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晚，在中国政治最高层几经商议之后，以彭德怀为司令、包括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万人，一夜间，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中朝边境鸭绿江，赴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之前的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已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各级党委层层贯彻，平湖县委于1950年12月成立“平湖县抗美援朝动员委员会”。县妇工委领导下的妇联筹也成立抗美援朝妇联分会，从胜利乡土改归来的张筠秋主其事，在平湖妇女界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并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期间工作大者有：
组织妇女参加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大游行，张筠秋冒雨在妇女队伍之首振臂引领万人妇女大军，群情激昂蔚为壮观，开平湖历史上妇女万人上街游行的先河。一时间，青年妇女纷纷要求报名参军，更出现了夫妻共同报名，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豺狼的生动场面。学花木兰从军报名的青年妇女有356人，559名妇女送子送夫参军，出国门赴黑山白水之间作战。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平湖妇女界制定公约的人数逾八成。在新埭区旧埭、丁桥两乡联合召开的妇代会上，200多名与会妇女代表订出的爱国公约成为全县妇女公约的典型：（一）保证努力生产，争取农业丰收；（二）保证厉行节约，支援前线；（三）保证支持亲人报名参军；（四）保证作好代耕工作，帮助烈军属解决困难；（五）保证每家养一只爱国鸡，捐献飞机大炮。
各界妇女有钱捐钱，有物捐物，从金镯头、金戒指到一个铜板、一个鸡蛋，全县妇女共捐献飞机大炮款46903元。
有位哲人说过，历史的演进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一个原点出发，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张筠秋看着眼前抗美援朝这一幕，不禁回想起1937年在海盐西塘桥和刘佩贞举办妇抗团识字班捐衣服的幕幕场景。其间几多相似，更几多不同，而光阴恁冉，自己已从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步入不惑的中年。
那时有句口号叫“妇联是妇女的娘家”。当时去县委县府找人也方便，有关妇女切身利益的事，只要找到张筠秋，她就会当场给你去办。人类、家庭的繁衍是男人女人双方的事，生育的风险却历来由女性单独承受。解放前，新法接生在平湖全县还很不普及，妇女分娩普遍由旧式接生婆接生，甚至自生自接。产后大出血、产褥热、产后宫脱及新生儿破伤风等发病率高，母婴死亡时有发生。解放以后，张筠秋因为有切肤之痛，对产妇母子的健康极为关心。
有一个难产妇，已经送到医院，限于技术和设备，仍不能抢救。产妇的家人抱着一丝希望，找到妇筹会，寻到张筠秋。张筠秋不懂医术，但有热心，有责任心。就赶到医院找杜医师、张医师、叶医师，请他们会商会诊。在那种真正“时间就是生命”的紧急场合，县妇联主任和县工委副书记（在一般场合，中国人就简称为主任、书记）的头衔是很起一点作用的。张筠秋能及时地找到这三位医术较好的医师，又能请他们在最及时的时间内会诊，医生决定马上手术。
“救出产妇，又平安生出了孩子”，张筠秋后来这样回忆她奔忙的结果。于是，产妇和家人的千恩万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于是，这类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面对这种现实，张筠秋萌生了把妇产科医护人员组织起来的想法：“我考虑如何利用他们的技术，把妇、儿科医生组织起来，可以为社会服务。如不组织起来，特别是妇女在妇儿科有了病，到私人诊所去医药费很贵，贫苦农民请不起。以致动员这些医生组织起来，这样的指导思想。”
令人很不是滋味的是，上边这段话是张筠秋在应答有关方面审查叶医师的“军统特务”问题时的证词，接下来是她带有自责性的话：“但在组织中，我向朱院长讲，参加一般国民党员，我想既然登记了，也算了。后来知道叶医师是军统特务，现在我还是不清楚。”
在当时的语境下，“参加一般国民党员，我想既然登记了，也算了”一句话，可以为朱院长免去不少麻烦，是一句有担当的话，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筠秋有着一种自信和自持。50多年后的今天，叶医师想必也不再为“军统特务”问题困扰了，失之东隅拾之桑榆，倒要感谢这次对叶医师的审查，为我们留下了张筠秋办平湖县妇幼医院的一点珍贵史料。
有关镇压反革命的话题还有一个。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10月30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1月20日，平湖县委制订了《关于认真执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实施方案》。
在中国，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生政权，利用已经获得的国家机器，对妄图反对自己的敌人实施镇压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办法，而且越到社会底层涉及的人就越多，以示执事者的“立场坚定”。平湖县自卫大队副队长徐善涛，按镇压反革命有关文件的划定，显然在反革命骨干分子之列，然去逮捕他时，却已不知去向，于是就逮捕了他的母亲——张筠秋、金洪声的远房表亲满大姨。据金舜仪回忆：“反动党团大登记时，也将满大姨捉进去了，年纪大了。张筠秋、金洪声寻到公安局，寻到黄海管教科长，说儿子出走了，她年纪也大了，没啥事情，就放了。”这位黄海科长，不知是不是在执行浙江省委“纠正乱捕乱杀的‘左’的倾向”，张筠秋、金洪声此举在当时一定是个带有浓重亲情色彩的大胆举动，而且是夫妻两人同行。经过说项，徐善涛的母亲满大姨当即释放回家，然而日后张筠秋金洪声到底还是为此行动付出了很重的代价，这是后话。
这位公安局的黄海管教科长，还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述说，事情发生时，金舜仪由金洪声介绍也进了平湖县公安局工作。金洪声在筹建县供销总社时，外甥沈德麟随母进社当出纳，年纪只有十六七岁。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总少了点把持，又是主任的嫡亲外甥，整日身边圈了一批小混混，呼朋唤友吆五喝六的，当然一切开销是沈德麟支出的多。每月的工资不够花，就走了歪门邪道，涂改发票套钞票。待金洪声发觉，祸事已经酿成，他不想外甥小小年纪就出这种不争气的事。解放前在米行，金洪声也亲历过业师沈茂斋之子做账房用空钱款之事，那时是私人合股，只要轧清账目赔上所用钱款，就不会有刑罪这方面的事。但现今供销社的钱是集体的是国家的，用空钱就是贪污。金洪声掂量已不可在社内处置，就将外甥沈德麟交供销社内党组织处理，送公安局问罪。
金舜仪在以后的这场悲喜剧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这段往事：“那时我公安训练好，分配在平湖公安局审讯科。他们把他（按：指沈德麟）弄进来，那时公安局、法院在一起，城隍庙里。（按：当时的平湖县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由孙明诚一人担任，孙的党内职务是县委委员、县委政法党组副组长）一看是外甥，那时私心有点，科长是黄海。我对黄科长说，我外甥岁数这样小，犯什么法，晓得是贪污，后来晓得是改发票。改了多少不清楚，黄海知道。从前总有些面子，知道是我外甥，黄海马上一个电话，打给合作总社书记，意思是岁数太小，不到法律年龄，不好判刑。一研究缴还赃款。缴赃款，苦了我阿姐（按：指金筠倩），阿姐也在合作总社里做盖印的，金子交出来退赔赃款。”金舜仪说的“总有些面子”里面，应该还包括金洪声甚至张筠秋的面子，尽管两人都没有露面。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宽恕”，沈德麟走出公安局的原因还有他的年轻，年青的他还有浪子回头的时间。金舜仪接着说：“小鬼蛮有志气的，知道平湖一处理，一出来，一脚奔到上海，读画画学堂，后来分配在山东建筑画图的，建筑方面的。”
对主任兼舅父双重身份的金洪声来说，事情在当时总算有了个最好的结局，可是在往后的岁月中，毕竟还成了历次运动中，令他无可奈何的一椿口实。
1950年10月，华东军政委财经委员会规定对所辖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各种临时优待，无疑为金洪声在平湖县供销总社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措施包括三大优待：即国营企业供货按批发价再优待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六；国家营业税按率减征百分之二十；银行贷款利率比国营企业减低百分之十。另外还有对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一年内免征所得税，享受铁路、水路等运输的优待。
县供销总社及其所属各供销站、社，主司全县农副产品收购和乡镇（那时还包括县城的相当部分）的生产、生活资料及日用品的供应。账房出身的金洪声接读文件，就知道在进、销两个关节，均可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让利，凭此可对供销社社员实行高价收购低价供应。这是他以往从未遇见过的，“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帮供销社做生意”，金洪声心里这样想。
解放初期，那还是一个以逐利为耻的年代，有着上述政策上的优待作后盾，又本着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金洪声掌管下的平湖供销总社，在1951年的草籽、油菜两汛，展开了与往日同业们的生意博弈。
新草籽登场，供销社和私营户两边挂牌，不知袖里的私营户仍以做一季吃一年的旧例，出价每石7元；供销社开盘就一鸣惊人：每石10元。供销社收购点前人头攒动，且来者不拒，一律当场现金支付。私人商行起初也有一些老客户前去，但每石三元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差价，怎么也挽留不住这些老主顾了。私营户只得提价到每石10元，想以此招徕旧时的客户，和供销社争夺货源。供销社方面立时应对：每石14元。要不是私营户方面知道供销社中有个金洪声，肯定会斥之“公家人哪会做生意”？
历朝历代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放着可赚的钱不赚，让肥水流归种田人袋里。草籽生意一年只一季，旺季收购也就最多两个星期十来天时间，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私营户只得再咬牙将价格提到每石15元。供销社这边却是波澜不惊的将价格更新为每石17元。大多数私营商行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因为核算下来根本无利可赚，所谓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只有一两家专做草籽生意的草籽行，照供销社每石17元的价格跟进，然而也只能是稍微收一点，应应门面，不求赚钱，只求联络着上下两家，图个人气。金洪声心里明白得很，照每石17元的价格，供销社还有微利可得。但今年的草籽基本上是供销社的独家生意，收购量几乎囊括了全县的产量，总的获利还颇丰盛。更重要的，是举奠定了供销社在农副产品收购上不可憾动的独尊地位。
草籽收罢是油菜籽收购，收购的过程就并无悬念了。供销总社除了本县的平湖油厂有合同外，还与金华油厂实行产销挂钩，嘉兴油厂则订立菜油加工合同。平湖供销总社掌握了全县的油菜籽收购和菜油供应市场。
可是成也草籽败也草籽，1952年的草籽收购却让平湖县供销总社栽了个大跟斗。平湖的草籽主要销往外地，作为肥田的厩肥原料。平湖的草籽调出量，占全省的一半以上。那年的平湖草籽却在运输环节上出了问题，不能及时运到销地，误了农时，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这在当时是一椿很大的事，遭到浙江供销合作总社通报批评。使各项工作一直在全嘉兴地区乃至全省名列前茅的平湖县供销总社，在全省同行面前大失了一次面子。直接责任人是业务股长蒋泓，主任金洪声也难辞其咎。此事入平湖供销史，称“草籽事件”。周伟权的回忆也谈到此事：“平湖供销社在业务上犯过一次错，是草籽事件，蒋泓（水清）业务科长，调运草籽过期，当绿肥种籽误了农时，受了处分。”
全省各地供销合作社办起半年多后，纷纷出现了一些“民主办社”方面的问题，为此省供销合作总社指示各县社：在县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为密切上下级关系，发挥合作社的群众性、民主性，采取召开供销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方法，听取基层供销合作社与广大群众的意见。
平湖县的会议有县委、县政府、县农委的领导参加，还要决定各基层社出席的人选。社内虽然有几名擅长开会的干部协助，但向县领导的汇报请示都得金洪声亲自前往，他往返于县总社与上述机关之间。尽管有省供销总社的指示，尽管县上领导的都能拨冗接见，但他总觉得过程过于漫长。有口音的因素，也有平时工作环境不同的因素，还多少有点贾桂见官的拘谨，金洪声觉得这次筹备会议的请示汇报，同从前与刘明庄雪英祝歧耕相处时有很大不同。有时他要把一件事情说得让对方听懂，或者反过来他要听懂对方的话，都比较费力。经过一番张罗，终于万事俱备。
1950年11月，平湖县第一届基层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37人，一番务虚的学习和发言、听取发言后，选举了临时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由县委书记戴奎等7人组成，金洪声任理事会主任。监事会共5人，由县农民协会主任张守邦任监事会主任。从人员的组成看，当时的新生政权对供销社或者说农村经济确实有足够的重视，县委书记侧身理事会，却屈尊不领衔主任，而让金洪声任主任，可见当时的平湖县委对金洪声还是相当信任的。或者正如伟人所说“我们熟悉的东西将要闲置起来，不熟悉的东西要我们去学习”。农协主任在那个时期还不是个闲职，农协主任担任监事主任，表明了供销总社的为农服务性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及上溯，平湖一向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农业、农民在全县经济中举足轻重。
三个月后，又是两次会议。
1951年2月，召开平湖县第二届供销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与社务干部联席会议。
4月，召开第三届供销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针对基层干部、合作社社员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了解答和决定：停止对非社员的交易、商品配售、对社员生产的棉花实行预购包销、对缺粮社员的粮食赊销等。并对基层供销社的社员代表作出章程的规定：一般行政村为单位组成社员小组，每小组选举代表1名。
4月上旬，金洪声还有一次去省城杭州的会议。为了繁荣市场，推动复苏和发展人民政权成立两年之际的浙江经济，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州举办了全省物资交流大会。与全省各县一样，平湖也组团参加，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带队，作为县内主要经济部门供销总社主任的金洪声随团参加。归来后，金洪声受命与县内另外几个部门筹备举办物资交流大会。
会程紧密，会务繁冗，忙完一阵之后，使金洪声额手相庆的，还能赶上当年的草籽、油菜籽收购生意旺季。
1951年年初，张筠秋在结束了在胜利乡的土改中心工作后，开始较多的关心县城女工的生产自救工作。平湖原有袜厂和棉纺厂，都以女工为主。解放初期，由于各种原因工厂或关闭或开工不足，在县城中闲散失业的女工数量不少。当时有一个口号叫“生产自救”，张筠秋就带着妇联筹的一个工作人员林辉，去发动组织棉织社和缝衣组。她们在走访中发现棉纺厂的失业女工李秀娟等，失业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有强烈的重新工作、经济上自立、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要求。她们在工厂工作过，有一定技术，但缺乏资金。另外有一些家庭妇女，通过解放后的各种教育，懂得了妇女只有经济上自立才能获得翻身的道理，也迫切要求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张筠秋她们因势利导，提出用自产自救的方式将这类妇女组织起来。
妇联筹牵头，开始发动十个人，每人募股十元。由于迫切要求参加的人员较多，不久就扩大为十六人，其中失业工人十三人，家庭妇女三人，共计股金一百六十元，组成生产自救的合作社。取名民主妇联棉织生产合作社，于1951年4月28日成立。
建社初期，县妇联筹出面去借了八台织布的木机器，还向布厂请来经布的师傅帮助指导。
民主妇联棉织生产社，因其是平湖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而载入平湖县志，当时在全省范围内也是较早的妇女合作组织，故获得了浙江省妇联杨彬同志的肯定和表扬。
妇联棉织社内涌动着三股活力：失业女工重新获得工作的喜悦；全新的生产所有制的激励，不再为老板做生活而是为自己工作，工作的收入将全部归于自己；走出家庭成为自立的人，并能为家庭带来收益的自傲。当然还有对共产党新社会新政权由衷的感恩之心。在上述诸因素激发下，加上妇女较于男子更有轫性和刻苦耐劳，使棉织社的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3年，从业人员增加到45人，股金6067元。添置6台铁木机，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每月20元。还在全县首创女社员生孩子有一个月产假，并成立了托儿站。
在这里两个数字要向今日的读者稍加说明。1953年前后的平湖，是一个流通紧缩物价低廉的年代。鸡蛋每个3分，一个中等学校师范生每月的伙食标准是6元，每月20元的工资收入可以维持4口之家的温饱生活。另一个数字是全社的股金6067元，这也是可以办一点事情的资金，读者或许还记得，堂堂的平湖县供销总社，在创办时县政府加银行贷款，所有的全部资金只有5120元。
不料，棉织社的迅速发展，关于社员的构成，在肃反时惹出了一点风波。张筠秋这样为下属分担责任：“在发展中，不注意其中有四个人员地主与老板娘，不是林辉的错误。是我布置不够具体与交待清楚，不讲明。而造成在劳动妇女生产组中不纯的政治影响。”在另一场合，更指名道姓地说：其中一人是“把金洪声母亲介绍进去”。很难再用今日的眼光来度量这件事情中的是非，不过张筠秋说这番话是承担了领导责任，或者是妇联棉织社的斐然成绩已足以使她和她的同事承担起这点“不纯的政治影响”的责任。当然张筠秋也可以如某些人那样，推诿于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林辉，而把光环全部集束在自己身上，但她并没有推诿于人。
1951年9月31日，张筠秋奉调又去华东革大学习，至1952年2月结束。学习的内容和过程似乎已随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我们幸而还寻觅到张筠秋在这次学习中的两次鉴定，以管窥豹般的看到一些张筠秋的变化或可称为成长。
此次学习，她担任临时党小组的小组长，与前次推辞学习小组副组长迥然不同。
第一次鉴定式的意见在学习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即1951年10月7日，星期日。提意见的场合是所在学习的党小组和支部。
优点：1.工作积极又大胆
2.能团结群众
3.小组长工作作风民主，个性直爽
缺点：1.政治修养不够（小组长碰到问题要急躁）
2.个性懦弱，所以斗争性不够强
3.学习忽高忽低
4.工作上缺少方法
第二次的时间在1951年12月31日，学习时间已过半，提意见的场合是班部。
工作责任心较强，团结群众、联系领导较好。并接受意见较虚心，要求进步心较强。但处理事情不够冷静与大胆。
今后应提高政治修养，防止自满简单化的思想，加强工作中的主动果断精神。
与1950年1月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的鉴定相比除了“个性懦弱”这个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易的性格特征之外。应该说一年多来县妇联领导责任对张筠秋的磨炼，已经使她成熟成长不少。比如说，她没有拒绝担任党小组长。
1950年8月，因为张筠秋将去华东革大学习，县委任命一位南下的女同志为妇筹妇副主任，主持妇筹联工作。
1951年底，经过县民主妇联筹委会一年多的工作，全县4个区、2个直属镇组建了民主妇女联合会，42个乡建立了妇代会，经过土改，村一级的妇女组织也大多建立。正式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平湖县委抽调11名机关干部参与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一方面也说明了县领导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1951年12月1日，平湖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历时三天，至12月3日结束。出席代表137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平湖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31人。
在华东革大参加学习的张筠秋回平湖参加会议。尽管县委已任命张筠秋离职学习期间主持妇筹委工作的副主任，但张筠秋仍被一届一次执委会选举为常委、主任。或许是张筠秋担任着平湖县委妇女工作委员的副书记，或许是蕴贮在这职务背后的137名代表中唯一有的资历：1941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经过省委党校近半年的学习、又正在华东革大学习。或许还有一年多来妇联筹被各方认可的表现和业绩，使县委领导和代表最终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会后，张筠秋仍回华东革大学习，学习结束，1952年2月回平湖县妇联主持工作。
1951年9月，华东军政委指示：“对各地已建立的合作社，应着重进行整理改造，使之走上正规。”这项金洪声不擅长的行政工作又堆上他的案头。但上级指示一定要执行，整理分基层社和总社两块同时进行。基层社的头绪有两条：清退不符合入社条件的社员，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不纯分子。整理的结果，不符合合作社社员身份的悉数清退。基层社干部618人中，整理出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及担任过国民党乡、保长的68人，参加过土匪、特务组织的8人，也悉数清退。还合并了地域相近、规模较小的4个基层供销社。
假如说，基层供销社的整理还给金洪声留有一些腾挪空间的话，那么县总社内的整理就要他直接面对了。有些整理对象还是在建社初期自己亲手找进来参加工作的，有亲戚有同事有朋友。他确实有点抹不开面子。回掉生意的事，在以前的陆陈行业中也是有的，所谓年初四出人。但那是一定是伙计做生意不卖力或者出了差错，可是现在要他们离开的人没有出错，工作也很勤勉，只是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要端掉他们的饭碗。这是关系到那个人甚至他那一家人生计的事，可金洪声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能执行上面的指示，他的身旁还有其他的同级领导在催促。对于一向信奉“和气生财”的金洪声来说，做这种事，确实既有禀性上的先天性缺陷，还有与他后天在陆陈业中经历相抵牾的困难。
有一事可以证明金洪声那时的彷徨和对新时代不理解、跟不上的尴尬。芦玉汉因为历史问题也在这次整理清退之中，但几天以后，金洪声又用另外一个名字“芦狱汉”报请上级部门批准，重新录用。名字可改，人总是同一个，又在原单位原地方上班，众人皆知。后来此事就成为金洪声拼凑金氏班底的重要口实。
终于，在这种力不从心和无奈的煎熬之下，金洪声正式以“只熟悉业务不熟悉行政工作”为理由，向县委提出了要求增派干部来帮助工作的请求。
1951年底，力求摆脱芜杂心情的金洪声想做一件事：试制一台打稻机。他早年就见闻过张振乾自制的打稻机，回家和张筠秋一说起，妻子极表赞成，并说现在供销社的经济实力远非振乾弟当年单枪匹马可比，事情一定能做成。赶在1952年春耕农村孵谷做秧田开始时，金洪声正式在社务会上提议，试制双人脚踏打稻机。
平湖地域种植水稻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若上溯至河姆渡中的稻谷炭化遗存，那就有更长的时间了。稻谷脱粒，一直沿袭手工，借助稻床、稻桶，也有二三百年时间，然而总也费时费力。现在供销总社本来就有供应农村生产资料的业务，制成后又可以提高农民生产效率，社务会议一致同意。
既是主任提议，又适合平湖农村需要，更兼供销社具备的经济实力，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尽管一台打稻机的制造，涉及木器铁器诸多部门锯刨漆锻铸诸多工种，且前无先例，但挟三利具备之势，几经试验改进，终于试制成功。
在新谷开镰时，供销总社试点推广了2台双人脚踏打稻机，随着金黄的谷粒似一片谷浪从机口喷溅而出，开创了平湖水稻收割用机械脱粒历史，时为1952年金秋。试用结果，提高工效1.5倍，由于脚踏打稻机力大脱粒干净，每亩还可多打稻谷5市斤左右。1953年继续改进，1954年定型批量生产，1955年供应660台，成为水稻脱粒的主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章程》的规定，民主妇联的重要职能，是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这一维权行为在解放初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对新婚姻法的宣传、落实。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5月1日，《婚姻法》正式公布施行。平湖县妇联筹受平湖县委之命筹建于此前的1950年4月，可以说，平湖县妇联筹在其雏型时期，就开始了以“砸碎延续千年的封建婚姻枷锁，初步建立起崭新婚姻制度”为宗旨的新婚姻法的宣传。与同时进行的以摧毁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新型土地制度为目的的土地改革一道，成为解放初期全中国也是平湖社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两大社会变革。
在平湖县，这场婚姻制度的革故鼎新从1950年4月起，一直延续到1953年底。《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它的宣传实施一时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中心工作，在平湖县也是如此。县妇联作为一个与这部法律关系最紧密的职能部门，担负着更多的具体工作。必然地，也成为妇筹会主任张筠秋的重要工作。
张筠秋以其早慧，在十三四岁的小学阶段，即蒙新思潮学校、教师的教化，要学秋瑾，就接受了女子自立的思想。十九岁又以激烈的手段，挣脱了父母之命的订婚，后终于以自由恋爱的内核与金洪声结为伉俪，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江南小县中的乡村，还是十分罕见的事。要知道，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胡适、鲁迅，也只能顺从母命与旧式女子江冬秀、朱安完婚。
张筠秋对继母包办二妹的婚姻首持反对，但终因继母以死相争而无奈相忍。不久，二妹夫以体弱早逝，二妹青春守寡且要抚养一女，孤女寡母生活境况十分不堪，不久即病逝，遗下幼小的孤女。
退休的法律工作者张寅初在2004年2月24日回忆说：“二宝死后，（张筠秋）在路上碰到我，大声说，这是封建社会旧礼教压迫害死的。说这话还是在解放前。”张律师的讲述总是绘声绘色，使人如身临其境，看到张筠秋的力言疾呼。
除了作为县妇联筹主任的职责所在，张筠秋所持的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主张女子自力自强的婚姻观，与新婚姻法实质精神的啮合，必然成了她宣传贯彻新《婚姻法》极大的原动力。
1951年春季，县妇联举办两期《婚姻法》培训班，并在暑期的小学教师学习班上两次为教师作《婚姻法》辅导报告，还分送人手一册的《婚姻法》宣传资料，发动教师协助在全县范围内宣传。
1951年9月26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10月31日浙江省委转发了《浙江省妇联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请示》，1951年11月上旬召开的省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坚决执行枙婚姻法枛的决议》，改变了对《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妇女组织为主缺乏声势和影响的局面。
以将高级干部天津地委副书记刘青山、书记张子善执行死刑为肇始的“三反”运动，在1951年12月1日和12月8日，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次日，中共嘉兴地委召开各县、市委书记会议，作出全区“三反”部署，平湖县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张筠秋金洪声在平湖也经历了这场“同镇压反革命”同样重要的“三反”运动。
从留下的文案资料看，张筠秋在“三反”初起，就被戴上了“贪污分子”的帽子，她在运动中填写的是《贪污人员登记表》。据她自述，贪污方面的问题共有：
先提供一点币制背景材料：当时实行的是旧币制，人民币壹万相当于今日的一元，一千相当于今日的一角，一百相当于今日的一分。为了使今日的读者能理解币值，以中白粳的价格为参照，1951年11月15日的供应价为每斤1.262千元，现时的价格为每斤1.9元。
（一）贪污方面
（1）50年8月—11月，贪污胜利乡吴付荣母亲送来南瓜二只，计二千元；慈果三斤，三千元。（2）51、3，贪污新仓区伙食二天，计6千6百元。（3）51、1，在新仓参军时少付伙食四千元。（4）8月，贪污江惠娟送来糟蛋二个，三千元。（5）8月，贪污生产合作社送来半只鸡，五千元；布二块一尺五寸，计四千五百元。（6）8月，贪污妇联毛巾一块，三千元。（7）8月，贪污竹壳的热水瓶一个，二万元。（8）1月，地主一条白被套已做窗帘。（9）52、3月，在保健院看，药费7万9千4百元，共拾三万壹仟伍百元。
（二）严重的浪费与公私不分
专款不专用，违反财政制度，不把妇联活动经费适当的运用在工作与人民的利益上，但自己利用职权随便的用国家资财人民的血汗，是有了严重的损失。铺张浪费，买了写字台二只310000元，玻璃抬板二块50000元，杯子每人一只买了五只34000元，书橱二个250000元。
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思想，处处地方表现。阔气大方，表现在51年四月至52年二月，开妇女干部与指导员会议时，用糖果请客，看戏“共五次”及戴政委离开平湖时请客糖果，一共拾伍万。同时把妇联开会多下来的香烟霉掉，又是请客，趁机会自己也吃，一共我请客与霉掉二条“百万金”四万元。
“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反浪费，张筠秋检讨中还有“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此处就不赘引述了。
对自己坦白的包括医药费七万九千元在内的赃款拾叁万壹千伍百元，张筠秋的态度是“分二次退赃，全部退清”。
基层组织的“小组意见”是：“坦白尚好，对三反运动工作不够积极。已退出全部赃款，免于处分，摘去贪污分子帽子。”
上级组织“分会意见”是：“同意小组意见。”
金洪声在“三反”运动中未被列为“贪污分子”，但也撰写了《三反运动的检讨交代》，整篇交代用毛笔蝇头小楷书写，四页约三千五百余字。现摘录如下：
“（一）贪污方面：由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祟，虽不敢贪污，但很想沾点便宜。在自以为不是贪污的情形下而进行贪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主要的表现如下：
1.到上海去看了电影，回家后把电车票也向公家报销，约有几千元。
2.在杭州开会，公家买了邮票，除去寄公信外，寄私人信也贪污了二千多元。
3.家中接受私商屠仁兴烧酒十斤。虽说这个私商在过去我就认识他，但正说明我在解放初任副区长时，我是任何礼物都不收，但这时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已失去斗争方向，我回到家里发觉后，不像以前那样坚决拒绝，督促家中退还。
4.家中买柴借了社里麻袋三只，没有来还。虽我没有知道，也是因对家庭教育不够造成贪污。
5.由于资产阶级自势（私）自利剥削思想不清不楚的地方很多，如托加工厂碾了饭米后不付钱，贪污几千元。
（二）由于我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爱面子，爱排场。特别是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认为现在革命胜利了，应该有一点享受。因此形成了严重的铺张浪费，主要表现在：
1.起初我不知道来客人可以报销，后来一知道可以报销，我就铺张浪费起来。一有客人来，就叫上几个菜，买烟、买茶叶，自己也可吃上一点。
2.另一方面是表现在自势（私）自利，爱排场。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好一点，搬一个地方要修理一下，把好的东西搬到自己屋子里。人家是竹壳热水瓶，我却用长城牌铁壳热水瓶，名义上为了自己工作上需要，实质上还是为自己。在看病方面自己带头到私人医院去看病，破坏制度，还强调公家没有好药。
3.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在工作生活方面亦比较浪费。香烟要吃好的，喜吹吃酒，认为自己钱多，花点无所谓，生活不艰苦。这是资产阶级腐化享乐的具体表现。思想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向上比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看到省社买汽车，自己到省开会，就坐起三轮车，向公家报销。由于这种思想支配，因此经常打听人家制度，什么能报销，什么能开支，专门与人家比。
由于我资本主义思想的作祟，因此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自由主义，不以正当的经济手续来处理问题。到处打埋伏，认为上级预算掌握得紧，想办法来弥补开支上的困难。如50年面粉袋、肥皂箱、草籽样子等的出售，收入不入账。当时思想认为只要是用于公家，省得麻烦。结果是补上同志们的补助及救济粮。又如省规定，购置固定资产在五万元以下，可由主任批准，因此为减少手续，我通知事务即分批陆续购置，每次不超过五万元的购买用品。又如总社宿舍要造井及厕所，我嫌造预算麻烦，时间慢，这时正当棉花加工厂在动工修建，我就通知加工厂来给总社造井及厕所。”
还有“失去立场敌我不分”和“官僚主义”两个部分，限于篇幅就不摘引了。
由于金洪声只是在“自以为不是贪污的情形下而进行贪污”，且数目甚少只有几千元，所以组织上作了“小组意见”就过关了。
“小组意见”全文如下：
“优点：（1）工作积极负责，（2）对业务能钻研，（3）在同志间团结较好，（4）能吃苦耐劳代（带）病工作。
缺点：政治思想开展较慢，政治学习较差，斗争性不强。”
在“三反”运动中，张筠秋与金洪声的境况大不相同，张是涉险过关最后摘去贪污分子帽子，金洪声似乎是和风细雨波澜不惊。
“三反”运动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为了防止自己队伍复蹈“兴亡周期率”而整饬队伍的第一次政治运动。从“三反”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我们不惜用很大篇幅摘录金洪声张筠秋在那场运动中的材料，不知能否使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金洪声张筠秋两人的个性和处事？不知能否使现实中的我们很能生些感慨……
1952年3月初，经过精心筹备，平湖县妇联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这是再次吹响推动平湖县深入贯彻《婚姻法》号角的动员大会。张筠秋面对远远超过137名妇女代表，坐满会场的全县各界人士，作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报告。经过一年来多各种场合的历练，几千声亲热而不失长幼之序的“大姐”唤声，已使她褪去了小手小脚的拘泥，可以神态自如地面对满场的听众，事前讲话稿的准备，也使她克服了讲话噜嗦的缺陷。而发自内心、情真意切的倾诉和号召，使讲话赢得了台下一阵阵的满堂掌声。
随后会上12名妇女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言，更将会议的气氛迭次推向高潮：有7岁就被送人当童养媳的；有明知男方有癔病被迫结婚的；有丈夫死后被婆家赶出成为“无窝鸟”的；有不堪虐待被迫走进庵堂当尼姑的；有无法承受折磨几次自杀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毫无矫饰的字字泪声声血，说到听到动情伤心处，台上台下哭声一片。由典型而一般，会议起到了震撼人心鼓动宣传的作用。
在以后的宣传活动中，尤以在1952年8月底，与平湖县法院联合推出的在韩庙镇举办的活动为影响最大、轰动一方。那次宣传，除了一般性的婚姻法知识图解，还展示了发生在韩庙当地的婚姻典型案件中，恶婆婆残杀媳妇的凶器、被害媳妇的血衣。当时正值韩庙镇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引来四乡八村2万3千余人次群众的竞相参观，群众无不为封建婚姻的愚昧残暴罪行感到震惊。二十天后，此案于10月19日在县城南门外广场实行公审，杀媳犯胡某被当场依法执行枪决，更扩大了教育的效果。
金洪声等奉命举办县物资交流会的任务，由于参加交流会要涉及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国营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手工业企业和个体农民等诸多单位，还要邀请外地单位客商参加，一时较难协调组织，所以先在乡镇举行。当时乡镇的主要经济实体是乡镇供销社，国营商业、工业相对较少，物资交流会多由基层供销社唱主角挑大梁。
继部分乡镇陆续举办物资交流会后，1951年10月，新仓、新埭、乍浦等县内三大镇也先后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促进了市场的复苏和繁荣，也惠及了企业和商店。
十个月后的1952年7月中旬，平湖县人民政府在县治所在地城关镇举办全县物资交流大会。县供销合作总社作为县内最大的经济实体参与，形式有设摊集场和交易所两种。设摊集场于老县政府广场内，以零售散客为主；交易所设于庙街，以批发为主。除了本县客商顾客外，还有沪、粤两省市及南汇、金山、湖州、建德、嘉兴、海盐、海宁、嘉善等县市客商进场交易。交流会自12日开始，至17日结束，历时6天，成交总额829915元，这在当年是近乎天文数字的巨大交易。
县供销总社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上海豆腐业公会慕名前来订购的黄豆3万担，单笔成交额40余万元，几乎占交流会成交额的一半。
1953年，随着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商业系统有了第一次分工，供销社的经营范围明确为手工业产品、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农业生产资料、农村生活资料的供应业务。根据这次分工，平湖供销总社退出了工业产品和逐步淡出了县城生活资料的供应业务。
1953年5月，金洪声在春花汛收购开始之时，接到了参加省行政学院学习的通知。行前，主持召开总社社务会议，决定金洪声在杭州学习期间，由业务股副股长、21岁的周伟权代行主任职权，处理总社日常事务。人事工作交由副主任李玉泉负责。
周伟权在2004年2月和2008年元月两次回忆这件导致他后半生二十年不幸命运的事：
“金洪声去杭州学习，经社务会议决定，要我代理业务经营方面工作。他临走要我搬入他的办公室，并把他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说方便的时候，有些东西拿出来晒晒。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才二十刚出头，就坐进他的主任办公室，也不知天高地厚，代签文件570余个。”
金洪声赴杭学习时，平湖乡中旱象已露端倪，后来旱情又有发展。自6月23日起到8月下旬，连续两个多月无雨。七月流火，全县农田陷于禾稻半枯焦之急象中，抗旱保苗成为头等大事。平湖农田的灌溉提水工具主要是龙骨水车，提水时下车的片片车辐最易损坏，天旱水位低、使用时间长，更易磨损断裂。抗旱灌水几乎昼夜不停，又值大片水田等着翻耕，都急需增加耕牛。一时车幅、耕牛需求骤增。耕牛无货，私人牛贩乘机大幅提价，中等黄牛每头从100元左右飞涨至160元，农业社不堪重负；车辐无处购买，农业社心如火燎。
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向基层供销社告急，各基层社向总社要货。暂时代理主持社务的周伟权向在杭州的金洪声汇报旱情请示办法，金洪声一言以答之：“抗旱如救火，尽力而为。”
于是周伟权代署下的平湖县供销总社全体动员，一边响应县委县府号召，直接参加抗旱救灾第一线的田头劳动，一边火速派员外出组织货源。一路人马去金华，调来樟树木材120多立方米，供销社自己加班加点锯板加工，供应车辐3000筒，解了抗旱水车的燃眉之急。另一路人马去浙南采购耕牛，首批牛到，每头以94元面市，迫使私人牛贩也只能降至108元，牛价得以平抑。既有力地支援了当年的抗旱，又为供销社开辟了一项新的业务。从1953年以后的5年中，通过调剂、采购，共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耕牛19121头，为当时以牛力为主要动力的平湖农业，作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正是年轻，会上宣布说是股长，以为总是正股长，否则怎么会教我代理主任？几十年后翻出文件一看，股长还是副的。
后来说是金洪声安插亲信，抢班夺权，把我开除了。后来想想，对我的处理是突破口。不久，金洪声也受处理了。”
对周伟权的处理，后终于得以“改正”，但那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金洪声自言“行政工作欠缺”，从安排周伟权这次代理主持总社社务一事确实也能见到。
这次安排，只是口头通知，没有形诸白纸黑字，而且交接只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
或许此次去杭州的学习，使他意识到了什么，或许他根本不设防，完全没有一点察觉。或许他觉得事情就是如此简单，他学习归来后仍任主任（张筠秋不也是这样吗？），周伟权仍可回业务股。凭金洪声的细到和聪明，他似乎不可能不知道或学不会这个程序，但他确实没有走完整这个程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周伟权会因这四个月的代理而被开除公职，沉入社会最底层二十几年。他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日后会被罗织成他开除党籍的一大罪状。周伟权回忆说：“后来想想，对我问题的处理是突破口。不久，金洪声也受处理了。”
平心而论，金洪声用周伟权，只是用他的业务熟悉，用他的年轻肯干。当然还有一点，两人之间自1948年起就曾在贝锦记米行同事，比较稔熟，比较放心。当然在他的意识里，确也存在着那些与周伟权同级或比周伟权职务高的干部，都不如周会做生意的思想。
我们从金洪声几年后对自己的一段自我批评，足以证得他对业务知识的重视和要求：“（我）调到门市部将近半年，对木材业务一点不懂，就是对自己担负的竹炭工作，也不深入钻研，能应付就行。对小竹品种的用途和季节需要，还未摸清。”从话中可以看出，在金洪声的深层意识里，供销社就是做生意，让一个从未涉足商场、不知商贾之道的外行，掌管这几乎囊括一个县最大生意的供销社，他认为那简直是不用考虑的事。
在业务和政治的考量中，金洪声毕竟还是生意人。他虽然在1947年冒着被捕坐牢的风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也当过半年的副区长兼镇长，还当了两年半的县供销社实际负责的主任，但骨子里，他还是个生意人，而不是商官，更不是商业圈子里专事行政事务的行政官。
另外，他肯定也不知道世上有句名言：“嫉妒是人类心理最大的阴暗面”，有时对人莫名的嫉妒，可以恶毒地吞噬掉对方。
1953年的张筠秋也同样忙碌异常。为了应对繁忙的工作、无暇顾及家务的生活现状，他们在家里请了一位保姆，当然两人的待遇由供给制改成了工资制也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保姆叫林凤英，一般人称她为周师母，城关镇人。当时金洪声、张筠秋还只夫妇两人，除了买菜烧饭浆洗衣服外，两人下乡或外出时，就是照看房子。后来金洪声、张筠秋先后调嘉兴工作，保姆也随张筠秋去嘉兴。不料因为保姆的地主成分，几乎酿成轩然大波，成了夫妇两人在解放初有运动必检讨的“政治立场”问题。
1954年，张筠秋就此检讨说：“在找女保姆问题，我祗片面相信人家的讲话，以耳为目不深入了解（她是地主）。因为保姆每天在机关一起，如不注意，对革命工作遭到损失。但我相信自己从侧面而官僚主义的了解一下，认为没有问题，自己不深入不掌握情况。还欺骗领导，说没有问题。并且保姆和胡德法谈恋爱，后来组织上对同志对党负责，去了解了情况，知道她是地主。当我听到这情况后，不大相信。认为领导掌握的情况，或许有点不确实。特意写信去问平湖镇政府，得到他们回信才相信。由于我的官僚主义相信她，听任女保姆弟弟来卖衣服，我也不追问，思想上是同意他的。等于包庇了他卖衣逃税。加上麻痹大意，从不考虑什么，所以我的笔记本有时放在房内，幸亏她不认识字，否则本子上的情况被她知道，泄漏了秘密。如果组织上不了解情况，使胡德法同志或许要掉队，使党受了损失。”
保姆问题必然也殃及到金洪声。在处理金洪声的调查材料中有一则“平湖县人民政府公安局”1954年10月19日出具的《说明》，内容是：“关于金洪声的保姆，叫林凤英，人家叫他周师母，地主阶级分子因为他（她）有五十多亩田，划阶级时没有划着。在最近选举中，给人民检举。因没有选举权，后他（她）与做保姆，居民会不打给她证明，后由张筠秋去居民会讲了，然后打给她证明。”
再回到1953年3月的张筠秋，她感到沉重的工作压力。鞭策来自最高层领导对全国范围内贯彻新婚姻法工作形势的判断。不到四个月，就党政齐下，连发了三个全国性的文件。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文，1953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文，要求贯彻落实婚姻法，更具体规定将1953年3月定为“全国贯彻婚姻法运动月”，195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
中共浙江省委和嘉兴地委当然等因奉此地发文执行。
事到平湖，在1953年1月18至20日的县委会议和2月5至6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上，都作了《婚姻法》报告，提出在3月份把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作为中心任务之一。
2月18日，县委召开全县县区乡干部会议，对宣传贯彻《婚姻法》作了全面部署。
3月5日县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县委书记讲话，并宣布成立“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法院、妇联等十一个部门领导人员组成，县长任主任，法院院长孙明城（4月起由副县长兼任法院院长）和县妇联主任张筠秋任副主任。并确定以三港乡为试点，创造经验后在全县全面推广。
3月8日，国际“三八”妇女节。平湖县各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拉开了“贯彻宣传婚姻法运动月”的序幕。
张筠秋任县委赴三港乡四人工作组的组长，到该乡指导贯彻宣传婚姻法工作。试点在1953年3月中下旬进行，历时十五天。工作组的食宿安排在乡政府里，下到村、组就在下面吃饭，晚上开完会回到乡政府住宿，往往已是后半夜了。
15天的时间分成三阶段，第一步是将村、互助组干部集中到乡政府，由工作组宣讲婚姻法以及有关政策，乡长作了报告，阐明贯彻婚姻法与搞好生产的关系。请村、社干部对照政策反映本村、组情况，稳定干部情绪。从村、组干部反映的情况中，加以汇总梳理，张筠秋和工作组也大致摸清了全三港乡的情况。第二步是工作组和乡干部深入到村、互助组，利用各种场合依靠已培训的干部，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婚姻法》，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讲明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新婚姻法的好处。第三步是从检查生产着手，整顿与巩固互助组，订立爱国公约，把《婚姻法》精神结合在日常生产和家庭生活中。既把握贯彻宣传婚姻法的重点，解决、调解了夫妻、婆媳不和的家庭，又使原有的四十八个互助组得巩固，还新成立一个互助组。
张筠秋向县委汇报了三港乡的经验，得到了县委的肯定，接着县委部署在全县推广三港乡经验，平湖县由此全面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张筠秋向县委的汇报，已是眉目清楚的子丑寅卯，再没有刚解放时向县委书记汇报时的“噜嗦”了。
平湖县“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组织的大事有：
按中央统一的宣传提纲宣讲。其形式有：黑板报、墙报、有线广播、幻灯、图片展览、剧团文艺表演。城关镇组织秧歌队、腰鼓队、乐队、土广播队。
县电影放映队制作放映幻灯片及《白毛女》、《两家春》。
新华书店发行婚姻法图释本二万多册。
农村业余剧团四面开花，演出剧目有《罗汉钱》、《不再的童养媳》、《幸福生话自己找》、《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月内，演出387场，观众99320人。大有夜夜有笙歌，人人唱梁祝之盛。《妇女自由歌》、越剧《婚姻曲》，响彻城乡平湖大地，其声势之大、其传诵之广，今日的任何一首流行歌曲不能与之比拟。
县妇联组织图片展览，6日开始，连展五天，观众5359人。
13日，举行城关镇与城郊区十对新人的集体婚礼，700余人争睹这开风气之先之举。
如此规模大张旗鼓地宣传，需要大批临时工作人员，如今日的志愿者队伍。县妇联就要求城关镇镇政府和居民会介绍合适人员，待工作告一段落，择其优秀者推荐就业。如龚明初，因为1956年有人了解他进供销社的缘由，因此留下了张筠秋的这段回忆：“在53年，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需要人。是向镇政府与居民（会）介绍来的失学青年，龚明初是其中的一人。工作是积极的，所以供销社招考，是妇联介绍他去考试。”
在张筠秋忙碌的《婚姻法》宣传中，1953年初夏，她惊喜地发觉自己有了身孕。不过担心胜过喜悦，那时她已是四十三岁，离开第二个孩子夭亡已有八年。金洪声又在杭州行政学院学习，对张筠秋的担心，婆婆张秀英宽慰她说：“你又要瞎想瞎想，前头有这种事，介好还有这种事体？”
但小心总是不错，张筠秋在下乡时发现异兆，即找医生保胎。终于在1954年3月12日产下一男孩，取名小红，为允古堂金十六世。此时张筠秋已四十四岁，金洪声三十九岁。
金洪声在浙江行政学院的学习持续了四个月，到9月结束。我们见到了一份四页共2400余字的自传式的材料，是金洪声的亲笔，用毛笔小楷写成，字颇清丽端正。从“家庭的详细情形及给于我的影响”开始，随后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和“十九岁至目前”两部分。看来，同张筠秋1949年8月参加的省委党校学习一样，对每个学员的家庭出身、本人历史审查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当然还有题中应有之义的思想认识和提高。
学习结束回平湖，金洪声就接到通知去省供销社嘉兴办事处履新，任业务科科长。
金洪声的这次工作调动，与原平湖县委书记国静波有关。国静波1951年8月至1953年2月任中共平湖县委书记，在任上对金洪声的工作能力比较赏识。国离开平湖就任浙江省供销社嘉兴地区办事处主任，于是点名要金洪声去辅佐。
周伟权回忆说：“当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南下干部，对经济工作不大内行，象金洪声这样的很少。金洪声去嘉兴工作时，心情是愉快的。”可以想见，这种愉快出自金洪声的内心：他终于可以摆脱不见长的行政工作，而一门心思地做生意了——业务科长当然以做生意为根本。
当然儿子金小红的顺利诞生也是夫妻俩心情愉快的重要原因。
国静波调金洪声还有另外一重原因：张筠秋金洪声与国静波的私人交往也不错，国静波南下来平湖任县委书记时，年纪已经四十四五岁了，仍单身一人。后来在平湖结的婚，娶了一位地主的女儿，老夫少妻比他年轻许多。“张筠秋搞妇女工作，在这件事上也帮了忙”，知情的周伟权这样回忆。
解放初期，南下干部到平湖后娶妻结婚的不少，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如第一任中共平湖县委书记戴奎，来平湖不久，即娶张筠秋介绍入党的徐运明为妻。徐运明的父亲徐清扬（字眉轩），乍浦木材商人，是平湖有名的开明士绅。浙江省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平湖县出席代表三人中，两人就是戴奎和徐清扬，一时成为统战佳话。
金洪声调嘉兴后，张筠秋在平湖县妇联主任职位上又工作了九个月，产假刚满，于1954年6月调省供销社嘉兴地区办事处，任秘书科科长。
张振乾也同期从海盐县城郊区区长任上，调省供销社嘉兴办事处，任业务科副科长。
四个月后的1954年10月，省供销社嘉兴办事处主任易人。
1954年岁暮，金洪声、张筠秋也将结束与新生共和国的蜜月生活，开始了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万里长征的第二步，第三步，而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将经历凤凰涅槃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