关中、巴蜀等广大地区，奠定了帝业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立即登上皇帝宝座，而是拥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并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6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渊认为关中还有许多州县没有完全降服，关中人心还未完全稳定，加上国内还有许多势力强大的割据者没有放下尊隋的旗号，如瓦岗军李密、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等。各地一些隋朝官吏仍有相当的力量，如果急于称帝，势必会引来许多割据者和隋朝官吏的敌视，使自己陷于孤立的位置。还有一个原因使李渊不便马上称帝，即他是打着尊隋的旗号进入长安的，这时隋炀帝还没有死，马上撕破假面具必然暴露了自己政治上的虚伪性。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李渊只能奉杨侑为帝，把他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傀儡。既然尊隋，李渊为什么不尊隋炀帝呢？因为尊隋炀帝就无法实现他改朝换代的目的，且隋炀帝已搞得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既为广大人民所反对，又不为各地官吏所拥戴，没有多大的号召力了。
为了给改朝换代创造条件，李渊刚刚进入长安就宣布约法十二条，除杀人、抢劫、逃兵、叛逆者仍要处以死刑外，其余隋朝酷法苛政全部废除。此举对饱受隋朝暴政压迫的关中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最大的善政，从而使人心更加倾向于李氏。在尊杨侑为皇帝的同时，他自封为大丞相、唐王，并改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当然这一切还都要以杨侑的名义颁布。按照隋朝制度，藩王的命令只能称“教”，李渊的命令此时改称“令”，形式上与皇帝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当时还规定军国大事、礼乐征伐、兵马粮仗、文武百官全归大丞相掌管，这是李渊自己给自己封官授权。几天之后，他又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改封秦国公，李元吉改封齐国公，仍然留守太原。
义宁二年（618）二月，李渊又让隋帝杨侑任自己为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所谓“九锡”，是古代天子尊礼诸侯而赐给的九种器物，魏晋以来凡禅代者多以授九锡作为登基的前奏曲。李渊虽然急于改朝换代，但却不愿暴露得过于明显，所以他又拒绝接受九锡，只是将丞相府改为相国府而已。
同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人缢杀，另立秦王杨浩为帝。不久，王世充在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帝。这样就同时存在几个隋朝皇帝，至于各地的割据势力称帝称王的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改朝换代就不存在障碍了。于是李渊一面加快了登基的准备，一面又假惺惺地对隋炀帝之死表示悲痛，并率文武百官举哀于大兴殿后殿，当然这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给世人看，当不得真。
本来此时称帝已经是水到渠成，可是李渊还觉得戏演得不够，还要其部下开动脑筋再做些戏文。这年四月，杨侑下诏禅位于李渊，裴寂等率文武百官两千余人上书劝进，李渊退回上书，不肯接受禅位。裴寂等人又当面劝进，说什么“臣等为大唐将佐，陛下不为唐帝，我们只好辞官回家了，请陛下深思，给我们一个继续做官的余地”。李渊说：“裴公何必相逼太急，容我再慎重思考一下。”既不把话说绝，又不马上应承，可见李渊还是觉得文章没有做完。于是裴寂等人又编造了许多歌谣，伪称太原慧化尼、蜀郡卫元嵩等人所作，并说天下之人都在传唱，可见谣谶天降，违天不祥。这些谣谶的内容无非是说李氏当做皇帝，如慧化尼的歌谣说：“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十八子是一个“李”字，“八井唤三军”暗含一个“渊”字，紫云是绛色，白雀代表白色，当时唐王的旗帜杂用绛白之色。这一套东西并不新鲜，自古以来每逢改朝换代都会有人出来搞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表示新朝上膺天命，下顺民心。
经过再三劝进后，李渊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这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建都长安，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渊后来庙号高祖，是为唐高祖。
二、高祖及其后妃
（一）奢华的宫廷生活
唐高祖李渊的个人生活从来都是放纵的，早在任太原留守时就经常与裴寂饮酒作乐、弈棋赌博，连晋阳宫中隋炀帝的嫔妃都敢与之同宿。他还喜好声色犬马，甚至到了某种痴迷的程度。当了皇帝以后，虽然屡有臣下劝谏，希望他不要贪图安逸享受，他口头上表示接
唐高祖像受，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停止此类活动。武德元年（618），他下令太常寺到民间借得妇女衣裙五百套作为散乐百戏演出之服，准备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外表演。此时唐政权刚刚建立，府库尚不充裕，所以才到民间借服装。在条件尚不具备奢侈之时，宁愿向民间借用也要追求享乐，可见高祖对安逸享受的追求是多么的迫切。只是这一时期全国尚未统一，国家财力有限，使得他不得不对这种生活的追求稍稍有所收敛。
武德四年（621）以来，国内势力最强大的几个割据集团相继覆灭，国内基本统一，除了突厥尚有威胁外，唐朝的统治大体上已经巩固了。在这种情况下，高祖便放心大胆地追求起奢侈生活了。据《资治通鉴》卷190载：“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能够考知名字的小皇子和其生母即达十七人之多，即莫嫔生荆王元景，孙嫔生汉王元昌，尹德妃生酆王元亨，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崔嫔生邓王元裕，杨嫔生江王元祥，小杨嫔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礼，刘婕妤生道王元庆，杨美人生虢王元凤，张美人生霍王元轨，张宝林生郑王元懿，柳宝林生滕王元婴，王才人生彭王元则，鲁才人生密王元晓，张氏生周王元方。这些皇子绝大多数都是李渊当皇帝后出生的。据《旧唐书》记载，高祖共二十二子，除以上十七人外，均为其当皇帝前所生。
这是武德五年（622）时的情况。建国仅仅五年就已经拥有如此之多的内宠及小皇子，说明李渊自即位以来便始终没有放弃对女色的追求，否则绝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生下这么多的孩子，还不包括所生的小公主。作为一个皇帝，嫔妃成群，原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问题是仅仅数年时间就一下子增加了如此之多的子女，而且还是在天下尚未平定、战争频繁进行的形势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其精力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高祖还有强占他人之妻的恶行。刚刚攻下长安之时，他见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美丽，遂将其占为己有，还把人家丈夫清除出朝官的行列，贬到万年县去任职。辛处俭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要掉脑袋。
隋朝建大兴城（即长安），宫室建造得本来就非常壮丽，隋末天下大乱，但城池并未遭兵火破坏，宫室完好无损。唐朝建立后，高祖仍不满足，又加以整修粉饰，增建了披香殿、弘义宫等宫殿。此外还兴建了不少离宫。在关中有位于高陵县的龙跃宫，本为高祖之父李昞的外宅，李渊称帝后改为奉义宫，武德六年（623）改为龙跃宫。武功县有庆善宫，这是李渊的旧宅，唐太宗李世民的降生之所，武德元年（618）改为武功宫，武德六年改为庆善宫。长安通义坊有李渊的旧宅，武德六年改为通义宫。此外，在宜君县还有仁智宫，也是高祖兴建的离宫之一。这些离宫在建唐后都进行过规模不一的修葺或扩建，其中以庆善宫规模最大，不仅高祖在位期间到这里居住过，太宗李世民也曾多次临幸过这里。通义宫是否扩建过，史无记载，从义宁二年（618）李渊将其祖先四庙置于这里的相关记载来看，肯定进行过扩建，至少也进行过修葺粉饰。他还多次驾幸骊山温泉沐浴，一住多日，在当地肯定还有离宫存在。
高祖搞的这些营建活动与历代君主比起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一切却是在唐初生产衰退、社会凋敝的情况下为了个人享乐而进行的，则显然是不适宜的。
高祖还贪图珍宝，羡慕隋朝宫人的娇媚。李世民刚刚平定王世充，攻下洛阳，高祖没有派使者抚慰犒赏有功将士，反而急忙派贵妃等数人赶赴洛阳，为自己收取府库珍宝，挑选隋宫嫔妃、宫女。这些都是他骄奢淫逸思想的反映，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是比较少见的。
他还喜好田猎，稍有闲暇即外出围猎，甚至有一年之内数次田猎的现象发生。史籍记载的多为规模较大的围猎行动，小规模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皇帝狩猎与常人不同，每次出行必调动军队，百官侍从，场面浩大，耗时较长，往往要花费大量钱财，动用大量人力，而且也会延误国事。其不良影响还在于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劳师接驾，进献食品与土产，不仅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骚扰百姓也是在所难免，至于践踏庄稼、破坏生产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凡是忠于国事的历代贤臣，莫不反对皇帝田猎，犯颜直谏者比比皆是。
（二）皇后窦氏
李渊的皇后窦氏，是北周贵族窦毅之女。窦毅在隋朝任定州总管，封神武公。窦氏出生时就与众不同，据载其头发垂过颈部，三岁时发如体长。北周武帝非常喜欢她，把她接入宫中抚养。北周武帝曾娶突厥女为皇后，但却不喜欢这个异族女子，使其一度受到冷落。窦氏虽然年纪不大，但却很有见识。有一天，她私下对北周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旧唐书·后妃列传》）意思是说天下尚未太平，突厥势力强大，希望舅舅能以民众为重，控制自己的感情，对突厥女多加爱抚，只要能得到突厥的支持与帮助，则南陈、北齐就不能对北周构成威胁。北周武帝认为她说得很有道理，接受了她的意见。可见窦氏不仅容貌不凡，也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识。
后来隋文帝杨坚篡夺了北周的帝位，建立了隋朝。窦氏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旧唐书·后妃列传》）窦毅听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用手堵住女儿的嘴，唯恐她继续说下去被外人听到，招来灭族之祸。尽管如此，窦毅对女儿的胆识还是十分赞赏的，对其更加珍爱，不肯轻易嫁人。为了不使女儿误嫁常人，窦毅决定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他在自家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上门求婚的贵族公子皆要考校他们的本事，凡能射中孔雀两只眼睛的才能允其所求。前后求婚的年轻公子达数十人，都没有射中，只有李渊射二箭各中一目，这才答应与其成婚。
窦氏多才多艺，善写文章，尤精于书法，她仿李渊的字外人竟不能分辨。李渊之母在世时待下颇严，人皆畏惧。她晚年患有多种疾病，有时还非常沉重，每到这时，家中之人都不敢前往侍候，只有窦氏昼夜服侍，往往月余不脱衣衫。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李渊尚平安无事，仕途也比较顺利。隋炀帝即位后，性猜忌，且好声色犬马，李渊的好日子便不复存在了。大业中，李渊任扶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有骏马数匹，其妻窦氏深知隋炀帝喜好犬马，遂劝李渊将这几匹马献给皇帝，以免有人报告皇帝招来祸患。李渊靳惜难舍，犹豫不决，后来果然因此事遭到了贬责。李渊在吃了苦头后方才醒悟，认识到妻子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广求鹰犬，数次进献，才得以升任为将军。这时窦氏已亡，李渊流着眼泪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旧唐书·后妃列传》）因而更加思念亡故的妻子。
窦氏于隋炀帝大业九年（613）死于涿郡（今北京西南），终年四十五岁。唐朝建立后，追尊为太穆顺圣皇后。李渊虽然广纳嫔妃，但却未再立过皇后，说明他对窦氏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三）其他嫔妃
在皇后窦氏之外的嫔妃中，地位最高者当属楚王李智云之母万贵妃，由于窦皇后早亡，宫中诸事皆由其掌管。由于万贵妃毕竟年事已高，虽然受到高祖的尊敬，但却很难谈得上宠爱，于是当李世民之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为子并封为楚王后，万氏便被授予楚国太妃的名号，与其嗣孙李宽一起生活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宫中嫔妃中当以尹德妃地位最高了，而这位尹德妃却不是良善之辈。她为高祖生了酆王李元亨，且本人年轻貌美，很得高祖的宠爱。正因为如此，不仅尹德妃本人恃宠弄权，就连其亲属也横行于长安。如尹德妃的父亲阿鼠就是如此，他倚仗其势，骄横异常。有一次，秦王李世民的府僚杜如晦路过他家门口，被其家童仆数人拉下马来殴打了一顿，还折断了一根指头，并且大骂说：“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这还不算，阿鼠又恶人先告状，指使尹德妃在高祖面前哭诉，说什么“秦王左右陵暴妾家”（《资治通鉴》卷190）。高祖大怒，将李世民召入宫中痛斥了一顿，李世民再三辩解，高祖始终不肯相信。
张婕妤也是一个颇受高祖宠爱的嫔妃。秦王李世民攻下洛阳，消灭了割据于这里的王世充。由于淮安王李神通此次跟随秦王出征且立有战功，于是便赏给其良田数十顷。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中了这块土地，便通过其女向高祖索取。高祖同意了这一请求，颁敕将这块土地赐给张婕妤之父。然而李神通认为秦王赏给自己在前，而皇帝的命令在后，拒绝交出这块田地。张婕妤哭诉于高祖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把李世民召来斥责说：“我手敕不如汝教邪？”（《资治通鉴》卷190）“手敕”是皇帝的一种诏旨，“教”则是亲王、皇后等的命令。
前面已经论到，高祖拥有为数众多的嫔妃，除了尹德妃、张婕妤外，还有一些嫔妃也卷入到武德末年的政治斗争中去。据记载，秦王李世民每次侍宴于宫中，面对众多的嫔妃，想起自己的亲生母亲窦氏因早死不能见到他家获得天下，因而流泪不止。高祖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扫兴，因而很不高兴。而一些嫔妃尤其是那些生了小王的人，见高祖年纪已老，出于对自己与自己儿子的前途着想，便不能不对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百般示好，以便将来得到他的关照。她们也深知李建成与李世民关系不睦，为了讨好建成便乘机共同向高祖进言，说什么天下一统，海内无事，陛下年事已高，正应该娱乐快活，独秦王每次流涕不止，这是他憎恨我们这些人的缘故。陛下万岁之后，我们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一定会被诛杀殆尽的。从而使高祖对李世民很是不满。
在武德时期，突厥多次侵扰唐朝的边境，有时甚至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突厥的威胁，高祖往往派李世民率军抵御，没有打什么硬仗就使突厥退兵而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对李世民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他挟突厥以自重。李世民早年与太原起兵时的功臣刘文静关系密切，而刘文静却与突厥关系不同寻常，当年李渊称臣于突厥便是刘文静牵的线，因此李世民通过刘文静与突厥达成某种默契也不是不可能的。出于对李世民的防范，此后凡遇突厥侵扰，高祖有时便命李元吉与其共同领兵，以分其兵权。
在这个问题上宫中的嫔妃们也卷了进来，她们与太子李建成共同对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资治通鉴》卷191）高祖联系到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系，认为这些嫔妃的话不无道理。因此，自武德五年（622）之后便不再派李世民领兵出征了，住在长安，基本不准外出。
三、相互忌恨的兄弟
（一）咄咄逼人的秦王
在唐高祖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储君，而且在唐朝建立之初他已经就被立为太子了，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议。
另据记载，太原起兵时李渊曾对李世民许愿：“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李世民坚决不同意。攻占长安后，李渊自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资治通鉴》卷190）。这种说法恐是贞观史臣的虚构，不可尽信。在太原刚刚起兵之时， 胜负尚未可料，立谁为太子并非紧迫之事，怎么会提
房玄龄像到议事日程上呢？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李世民曾向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褚遂良提出要求观看起居注，理由是皇帝阅当代史可以知道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这样就能引以为鉴戒。按照皇帝不能查阅当代史的传统，褚遂良拒绝了太宗的请求。次年，太宗又向房玄龄要求观看国史，房玄龄畏惧天子之威，为保自己的地位，遂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给他观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于是要求“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7）。“六月四日事”，即指玄武门诛杀建成、元吉之事。“语多微文”，反倒容易使人产生怀疑，“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不至于使后人观史时疑神疑鬼，影响唐太宗的形象，这正是他这个主张的高明之处。问题是如何“直书”，能否实事求是地修史，这就很值得怀疑了。本来皇帝是不许观国史的，这是历代帝王都能遵守的一条准则，太宗偏偏要破坏这个传统，这样就不免要影响史官客观公正地修史，谁还敢再写皇
秦叔宝像帝的阴暗面？事实也证明，当时就存在房玄龄这样屈服于皇帝淫威的史臣，他连拒绝皇帝自观国史的勇气都没有，如何有胆量在史书中记载皇帝不光彩的一面呢？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武德时期修撰的，那时太宗尚未即皇帝位。这部书关于太原起兵的记载就与《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在不少问题上不同。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些晚出的史书已经有意无意地受到贞观史臣撰写的国史的影响。唐太宗自观国史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这些记载还要作分析，切不可盲目相信。在这类史书中一再杜撰唐高祖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他本人又再三辞谢，目的就在于掩盖他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的不合法性、杀兄诛弟的不道德性。
李世民萌发夺取太子之位的野心，是在他扫平其他割据势力取得统一全国的战争胜利后逐渐产生的。他认为自己的功业远远超过了其兄李建成，又拥有一大批各类人才，政治势力空前膨胀，因此就
尉迟敬德像不再满足仅仅当一个秦王，而力图登上权力的顶峰。
武德四年（621）以前，李世民的这种野心尚不明显。这一年他平定了窦建德、王世充等强大的割据势力，高祖因其功大，前代官职都不足以与之相称，特创天策上将一职以授。李世民本人也认为天下基本平定，于是开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薛收、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一批人兼任文学馆学士，号称秦王府十八学士。李世民本人在公事之暇，常到馆中与诸学士讨论文籍，有时甚至到夜晚才散。此事在当时影响颇大，“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资治通鉴》卷189）。“瀛洲”为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能到达者即可成仙。用此来比喻文学馆，可见到此任职是多么光彩，为士人所羡慕。李世民大开文学馆，目的有二：一是招揽人才，壮大势力；二是他认为自己武功赫赫，而在文艺方面尚有欠缺，开文学馆就是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这样在文武两个方面都可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扩大影响力，争取人心，为其谋夺太子之位创造条件。
实际上在此之前李世民就已经非常注意收揽人才了。如杜如晦，最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升任为陕州长史。房玄龄对李世民说：“余人不足惜，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资治通鉴》卷189）李世民大惊，遂奏请留下杜如晦继续在秦王府供职。房玄龄可谓深知李世民之心，他所说的“经营四方”四字已经将李世民的野心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李世民没有野心，陕州长史之职自然比王府兵曹参军这种闲职重要得多，可以更好地发挥杜如晦的才能，反正都是为朝廷出力，李世民为什么不愿杜如晦调走呢？可见其存有私心。史书还记载说，李世民每攻取一地，诸将皆争取金宝，唯有房玄龄招揽人物，致之秦王幕府中。“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资治通鉴》卷189）房玄龄的这些作为实际都是李世民授意的，至少也是获得其赞同的。
秦王府的许多谋士和猛将都是在削平割据的统一战争中陆续收揽进来的，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无不如此。他这样做也有与李建成争夺人才之意。以杜淹为例，他在洛阳被攻取后久久不得任命，准备投靠李建成，封德彝知道后恐“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旧唐书·杜淹传》）。
在平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经微服访问过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迎接时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只好以实相告。王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后，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可见王远知也是洞悉其心，故弄玄虚，以讨好李世民。所谓“圣人”，这里即指天子，李世民对这个称呼欣然接受，说明李世民这时已经萌生了当皇帝的念头。
攻下洛阳后，李世民并不急于班师回京，而是“分散钱帛，以树私惠”（《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也就是说，他想把东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故在当地大肆活动，以收买人心。不过这种活动却是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派宇文士及返回京师奏事，高祖对他说：“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资治通鉴》卷188）李世民分散钱帛就是按这个指令进行的，只是目的不纯罢了。说明李世民在扩大自己势力时采取了合法与不合法相结合的两种手段，竭力壮大秦王府队伍。
其实在武德四年之前，李世民就已经开始注意壮大个人势力，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只是步伐加快了，因而其野心也就更加暴露而已。如武德二年（619）时，李建成就对李世民日益壮大的势力感到压力颇大，“颇相猜忌”。说明李建成已经隐隐地感到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了。这年九月，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上书，劝谏太子不要无节制地饮酒，不要听信谗言，疏远亲兄弟。李建成听后很不高兴，依然如故，李纲无奈，上表请求辞去官职。表明建成兄弟之间钩心斗角的局面已经开始了。这一年高祖下诏处死了刘文静，李纲和李世民都先后出面求过情，说明这几个人为同一集团中人。高祖坚持处死了刘文静，实际上是打击了李世民，起到了削弱秦王府实力的作用。
（二）太子与齐王的联合
面对秦王李世民日益膨胀的势力，太子李建成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使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壮大东宫的实力，以便与秦王府相抗衡。武德五年（622）十一月，刘黑闼又一次举兵反唐，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马魏徵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卷190）这个建议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李建成建立功勋，以镇服天下人心，抵消李世民的功勋与影响；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这次出征，网罗人才，壮大实力。经高祖批准后，李建成率军出征，果然获得成功，不仅镇压了刘黑闼的反叛，更重要的是此举罗致了不少人物。河北地区后来就成了东宫集团的势力范围，李建成在这一带影响很大。
李建成此次河北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将幽州（今北京西南）总管罗艺拉入到东宫集团内。此人在隋朝任虎贲郎将，勇猛善战。隋末战乱期间，他镇压了多支农民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并攻取了涿郡一带。武德三年（620），他归顺了唐朝，唐高祖封其为燕王，赐姓李。李世民、李建成两次征讨刘黑闼时，他率军配合作战，斩获颇多，立有大功。后来他来到长安，朝见高祖，遂被留在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李建成为了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密派人跟从罗艺私调幽州精锐骑兵三百人，置于东宫诸坊。坊为一级军事编制单位。此事被人告发后，高祖严厉地谴责了李建成，罗艺因功高未问罪。李建成的这次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也有搞成功的事例。他曾经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之士两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于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长林门为东宫宫门之一，分为左右。
李建成另一成功之处，就是将其弟李元吉拉到了东宫集团中，使东宫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据载：“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资治通鉴》卷190）这一段记载歪曲史实之处不少。说李建成因喜好酒色田猎而失宠于高祖就不合情理。首先，高祖本人就喜好此类活动，如何反倒要求儿子生活检点。话又说回来，李建成身为太子，身边多几个女人，喜欢打猎饮酒，也算不上什么大的过失。李世民在这方面丝毫也不比其兄强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后面还要详谈，这里就不赘述了。既然李世民有这些“嗜好”，其父都没有责怪，又如何偏偏以这些生活问题厌恶李建成呢？其次，李建成也不是酒囊饭袋、酒色之徒。太原起兵时，他任左领军大都督，单独率一支军队，立下了不少战功。武德五年（622），扫平刘黑闼。次年，率军到原州（今宁夏固原），阻止了突厥的侵扰。只是由于他位居太子之尊，是未来的皇帝，所以不轻易领兵出征，因此显得不如李世民功勋卓著。至于李元吉，据载其能“力敌十夫”（刘《隋唐嘉话》卷上），曾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世民率精锐赴虎牢关对付窦建德时，命李元吉率大军继续围攻东都洛阳。李世民率军征讨刘黑闼时，李元吉也随军参战。后来李世民奉诏回京，“乃以兵属齐王元吉”，继续扫清残余敌军（《资治通鉴》卷190）。可见李元吉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尽管他曾经有过丧失太原的败绩，李世民不是也曾败于薛举吗？因此，不能以一战之胜负评价一个将领。然而李元吉骄逸放纵，名声欠佳，也是事实，但要说高祖因此而疏远他，则不符合史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高祖对李元吉的亲近程度要远胜于李世民。
在这场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元吉排行第四，根本没有取得继承权的可能，他本来可以不卷入这场斗争中来，即使卷入，为什么要加入李建成集团，而不站在李世民一方呢？史籍记载说：“元吉见秦王有大功，每怀妒害。”（《资治通鉴》卷191《考异》）又说：“但除秦王，取东宫易如反掌耳。”（《旧唐书·巢王元吉传》）根据这些记载看，似乎李元吉打算在除去李世民后再铲除李建成，自己当太子，故先站在建成一方共同对付李世民，然后再对付李建成。这些记载都颇值得怀疑。李元吉论其武功不但无法与李世民比，与李建成比亦逊色甚远，如果他妒忌李世民，为什么却不妒忌太子李建成呢？何况齐王府的实力与世民、建成任何一方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如何能说“取东宫易如反掌”呢？以他的实力、地位和威望，连杀两兄而夺取太子之位，谈何容易？再说这样做又如何能取得高祖的认可呢？李元吉再肤浅狂妄，这些道理也不能不明白。故以上记载很可能又是贞观史臣的诬枉曲笔，不可盲目相信。
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方的真正原因是：其一，建成性宽厚，兄弟之间关系比较好处。有一次，李元吉欲刺杀李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资治通鉴》卷191）。因为当时矛盾还没有激化，所以建成顾及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李建成对政敌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忍下毒手，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仁厚又容易相处的人。而李世民执法严厉，李元吉又有弃太原逃跑的不光彩记录，加之本人又放纵狂躁，他感到如果李世民将来即位，自己很难为所欲为，而在李建成手下则要悠闲自在得多。因此，他选择支持李建成而反对李世民，实际上是选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其二，李元吉本人又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看到两位兄长的争斗在所难免，欲借机依靠一方以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建成、世民两方中，李元吉可能认为李建成是嫡长子，又是在位的太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所以他把赌注下在建成一方，觉得这样可能把握大一些，未必是想自己当皇帝。
（三）兄弟构陷与后宫倾轧
面对儿子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唐高祖采取了试图缓和冲突、平衡双方关系的办法，他不想也不愿看到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曾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愿学隋文帝诛杀任何一位亲骨肉。尽管他对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系很不满意，并已觉察到李世民的勃勃野心，却没有对他采取过任何措施。当他发现李建成、李元吉某些暗害李世民的不轨行为，也没有及时阻止，事后也不加追究。
有一次，李元吉当面向高祖请求，要他下诏诛杀李世民。高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四海之功，又没有谋反的证据，杀之无名。李元吉说：当初平定王世充时，秦王迟迟不愿班师回京，并散发金帛，拉拢人心，以树私恩，难道不是想谋反吗？高祖仍坚决不同意对李世民采取行动。李元吉敢当着高祖的面公然要求铲除李世民，毫不隐晦，说明高祖对李世民的确猜疑颇深，因此李元吉才敢这样赤裸裸地提出要求。但从高祖迟疑不决的态度看，说明他仍想维持平衡，协调双方的关系，结果反而使双方对峙的形势更加严峻。
在太子东宫集团中，齐王李元吉是一个性格狂躁凶残的人，而李建成却是一个性格比较宽厚的人，他与李世民的矛盾完全是一种自卫行为，即保住已有的太子地位。如果不是李世民咄咄逼人，谋夺皇位的继承权，以李建成之为人，是不会主动对李世民采取行动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有一次，李世民与高祖一同到齐王府去，李元吉命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内，打算刺杀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心中不忍，坚决制止。李元吉非常不高兴地说：“为兄计，于我何害？”（《新唐书·巢王元吉传》）这就说明不到矛盾异常激化万不得已时，李建成不会采取血腥手段，这也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李元吉则不同了，他招纳亡命与壮士，厚加赏赐，使之为自己卖命。他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谋害李世民。齐王府典签裴宣俨被免官后投入秦王府任职，李元吉担心他泄露自己的阴谋，派人用毒酒鸩杀。在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两起谋害秦王李世民的事件，虽是李建成出面干的，恐怕与李元吉也不无关系。武德七年（624），高祖与太子、秦王、齐王等到长安以南打猎，高祖命三兄弟驰射角胜。李建成有一匹胡马，健壮高大，但却易于颠仆，常把骑手摔于马下。李建成便把这匹马交给李世民骑乘，并且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骑着这匹马追逐野鹿，此马连蹶三次，李世民每次都机警地跳下马背，丝毫没有受伤。事后，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他们想用这匹马来害我，生死有命，一匹马如何能害得了我！李建成听到后，指使宫中嫔妃对高祖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资治通鉴》卷191）高祖大怒，将他们兄弟三人召入宫中，当着建成、元吉的面斥责李世民急于谋取大位。李世民再三辩解，高祖不听，只好要求司法部门来核查此事。正在此时，忽报突厥犯边，高祖只好暂时放过此事，与李世民商议退敌之策。旧史记载说：“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资治通鉴》卷191）
还有一次，李建成夜请李世民赴宴，席间饮酒不少。返回秦王府后，李世民突然心痛不止，“吐血数升”。此事李元吉也参与了。高祖闻知李世民有恙，亲来看视，并告诫李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事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前夕，使人颇怀疑这种记载的真实性。以李世民之精明强干，在蹶马事件之后不会不对建成、元吉的举动有所警惕，如何会轻率地赴宴而不考虑其中有阴谋存在？此事发生在临战前夕，此时双方的斗争已经白热化，李世民也决定对其兄弟下毒手，在这种关键时刻，如何肯自己送上门去让对方算计？还有一点疑问，建成与元吉既已决定毒死世民，必然使用毒性猛烈之药，焉能使对方死里逃生？旧史之所以如此记载，无非是为随后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找借口，给人以李世民杀兄诛弟是后发制人被逼无奈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也使人颇费思量。高祖见自己的儿子们势同水火，矛盾很难调和，便对李世民说，太原举兵，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太子，你又坚辞不干，“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看来你们兄弟很难相容，同处京师，必起纷争，我打算让你回到洛阳陕东大行台任上，自陕州以东的地盘归你管辖，“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李世民涕泣不愿远离高祖膝下。高祖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建成与元吉商议此事，一致认为如果让李世民到了洛阳，拥有地盘和军队，就更加难以对付了，“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他们指令一些人上书高祖，说秦王的部下听说要到东都洛阳去，无不欢喜雀跃，观其状况，恐怕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于是高祖又打消了允许李世民东往的念头（以上见《资治通鉴》卷191）。
以上这种记载同样不可信。李渊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皇帝，如何会昏庸到允许两个皇子都打天子旌旗，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搞不好还会导致双方爆发战争，李渊既不愿兄弟相残，如何会愿意看到兄弟之间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杀个你死我活呢？这样不仅不能避免同室操戈的悲剧发生，还会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的局面发生。因此，高祖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旧史臣之所以如此编造虚构，是因为如果如实记载李世民抢夺帝位，有损于唐太宗的所谓明君形象。然而人为编造的历史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高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持和平衡斗争双方的立场慢慢地向建成、元吉一方倾斜。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他对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不放心外，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以及尹、张等嫔妃的作用也是促使他改变立场的一个因素。高祖感到朝廷内部实实在在存在着一种对自己皇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就来自于秦王府集团。于是他准备采取行动，消除这种威胁。武德九年（626）六月，正在秦王府上下紧张准备将要发动政变之际，高祖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不测，在建成、元吉等人的鼓动下打算将李世民逮捕治罪。这时，与秦王府关系密切的宰相陈叔达向高祖进谏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资治通鉴》卷191）在这里陈叔达实际上是对高祖进行了恐吓，经此一吓，再加上高祖确实也没有抓住李世民什么明显把柄，同时他也对问题的迫切性认识不足，没有料到几天内将会爆发政变，于是就打消了立即解决秦王府集团的念头，改为逐步削弱其实力的缓招。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祖在关键时刻的优柔寡断造成了自己政治生涯终结的严重后果。
后来在贞观初期，已经如愿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加拜陈叔达为礼部尚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旧唐书·陈叔达传》）指的就是上面这件事。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为了能够得到后宫嫔妃们的帮助，李建成、李元吉不惜珍宝器玩赂遗诸嫔妃，指使她们在高祖面前多多美言，尤其对尹德妃、张婕妤二人更是曲意奉承，无所不至。有些旧史甚至说李建成与尹德妃、张婕妤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事恐怕不可尽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190）这种态度是比较慎重的。尹、张二人时常对李建成集团美言，一方面是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另一方面她们的亲属多被安排在太子东宫做官，受到李建成很好的关照，这才是她们甘愿为李建成游说的重要原因。她们对高祖说：“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可见为其母子将来的利益与前途着想，她们也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李建成能够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上。
尹、张二人痛恨李世民的原因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就不多说了，其他嫔妃不满李世民也是有原因的。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高祖曾派贵妃等数人到洛阳收取隋宫珍宝及宫人，贵妃等私下向李世民求取宝货，并为其亲属求官。李世民说，宝货皆已登记造册并上奏天子，官职应当授予功臣和贤才。拒绝了她们的请求，由此引起了她们的怨恨。当然有些嫔妃为将来的生活出路考虑，而李建成是现任的太子，最有可能继承皇帝之位，这也是她们在这场兄弟相争的斗争中转而支持李建成的重要原因。
不过对于史籍记载的这些有关后宫嫔妃参与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不可盲目全信。要说尹德妃、张婕妤等人痛恨李世民，有事实依据，要说其他嫔妃都痛恨李世民，恐怕不能尽信。前面曾列举了十余位生有皇子的高祖嫔妃，除了尹、张等少数人外不可能全部都得宠。其中大多数人品阶很低，如王才人、鲁才人，为正五品；张宝林、柳宝林，为正六品。还有没有封号只以姓氏相称的人，大概是没有品阶的宫女，她们如何都能有政治能量而卷入这场斗争中？从新旧《唐书》所记的“高祖诸子传”看，绝大部分人都无卷入这场斗争的记载。再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向李世民讨要宝货的贵妃，唐制规定其为正一品，地位仅次于皇后，高祖在元配窦氏死后没有立过皇后，因此这位贵妃在嫔妃中地位应该最高，尹德妃虽也是正一品，但却排在贵妃、淑妃之后。如果这位贵妃是前面提到过的万贵妃，史籍中就应该明确记载其姓氏，可是在这里却没有记载，反倒是那些地位比她低得多的嫔妃却清楚地记有其姓氏，看来这种记载也是值得怀疑的。
史籍中如此大肆张扬李建成、李元吉与高祖嫔妃的关系，无非是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孤立地位，在朝廷中找不到更多的政治力量支持，只能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在后宫中施展阴谋，而李世民又如何正义凛然，不搞不正当的活动。
为了使这些记载更加可信，旧史臣们在史籍中又写道：“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资治通鉴》卷190）事实真的如此吗？从旧史臣删改后而保留下来的极少史料看，也足以证明李世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建成、元吉逊色。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在这场斗争中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她为了帮助李世民争取高祖的同情，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载：“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旧唐书·后妃列传》）说明李世民通过自己的妻子对高祖与嫔妃们做工作，比李建成、李元吉亲自出马要来得高明，同时也隐蔽得多，不易为外界察觉。干此类事仅有甜言蜜语恐怕不行，李世民也和其兄弟一样，不惜金宝进行贿赂。李建成曾对李元吉说过：“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说李世民金宝多，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连年的战争中，李世民先后攻占了大量的城池和地盘，必然获得了巨额的财宝，尤其是攻占隋朝东都洛阳，获得的财宝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李世民不可能全部据为己有，但其收获颇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才感到忧虑。因此，在这场争夺太子之位的争斗中，通过后宫嫔妃向高祖施加影响，李建成、李世民双方不约而同地都做过此类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无本质的区别。
四、玄武门之变
（一）东宫密谋
为了除掉李世民，李建成集团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武德七年（624）发生的杨文干之乱便是其中的一次。
这年六月，唐高祖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李元吉也陪同前往，命李建成留守长安。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曾在东宫任职，是李建成的亲信。李建成为了扩大军事力量，利用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命令杨文干私招壮士送到长安，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押送铠甲到庆州，交给杨文干以供起事之用。在高祖临行前，李建成秘密会见李元吉，要他乘此机会与杨文干里应外合，铲除李世民，并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资治通鉴》卷191）。庆州与仁智宫所在的宜君县相距不远，杨文干举兵围攻仁智宫，周围州县很难及时救援。而李世民身边所带亲信有限，秦王府中人无法保护他的安全，一旦事发，李世民的确非常危险。
尔朱焕、桥公山二人在途中大约感到此事风险太大，因为此举也威胁到高祖的安全，弄不好就是灭族之罪。当他们行进到豳州（今陕西彬县）时，遂向当地官员告发了此事。豳州急忙派人到仁智宫向高祖进奏说：太子命杨文干举兵，表里相应，围攻仁智宫。宁州（今甘肃宁县）人杜凤也探知此事，跑到仁智宫告发。高祖非常震怒，颁诏命李建成速到仁智宫来。李建成自然知道召他前去的真正原因，畏惧不敢前往，后在其部下的劝告下决定前往仁智宫负荆请罪。李建成自知此罪不轻，见到高祖连连叩头，由于用力过猛，几乎昏绝死去。高祖怒气不解，当夜仅给他食以麦饭，并且关押起来，命专人看守。
杨文干得知这个消息后索性举兵反叛。高祖见事情紧急，担心发生突然变故，不敢继续住在宫中，遂在杨文干叛乱的当夜带领卫士向南走出山中，待了一夜后，见没有发生意外之事，天明后才返回宫中。可见此事对高祖影响之大，弄得他疑神疑鬼，不得安宁。与此同时，他又派大将钱九陇、杨师道率军征讨杨文干。即使如此，他仍不放心，与李世民商议如何对付。李世民认为杨文干不足虑，高祖却认为此事牵涉李建成，恐怕响应参加者不少，要求李世民亲自领兵征讨，并许愿说：“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资治通鉴》卷191）可见直到此时高祖仍不愿处死建成。这次他对李世民的许愿是因为杨文干起兵之事，已经超出了兄弟相争的范围，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安全，他在盛怒之下想罢废太子，以换取李世民亲自出马平叛。这是高祖第一次向李世民许诺立他为太子，也是史籍记载的许多许诺中唯一可信的一次。
在太子之位的诱惑下李世民欣然率军出征。七月，杨文干军已经攻陷了宁州，并将官吏、百姓驱赶到百家堡（今甘肃庆阳西北），实际上是畏惧李世民神威，不敢正面对抗，打算向西北逃窜。李世民大军刚抵达宁州，杨文干的军队就闻讯溃散了，杨文干本人被其部下所
程知节像杀。杨文干的叛乱就这样很快被平定了。
李世民离开仁智宫不久，李元吉与一些嫔妃轮番向高祖求情，要求赦免李建成。重要大臣封德彝也出面为李建成斡旋。内外合力，日夜不息，终于使高祖又改变了主意，不仅赦免了李建成，还命他仍旧留守京师，唯责以兄弟不和，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
杨文干之乱的平定并没有使李建成集团就此止步，反而使针对秦王府的阴谋变本加厉地进行了。他们认为李世民争夺太子的本钱主要是其拥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秦王府中的谋士猛将，只要针对此采取分化与收买的办法就可削弱其实力，使其无力与自己相争。
他们收买的第一目标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此人本是刘武周、宋金刚的部将，李世民征讨宋金刚时招降了他。在以后的战争中，尉迟敬德屡立战功，成为秦王府中最忠实的勇将。李建成为了拉拢他，秘密赠送了一车金银器，并写信招其脱离秦王府，被敬德婉言谢绝。敬德还把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资治通鉴》卷191）李世民既赞扬了敬德的忠贞不贰，同时又埋怨他不知权变，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打入对方内部刺探情报。此计失败后，李元吉又派人夜间刺杀敬德。敬德知有刺客，大开房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门口，畏惧敬德骁勇，始终不敢下手。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遂通过高祖之手将敬德下狱治罪，准备处死。李世民当然知道此举的真实目的，遂据理力争，高祖因无证据，只好又释放了敬德。
李建成集团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便是程知节。此人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在扫平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这时任左一马军总管，封宿国公。建成、元吉等奏请将程知节调任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程知节见形势紧迫，遂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资治通鉴》卷191）同时，建成还以金帛招诱秦王府右二护军段志玄，也没有获得成功。
除了打击和收买秦王府武将外，李建成还对其谋士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们认为秦王府的智谋之士最可怕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只要将此二人除去，余人均不可惮。于是通过高祖将房、杜二人驱逐出秦王府，勒令归第，以后不许私谒李世民。房、杜二人是秦王府的智囊人物，重大决策往往都要他们参与决策，他们二人的被逐对秦王府打击最为沉重。
就在此时，突厥数万骑入塞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境内）。由于高祖对李世民掌握兵权不放心，遂根据李建成的建议派李元吉率大军援救乌城。他们还商定利用这次机会对李世民下手。首先，他们要求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并简选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充实元吉的军队。这一举动异常狠毒，将使李世民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这场斗争中束手待毙。高祖当然清楚地了解这一举动所包含的真正目的，然而他还是同意了建成、元吉的请求，可见高祖的立场已经完全转到了建成一方。
李建成还向元吉授意说，出征之时自己将与李世民一同到昆明池为你饯行，在宴席间“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敬德等秦王府将士既入你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旧唐书·巢王元吉传》）李建成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高祖已经完全倒向己方，如果二人阴谋一旦得逞，高祖虽不信“暴卒”之说，但也不会追究。关于李元吉坑杀秦王府将士也不是做不到，只要看一下李元吉此次所统率的军队就非常清楚了。此次元吉统率的军队是罗艺所率的天节军和张谨的天纪军，前者是东宫集团中人，已见前述，张谨虽不是东宫集团的人，但也不属于李世民集团，只听命于皇帝而已。有这样数万精锐大军，李元吉要诛杀人数并不占优势的秦王府将士，还不是易如反掌。可见，此次出征建成和元吉在抽调军队时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做了精心的选择，将与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的将领所统率的军队完全排除在外。
（二）北门喋血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世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实际上他早就有所准备，并及时地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他在建成、元吉收买分化秦王府将士之前就已开始了收买拉拢东宫集团中人的行动，并且取得了成功，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这就是太子率更丞王晊和驻守玄武门的将军常何。当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诛杀李世民和他的部下将士时，王晊秘密地把这个计划报告了李世民。而常何的作用则体现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上，使秦王府的军队顺利地埋伏于玄武门，而建成、元吉自以为玄武门为自己人把守，心无疑虑，结果措手不及，以至于丧命。
得知东宫集团的密谋后，秦王府的人开始焦虑不安起来，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敬德对李世民说，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敬德将窜身于草泽，不能留下来受死。长孙无忌也极力主张早动手，以武力解决东宫集团，并威胁说如果大王不听敬德之言，不仅敬德将逃走，臣也相随而去。敬德还进一步鼓励说：“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资治通鉴》卷191）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李世民早已决心发动政变，并且已部署完毕。
然而李世民却不急于下令举事，还说什么“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191）也就是李世民不愿先发制人，而想后发制人。李世民曾命张公谨进行占卜，以决吉凶。张公谨取龟投地，激动地说：“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资治通鉴》卷191）
但是李世民仍然迟疑不决，不愿首先动手。在这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世民是主动的一方，如果不是他咄咄逼人，谋取太子之位，李建成本来就是合法的皇帝继承人，又何必和李世民争得你死我活呢？然在此时此刻李世民又成为被动的一方，本应力争主动，先发制人，却反倒犹豫不决，这种现象很是令人玩味。
李世民的彷徨犹豫并非顾虑承担诛杀建成、元吉的责任，而是对其父李渊的介入感到棘手，不好处理。因为李世民要夺取的不仅是太子之位，还不可避免地要将其父赶下台，否则胜利就不彻底、不牢靠，而要对付自己的父亲，除了要认真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外，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和李渊闹翻的社会后果。当时的社会十分重视孝道。当年李渊葬母，赤脚行走了二十余里，脚底磨破，鲜血淋漓。李世民之母死，他守孝三年，悲伤过度，以至于扶杖而行。李世民口口声声强调孝道，素重名节，自己的这次行动如果成功，那就是天下之主，如果因此落下无君、无父、不孝、不悌的恶名，将无以立足于世。所以他大伤脑筋，百思不得其解。尉迟敬德、张公谨等人的话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自然使他无法痛下决心。
李世民的这个心思又不便对部下明说，于是他再次征求意见，希望有人能解决他心中的疑虑。秦王府到底不乏聪明智谋之士，有人看出了他的心思，问李世民曰：大王以为舜是何等样人？回答说：圣人也。于是此人就列举了舜的父亲和舜的故事，说舜的父亲瞽瞍要害死舜，就命他去浚井，却把舜封在井中；又命舜去修理粮仓，却抽去阶梯并放火焚烧，欲烧死舜，舜不肯遵父命而死，都设法逃了出来。《孔子家语》中说：“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所以舜的行为仍不失孝悌之道，历代都奉他为万世帝王之表（以上见《资治通鉴》卷191）。这一席话解决了李世民心中的疑虑，使他决心仿效舜的行为大干一场。李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瞽瞍与舜是父子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席话是针对李世民和李渊的关系而发表的议论，可见李世民要发动政变不仅是要解决建成、元吉的问题，其矛头也直指高祖李渊，最终目的是要把李渊从皇帝的宝座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旧史中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做了手脚，掩盖了玄武门之变中的许多史实以及政变的目的，但是从这些隐晦的语言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秦王府中人思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所在。
至此，李世民的顾虑全消，决心放开手脚大干了。他命令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人，以便最后确定具体部署。房、杜二人由于与秦王府隔绝，还不知道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不了解李世民已经痛下决心，遂简单地回答说：“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李世民大怒，对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竟敢叛我！”于是取所佩刀授予敬德，对他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秘密来见房、杜，对他们说：“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资治通鉴》卷191）于是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同行，敬德从另一条路走，会齐于秦王府。
正当秦王府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事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李世民的政变流产。这件事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太白星屡现于白天，太史令傅奕密奏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旧唐书·傅奕传》）这一天文现象《新唐书·天文志》也有记载。对于这一星象，古人解释为凶兆、灾变一类，主兵丧、谋逆、更王，即更换君主。高祖得到这一奏报，当然非常震惊，遂于六月三日召见李世民，并将傅奕的奏状拿给他看。此事并非虚构，因为《天文志》上也有这一星象的记录。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曾对傅奕说过这样的话：“汝前所奏，几累于我。”（《旧唐书·傅奕传》）可见当时李世民的确相当狼狈。不过李世民毕竟不同于常人，他在这一变故面前还是沉住了气，上奏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