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春秋时属吴，秦行郡县，属海盐县，县治在今上海市金山区东南境之柘林一带。仅仅十年，县治陷为湖泊，迁武原乡，即今平湖市县城外之东湖一片。不料三百年始过，到公元127年，海盐县治又陷为湖泊，名为当湖。按《说文》：“当，田相值也”意，当湖，即是湖原为田地之意，后又有东夷洲、东湖之称。明宣德五年（1430），从海盐县分出大易、武原、齐景、华亭四乡，设平湖县。
东湖，既是平湖县的别称之一，更是东临平湖县城的一自然形胜。东湖水连九派，上游承天目山、太湖来水，下有黄浦江潮汛顶托。平日湖水荡荡，水面辽阔。千百年来，以她为中枢的河网水系，更无声地养育了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平湖儿女。
离平湖县城西约五公里处有金龙浜村，以此自然村为主要聚居地，生息繁衍着一支金姓氏族。
此支金氏，有《允古堂·金氏家谱》传世，张筠秋的丈夫，原中共当湖支部党员的金洪声，列《金氏家谱》第十五世。
据《金氏家谱》记载，其先祖是金森，字首赓，元末明初人，并说他是“内阁中书”。
金森是不是“内阁中书”？
据我们查考，“内阁中书”云云，恐怕是金氏子孙代代口授相传中的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质以明史《职官志》，明初无内阁中书之职。“内阁中书”一职，始设于清代。《金氏家谱》成文在清代，是金氏后人以清代官制附会明代的事了。
那么，明初的“中书”，究竟是怎样一种官职？这又要分洪武初与永乐初以后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洪武初，朱明王朝建立时期，洪武元年至十三年，即1368—1380年这十三年间。明初袭元制，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为进一步加强皇权，以“通倭通虏谋不轨”的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了沿用七百多年的中书省。
第二种情形，是在永乐初以后设中书科的中书舍人，时间大约是在永乐元年（1403）后不久。中书舍人共二十人，分值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值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制敕房中书舍人四种，官职为从七品。此时的中书舍人实际任务仅是照例书写诰敕而已，权力和地位与明洪武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大不如前了。
首赓的中书官职，是属于洪武十三年前在权力中枢中书省供职的官员，还是永乐初后仅司书写职事的中书舍人。从首赓的年龄上讲，似都有可能，但我们倾向于前者。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若首赓确是在洪武十三年前的中书省中任职，其职位也是最低的正六品或正七品的官员，所以名不见经传。
胡惟庸案在洪武年间，是震动全国朝野的第一大案。此案从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全家抄斩开始，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该案的另一主犯靖宁侯叶升坐通胡惟庸狱，最后被捕杀为止，历时十二年，诛杀文臣武将多达三万余人，其中涉案国公一、侯二十一。
大概是因为首赓官职较低，且与左丞相胡惟庸的关系不甚密切，才能在这诛杀数万人的大案中得以幸免，其长子还可以保全而迁居至嘉邑（今浙江省嘉兴）。
首赓娶葛氏，生两子：长子玉，字竹坡，取得贡生资格，但未被授予官职。次子壁，字竹溪。
竹坡在明洪武初年携妻葛氏从马场桥迁居嘉邑上七庄竹啸村。从此，此支金氏在嘉邑生息繁衍，竹坡被奉为始迁祖。
首赓的次子壁娶毛氏，子孙是否仍居马场桥，在《金氏家谱》中没有继续的记载。
竹啸村在清代已隶属平湖县，后来改名金陆浜。这一更改，还与金家在清道光年间的一段传奇遭遇有关，我们将在稍后讲述。“陆”与“龙”在当地读音相近，且“龙”字在图腾意义上更加洪亮，所以当地居民大多写作“金龙浜”，现在已作为正式地名。
解放后，金龙浜村一度又归属嘉兴县曹桥乡，该乡1958年建立曹桥人民公社并划归平湖县，现属平湖市曹桥街道。
金龙浜的自然地貌，与星罗棋布地撒在江南杭嘉湖水网地带的其他千千万万个自然村落一般，临流水而居，得饮水灌溉舟楫之便。河港浜汊之间，铺陈着大小不一的水田旱地，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一代代水乡子民，提供衣食之源。
当然金龙浜也有它的特异之处，人一旦身临其地厕身其间，风来水去，顿生一种袖里乾坤、宾至如归之感，让人觉得分外的静谧与安憩。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在金龙浜方圆不到三公里的范围内，竟接连发现朱王庙遗址、图泽遗址、李墩遗址、俞家埭遗址等四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遗址，及陆家坟遗存、古城遗存两处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堆积。排列程度之密，不由令现时的人们对此一带的风水地舆充满神秘的遐想和刮目相观。金氏先祖远道而来卜居此地，竟与人类先祖的择地而居如此声息相通，不能不钦服于他们的踏勘目光。
金竹坡的迁出地马场桥，望文生义应该是一个最单元的村落地名，所属何省何州何县，语焉不详。这种神龙见头不见尾的记载，似乎坐实了我们对这场搬迁与当时政坛恶风腥雨的“通倭通虏谋不轨”的胡惟庸案有关的猜测。而《金氏家谱》宁奉贡生而未授官职的竹坡为家族的始迁祖，而未奉任中书官职的金森为始祖，在中国历来崇尚门第有点影子就攀龙附凤的传统中，这种不合常制的记载，确也透露出一点世事和宦海中的波诡云谲。
竹坡去世后葬于赵泾坊乌字圩五十六号，此地在清代已属平湖县。竹坡以下六代子孙基本上都葬于竹坡墓周围，所以此墓地是允古堂金家族的共同祖茔。家谱中载有一篇制订于咸丰九年的“祭规”，说竹坡以下已传了十七世，四百年来分支轮祭。家族有祭产，包括田产和几处水港，每年的租米和水港租金归该年轮到主祭的那一家收取。祭祖必在每年的清明节举行，风雨不改。先祭始祖竹坡及其他共同祖先，然后各家分祭。最后参加祭祖的数百人都到主祭家“饮福”，也就是喝酒吃饭，意思是享受祖宗留下的福泽。
金洪声胞弟金舜仪在回忆当年亲历的清明祭祖情景时说：轮到主祭的人家要准备六只条箱的供品，有整猪整羊等牺牲和各式其他的物品。由人抬着，先到祠堂上供。一行人跟着来到祠堂，时辰一到，点烛焚香，祭祀开始。子孙们按辈分一批批叩头拜揖行礼，心中念念有词请求祖宗保佑。祠堂祭罢，再将供品抬到先祖坟前，供于石制的供桌上。包括始迁祖在内的列祖列宗主坟的祭祀叫摆“二十四桌”，意思要办二十四桌“饮福”酒，可见参加祭拜的人数之众。
但绵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二十四桌”的饮福酒已呈节俭之态，再加上只要是金氏子孙都可泽被得享，而各人的家境又富庶贫寒不同。所以金舜仪说，他们已经不大愿意再去吃“二十四桌”的饮福了。他们重视的是另一场祭祀——他们祖父锡昌忌日的那回祭奠。供品中特异之处是一盆雪白的棉花和一盆煮熟的番薯，参加者是三房子孙，四桌酒，菜中有当令新上市的河蟹。
金氏家族最后一次续修家谱是在民国十二年，由十五世孙金元愧和十六世孙金燮主事。金元愧写了一篇“葺谱序”，总结了家族四百多年的概况。他说：“我族自竹坡公迁居于宇圩，尔来一十有七世矣，虽无大富大贵显名于当地者，亦无大奸大慝贻笑于后代者。率皆礼仪自守，勤俭持家，名誉不出里门，科举止于黉序，半耕半读，聚族而居。虽南北两支都以经商起家，然积资不过百万，积田不过百顷。数百年来一如其旧，岂非俭朴成风，子孙相守勿替也哉。乃近年以来，小康者厌乡居之鄙陋，慕城郭之繁华，迁于当湖者十余家，而居于乡者大都贫乏无资。”
上文中所说“科举止于黉序”，意思是无人曾列名举人榜。虽无中举之人，但家族中有官职或爵位的人还是有。事情的始末，还要从金洪声的曾祖父、祖父在道光年间历洪杨之变及竹啸村的更名说起。
金垠（1810—1860），字东山，监生，列《金氏家谱》十二世，是金洪声的曾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太平天国时期。
历时十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架构的诸层面，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撞击、震撼。而颠荡于滚滚洪流中的单个家庭或个人，更会发生命运根本的转折。金垠一家的命运就经历了传奇式的悲喜沉浮。
清道光三十年（1851）发轫于广西金田村的洪杨之变，战火蔓延到浙江嘉兴、平湖一带，已是九年以后的咸丰十年（1860）。不过，整个战势，已到太平军与清廷决一死战的关头，战事一经来到，就格外险恶惨烈。
咸丰十年（1860）初，太平天国天京危急，忠王李秀成用“围魏救赵”谋略，攻打杭州。二月，李秀成率军昼夜兼程，直趋杭城，三月中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守杭清军退嘉兴，屯嘉兴西门外。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兴恶战一场。嘉兴至陡门一带被掳掠一空，城西北两门外民居尽为废墟。这是嘉兴洪杨之变中真刀真枪的首涉战事。
五月，太平军粉碎清军的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又用“乘胜下取”清除东顾之忧的策略。
六月，太平军李世贤首克嘉兴。
六月下旬，清军提督率残部万余人，反扑嘉兴。
七月中，太平军李秀成部首克平湖，三日后撤出。
……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太平军再占平湖城。
嘉兴、平湖是太平军奔袭杭州、进军上海的必经之地，也是清廷沪杭守军溃退反扑的必驻之地。太平军和清军的几番折冲，历时两年。金龙浜地处嘉兴、平湖两县交界，离平湖县城五公里。虽是处“袖中乾坤”的僻静之地，但仍不可避免地陷进这场战祸之中。
咸丰十年（1860），五十一岁的金垠已生有四子，除长子锡永幼卒外，其余三子依序分别为：锡昌，二十八岁；锡恒，十七岁；锡安，十四岁。
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乱中，金垠指挥一家，并不如一般家庭举家躲避。此举虽非无奈，也属事出有因。
金垠一家的生计，除像一般农户经营稼穑之外，还开着一爿花行，兼营着棉花生意。
平湖一带的棉花种植与商贸，始盛于明初。自黄道婆将广东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带回松江，邻区的松江府二百余万亩土地，有上百万亩植棉，松江布名闻遐迩。影响所及，嘉兴所属东部各县也广植棉花，家庭棉纺织业兴盛，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棉纺业兴，棉花商贸也必然兴盛。明《天启·平湖县志》称：“棉花可纺织成布，籽可榨油，为又一大利。”
金垠经营的花行，在棉农采摘上市时收进棉花，远销沪杭一带，近销嘉兴地区的棉花布疋集散地新丰。新丰与金龙浜只有八九华里之遥。平湖的棉花种植列浙江省三甲，棉花商贸也相应具有很大规模。
洪杨之变，已历时九年，嘉兴、平湖一带战火虽未烧及，但人心浮动，商路不畅，棉花市面也大受影响。但棉农、棉商为了生计，总还要种植、流通。金垠的眼光独到，他看到了战乱中的商机：战局已近尾声，战后的棉布需求必将恢复，而棉花生产需要一年的周期。到时候，仓库中的棉花会变得奇货可居。尽管他也深知这商机中所含的风险。然而现代人不是常说大的风险蕴含着大的利润回报吗？可以想象，金垠虽不会用这些现代的辞藻，然而一定懂得其中的商理精髓。
金垠经营的花行平常年景信誉就好，战乱之中，歇业的棉商又多，周边更多的棉农将采摘到的棉花卖给金垠。当然囤积一多，金垠出的价钱总要低些。而棉农心中自有他的算盘：贱卖总还能到手一些真金白银，而堆放在家里，不知是毁于战火还是被兵匪抢走，到头来半年的辛苦劳作可能会落得两手空空。
战火蔓延到嘉兴、平湖一带时，金垠花行的仓库中还存有大半仓库捆扎成包的陈年皮棉。金垠知道，战事一及，兵匪滋扰是不能免的，自己留在家里总还可多少虚与委蛇一番，免蒙太过损失。自己年逾五十，两个幼子还未成年，还不致被作战两方掳去充作兵丁。况且，闻说太平军进嘉兴城后的军纪还算整饬。为免女眷在战乱中受辱，金垠安排长子锡昌护着妻子黄氏、媳妇吴氏及孙女，躲避在外。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一个七月流火天气中难得清凉的早晨，留在家中的金垠和两位幼子尚在睡梦之中。一股军队趁着天色未明进入金龙浜村，闯入金垠家后要金垠打开花行仓库搜查。金垠与之发生争执，被当场杀死，两位儿子被裹挟而走。清光绪《嘉兴县志》将金垠名列“忠义传”。两位幼子后趁战乱之隙，得以逃脱，锡恒活到七十九岁，锡安活到五十四岁。
金锡昌（1833—1893），号幼山，字已卿，监生，列《金氏家谱》十三世，是金洪声的祖父。世袭云骑尉，一生经历颇有传奇色彩，是近两百年金氏传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护眷在外的锡昌，风闻兵临金龙浜，家遭劫难，将母亲妻女稍事安顿后，急匆匆只身奔回，途中遭遇太平军。太平军士兵见锡昌一人反常地跑向村里，疑是清军探子，拦住盘问。锡昌心怒情急，抗争中肩项部被砍重伤，立刻血流如注，倒地不省人事。太平军以为锡昌已死，径自离去。
金陆浜七月底的农田，棉花已及人腰。枝条叶间，有零星的棉桃绽开，吐出白絮。要在平时，勤劳人家的农妇，已头顶烈日开摘棉花。而现在，整个田野除了远去的军队，空荡荡的不见人影。锡昌倒在路旁的棉田里，幸亏浓密的棉花枝叶，为他挡去了七月烈日的烤炙。良久，锡昌才慢慢恢复知觉，逐渐苏醒，但已无力站起来。这时逃散在外的乡邻，有几个胆子大的逐渐回村。有一陆姓邻居，发现躺在棉田沟里的锡昌，一试，还有些微鼻息，就赶紧将他背回家中。后经延医诊治，竟奇迹般生还。锡昌肩颈受重伤，饮食不便。那位救他的陆姓邻居的妻子，刚巧分娩生产，就每日从自家孩子口中省下一碗母乳，给锡昌调补，锡昌肩颈伤势慢慢收口。
锡昌的母亲黄氏，几天后携媳妇、孙女回家。丈夫身亡需要殓葬，大儿肩颈重伤生死未卜，两个小儿子又杳无音讯凶多吉少。这从天而降的家庭连串变故，击倒了妇人。在殓葬完丈夫后，终于一病不起，在两年后凄惶病故，终年49岁。
锡昌的肩颈之伤，历时一年半，才终于痊愈。如此深重的肩颈外创，仅靠中医中药的延治，锡昌能逃过一死，不禁让人惊叹锡昌生命力之强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锡昌当然是获得了祖宗和神灵的保佑庇护，方能有此奇迹。
伤愈后，锡昌继承乃父衣钵，继续经营农耕和花行生意。此时，太平军势力日衰，嘉兴、平湖境内的两军战事渐趋靖绥。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浙江处境恶化。
八月底，李鸿章的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的“常胜军”进窥嘉兴。
九月，左宗棠和法国侵略军“常捷军”联合进攻杭州，杭州危急。
十二月十七日，平湖太平军守军将领降清，太平军退出平湖县城。
同治三年（1864）三月，清军炮兵、洋枪队炮轰嘉兴城，城墙被攻陷，经激烈巷战后，清军占领嘉兴。
洪杨之变平息后，金锡昌被朝廷授予世袭云骑尉。云骑尉在唐、宋、元、明各朝是武官职；清朝则只作为世袭的爵位，定为正五品，年俸白银八十五两。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可见那时朝廷对因与太平军抗争而被杀的读书人后裔，封“世袭云骑尉”还是较多的。
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市场需求增加，商路重新疏通，市面渐趋活跃。锡昌以其在战争中未曾间断的经营，得以在市面复苏后的棉花商贸市场捷足先登。而那一大宗在仓库中蓄积的皮棉，使锡昌一跃而执嘉兴棉花市场的牛耳。究竟锡昌赚了多少，外人不得而知，但从锡昌营建竹啸村的大兴土木中可窥豹一二。一年之中，锡昌一次在竹啸村港南港北盖了一排长逾华里的房屋，房屋虽然各自独门独院，但前檐是一排长廊相连。下雨天走过，不湿鞋袜。为报答救命之恩，锡昌将最东上首的一幢华宅赠送给那位陆姓邻居，并与乡邻们相约，将竹啸村改名为金陆浜。——乡邻们乐得顺从钦授五品云骑尉的心意，从此竹啸村易名金陆浜。
对锡昌的豪富，有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现也叙述如下：
战乱中的棉花生意，虽然仍是买进卖出，但价格的涨落大。卖主棉花的来路，有时也会与平常时日不同。太平时日，卖主的棉花绝大多数是自己种的。但在战乱时，或许是自己种的，或许是道旁宅边拣的，甚至还有些不能明说的来由。锡昌对卖主的棉花，只讲价钱，不问来历。当然价钱中明含着来历，只要愿卖愿买，全凭锡昌的眼力。
一日凌晨，有一艘船悄无声息地停在河埠，一位陌生人扛上十几包棉花。锡昌开价，陌生人也不还价。过称、算账、拿钱，陌生人拔篙划船，又悄无声息地走了，消失在晨曦之中。
锡昌对此类交易已是见怪不怪，但总感到今日的事情有些蹊跷。吃过晚饭后，蹲在地上对着陌生人卖的这十几包棉花端详。站起来时，顺势用脚踢了面前的一包，顿时觉得足尖一沉。随即双手用力一推，直觉得异常沉重。急忙关上仓库门，打开棉花包，顿时一堆金光耀眼的马蹄金元宝呈现在锡昌眼前。——莫非是哪家人家将细软捆扎在棉花包里，莫非是那陌生人无意间得到而又不知底细，莫非这是天意……
锡昌后人在金垠忌日的祭祀中，与当地民俗迥然不同的是有一盆雪白棉花的供品。是锡昌的兴旺发家与抓住先机贩运棉花有关，还是与得此棉花包中的马蹄金有关，抑或与两者都有关联，今日的金氏后人已不能确知，旁人更无从揣测了。但此事还在金氏后人口中传述，心中揣测。
锡昌丧亲罹伤在前，发家豪富在稍后，记下这一尽可姑妄听之的马蹄金传说和确实存在的棉花当供品的事实，无非是让读者对冥冥之中难以捉摸的“命运”，作一点遐想而已。
锡昌娶长他一岁的吴氏（1832—1886），吴氏过门不久，即为锡昌生下一女儿，就是前文提到的随锡昌出门躲避太平军的那位小女孩，此女长成后嫁嘉兴廪生张赓墀。可是以后十几年，总不见吴氏再怀身孕。
洪杨之变，锡昌大难不死。既得世袭云骑尉的朝廷封赏；又经营花行有如神助，生财有道，成一方豪富；金龙浜一片屋宇的拔地而起。诸此种种，锡昌成为乡间众人仰视的人物，而无子的缺憾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当时的社会伦理，还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锡昌来说，更有偌大一份家当后继无人的问题。这样纳一房小妾，冀其生子以续香火，是再当然不过的事了。
锡昌三十八岁那年纳妾汪氏，汪氏1852年生，小锡昌十九岁。
汪氏进入金家，锡昌虔诚求拜，望上苍赐恩、祖宗保佑，赐予子息，以承香火。大娘吴氏以自己未能替金家生育子嗣为欠，也希望汪氏能早日生子，所以也能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一时间，汪氏成为金家大小众人注视的中心。
果然，汪氏不负众望，在入嫁的第二年，就有了身孕。1872年的春节，锡昌家在一派喜庆中度过。当然在喜庆背后，是一层浓厚的冀盼，因为吴氏临盆在即。当年祭祖的供品格外丰盛，每样都由锡昌亲自选定，亲手奉上。祭祀的场面更显庄重虔诚。正月初十过后，锡昌已将邻近最有把握的接生婆延请到家，等着守候，唯恐仓促之间，有什么闪失。
闹完元宵，才算过完年。金龙浜照例的舞狮子，舞龙灯，挂花灯。元宵过后的第二天，正月十七，锡昌家门前树上喜鹊登枝，至傍晚吴氏产下一男婴。随着男婴的哭声和接生婆的一声“公子”同时传出房外，锡昌欣喜若狂，急忙点烛焚香叩谢祖宗神灵保佑。汪氏在经历了生产的磨难后，沉浸在如释重负的泪流满面的喜悦中，全家上下则沐浴在弄璋之喜当中。男婴取名巨济，金而得水是祀祝金家家业如江水滚滚向前、绵长不断的意思。
吴氏四年后又产下一男，取名巨源。在接连两女夭折后，与上一子出生相隔十年，吴氏又产下一子。锡昌五十四岁上老来得子，欣喜异常，为这老莱子取名巨濚。濚为溁的古字，水泉貌。巨泉虽好。但地下之物，总让人有点捉摸不定的幻意。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难以说清的因果，巨濚出生两月，锡昌的发妻吴氏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金巨濚（1886—1952左右），字荣伯，号梦石，列《金氏家谱》第十四世，是金洪声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