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筠秋十三岁时立下的“长大要当老师”的心愿，时隔十二年后，终于得以实现。不过，事情的到来显得如此突兀，简直使她猝不及防。
1936年夏，从海宁钱庄学生意回来以后一直闲赋在家的张振乾，终于设法谋到了汤水湾小学教师的职位，那年他二十四岁。
汤水湾桥在宣家浜西南方向三里，汤水湾小学就设在汤水湾桥畔的庙里。说是一所小学，其实也就一位教师一间教室一个班级，一个班级里有一年级到三年级三个程度的学生。学校实行复式教学，即一位老师同时上几个年级学生的课程。
张门独子张振乾弱冠后三年，终于谋得列位“公教人员”的一个教席，也是家中的一件大事。念佛的继母魏五宝去庙中求了一签，住持的当家和尚解释签文道：此是中上签，问的是前程，近有财运小进。然财自西南向来，日后恐有小灾。礼甫闻言，不甚笃信。但自遭北伐之变后，始觉命运之说也非全妄，对此变为“敬神如神在”的中庸。在平常结交的三教九流各式人等言谈中，也曾听说过风水堪舆关于西南朝向属凶煞的话。汤水湾在宣家浜西南，莫非振乾此职真主不吉？当然在场面上的应酬都是对儿子得职的庆贺，全然不露声色，只在心底深处藏着几丝隐忧。
开学那天，筠秋送振乾到村子尽头的桥畔，望着弟弟振乾夹着书包拎着带的中午饭菜渐渐远去，那瘦削而略显佝偻的背影，喜悦中不免带点担忧：为弟弟找到职业而喜；振乾自幼体弱，不知能否胜任教书的繁杂？还为自己闲闷在家里而愁。
在沿袭千年的我国风水堪舆中，西南向确是隐含不吉之向，座位以西南为小，房屋的布局也以西南为避让。不知振乾跨出家门，踏上社会的开始朝向，是否真的预示着他一生多舛坎坷的开始。
果不其然，一月未到，振乾在上课时吐血病骤发，竟至口中鲜血喷溅至前排学生身上。家人闻讯用藤躺椅抬回。教师病了，新接手的学校，学生的课却万不能停。振乾请姐姐代课，父亲也竭力在旁附和。问了一些学生情况和各年级的教学进度后，下午张筠秋就毫无前兆地走上讲台，代振乾的课，当起了教师。——彼时学校任用教师，似乎还继续着家塾延请教师的习俗，弟弟生病不能上课，姐姐筠秋的文化程度也旗鼓相当，在村人家长们看来，也是顺理顺章的事，无人会去计较。
课堂教学对张筠秋来说，显得不太困难。第一次面对着近二十名学生，虽然免不了有点紧张，但从小立下的志向，日夜萦怀的夙愿，终于得到实现的兴奋和喜悦——虽然这种到来显得过于突兀和毫无准备，那一刻她也无暇计及只是临时的代课——使她很快地进入了情绪高昂的宣讲状态。她尽量地追忆着自己读书时那些女教师的言行神态，力图在自己身上惟妙惟肖地再现。
学校采用复式教学，是在办学条件不足、师资匮乏时的一种权宜教学形式，有点类似于我国历来的书塾授课方式。只要教师能驾驭课堂，调度得当，也并不复杂。
筠秋第一堂上的是语文课。先安排一年级上新课，其他二个年级温习旧课文和预习新课文。一年级的课文是：“这本书是我的，这本书是你的，这本书是他的，那本书是谁的？”先教生字“本、书、谁”的笔画和读音，再讲“那本书是谁的？”的意思后，就让一年级的同学写生字和小声朗读课文。随后再上二年级的课，以此类推，再上三年级。
张筠秋比张振乾多上了一门唱歌课，也增加了体操和游戏。儿童天性里喜欢唱歌游戏，所以他们觉得女的张老师课上得比男的张老师更有趣。甚至有点期盼男张老师在家多待几天，让女张老师来多上课。
张振乾的病不时发作，凡发病时，均由张筠秋代课。再过几个月，汤水湾小学的课除了应付上面来督导检查那几天，果然如那班小学生所企盼，全由张筠秋来上了。不过原因不是学生的祈愿，而是另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原因：
据张筠秋在1985年回忆：“《奔腾》文艺社选举常（编）委五人，以写小品文为名，实际宣传抗日，含沙射影举一些例子。但被文艺社的人（常枙编枛委内部不纯）以审稿为名，修改或删去主要的东西。后重选常（编）委，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时振乾一心想办好文艺社，汤水湾小学由我代课。当时教唱进步歌曲（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
唱歌课是张筠秋和学生们最高兴的课了，唱歌课时不分年级，张筠秋教，全体学生一起齐唱。唱到忘情之处，学生是大声齐吼；而老师的张筠秋，似乎看见当年教自己“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那位女教师在前边引路，她带领着一群学生高唱“一齐来救亡”紧随其后。在这江南小村的穷乡僻壤，她想自己也只能用这歌声来表达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声了。
《奔腾》文艺社经改选后的编委共五人，除了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外，还有汪雪于、何岩平等两人。
张振乾之志，远不在终生充任一小学教员，这倒客观上成全了胞姐张筠秋当教师的愿望。
1936年岁末，一场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事件，在离海盐县万里之遥的西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兵谏的形式，囚禁蒋介石逼其停止反共一致抗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民族为重的精神和恢宏的气度，贯彻延安“不杀蒋而促蒋抗日”的方针，终使西安“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内乱。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开启了国共的第二次携手合作。虽然在海盐这样的江南小县城，此次事变似乎只在新闻纸上热闹了一阵，以后就弥散为市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正如一切伟大的事件终将对历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生活其时的千万群众的个人命运发生深刻影响一样，对张筠秋等人命运的捉弄，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为你细述。
张筠秋在汤水湾小学的代课持续到1936年年终。半年的代课教学使她对自己的教书能力有了相当的自信和底气，但代课毕竟是代人之课，更不能鸠占鹊巢地取胞弟振乾而代之。待放了寒假，就向父亲提出，请他设法，自己要离开家庭去外面教书。
半年多来，女儿在汤水湾小学教书的口碑礼甫也时有所闻，望着自立心愿日炽、羽翼也似丰满的女儿，答应为她托人试试。
礼甫请托的人是汪锴甫，时任海盐县国民自卫队中队长。不久回音来了，海盐县沈荡区中心小学临时缺一名教师，需人代课，令爱若不嫌弃，可先去沈荡中心小学代课。
张礼甫得讯，心中尚在犹豫之间：代课一说，意在试用观察，倒是荐人的老到之举，也在情理之中。然沈荡镇在海盐县境的最西边，宣家浜却在县境的最东面，两地东西隔着一个海盐县，坐船要在县城中转，整整一天才能赶到，女儿孤身在外，生活上能独自料理吗？另外，汪锴甫的信中特地言明，沈荡中心小学是一所有十一个班级的区校，全校教师全部是师范毕业的科班出身。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礼甫还在掂量之中，不料筠秋闻讯，执意要去。父亲问道：“筠秋你敢吗？”女儿答道：“筠仙（刘佩贞）二十二岁能去上海做工，我为何不敢去沈荡？至于师范毕业生，他们也是人！”
张筠秋于1937年4月初去了沈荡中心小学代课。毕竟她在学校读书的学历只有初小三年级，在父亲面前因自立心切而敢大言不惭，但真要能在人生地不熟的沈荡中心校内站住脚，确非易事。二十三年后，她自己回忆：“第一次到一所十一学（班）级学校代课，看见同事，都是师范生，恐自己献丑，每晚上将明日所教课文准备好。”那时的筠秋，自立的畅快喜悦完全冲刷掩盖了焚膏继晷地夜间准备功课和白天尽力尽职教学的劳累。她感受到的只有工作着的无比美丽和自身不逊他人的自傲。
然而，一场时代的厄运和充满血和火的民族灾难，正在向她逼近。
1937年7月7日拂晓，北京近郊那座以石雕狮子闻名的卢沟桥畔，几声当时似乎没有引人格外注目的枪声，却昭示了日寇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从而也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全民族抗战”的通电；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史称“庐山讲话”。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除了报纸上大字体标题的新闻以外，地处长江以南的海盐县似乎没受到太多的惊扰，一切依旧照着原来的节奏进行。
6月，学期结束，张筠秋也结束了三个月在沈荡区中心小学的代课生活。
三个月的代课试用，张筠秋在中心区校的表现应无大错，礼甫趁着放假前又去汪锴甫家登门拜访。拜访的结果是张筠秋获得了参加海盐县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的资格。据《海盐县志》，1936年海盐县各类小学122所，教职工251人。估计教师在220～230人左右（因缺1937年资料，故以1937年的统计类推）。张筠秋以初小三年级的学历，能跻身于这二百人的队伍中，并能参加全县性的学习，殊属不易。
一个月的训练结束，张筠秋似乎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县教育科的任命：欤城区长木桥初小校长兼教员。其实是校长兼打钟兼教师的一级一员小学，从1937年8月起，张筠秋终偿夙愿，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
欤城区长木桥初小，在沈荡镇南面六里，仍与宣家浜在海盐县境内东西两端相望。
长木桥初级小学是所村校，村校的施教范围往往辐射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学生以长木桥村为主，兼有附近小村的一些学童。张筠秋为了招集学生，连着两天到邻近的村落通知探访。
校舍借用一家败落人家的厅堂，很宽阔高敞，但积尘盈寸、蜘网挂壁，十分颓败。经过筠秋一整天的扫涤布置，墙上还贴了几幅励志的语录，四壁顿时显得有了生气，像模像样。
办学校历来是村坊中的义举，新来的女教师既有汪中队长的荐人面子，又有参加县训练班的资格，比起前一个不入流充数的教师来，已是科班出身了。再加上新教师打扮新潮入时，处事也老练大方，全村老小上下，一开始就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女教师有了三分认可。
正式开学那天，学校门庭若市。有送儿子女儿来读书的家长们，更有一批特地来看新老师上课的村民——毕竟对长木桥村的大多数人来说，女性教师上课还是件颇新奇的事。就是那些家长们，送完孩子还纷纷借故不肯离去，也想一睹新老师上课的风采。
在简短的上课礼仪教育和自我介绍以后，张筠秋面对数十人围观的情绪波动已经稳定，便自若地进入对学生的教学。教学从一年级开始，一年级的学生更容易注意力分散，所以先要把他们安顿好。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狗，小狗，来来来”。教完生字“狗，小，来”齐读时，几个其他年级的学生也跟着齐读起来。这是一个好兆头，张筠秋知道自己的讲课打动了学生的心。接着是二年级的课文《读书》，课文是：“哥哥问弟弟道：‘你要读书么？’弟弟答道：‘我很要读书，’哥哥道：‘很好，读书是一件最要紧的事。’”课本上的内容，刚好切合着新学期开学的情景，张筠秋借题发挥地对着学生，其实也是对着围观的家长，讲了一通“读书好”的道理。等教完生字，齐读课文时，本来二年级学生的朗读，竟变成了教室内全体学生的齐声诵读，声音大得震颤了整个厅堂。围瞻新教师上课的大人们会心地相互注视，似乎放心地微笑着逐渐离去。
有过汤水湾小学和沈荡区中心小学的历练，张筠秋在长木桥小学的教学，已显得“已经沧海”的平稳了，当然有时也有淡淡的廖寂之愁袭来，这种离愁来自两个方面：一面是孤身在外对家人的思念；一面是对《奔腾》社的那些朋友以及热闹生活的怀念。
张筠秋在开学近一月时，终于亲身感到了战事的濒临：
先是胞弟张振乾的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她得知这消息，是在振乾走后的第三天，家里特地派人送来了口信，并叫她回家一趟。她叮嘱来人迅即赶回家里劝慰父亲，自己隔了一天，趁着礼拜六下午放假，漏夜赶回宣家浜。到家里，却见父亲拥被而卧，屋里显得有些零乱。几十年来，从记事起，筠秋从未见到父亲有过如此颓唐，只得强撑着说些劝慰的话。其实她心中十分清楚，吃过的盐比她吃过的饭还多的父亲，定然知道事情的轻重。见多识广的父亲神情如此，更加深了她对振乾的担忧。不一刻就从父母口中，知道了振乾离去的大概。
自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海盐县政府奉命组织民众组训，西塘镇上也组织了青年组训。振乾、李石农、郭学尧等三人参加了这次集训，集训的时间为七天，结束后就各自回家，振乾也回到了家里。不料二三天后，李石农突然来通知振乾，参加组训的人明天要开会。结果振乾第二天一去不回，据说是随着部队开拔向余姚方向走了。
凭张礼甫在乡间政坛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早已闻到了时局骤变的征兆气息。战祸一起，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独子不辞而别，生死未卜，五十三岁的礼甫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望着回到家的筠秋口上却仍说：“佩兰宝，你回来一趟，爸也算是见上你一面了，你还是快回长木桥吧。在家也于事无补，振乾只能听天由命了。”筠秋哽咽无语，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仍回长木桥小学。礼甫送出家门，叮嘱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万事要当心。”
从此，筠秋在长木桥小学的上课，有点心不在焉。连细心的学生也感觉出来了，但对小孩诉说又有何用，她只能将对从小相依为命弟弟的担忧，默默地掩藏在心田。
张振乾等三人的这段经历，通知他去开会的李石农在1982年12月30日写的回忆文章《关于省县政工队的合并》（此文收入《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中，只有一句话：“抗战开始时，我有一段时间到浙东去了。”因事非关文章主题，故语焉不详。对比上下文，去浙东的事，总在“1940年前，虽然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但是没有实现”之类的行动中。
《中国共产党海盐斗争史略》所列的《张振乾传》中，这样铺叙此事：“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振乾决心投笔从戎，为国效力。他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举办的集训队，随队辗战于余姚、上饶等地。一路上，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正面战场的一溃千里，节节败退，使他失去了对国民党的最后幻想，毅然离开集训队，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仍多方寻找抗日救亡的道路。”
而作为上述传记主要素材来源的张筠秋1985年12月的回忆文稿，《我胞弟张振乾的一生和在地下工作情况》中，有更感性的叙述：“结果李石农、张振乾等被胁迫去了，离开家乡，并不准通知家中。当时一个叫冷兵的带到余姚、上饶，仍是步步后退，振乾看到不愿后退的士兵被枪杀，惨不忍睹，真正体会到国民党不抵抗的，而跟着溃退不是抗日的办法。巧遇熟人知道海盐县组织县政工队，他们趁机会溜走回海盐。”
张振乾、李石农等人抱着一腔爱国抗日的热情，随着国民党部队辗转余姚、上饶，目睹国民党部队的不抵抗作为，而仍回到海盐。从1937年8、9月间离开，到1938年4、5月间返回海盐，其间8、9个月的时间，不管是否正式列入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总是随着部队行进了一圈。其实，用历史的眼光看，在1937年8、9月的海盐，要投笔从戎的进行抗日，参加国民党军队也是一种青年人现实的选择。
张振乾一生多病坎坷，在解放后的1955年更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以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历，冒着生死危险，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却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以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两纸公文分别为1955年3月18日嘉兴地专机关党委的《关于清除张振乾出党的决定》，以及稍后的中共嘉兴地委组织部1955年8月30日关于《撤销其现任业务指导科副科长，并在今后整顿机关干部队伍时予以清洗》。1955年后，张振乾流落在嘉兴街头为人修补鞋履为生，至1968年含冤病死。
张筠秋对胞弟似母似姐的骨肉深情，郁积在胸近三十年的悲悯，终于在1983年得到喷发。
1983年5月6日，以《为张振乾的申诉》为题向组织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张振乾的历史和提出她的见解，因全文较长，现原文摘要如下：
为张振乾申诉
我与张振乾为同胞姐弟，从小在一起长大，故对他的志趣、性格则十分了解。组织上要我为他写一证明材料，现将他的情况介绍如下：
我与弟弟张振乾早在抗战前就以自由职业——教书为糊口手段。
在抗战初期，他出于爱国热情，与爱国青年李石农背离乡井，寻找抗日组织。
1940年，黄炎（中共海北工委书记）住在我家里，与张振乾朝夕相处。由于我弟弟张振乾思想比较进步，一直倾向共产党，终于在1940年由黄炎、张德林二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振乾入党后，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例如：
（一）他掩护过不少同志。中共海北工委书记黄炎就在张振乾掩护下，从事整个海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此外还掩护过刘明、视歧耕、金岚等同志。需要开会时，总在张振乾家中。
（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展的党员有：张午芬、任华英、吴孝若、王二观等十余人。解放前，印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政策，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三）四八年在祝歧耕同志布置下，准备在沿海地区，海盐与平湖之间开展武装斗争。部队命名为“海北游击支队”。
我认为以前组织上对张振乾作出的处理是不公正的，限于当时的条件，申诉无门。现在我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允许人家讲话，所以把我的看法写在下面：
家庭出身好坏与否，不能决定一个人的革命与否。单纯看家庭出身，就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是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是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看他一贯的表现。张振乾如果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他积极破坏革命尤恐不及，怎么居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中共海北工委书记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同时他从四〇年入党起直到解放为止近十年中，他对党一贯忠诚，对工作一贯积极，这是阶级异己分子？！难道家庭出身不好，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难道长期掩护党的领导同志，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革命历史上看，家庭出身不好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革命多得很。因此以前组织上对张振乾二次的处理，致使他家有一老三小，为了生活，累得贫病交迫，含冤而死。
现在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所以如实反映上述情况，用以证明。语气可能有些激动，请批评指正。
证明人张筠秋
83年5月6日
激愤恺切之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到1983年，张振乾、刘佩贞夫妇已双双含冤去世15年，子女三人虽已成立，但一则尚年幼，不知当年父母亲的地下党革命经历，二则人微言轻。只有是地下党员又是离休干部的张筠秋才能有担当、有知情。她的一纸陈情，是张振乾获得改正的最重要旁证材料。1983年，以中共嘉兴地委组织部地组（83）68号文件，“恢复张振乾同志党籍，恢复其政治名誉”。
想到了中共的地下斗争奇才潘汉年，想到了潘汉年的沉冤昭雪。潘汉年以上海副市长之尊遭冤狱，身后孑遗，沉冤无人问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过问了：“潘汉年为革命，身后无子女，我们应该为他说句话，错误处理应予复查。”冤案终于得以改正。并拨以巨款，以电视剧《潘汉年》为其事迹昭彰天下，彪炳千古。而陈公侠义古道，不忘故旧，也令人敬慕。
1983年前后的共产党内，确也存在着思想解放不够的同志，张筠秋为此还有一函致嘉兴市委组织部，时间当在张振乾恢复名誉以后。现也原文摘录于后：
嘉兴市委组织部：
顷据同乡人冯荣寿反映：冯因其本人落实政策问题去海盐县委组织部，谈到解放前与中共地下党员张振乾的关系时，有位副部长声色俱厉的说：“他过去也是开除的。”我听了颇多感触。张振乾含冤二十多年，由于党的政策英明终于获得了平反。遗憾是那位同志身为组织部副部长，对一个含冤而死的老同志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心，而且无视上级对张振乾的有关平反文件，无视这一事实，仍然说张振乾是开除的。我是张振乾的胞姐，对此感到十万气愤。特向你部据实反映，我以为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应由副部长负责。
致以
敬礼
嘉兴市水产公司离休干部张筠秋
此信已不是“语气有些激动”了，简直是拍案而起的击掌斥陈了。溢于字里行间的激愤之情，让我们深感同志加姐弟的双重情愫。
让我们再回到1937年8～9月的张筠秋。
使张筠秋再次感到战事逼近的是得悉刘佩贞从上海归来，“八一三”前夕，刘佩贞从上海返回海盐县刘家庄。
据刘佩贞在1951年的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我看到北平的轰炸残酷的行为，日鬼把小孩挑在刺刀头玩弄等惨案登在报上，心里更不愿工作，日夜不安。所以最先想出一个法子。因为知道日本人对父母很孝顺，我就哄骗要送老母回家，请假三天即来上班。当时日本领班叫我快点来，安心工作。国家大事我们不关，并说我们经商不问战争等语，允许我请假。那时我即动身回乡，在8月6日那天，回家一星期，不料上海八一三事件暴（爆）发了，我已经在家。”
有关刘佩贞离开上海大康纱厂的原因，金舜仪在2005年初春的回忆，另有一说：“一个高级职员看相她，刘佩贞一看不对头，就想着张振乾，赶紧回到宣家浜，半年不到就结婚。”无关时局，全为自身婚姻事。
据张欣华回忆：“我父亲和母亲订婚后，继母就一直不愿意给她们操办婚事，所以订婚后隔了三年才结的婚。”
张振乾、刘佩贞1939年春结婚，订婚当在1936年。刘佩贞在“七七事变”时，确已与张振乾订婚，金舜仪的回忆似更有采信之处，道出了事关切身的直接由头。故录之亦供参考，算是“疑义相与析”吧。
让张筠秋真实地感到战祸来临的，是近在百里之远的上海“八一三事变”。嘉兴、海盐地与上海接址毗邻，政治、经济历来受上海的影响极大。日寇轰炸上海，长木桥的村民纷纷问张筠秋：“张老师，日本人在上海掼炸弹了，学校还上不上课。”
张筠秋仍坚持上课。
“八一三”后两天，1937年8月15日起，日机就对嘉兴及周边邻县频繁轰炸。竟至嘉兴城内一天之中，发出防空警报达20次。
长木桥小村，已有从城里逃难来的人涌进了，人们惊奇地看着长木桥小学的那位女教师仍在上课。
9月，国民党军队六十三师进驻海盐县境布防，一时黄衣满乡走，战事的风声日紧。
1937年11月5日（阴历十月初三）凌晨，日军趁着大雾，以我军驻军调防的情报为依据，在金山县的金山咀至平湖县的白沙湾一线十余公里沿岸分头登陆，民间俗称“10月初三日本人在金山卫上岸”。从此嘉兴人民陷入日寇直接蹂躏的空前苦难之中。
11月5、6两日，日舰炮击海盐县城，死伤多人，镇海塔受重创，日机轰炸县城，县长以下官员作鸟兽散。
战争已在身边，大家都在纷纷逃难，以避丧身之祸。可张筠秋仍在长木桥小学——她实在是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使她能够自立于社会的工作了，她也太热爱这自幼就梦寐以求的教师职业了。但孤身一人使她有点害怕，兵荒马乱的，一旦有事，无人可以帮助照应。于是她想到了闺中密友刘佩贞，她请村人带信给刘佩贞。刘佩贞在1950年回忆：“在当年11月，日鬼由金山汇登陆，大炮轰击。我们全乡人民往西逃去，躲避在农家，在新篁附近的葡萄村约一月。我表姐知道我的地址，叫人来要我到她教书的地方去（在海盐长木桥地方）。”
刘佩贞逆逃难的人流而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长木桥。姐妹两人在战乱中相逢，执手泪眼，国事家事，感慨万千。张振乾的生死不明，一位是骨肉相亲的胞弟，一位是终身相托的未婚夫，一个人连着两位女性的牵挂，姐妹两人常常彻夜难眠。
“表姐，你什么时候离开长木桥？”
“我还想上几天课。”
“你不怕东洋人的炸弹？”
“——不怕，有你在，我还怕什么！你先睡吧，我还要起来备点课。”
“半夜三更的，还备什么课？再说，那点课文，你在区中心也经过了，还用这么费心准备？”
“我也想学小学时的那位老师一样，上点新的内容。”
“什么新的？”
“讲岳母刺字教子的故事，还有……”
“《满江红》，可以边读边唱！”
“你同我想在一起了。好，我俩现在就起来把它抄在黑板上，也可节省一点写黑板的时间。”
两人索性披衣而起，到教室里就着煤油灯光抄写起来。张筠秋写到“……空悲切”后，忽然顿住了。
“啊哟，佩贞，我背不下去了。”
“靖康耻，犹未雪……”刘佩贞接着上句，吟唱下去。
“书到用时方恨少，你到底是在杭州上过学的……”
待两人抄完整阙《满江红》，天已大亮了。
第二天上课，有几个学生已随父母逃难而去，教室里少了几个人。但两位老师（刘佩贞也上了讲台）讲得声情并茂，学生们则群情激昂。
“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937年11月20日，日军窜犯海盐县全境，再也容不下张筠秋在长木桥的那张讲桌了。她终于万分眷恋万分无奈地离开长木桥小学，同着刘佩贞一起回到宣家浜。可是，她哪里知道，等待她的不是“出阁相扶将”的父亲，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