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的金洪声和张筠秋，陷入了婚后经济上的第一个困顿时期：张筠秋怀孕已近临盆，4月在办得异常红火的张家门小学校长任上被突然撤职。继1937年因日寇战火祸及而失去了长木桥初小教师的职务后，再次失去了她自幼向往的教师职位。假如说第一次的失去教师职位，主要还是精神层面的抱憾话，那么这次的再度失却构成了对她来说极其严重的经济上的威胁。金洪声在1937年的战火中，一夜间从平湖陆陈界的崭起新星，沦为身无分文的失业者。虽然以后的几年，他在县城四处奔波八方设法，但时不利兮驹不驰，只能落了个积劳数年终于病倒失业返家的结局。尽管此时的夫妻俩，照账面的收入，尚有张筠秋陪嫁的十五亩田的田租可补贴家用，但那在战火纷飞的当时，也只能是纸面上的画饼而已。一则张筠秋娘家海盐张家门附近的田大多是旱地，田租最多只有能种水稻的水田的八成，约每亩8斗米左右。况且游击区的国民政府和日伪势力拉锯的政治军事局势，使那几年的收租成为事实上的极不稳定和甚至不可能，所以不能将此项田租收入视为家庭收入的正途。张筠秋在晚年回忆起这段时期的生活时说：“可是种田一年，收下来还了租米亏本，金洪声又失业在家，正是走投无路。”
“种田一年”的情状已在前文叙述，“走投无路”真是夫妻俩窘状的概括。
面对新婚才年余的妻子和即将降临的他俩爱情结晶生命延续的新生命，金洪声和妻子计议一番后，觉得只有一条路或可一试，即告贷一些本钱，由他重操旧业开米店。尽管张筠秋望着丈夫曾经瘦削而今更显憔悴的脸庞，深知开店的艰辛，在战乱中更为不易。但金洪声主意已决，自觉天无绝人之路。于是就开始筹措资金，等凑齐了十石米之数，即告米店开张，米店的地址选在马厩庙。
马厩庙在金罗浜南面三里，也在平湖县境内，是个极不起眼的乡村小集——平湖人习惯上将此类几十上百户人家聚居的小集亦称为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厩庙只有东西一条街，街两旁住着五六十户人家。乡集虽小，却以一庙一桥闻名遐迩。马厩庙之得名，竟可远溯至我国春秋时期。相传齐国国君齐景公曾受命代天巡狩来到吴地，古称“大易”（现为马厩庙所属之平湖市曹桥街道）。齐景公驻军养马于此，故称马厩。后来当地百姓为纪念此事，建齐景公大王庙，俗称马厩庙，于是小集也以庙为名，称为马厩庙镇。
马厩庙此地果然名不虚传，以往仅以庙名彰显其历史，拂去历史烟尘层封之后，终于在1980年发现马厩古文化遗址的实证。遗址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5米。可分为良渚文化、青铜时代、东周序列。考古工作者采集有良渚文化的陶器、石器；青铜时代的印纹硬陶；东周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等。
马厩庙镇南畔有赵泾港自东向西蜿蜒流过，水势颇浩荡，三孔石拱大桥马厩庙桥横卧其上。桥长34.2米，高6.32米，宽3.31米，中孔跨径10.1米，边孔跨径各6米。南北各有石级37级，桥身用花岗石建成。桥始建于明，光绪年间重修，民国十八年（1929）春，里人重建。小镇长桥，在平湖县境内仅见，故入《平湖县志》。桥侧畔共雕刻楹联八条，西侧两联四条是：“扬帆东驶柽联三泖口，驱车南望遥指九峰巅；万狩渡景公庙貌至今称马厩，西驱沿大易塘名终古属赵泾。”东侧两联四条是：“半月偃赵泾五坊门户，长虹环马厩三县交通；隔岸拱星枢南望沙渚北通汉水，横塘澄月影东连泽浦西溯硖川。”古桥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济世的交通功能，尽寓联中。
有关马厩庙米店资金的来源，金洪声在1950年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撰写的个人经历中回忆道：“系借来十石米，是我夫妇两人（筠秋生了孩子，已不教书）自己做的，一面种田，一面做生意。”资金的数额和主要经营者的情况，都讲得比较详细。而张筠秋在稍早一些时候的省委党校学习回忆中，也有提及，不过在资金数字和开店地点上就显得模糊一些：“卖去一些田，离家不远的小镇上开米店。”在另一处回忆中她说，卖去田的数目是七亩。
金舜仪也亲身参与了兄嫂这次马厩庙开米店的事情，米店的一些具体情形可以凭借他的回忆。我们在2006年4月13日专访了他，八十岁的老人仍思维敏捷，他侃侃而谈道：“马厩庙米店门面，我们店靠近西面，潘天河造的。米店对面是茧厂房子。营业做得比一般大。海盐西塘桥朝南出黄豆但无米，投机商洒水米。店里夫妻店，我和上头的阿姐，阿嫂教书放假时也在。”
“潘天河造的”，就是说米店的房子是租用潘天河家的。“店里夫妻店”，是指店中的经营人员都是自家人。从金舜仪的话中可以看出，金洪声是捕捉到了市场需求互补余缺的商机。他又是经县城大米行历练多年的高手，“投机商”急功近利甚至可谓饮鸩止渴的在“米中掺水”的手法是绝然不为的，坚持的是“诚信赚钱、人有我优”的商业原则。果然，诚信经营的结果必然是“营业做得蛮大”。
米店较为详细的经营情况，金舜仪又继续回忆说：“有一帮肩挑贩米客，海盐黄豆挑来，离平湖还远，就卖给我们米店。一次、两次就熟悉了，就脱手。米再贩回去，菜籽也有。黄豆、菜籽收来装平湖。我们看下手，生活那时也蛮好。”
以金洪声的生意经，他利用马厩庙地利之便——居海盐至平湖必经之路的中间；又拓展了他的长项——与人相处的本领，就将顾客拉住了。或许还借重了张振乾父子在地方上的影响，可以为他组织海盐的货源和客户。张筠秋在回忆金洪声1937年在平湖县城毁于日寇炸弹的损失时曾提到，也包括张振乾寄售的五石黄豆，以此可以看到金、张姻舅之间，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
“他野心蛮大，沈祥荣开肉店，和他合作，弄在通界桥大宅，一面开肉店，一面开米店，开爿分店。”
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业的本质和商人的本能。金洪声在营业较好时，就抓住时机，在通界桥找到了合作伙伴，开起了连锁店，扩大了经营规模。
时过60余年，金舜仪对米店的规模和生活情形，还记忆犹新：“马厩庙走下来，一条大街，就一条道路，东西向。米店的房子是平房，外面是店面，踏子，一扇朝上，一扇怕掉。后面房间，困觉有两只房间。房间后面是河。灶间在旁边，靠两边，吃饭是静珍烧的，生意做得时间比较长。”
“踏子”，是平湖人对店铺门面装修的一种样式的俗称：木板做成的几扇窗在在上半部，可以向上吊起。下半部是一整块较长的木板，可以整块卸下。
对马厩庙小米店来说，金洪声尽其所能，是争得了人和、地利，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存在甚至发展空间。然而还有一个绝非如金洪声般的一介草民所能掌控的天时——战争的时局。用金舜仪的话来说，就是“清乡接连来，店不来了”。
自1937年底，以小国之兵犯大国的日军，对平湖县全境的占领只能以控制平湖县城为象征，再以占据“点、线”的方式逐步蚕食控制为补充，继以小股派兵扰犯农村，间或进行报复性的杀戮暴行为其“占领”张扬气焰。每去乡村扰犯事毕，则仍撤回县城或据点，所以广大的平湖县农村，就成了国民党政权控制的所谓游击中心区。
1940年2月12日，唐伯钧由钱塘江南，北渡来平湖，组成新的国民党县政府。同月，浙江省政工队第三大队第五中队（简称“三五队”），亦从钱塘江南之庵东，渡海来平湖。驻在离平湖县城仅十里之遥的徐号乡平家圩，该队中有中共“三五”特别支部。在平湖县境内，就形成了我敌并存的“游击中心区”的局面。
与金洪声从事的米业生意有关的粮食供给形势，在1940年的浙江，演变得分外严峻：3月，为应对全省粮食紧张的局势，国民省政府成立粮食管理处，设永康县城内红霓巷。粮食稀缺的结果，必然导致粮价的骤涨，形成米珠薪桂的局面。如宁波米价竟标价涨至每石56元，平湖也在同样的价位区运行。最棘手的，还是有价无市。6月，省粮食管理处在方岩召开缺粮区县粮食会议，讨论节约粮食，开辟粮源，筹办施粥厂，以济饥民。省主席黄绍竑为节约粮食，以粥待客，一时成为广为流传的社会新闻。
素以余粮县著称的平湖县，在1940年也粮荒严重：5月，城乡粮食流通受阻，日伪县政府竟发出如此告急：县城内仅存粮食七千石，只够二个月民食。
1940年5月发生在金洪声、张筠秋家中的一件大事，是大女儿建村的诞生。虽然生逢乱世，不得已免去和简略了从催生到三朝到满月的一系列乡俗，但夫妇俩对女儿的取名还是十分认真慎重。筠秋说，就叫建村吧。洪声说：五月还是春天，米店也刚开张，建成春天，意思真好。筠秋知道，平湖话村、春谐音，洪声理会错了，就更正道，是农村的村，不是春天的春。洪声领悟了筠秋的意思说，建设新农村也好。生在春天而取名建村而不是建春，饱含了张筠秋从青年时期起就萌发的并两度付诸实践的、建设一个乌托邦式农场的向往。生育建村的前后，她正在金罗浜主持种田事务。在粮荒严重的岁月，增加一张进食的小口，也不啻是对年轻父母的沉重负担。或许女儿的名字，还包含着时处荒年的父母对丰衣足食的祈望。
12月，平湖县粮食管理委员会成立，向农村筹集军粮，显示着全县的粮情更其趋紧。以金洪声的经验和能力，缺粮或许能成为一波商情，只要能够掌握粮源，或许倒可成为米店获利甚至发展的一次机会，在这点上，金洪声颇具自信。
然而日军的由小股窜犯演变为大范围的清乡，则是金洪声无力左右却对米店生意有百害无一利的很大破坏。
1940年金洪声新开张的马厩庙小米店生意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周围方圆十里的米业首户，诚如金舜仪说的，“那时的生活也蛮好”，张筠秋说洪声做生意到底是在县城见过大市面的，到马厩庙是手到擒来，稳做的。金洪声却笑着说，全是女儿建村带来的运气。全家总算过了个还算象样的春节，节后本来就是生意的淡季，平湖人俗称“荒春”，米店生意寡淡些，金洪声也习以为常。然而金洪声不知道，1941年以后，他所开设的小米店和其他所有人的生意一样，将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打压和严峻：日伪为了强化对长江三角洲的统治，消灭和驱逐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使之成为日军稳固的兵站基地，自1940年下半年起，集中兵力加紧进行扫荡，以达到“确立治安”、恣意奴役和搜刮的目的。
从1941年到1944年，日伪清乡的范围为苏南和浙江的二十多个县，分两期实施。第二期清乡划分为两个清乡区，第一清乡区以嘉兴为中心，包括嘉善、平湖、海盐全部，嘉兴县大部，海宁半部，松江大部。
金洪声开设的马厩庙米店，生意赖以开展的平湖、海盐毗邻地区，也在第二期清乡第一清乡区范围之内。金舜仪回忆起日伪清乡逐步影响米店生意的过程，在2006年3月22日仍动情伤感的说：“日本鬼子已经侵占，这一段做生意顶怕顶危险，而且逃来逃去。这段辰光，日本鬼子经常清乡。起初马厩庙这地方还少到，顶多到葛家桥、界全桥这一段，离马厩庙还比较远。后来一段一段弄过来。米店开得蛮好，清乡一次，又逃掉，米店清光，米全部抢光，弄光抢光，老百姓也拿点去。而且逃来逃去。日本人乓乓船装米去，弄光，再重新起头做。这段时间做生意比较苦。”
“乓乓船”，是平湖人俗称指以机器为动力的船，以其开动时音“乓乓”而形名，那时还比较少见，一般当地的运输船都是手工摇的栈船，只有日军才有这种机器驱动的船，以利于他们的大肆掠掳。
日伪清乡中惨烈的幕幕，时隔七十年，“几曾识干戈”的老人还历历如在眼前：“马厩庙清乡，讲次顶大的。日本人金罗浜向北了，茶馆里的人一起泻出来，朝一只死塞浜（按：平湖土话，水流一面断流的河）跑，刚盘到浜对过（按：对面），日本人已到了。知道不是支那兵，是老百姓，逃，日本人也光火。都捉起，我和金洪声也被捉，金洪声被打几下。金洪声裤脚管闯湿，亏得有时间逃到南货店里，床头的干裤子换上，湿裤子日本人还要怀疑。第一次，金洪声被打后，还被日本人押着背子弹，背到平湖界亭桥处，看他实在背不动，接下后把他推到田里。张筠秋在通界桥，看见我回来，不见金洪声，急了，叫我陪了到平湖。还好，走到庄基村处，他倒在来了。说明这对夫妻好是好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更何况是在生离稍纵可能就为死别的战乱中，张筠秋对金洪声的挂念是刻骨铭心的。当时像张筠秋这样阶层的妇女，日常的着装都是旗袍，在乡间行走是颇多不便的。可以想见，一位穿着旗袍的少妇由一位少年陪伴，在乡村小路间奔走寻觅的焦虑，以及躲过死难重逢时的欣喜。
“第二次，日本人到马厩庙时才发觉，朝南逃在开南货店的潘家屋里。他逃在南浜，我逃在北浜，独吊吊一座房子。金洪声头上被木壳枪打出血。我在北浜，屋里有人探头，日本人朝房子打枪，打中跳三跳就死了。童养媳打在锁骨上，我心要吓得跳出来。逃时店都不要了，关也不关，来不及了。”
金舜仪老人讲话结束时，几十年前清乡对米店生意的摧残，被这一席话，凝固在当前的空气中。
金洪声本人对被打一事当然记忆更真切，他在1978年1月的记述尤为详细：“当时日寇经常来扫荡，由汉奸金玉林带领，住在镇上不易逃跑，所以住在离店很近的张家石（宅）基。有一天早上，日寇来了马厩庙。我正从张家走出几步，听见枪声，我即回张家。那时筠秋和我妹妹，逃到河边大树下，站在水里。上夜张家住了国民党部队，听见日本鬼子枪声，开了几枪即逃跑。我回到张家与爱观二人，迅速将住过部队的形迹，迅速弄好。二人坐在灶间。即听见日鬼在外唤叫（张家是地主，进屋有一条一弄）。（按：“一弄”应是“弄堂”），我和爱（观）二人即走出去。我去前并对爱观说，你不要讲话。走到门口，一个日寇一把将我拉出去，我跌在地上。日鬼看我手心和肩上后，即叫领进屋，经过检查，没有见到什么。在灶间有一个铜茶壶，日鬼点点，我切（沏）一杯，我自己先吃，后弄给日鬼吃。我感觉头上发痛，用手一摸，头上血从耳边流下，大约在地上撞头。”
看来是金舜仪的回忆中有点小的误差，以为金洪声是被枪打破了头。爱观何人不详，看行文，似是房东家一不甚省事的男子。
“由于日鬼与匪军接触时流弹，将逃在屋外附近的房东媳妇（按：即金舜仪所说的童养媳）和阿大（按：另一男子）打着了流弹。事后二个伤很重，不治定必死亡。我不顾自己的安危，即用船把这二人（因我有良民证）送平湖水门洞。水门洞守有伪军和日寇，我说先生（按：当时平湖人称日军为“东洋先生”），打枪流弹受伤。因这二人都是农民，经过检查，放我们进去，送到姚水清医院治疗，均治好的。（后来才知道，被汉奸知道）姚水清化了30石米，总算无事。”
金洪声自己也身处生命危险的异常境遇中，救人一事在当时也并非非办不可，不主动“揽事”的话，无人可以强求。即使有人请求，托词是随处可以俯拾的。我们可以这样说，面对血和死亡，在金洪声身上表现了他人性至善的一面。同样善良的还有姚水清医生，冒着极大的危险，接受朋友的委托，救治素昧平生的病人。被敲榨去的30石米，在当时缺粮的大背景下，是一个极大的数目。而金洪声只是在事后才知道（关于此点的详情，稍后还会叙述），而且也仅仅是让金洪声知道而已，可见姚医师的古道心肠、医德之高尚，也可映见金、姚两人情谊之深。
此事对当事人的影响之巨，还必然波及到家庭主妇张筠秋，她在晚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鬼子来扫荡，后来我们租潘家宅基潘阿照家（按：此处的回忆村名与金洪声的不同，似金洪声为经营照看米店方便，与张筠秋住在两处，或者应以张的回忆为确），金洪声和我们在二处，东面游而不击队伍一面打枪一面逃跑。我与小妹（按：即金月蜍）还弟（按：即金舜仪）抱着我的女儿建村，记得还有朱同志躲在一棵树下面，半身站在河内，子弹打我们头上飞过。幸亏天下大雨，鬼子退出了。我们从河内上岸，后来看见了金洪声头上有血。见潘阿美（按：即金洪声说的媳妇、金舜仪说的童养媳）与一个青年阿大躺在地上，在流血，家里一片哭声。如不及时抢救，要流血死亡。帮助了阿大，把手用线扎击（结）。阿妹用花絮掌进。平湖只有姚水清诊所，金洪声也自告奋勇，他伴去平湖。老金抹去头上血迹，和他们带了香烟与钱，在夕阳西钭时摇船通过水城门封锁线，到姚医师诊所后河上岸，约一月左右回来。后来遇到姚医师，他说将二人总算治好了，但有些麻（烦），可是我没有问（85年到平湖见了姚师母，才知道为这事，被汉奸搞柞（敲诈）30石米）。
四十年岁月掩藏起来的一段真相，酿就了医患、朋友间的一段真情。姚医生此举，称其善举应不为过。事过境迁六十年后的现代人对此事此情，不知是否有“人心不古”的羞赧。
关于上文中“阿大”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个金舜仪的说法：“顾志拯的一个勤务兵叫俞阿大（是大河浜一个农民，现人仍有着），受枪伤，由金洪声介绍到姚水清诊所住院治疗。被日寇宪兵队密探金玉林等知悉后向姚水清敲诈（榨）白米33石。”
因为顾志拯当时是“游击队”性质，那位“阿大”是农民而曾当过一段时间顾的勤务兵也完全可能。不过后面的情节就基本相同了。
1941年初春到秋天，在张筠秋和金洪声的人生历程中，发生了一件改变或者说是重塑命运的事件。不过，事件的起端极为平常：出嫁在平湖的张筠秋抱着女儿建村，回了一次海盐张家门娘家。为了躲避日寇日渐频繁的清乡，父亲张礼甫当时携家人在离宣家浜不远处的金家湾赁屋暂住。
1941年的初春（张筠秋在一次回忆中，明确说是1月，然考以当事人的衣着，应在初春或稍后。），张筠秋怀抱不足周岁的女儿，回海盐父母的暂住地金家湾。从马厩庙到金家湾，步行要经过小宁桥、西塘桥、大宁桥，全程二十余里。在平湖、海盐一带，步行二十里，已算是很长的路程了，更何况还带着孩子，一定要有人帮着抱孩子一路同行。张筠秋到父亲处一看，却见家中住着一位身穿纺绸长衫的年轻男子，与父亲以叔侄相称，自己却并不认识。父亲介绍，是做贩柴生意的沈先生。
其实，那位年轻男子的真实姓名叫黄炎，曾化名沈怀民、王怀民等，江苏扬州人。1938年进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海北工委书记，年龄在二十三四岁。以做贩柴生意为掩护，来海盐领导开展海北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工作。来张礼甫家居住，是经李石农的介绍。
至于黄炎选择在张家居住的缘由，据当时任海北工委委员、后任中共地下党海北特派员的刘明说，是看中了张礼甫在当地的影响。当时张家在地下党眼中的地位和政治倾向是：“张（按：张筠秋）的父亲是海盐县一个士绅，在地方上是有一些威信的。因为当时他很同情共产党，省政工队在海盐工作时，内部党组织曾想在他那个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作的。后来省政工队离开，王燕（按：黄炎）通过张父亲关系，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的。”这是刘明在解放后的一段叙述。
现将当时中共地下党在海北地区的组织情况作一简介：“中共海北工委原来由副书记于以定实际负责，书记黄炎担任中共浙西特委委员、青年部长而未到职。后，于以定被国民党逮捕，干部大部分撤离。1941年，海北工委书记是王燕（按：黄炎）。”语摘自刘明的回忆。
关于这次张筠秋和黄炎的见面，有好几个版本的记述。我们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均照录于下，以请读者诸君品味：
张筠秋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的回忆：“1941年我回海盐望父亲时，听他讲，共产党人真的重于实际办事。这些青年都是老老实实为了国家，国民党真是无耻，暗中还要打击他们，将来共产党终要成功的等等，又云现在有一个同志在这里。我好奇心，很快活。想到父亲时常说（共产党员在工厂不怕苦等），我要去看看。结果真的看到了这个同志（叫沈怀民），没有大学生的气味而诚肯（恳），帮助老百姓做工作，我就想托父亲去说要求入党。”
事隔30年后，张筠秋1981年10月16日在杭州回忆此事时说：“从此，我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情，暗暗探听着共产党的下落，摸索着不让孩子们再当亡国奴的道路。后来终于找到住在我家附近金家湾以贩柴为掩护的黄炎同志。”此次回忆是应平湖地方党史工作者收集党史材料之约请而作的。
将近一年后，张筠秋1982年6月在杭州三台山工人疗养院又有一次回忆：“我结婚后也就住到了马厩庙，有一次我回娘家，看见有一位年轻的客人。父亲悄悄对我说：你不是要抗日，要找共产党吗？这位沈先生就是。但他的身份是秘密的，你千万不可言明。原来这位化名沈怀民的沈先生，就是组织上新派来的海北工委书记黄炎同志。他当时穿一件纺绸长衫，打扮成跑单邦（帮）的样子。他是由李石农同志介绍，到我家来暂时隐蔽的。我知道后，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向他讲了自己前段时间在西塘桥进行抗日活动的情况，也讲了自己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意见，真像见到亲人一样。黄炎同志冷静地听我申诉，热情地鼓励我坚持抗日。”
这次回忆也是应平湖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者的约请而作的，于稍后的1982年7月24日又作补充：“41年五月份我回到娘家，看见一位不相识的年轻客人住在我家。我问父亲，他是谁。父亲说：小宝，你不是想抗日吗？这位沈先生对目前形势知道很多，他主张抗日，你可与他谈谈。当时他穿一件纺绸长衫，打扮成跑单邦（帮）的模样，真实身份我们全然不知。听父亲说了后，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向他讲了自己前一段时间在西塘桥进行抗日活动的情况，也讲了自己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意见，真是像见到亲人一样。沈先生冷静地听着我申诉，热情地鼓励我坚持抗日。（后来知道，这位沈先生就是黄炎同志。）”
请注意的是，这次的回忆中，对那位年轻人的身份“全然不知”，时间为5月。
张筠秋在晚年回忆道：“在大海中望见灯塔，在心中有了方向。在41年春天我抱了孩子去探望父母，他们已住在金家湾，日寇少进来。在我家住了一位客人，父亲介绍说，沈怀民先生，在做小生意，你东西要吗？我见了沈怀民，预计他是共产党（就是海北特委书记）。我们谈抗日的形势与把自己的经过与思想向沈怀民同志讲，他讲你有这个思想将来能找到的，我替你了解一下。”
从上次回忆中的对陌生年轻人身份的全然不知，到了这次的预计他是共产党。当时的境况，张筠秋可能有些预知“沈先生”的真实身份是最接近客观的情形。
在200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中，张筠秋有《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地下斗争》一文收入，她回忆起见黄炎的经过是这样叙述的：“于是我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暗暗探听共产党的下落。后来终于找到住在我家附近金家湾农民家的黄炎，经介绍又认识了庄雪英，由他们俩介绍我入党。”
黄炎由住在自己的“士绅”之家而变成了农民家里，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明也因后被捕过而被略去和掉换。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对当时地下党员的生活情况有一些直观形象的了解，我们将张筠秋有关黄炎在她娘家生活的一些回忆也录如下：
张筠秋在1982年6月的回忆：“黄炎同志在我娘家大约隐蔽了三、四个月。日本鬼子来扫荡时，他就跟我家一起转移，装扮成我父亲的侄儿，平时也像亲人样，大家有粥吃粥，有饭吃饭。这样，通过几次接触，黄炎同志对我说，再过几天，会有一个同志到马厩庙找我。”张筠秋在随后7月24日的补充中，除了时间从“三、四个月”改为“一段时间”外，其余均照录前文。
还有一些可供参考的说法：张礼甫欲亲自作伐将二姑娘嫁给黄炎，而黄炎恐怕自身安全无保障，耽误姑娘的终身，而搬往他处居住。
张欣华的回忆是：“那时在我家居住的黄明（炎），二妹对他有意思，两人一起下田劳动。然而黄明（燕）立志革命不成功就不考虑个人的事，后来就搬出去住。”
前文提到的海北工委书记于以定被捕一事，因与张筠秋见到黄炎事有关连，也将史实补述于后：
于以定，1911年生，江苏省金坛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浙江省直属战时工作队。1940年2月，调入所属第三大队第五中队（简称“三五”队），任队副，并担任中共“三五”队特支书记。是年春节后不久，一行30余人，从余姚渡海进入平湖县境，驻徐号乡平家圩。5月，中共海北工委建立，浙西特委委员、青年部长黄炎任书记（未到职），于以定任副书记主持工作。8月，于以定任书记，领导平湖、海盐二县及海宁、嘉善、嘉兴三县部分地区（简称“海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0月12日，国民政府平湖县长撤消于以定的政工队长职务，于以个人名义印发《告平湖各界同胞书》，在平湖引起很大反响。11月26日，奉命去莫干山中共浙西特委汇报工作，次日在桐乡被捕，密藏于伞柄内的海北工委向特委的报告被搜去。报告洋洋洒洒共五章三万余字，且有海北地区全部中共党员名单，所以党组织决定已暴露的党员紧急撤退。
于以定被捕，党员紧急撤离后，海北地下党工作一时陷于瘫痪。中共浙西特委为了重新开展海北的地下党工作，就派黄炎前来。据当时在省政工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1941年4月，黄炎任中共海北工委书记，来海北重组中共地下党组织。……我们在工作中接触过海盐县西塘桥的一个叫张振乾的知识分子，他是地主的儿子，不满当时社会现实，思想比较进步，经过教育，已经发展他入党，我们就决定暂将黄炎掩护到张振乾家去。”
有必要对此时中国及嘉兴的政坛风云作一番鸟瞰：
1940年1月4日，与平湖相邻的嘉兴县，敌伪400余人血洗凤桥镇，平民被杀60余人。男女政工队员十余人，被捕后坚强不屈，被敌伪用汽油焚烧，全部壮烈牺牲。
6月，在浙江全省范围内，各县政工队纷纷被裁撤，队员遭甄别。
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省支团部着手接收各县政工队，队中的共产党员纷纷被裁。自此，积极抗日的青年政治组织政工队易帜为国民党御用的青年组织。
在全国范围内，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名义发出皓电，强令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这则著名的皓电，揭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我们再回到江南嘉兴一带的平湖、海盐地区。
张筠秋在父亲张礼甫的指点下，与黄炎谋面之际，中华大地上空已是乌云滚滚，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的标志——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业已发生。并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手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而大白真相于天下：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率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北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在江西茂林预伏八万余部队，对北上新四军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除突围二千人外，余均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卫士以谋财为图惨遭杀害；军长叶挺欲与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顾祝同谈判解决被围事宜而被俘。
1941年8月1日，又是在与平湖毗邻的嘉兴县，省直属第三政工大队队员两人，在赴敌据点王店镇工作时被俘，不屈骂敌，惨遭杀害。
张筠秋与黄炎见面后，黄炎领导的海北地下党组织就有意准备继续考察，待条件成熟时，发展张筠秋入党。有关张筠秋加入共产党的经过，尽管她本人的回忆有详有略，但情形大致相同，现也一并录述于下：
张筠秋在1981年10月16日的回忆相当简约：“不久，刘明同志来我家找我谈话，我由黄炎和庄雪英两同志介绍参加了党的组织。”
张筠秋1982年6月的回忆就比较详细：“果然，没多久，一个年青瘦长个子，身穿一身蓝布衣服，脚著一双草鞋，到马厩庙我家的小米摊来了。原来这青年就是刘明同志，当时化名叫李福奎。他说他是送条子来的，条子上写：现在我有脚气病，走不动，所以先托人带此信来，过几天我会来看望你。下面的具名是庄明余。我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日日夜夜盼望着。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一个穿条纺旗袍的妇女来了，我立即和她姐妹相称，亲热地让到屋里。但我心里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所以不待她坐定，就急切地问：‘现在希特勒德国已经包围列宁格勒，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吗？’”
张筠秋真是一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热血心肠，秋瑾女侠的巾帼豪气跃然字里行间。
“原来庄明余就是庄雪英同志的化名，她冷静地向我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告诉我，在苏联，斯大林是有计划撤退，在中国，有共产党领导抗日，中国肯定不会亡。同时，她详细地向我解释了必须打持久战的道理，但是形势肯定一天会比一天好。我听后真是心事一落，于是我们愉快地坐下来吃饭。当时革命同志之间真是亲密无间，我记得那一餐吃的是南瓜饭，但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庄雪英同志常来我处，不断向我宣传革命道理，提高我的革命觉悟。有时还在我处过夜，两人在夜深人静时，她悄悄地教我唱《国际歌》。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向庄雪英同志提出了入党申请。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和刘佩珍二人，由庄雪英同志介绍，一起在马厩庙填了入党志愿书，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张筠秋在稍后的7月24日作的补充，基本经过大致与上述相同，不再赘录，唯有几点前所未述者可记：刘明来第一次时，“并拿出张振乾的介绍信”；庄雪英第一次来时，“当时张振乾也正好在我家”；填写志愿书的经过更为详细：“一九四一年秋天（大概是十月份）的一天，徐明余同志带来了二张入党申请书，我和刘佩真（珍）当天就填好，交给了她。她告诉我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半年。”
张筠秋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入党过程时，对其中的几个细节描绘得特别逼真：“约五、六天，我弟与刘佩珍都在米店，也是一天晴天上午，一位短短头发穿着条纺旗袍一双布鞋约20多岁，跨进来叫我阿姐啊，就是庄雪英同志……隔了几天来一次，一次留他（她）住一夜晚，唱国际歌。我第一次听到，请他（她）唱几遍，他（她）说我们为真理而斗争。”
作为家庭的另一员、当时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金洪声，对妻子秘密加入共产党是知情的。但出于种种考虑，他在当时没有申请加入。
在1950年参加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金洪声回忆道：“在这年中，我爱人加入了共产党。但这时我对党的认识模糊，祗感到现实不满，日伪残暴，蒋匪政府的腐败。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的，但想到这不知要到何年。后来刘明同志等时常来我家，看到他们的朴素和蔼、团结作风，以（与）摆在面前的国民党游击队对比一下天地，在我思想中对共产党有了好感。但当时由于小资产阶级自私打不破，以为参加了党一定要牺牲个人。一切虽在颠沛流离，想把家搞好。看到目前的现实中国的危险，必须依靠共产党抗日，打倒蒋匪，使人民翻身，但终于跳不出家庭的小圈子，所以没有提出入党，对党是有好感而拥护的。”
晚年的金洪声在1978年12月撰写的回忆中摈去了修饰，显得更加朴实可信：“张筠秋由刘明介绍入党……关于地下党问题，父子、母子可瞒的，夫妻是无法瞒的。筠秋入党不久即告诉我，后来我也提出入党，因当时已有一女孩子，而且上有父母。凡（万）一出事要走，叫我暂缓入党，帮助党做点工作。”
照行文的口气，“后来……做点工作”一段话，是金洪声和张筠秋夫妻俩商量后的叙述，1978年张筠秋健在，并同居一室，金洪声所述应该是客观的。以今日的眼光审视，也颇合情理和他们家庭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褪去某些乔饰后的坦陈之言。
晚年的金洪声在另一处回忆此事时也说：“筠秋于1940（按：应为1941）年秋入党，因夫妇之间，很难隐瞒。同时自幼相处，思想相同才结婚的。故她入党后不久，即告诉我。”
张筠秋的回忆也可证实这点：“刘明同志对金洪声我们讲形势他听，让他也知道，让他帮助工作，党内事要保密。”
张筠秋和刘佩贞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时，冒着丧身毁家的危险加入共产党。而在共产党坐稳天下成了执政党时，却成了两人政治历史中必须进行审查的一个重大关节问题。在信奉“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期，审查的结论是事关个人入地狱还是仍能留在人间的最严重问题，即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现将审查她俩加入地下党的有关材料录于后，一则在今日可以成为佐证上述张筠秋生平重要事件史实的最权威材料；二则可以给后人留下了解那年代某些缩影的真实史迹。
庄雪英为刘佩贞入党问题的证明材料：“刘筠仙同志是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由我介绍入党的（在张筠秋入党同时，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她自己家庭出身是地主，本人出身是工人，曾在上海参加过罢工运动。她的历史方面入党前，她本人交待和我们了解，没有参加反动党派的。当时他（按：她）对旧社会不满情况是存在的，对共产党有好感，同情于革命。海北工委书记王燕（黄炎）同志住在他们附近（海盐乡下），主要依靠她们的关系来作掩护，而她们对王（黄）的身份是了解的。她入党后，由于她丈夫肺疾较严重，经常卧床不起，以及小孩子家庭等牵累，对党的工作做得很少，主要还是做些掩护工作。以上情况供组织参考。庄雪英（盖章）”
证明笺上还盖有庄雪英当时所在工作单位中共浙江省粮食厅总支委员会的印鉴，以示郑重。
由于刘佩贞在以前的履历表填写中，错记了入党年份，这次作为问题一并纠正。刘佩贞1956年肃反时写道：“通过这次肃反学习，特别是听了季副市长及党支部对党忠诚老实的启发报告后，我开始慎重的考虑自己是否还有对党不够忠诚的地方，或不合符事实的地方，应该向党交待的地方。经过反复的思索，回忆我入党的年份因过去只凭自己记忆推算（以小孩年龄推算），所以填的是1940年入党。现在经问张筠秋同志，知道我是填错了一年，应是1941年。因为我和张筠秋是同时参加党的（据她说，问过介绍人，证实是41年入党）。所以，今天我应该向组织交待，更正我入党的年份。以上说明我对入党年份不够慎重的考虑，也就是对党不够忠诚的态度。”
写上述材料的时间是1956年6月6日，刘佩贞的丈夫张振乾已被开除出共产党，言词之间透露出来对共产党的忠诚，以及行文中屡屡出现的“交待”字样透露出来的惶恐，是没有亲历那个年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组织的审查的结论是寥寥一行字：“刘佩珍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根据介绍人庄雪英证明系1941年下半年入党的。”
刘佩贞自此对加入共产党的事，可以有了比较从容的叙述：“1941年在海盐（按：现行政归属平湖）马厩庙，由庄明余（化名徐明珠）（现名庄雪英）及刘明（化名李德奎）介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候补期6个月，1942年3月转正。介绍人现在杭州省粮食厅及省委工作。”
同一时间，对张筠秋入党问题的审查也在进行，并最终以《对张筠秋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形式，作了组织结论。现将有关内容全文摘录于下：
“甲据其本人交代1、1941年10月，在平湖马厩庙由海北中共地下党员刘明、庄雪英同志介绍，参加中共地下党。”经调查，组织的结论是：“张筠秋同志确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941年入党。”署名是“中共嘉兴水产供销分公司审干办公室”，时间是1957年12月，并加盖“中国水产供销公司浙江省嘉兴分公司人秘科”的印鉴。
一场公案终于尘埃落定，张筠秋可以再一次“心事一落”了。
张筠秋的入党介绍人到底是谁，由于张本人和组织结论中都有个两种说法，似乎有点扑朔迷离。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庄雪英和刘明；另一种说法是：庄雪英和沈怀民（黄炎）。拂去种种岁月的风尘，笔者认为以“庄雪英和刘明”为是。
有必要将两位介绍人的情况作个简介：庄雪英，1913年生，比张筠秋小两岁。又名唐旭、庄自珍、徐明珠、庄明余。江苏吴江人。1939年9月由刘明介绍加入共产党。1940年初，调嘉崇桐地区工作。4月，负责该地区工委妇女工作。1941年4月，任中共海北工委妇女委员。1942年5月，调中共路南特委上海联络站工作。1943年秋，回海北地区工作。1944年初调到平湖。新中国成立后，从浙江省粮食厅离休。
刘明，1912年生，又名刘汝琏，化名李福奎、李正明，江苏靖江人。1938年12月入党。1940年2月，任中共嘉崇桐工委组织委员，11月，为主要负责人。1941年4月，任中共海北工委宣传委员。1942年3月起，为海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5月，任海北特派员。1945年10月后，担任华中分局浙东政治交通、兼管海北地区党的工作。1946年12月，重返海北任特派员。1947年11月，在上海被捕后脱党。1978年，从浙江省林业厅退休，后改为离休。
庄雪英和刘明，在1941年初，根据党组织决定以夫妻名义开展党的活动，不久正式结婚。1947年11月，刘明被捕脱党后离婚。
1941年介绍张筠秋、刘佩珍两人入党时，庄、刘两人在平湖县离县城10多里的南墩乡张家泾村，以开小杂货店为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一直随兄长金洪声生活的金舜仪在1941年时是十六岁，他也亲眼目睹了哥嫂与庄、刘的交往。用他的眼睛看庄雪英、刘明两人，中共地下党员的刘明、庄雪英更像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别有一番情趣：“明珠阿姐就是地下党浙北交通员，我经常陪她，来来去去，经常去宣家浜，当时不晓得。路角总有些不正，看不到共产党，没有认识共产党是怎样性质，他们看见你不是发展对象，也不肯和你说。我因为张筠秋、金洪声的关系一直帮助他们，同我也蛮好。明珠也叫我还弟还弟。”
这是他在2006年3月的一段回忆，“路角总有些不正”，在平湖话中，是与平常人事有所不同、相异的意思。
还有一段金舜仪帮助庄雪英脱险的故事：“地下党开始木而觉知，来的人没有见过。比如明珠阿姐，后来熟悉了。来的时候不乘船，都是走，陪到宣家浜。明珠在一个小地方开爿小店，夜里同积极分子开会。被一个土流氓发觉，看相伊，连夜逃脱，必经通界桥，刚好阿嫂在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阿嫂叫我陪了到宣家浜。那时戡乱大队已经有了，明珠就是庄雪英。”
“木而觉知”，平湖话一点都不知道的意思。“看相伊”，平湖俚语，看上她（或他）的意思。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政治上的，另一层是肢体上的。
“阿嫂介绍都是小姐妹称呼，名字经常变化。刘明一个名字叫李福奎。庄雪英开的小店，卖些香烟、糕饼、茶水。庄雪英、刘明都是苏北人，讲起话来，苏北口音已听不大出了。
来得最多的是祝歧耕、陆××、刘明、庄雪英。
与大娘舅认识的黄炎我不看见。”
金舜仪还将庄雪英、刘明和张筠秋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张筠秋胆子小，比庄雪英胆子小，胆子小不好开展工作，刘明胆子也大的，工作是做点的，联络员，来了要给他吃困。”或许这就是老百姓眼中的职业革命者和兼职革命者的区别。
张筠秋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时加入共产党，当然有她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她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曾有过两次较系统地书面述说自己的入党动机。第一次是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她说：“入党动机是不纯的，是自私的。一个家庭观念，我是为了社会上没有地位，把家庭（搞）好。二是因为反动派国民党给我打击，我想推翻了他们，我们可以起来有地位有家庭了”。另一次是在1956年的肃反审干时，她说：“入党的动机入党思想是不纯的，是为了个人想找工作和对反动派出一口气的报仇思想。当初思想不认识我们党是为解放全人类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错误看作党是改朝换代，是打倒三大敌人及打倒反动派，革命算成功了。所以我的企图：（一）自己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生活。（二）出口气，想报仇。父亲是军伐（阀）时代的一个封建统治者，在北伐胜利前一年辞职。后来北伐胜利后，反动派要弄掉，所以封建统治的父亲讲国民党不好。并说国共为什么分列（裂），将来共产党必定成功等情况，所以我对党有些知道。同时国民党对我学校免职等更引起我思想上认为，我起来打倒他算革命成功了的错误思想，我带到了党内。”
虽然整段文字中充满了思想上的自虐，但对至高无上党组织的心是虔诚的。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见父亲张礼甫对她思想上影响之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样一个娴熟基层政治的父亲，就不会上演后来成为张筠秋回忆文章中经典语汇的“抱着孩子找共产党”这一幕。张筠秋的张家门小学校长被撤职一事，无疑是将她逼上了梁山。这到印证了曾任中共中央第二把手撰写并广为流传的大名鼎鼎的《修养》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在个人的职业、婚姻问题上没有办法时才找到共产党。“出一口气的报仇思想”，也很符合张筠秋比较刚烈的个性，在她的一生中，很少见到逆来顺受的时候。“出人头地”是人类共同的一种心理需求，它是人类行动指向的驱动力。不过在张筠秋身上，似乎比一般人更强烈一些。在同时代、同层面、始终生活于嘉兴地区的追逐新潮流的女性中，张筠秋一度也获得了少有的成功，被尊称为“大阿姐”。
同时入党的刘佩贞在1950年也有一段述说入党动机的话：“一九四〇年在海盐看到社会黑幕而政治腐败，故参加革命，希改造一个新社会”。张筠秋后来在一些场合，也有一些应景的说法，但历史地看，骨子里还是上述的说法比较本色、比较真实、比较让人信服，也符合她比较率真的性格。
以关注知晓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国际局势的张筠秋，肯定知悉发生在皖南的，一个星期杀戮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六千余人的震惊全中国的血案，也一定知道二三十里外嘉兴的政工队员屡遭杀害的事件。选择这个时候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自己将要直面什么，张筠秋心中应该是很明白的。
1941年的张筠秋已满三十周岁，从去沈荡中心小学代课算起，已踏上社会多年。今日之她，已不是1935年参加“奔腾”文艺社时的牢骚闲愁青年，目睹了社会上的很多事，对国事、家事、自身事都有了观察和考量。应该说，以一个江南小县城下的弱女子，作出这种置自身生命、家庭安危于脑后的抉择，还应是十分少见和不易的。那是一种清醒认知状态下的政治选择，那是一种在漫漫寒夜中对光明的追逐，很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艰难。还有一种可能，那将是一种飞蛾扑火式的绚丽壮烈人生过程，因为用丈夫金洪声的话来说，“革命成功，不知要到何年。”
加入共产党，无疑煽起了张筠秋身体内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儿时令人神往的巾帼女侠秋瑾骑白马驰骋的情景又重现脑际，而且离自己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她向庄雪英、刘明提出要做职业革命者的请求，要求去前方工作。然而庄的回答有些令她失望：“庄雪英同志说服我，前方后方是一样的，都可以为革命工作。而且还有小孩牵连，还是在当地工作有利。庄雪英同志向我交待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但是不能暴露身份。”——张筠秋在1982年6月如是回忆。刘明的回答更具领导者的口吻：“每一个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在接受任务时要像骆驼一样，对群众要像绵羊一样，对敌人要像老虎一样。”新入党的张筠秋当然无条件地服从，留下了在当地工作。
革命任务的降临要等待革命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终于因为海北工委书记黄炎的奉命调离而来到。继黄炎、顾德欣后与中共路南特委联系、实际主持中共海北地区地下党工作的刘明，在1981年6月回忆说：“当时我把主要力量部署在海盐和平湖，兼顾嘉善。……朱正明是随汪伪十三师丁雪山部来平湖。丁部里面有我们党的一些关系，朱正明就保持与丁部内党的关系，负责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为解决生活来源，就安排他在党员张筠秋和金洪声在马厩庙开设的米店落脚，并由组织解决部分资金。”
中共地下党联络站建设的主要当事人张筠秋的回忆更真切详细一些：“四二年二三月份，李福奎同志来交给我一个任务，准备要在马厩庙建立一个党的联络点，组织上还要派一个同志来。因此我们首先研究以什么身份隐蔽，住在何处。后来决定开爿面店，装个机器磨面粉和摇面条。通过金洪声去打通关系，落实店面房子等准备工作。四月份，李福奎陪同朱正明来马厩庙，刚巧这位同志姓朱，与我外婆家同姓，于是我们就以表姐弟相称，以掩人耳目。朱正明来了以后与我们一起筹备，组织上还拨来一笔经费，所以很快就开张营业。”
关于组织上所拨经费的数额，她在晚年回忆的文稿中这样说：“组织上拿出二石小麦，借了一只麦（面）机，是代客加工。”另外金洪声、张筠秋也拿出一石米，加进去作摇面店的本钱。
正当张筠秋沉浸在加入共产党的兴奋和为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站而忙碌的时候，金洪声正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而且他的目标是“一心想把家搞好”，应该让家人的生活过得比一般人家要好一些。到1942年10月，日伪第二期清乡开始之时，金洪声的这种努力已经感到很吃力了。当时依靠这爿小米店生存的共有：金洪声、张筠秋夫妇和女儿建村，金洪声的妹妹月蜍、弟弟舜仪，还有帮助烧饭的静珍，共六人。单单应付这六张口的每日需求，已经使金洪声勉为其难了。
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需要，他结识了顾志拯。顾志拯其人，据金舜仪介绍：“他（顾志拯）是游击区行动组长兼民丰区区长，国民党伪区长。国民党游击性质，民丰区区长权力很大，身边还有行动组，五个人，我们当时经常见到。当时行动组也有好的，碰到地方上恶霸、汉奸，就敲掉，暗杀掉，埋掉。”
结识顾志拯的缘起，金洪声自己有两种说法，一并录下：“这时，国民党派来一个名为行动组，都是短枪，住在屠家浜沈七官家。沈的父亲与我父认识。我在平湖与平湖一个医生姚水清认识，有一次姚水清来屠家浜与顾志拯医病，姚同顾到我家金六（罗）浜才认识。”在文稿中有多处删划，似乎下笔时颇多踌躇。另一种说法是沈七官的介绍，“在沈的介绍下，我才认识了顾”。
顾志拯则另有一说，也录于下：“我在1938年4、5月间随军进入嘉属地区，进行敌后工作。我当时经常住在嘉兴县明夷乡（现在已将明夷、移风二乡合并为民丰乡）金罗浜金灿星家中，而金洪声与金灿星系属自族。由金灿星的介绍，因此相识。大约在1940年冬季，全洪声家要拆卖一部分房屋，因恐当地伪乡保人员的阻梗，所以卖买双方都要我为中证，在金出卖房屋以后被（彼）此更为熟悉。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吸毒，我有时前往他家去吸鸦片烟。这是我和金洪声认识所发生的关系。”
顾志拯书写以上材料的时间是1956年3月14日，身系人民政府的监狱之中。文中时间地点细节均很清楚，而且以定谳待罪之身，也无必要信口雌黄。似比金洪声的追述更接近真实。
马厩庙离金罗浜虽然只相隔三里地，但在那种乱世年头，画地为牢、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地方势力面前，金洪声只能算是借马厩庙三寸宝地谋生的客户，况且还有张筠秋那边经常往来的“亲眷和朋友”，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以上就是结交顾志拯政治上的需要。金洪声这样回忆道：“这对我们地下活动有帮助，对这批坏蛋地头蛇，不敢对我们怎样。有一次刘明来马厩庙，在附近被坏蛋盘问，刘明说我是金先生的朋友，才不来纠缠。”由上文可见，经过一番经营，金洪声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了马厩庙地方势力的认可。
经济上的原因是金洪声对马厩庙米店生意前途的判断，随着日伪清乡的不断频繁和规模的扩大，1937年11月平湖那一幕会不会重演？一旦马厩庙米店也毁于战火，全家六口的衣食怎么办？而顾志拯身上有生意，这是作为商人的金洪声能从顾志拯的言谈举止中能意会到的，当然顾志拯也有他的算盘。
金洪声的担忧很快就发生了，一场劫难降临到昔日景公的养马之所。
1942年10月，日伪频繁的清乡，最烈的那次大火，烧毁了马厩庙小镇的大部分房屋。日军见人就杀，连跪在地上求饶的六旬老太也不放过。比起1937年11月金洪声只身从平湖逃出，此次，金洪声一家的损失更是三方面的：一是赖以生存的米店被毁，虽然损失的数量要比1937年的那次少很多，但事关全家六口人的生存，不似金洪声在1937年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着”的情况。二是作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站的面店，只开张两个多月，刚开始发生作用，也就被烧毁。张筠秋在1982年7月24日回忆道：“开展工作不久，日寇清乡前经常进行大扫荡，马厩庙同样遭劫。有一次日本鬼子在马厩庙杀人、放火，我们的米店和开张不久的面店一起弄光。我们只能隐蔽到金罗浜，朱振明（正民）也住在我家。本当想重振旗鼓，因当时马厩庙已无法立足，后来日本鬼子挨家逐户查户口，朱同志住下去有困难，经请示上级后，决定将朱同志调走。”据刘明回忆，朱正明从金罗浜撤回平湖县城后，接受中共路南特委的指示，“后汪伪十三师调去浙东，通知朱正明随部队而去（后据说该部在浙东被国民党缴械，朱尚不知道，仍去联系而被国民党杀害）。”最后是二周岁稍多的大女儿建村的夭亡。对这件事，在我们见到的所有文字材料中，只有金洪声如下廖廖一行字的记载：“为了日夜逃难，我们的孩子，因病无处医治，而死去。”作为母亲的张筠秋，哀恸之情可以想见，却不见片言只字留下的痕迹。孩子的夭殇，成为这位坚强刚烈的女性心头永远不能拂去的隐痛，大悲不言于声，我们只能作如是解。以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当此国难临头的大乱之世，张筠秋在夫家金罗浜暂住是循常理的事。而作为家庭支撑的丈夫，必须外出为一家的稻粱衣食奔波。此时金洪声未雨绸缪的与顾志拯结识的经济效能显现了。
金洪声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撰写的自述里，这样叙述这段时间的生活：“最后一次大扫荡，全部物资被毁掉，生活发生困难。在我这里的同志也回去了。对于所种的田，又要还租，又要雇工，无力再种。所以又卖去后，到新篁里开了几个月的米店，亦亏本。”
考虑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情势，金洪声对这几个月的经历作这样的叙述，对经历过那段“以阶级斗争为纲”岁月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具体的经过我们可以借助2006年金舜仪的回忆来补全：“马厩庙停掉后，顾志拯招呼金洪声，到新篁里开米店，顾志拯有用意，金洪声开米店，收来军米，卖到店里，好处不出外。赚来钞票作为米店收入，顾也有份，你也有好处。收进糙米，加工成白米，再卖出去。我当时也在里面，做来苦来。米店开得蛮好，日本人清乡来，就要紧逃。当时用好两个人，有两条船在河边停好，日本人来就开。沿路停过去，宣家浜也停过。等时局平些，再回去。这样做生意，经过考虑不来山，金洪声身体吃不消。”
有关新篁里米店的经营情况，金舜仪在稍后又补充说：“新篁里开米店，店在河埠，几间门面，旁边放两只石臼。用两个人做，二观、龙虎。碰到清乡，装货色，划船，船停在河埠。收军米，与顾志拯合做。做一二个月，太苦。金洪声挂牢张筠秋，经常走。顾志拯说，你阿哥怎么经常走，全靠你。清乡来，还要逃，糙米杵成白米。我俩收收、卖卖。”
当然另一主要当事人顾志拯的说法也应参考：“在1942年6月3日，我接任伪（案：国民党政权而非汪伪）新丰区区长后，由于过去与金洪声的相识和往来事务，他在这时失业在家，境况困难。他来同我商量，合伙开米店，就在我区署所在地新篁镇。我同意他的要求，就由他全权负责。筹备开业后，由他全权负责，并雇佣他弟弟帮着协助店务。开办时间大约在1942年7、8月间，大约只二个月左右。自1942年7月开始，到同年9月底以前结束。（因当时敌伪进行所谓‘高度清乡’，不但店停止，即当时所有的伪区全部人事也分别遣散，时在1942年10月初以前）
（1）当时金同我合伙开办店，主要是利用我伪区长职权范围以内的便利，他经营贸（谋）利，达到他自私和剥削的目的。
（2）他开办时间在7、8月间（在农历的五月底和六月头）正当新篁区农民收割早稻时期（即六十日和七十日稻子），产地价格很低，贩运至平湖县境即可得厚利（因平湖县境正是青黄不接）。这是他所以及时经营乘机达到剥削农民之目的。
（3）他之所以和我合伙经营除以上二点之外，由于他缺乏经济力，利用我的经济，可以为他在经营上周转。即米出运时，也可免除阻碍。”
金洪声、金舜仪、顾志拯三个人的说法中，开店的时间、地点基本相同，而各自的利益出发点及谁是主动发起者则有所不同，其间况味，请读者自行品味斟酌。
收购军米，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一件极重要的工作，价格由政权一手匡定，大大低于市价，作为一区之长的顾志拯和作为米行熟手的金洪声联袂经营，可谓各得其所，获利是一定的。金洪声所说的“亏了本”，应是解放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应景之词。而金舜仪的“米店开得蛮好”才是实际情形。至于两三个月就停掉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经常为躲避日伪清乡而辗转逃难，金洪声牵挂张筠秋。其实，实质性的原因，是此种生意的政治风险太大。在游击中心区的嘉兴地区，日伪在当时表面上还处在统治者的地位，一旦被日伪以替反日武装收购军需物资追查，那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以金洪声的洞察精明，他绝对不愿意长时间的冒此风险。显然，在中国人的处事方略中，“金洪声身体吃不消”是个最好的托词了。当然，顾志拯所言“伪区人事也全部遣散”，也是当时的大气候。
金洪声和顾志拯在以后岁月的交往中，还有了四事可记：
其一，录自顾志拯回忆：“对金洪声在汤家桥开小店时的利用情况，金洪声汤家桥东首开的小什货店。
（1）有时由平湖送来城区敌情的情报，由平湖开往海盐来往的船上带给他所开的小店内，再转交给我。
（2）有时我们需要的日用品或食物，托他店里转托船上带购。
（3）有时金洪声进城批货时，我就托他随时探听敌伪动态（这是我在游击区时，凡遇到熟悉可靠的人进城，经常打听敌伪动态）。
（4）我当时（大约在1940年至1941年）在乡区收租米，及收购所得的米，一部分托金洪声出售，前后不止一二次，为数大约在二三十石之数（因年数已久且在乡间，进出米的数字及次数和人事极多，实难记忆清楚）。”
可看作金洪声在这段时间中与顾志拯交往的综述。
其二，椐张筠秋1963年回忆：“这时我们夫妇二人都失业，生活也难过。工作开展不起来，由老金托顾志拯介绍学校。可是他老婆做校长，地点又在顾（忠义救国军）附近。我去看了，思想上不是单解决我生活问题。党的工作不便开展，来往的同志不便。这样还是暂住通界桥，有同志也便当。”此事的时间在1946年初。
顾志拯对此事的回忆，我们也原文录如下：“抗战胜利后，我在民丰乡创办一所小学（校名惠名），金洪声到我家里（平湖馨德里#22）来看我，介绍他妻子到我所办的小学里任教员。我允喏他的要求，后来因为开办时间关系（因向嘉兴的县府办理手续关系），她不能等待，故当时未曾办理聘请手续，但他在这时期送我一只红木桌子。”
两人的回忆基本相同，过程以顾的叙述比较翔实，张筠秋未去该校就职的原因各述不同。不过顾对张筠秋的真实身份是否了解未提及。
其三，是在平湖刚解放，平湖县委根据平湖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决定逮捕七名敌特人员，作为“忠义救国军”头目的顾志拯由金洪声领捉。详情如何，没有留下文字资料，当事人也已作古，只能付之阙如了。
其四，是1956年，顾志拯在狱中服刑，对包括金洪声在新篁里开米店在内的那段交往历史作证。此事后来也传到金舜仪耳中：“顾志拯在了解情况时，好的。与金洪声只有在新篁合开米店，没有其他政治上关系。”我们在查阅顾志拯的《与金洪声认识后发生些什么关系》原文时，确有“在抗战胜利后绝无其他关系”的证言。
新篁里的米店停掉后，金洪声张筠秋夫妇在金罗浜住过一段时间，金罗浜老宅在日伪的扫荡中被基本烧毁后，夫妇俩几乎成了流离失所的流浪汉。在金洪声1956年填写的履历表中有“1942年10月—1943年3月失业在家（马厩庙）”的记载，估计此5个月中，夫妻俩是居无定所，在金罗浜先住一段时间，老屋毁后再去马厩庙流连。而张筠秋就间或回宣家浜娘家暂住，既是回娘家，有时也是特地赶去参加刘明召集的地下党会议。1943年初夏在宣家浜召开的一次地下党会议，作出了让张筠秋金洪声进入敌占区西塘桥镇的决定，这使夫妻两人的生活又充满了新的艰辛和惊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