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洪声和张筠秋的婚姻，颇有传奇色彩，两人的结合，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同金洪声的母亲张秀英，是同父同母生的同胞兄妹，以当今的法规来说，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近亲，属于法律上禁止结婚的范畴。不过，在当时还未有此说，姑舅、姨表姐妹之间结婚，是所谓“攀攀近”的亲上加亲，也算是一种通行的时尚，如红楼里的宝玉黛玉和宝玉宝钗的姻缘，一直被视为“金玉良缘”。
不可思议的第二点，张筠秋1911年生，金洪声1916年生，两人结婚时都是初婚，筠秋比洪声年长五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姑娘到二十九岁方才初婚出嫁，在乡村中实在是少而又少的迟暮的晚桂花了。
两人的婚姻经历了几多曲折，是当时世俗通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事，抑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天作之合？我们将细述其中的究竟。
我国古有“及笄”之说，谓女子十五岁及笄成年，已到了出嫁的年纪。到张筠秋长成的民国时代，若女孩二十岁仍待字闺中，就已经成了“老姑娘”了。
1929年，张筠秋虚龄十九岁。谋图政治上东山再起的父亲张礼甫，正忙于报考浙江省民政厅举办的以培养区乡领导人为宗旨的浙江自治学校。但“齐家”的儒家格训并没有使张礼甫忘记女儿的婚事。虽然1927年的北伐革命冲掉了他的图董一职，但在江南小县中的四邻八村，礼甫仍是名震一方的知名人士，张家也可算乡里中的望族。在张筠秋十五六岁时，媒人就纷至沓来，踏破了门槛。在媒人的屡屡央求下，张礼甫终于为女儿出示了“年庚八字”，男家的公子礼甫见过，长得颇端正，家境也殷实。除了媒人的巧舌莲花，礼甫也特地亲自打听了一番男方的人品。各方都说人品不错，无赌博鸦片之类的劣习。“话亲”的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然而循那时的婚俗，女当事人张筠秋全不知情。婚事一定，礼甫按习俗要邀集亲友聚宴吃对亲酒，张罗酒宴之间，筠秋方才得知家中为自己择定的这门亲事。礼甫到这时才发觉，自己竟然疏忽了一个重要的环节：筠秋决然不允。任凭父母百般劝说疏导，女儿就是不依。她的理由很简单，要做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不做旧礼教下的笼中鸟。这位在乡里为他人排解各式公差私事，举重若轻应付自如的昔日图董张礼甫，在女儿婚事面前一筹莫展，在媒人、男家和亲友面前大失了一次面子。不过，礼甫确有常人不能企及之处，一旦发觉女儿的识见已超越了自己，就不再强逼，宁可自己栽面子，也毅然退掉了这门亲事。当然这决定里头，也不乏对自幼失去生母的女儿的爱怜和宠惯。
处理完女儿的事，礼甫就踏上浙江自治学校的求学求仕之路，而张筠秋也开始扬起“自立自强”之帆的人生之旅了。
张筠秋的人生自立自强之路，一开始就走得并不顺利。
1930年春，继母所生的大女儿、张筠秋的同父异母妹妹大宝，染上时疫，不治夭亡，年仅十一岁。人类在突然降临的巨大悲痛或喜悦面前，往往会不知所措，显得十分幼稚、盲目。陷入巨痛中的继母魏五宝为求女儿的死因，几番问讯于神婆佛娘，结果竟众口一词，说是家中养有长女，不肯出阁，所以于大宝有碍。于是继母的失去爱女之痛，就演变成对筠秋的迁怒。这样，前妻子女与继母之间感情失和的千古命题，有了在特定情景中的嬗变和激化。筠秋百般无奈，有口难辩，与继母十二年的微隙不睦，经过这次事变的诱发，爆发了暴风雨般的两人争吵，而结局是酿成了张筠秋闭门自杀的悲剧。
幸运于继母魏五宝的还算警觉，母女两人争吵骤停后，继母发现筠秋的房间中动静异常，一任外面敲门呼喊，房内全不答理。继母见势不妙，情急之下呼人破门而入，只见筠秋已悬梁自尽，解救下来后仅存几丝鼻息。从此筠秋与继母就落落不合，郁郁寡欢。
1930年秋，礼甫从浙江自治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任海盐县西塘区自治委员。由于父亲的回来，使筠秋与继母之间的冲突有了少许居间的折冲，表面上缓解了些，两人之间偶尔也开始有招呼搭理。
使得筠秋郁结的心情得到不少宽慰的，是她闺中密友刘佩贞的到来。刘佩贞1913年生，小张筠秋二岁，曾名刘筠仙，刘佩贞是1939年后的改名。刘佩贞的母亲张丽英和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也是同胞的兄妹，故筠秋、佩贞是姑舅姐妹，从小就过往甚密，1931年发生在刘佩贞身上的事，更使两人同病相怜。
佩贞的兄长，就是那位与金鸿楹一同去杭州上学，进杭州蚕桑学校，后又因染上烟瘾退学回家的刘书鸿。退学后，母亲刘丽英管教失之以宽宠，又不善理财，致使很快家道中落，陷入穷途的刘书鸿后来竟沦落到聘胞妹以续烟瘾的境地。
佩贞在西塘镇小学五年级时，因家道中落而失学两年，本家婶母见其秀慧，辍学殊为可惜，十六岁时就资助她到省城杭州，入奎恒巷私立女子职业学校就读。虽半年以后又因经济难以接济而再次失学。但在省城的半年职业学校熏陶，开了刘佩贞的眼界，萌发了她女子应自立于社会的新女性思想。不曾想到回家后，只能靠随母亲做纸锭度日，“心中非常不乐，恨不能自立之苦”——刘佩贞在1951年9月的自述中如是说。对于兄长谋划的婚事，佩贞以死坚拒，无奈兄长已将聘金作烟资耗尽，亏得由舅父张礼甫出头了结此事。事后佩贞在家居住与兄长朝暮相见，总觉得了无趣意，就常来舅父家小住。筠秋、佩贞两位都崇尚女子自立而又都有冲决封建包办婚姻经历的年青女性，聚拢在一起，犹如在风浪中颠簸累乏了的两叶小舟，驰进了可避风浪的港湾。
刘佩贞后来回忆与表姐张筠秋的关系时说：“表姐和我关系一向很好，关系最密切，两人经济也统一互助，志同道合。”可以想见，面对如磐的旧习俗旧势力，两位弱小却又想顺应着新观念新潮流的年轻女子，在一起时是何等畅快地谋划着人生，憧憬着生命前程的绚丽。有两件小事可以映现出她俩当时的心境：犹如阴霾的云层中，有时也会从云罅间露出几抹绚烂阳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筠秋佩贞一般的待字闺中的姑娘，女工是必不可少的女儿功课。为了不荒废手艺，也为打发闺中的永昼长夜，以筠秋佩贞当时的境况，还有一层补贴家用自立谋生的意思。先是为礼甫量身定做了一身外套，挺合身，针脚也细密平匀。随着礼甫穿着这身衣服出现在公务场所，张家姑娘会做衣服的消息很快传开，亲戚和朋友托礼甫或张委员转请制衣的纷至沓来。筠秋佩贞姐妹第一次接外人的活时，是既兴奋又紧张，一件长衫将襟做反了，把右襟缝在左襟上了，自己试穿的时候才发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衣襟改回来。“亏得没有在外人面前露出破绽，否则要闹笑话了。”晚年的张筠秋对内侄女张欣华如此回忆。缝纫衣服最难的技术活是做皮长衫，要将硝好的羊皮里子缝好，行话叫“镶皮筒子”，再缝到面子上去。这镶皮筒子做皮长衫的顶级技术，两姐妹也飞针走线地操作自如。
姐妹俩也有率性排遣作乐的时候，自己动手做点杜米酒。杜米酒是杭嘉湖地区农家用自产的糯米酿制的米酒。酿酒，坊间俗称“做酒”。筠秋和佩贞自小耳濡目染，也做得一手好酒。佩贞来舅父家时，刚好是农历十月，新糯米登场，正是做“十月朝酒”的最佳时机。姐妹俩将砻出的糙米，浸缸内半天，在清水中淘清后，置蒸笼中蒸成粢饭。佩贞在灶下烧火，筠秋在灶前察看镬中喷溢出蒸汽大小，掌握灶下的火候。待笼中饭粒熟透发亮，颗颗饭粒能竖立时，再将蒸好的粢饭放入清水里淘过，倒入准备好的酒缸内。放酒药花水是做酒的关键，此道工序由比较细心的佩贞负责，佩贞将事先配兑好的酒药花水，放入粢饭中，用双手拌匀、铺平。再在铺平的饭中间捣一个洞，留一个“酒酿潭”。接着就由筠秋用稻草和被絮将酒缸口四面围住压实。佩贞又仔细地掖了一遍，以恐漏气影响酒质。三天后，酒基本酿熟，揭开遮缸口的被絮，一股酒香扑鼻。姐妹俩再将第二次配兑好的酒花药水冲进缸中，又将缸口捂实。再过半个月后打开，酒香四溢。姐妹俩这次的做酒格外成功，若杜米酒陈过半年，喝时味更醇冽。
就酒的菜也是自制的，很别致：海盐盛产红梗芋艿，即芋艿地上的茎梗是紫红色的，口感比较糯软。放入腌菜后所得的菜卤中煮，待菜卤汁深入芋艿，芋艿也熟透了。就在做菜的灶头上，俩人喝着杜米酒，菜卤芋艿的诱人鲜味伴着杜米酒的清冽醇香，将俩人引到微醺时，俩人会陶醉在对将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暂时忘记了眼前的种种不快和烦恼，还有平时里难以拂去的闺怨。
从1931年拒婚到1934年经人介绍去上海大康纱厂做工，刘佩贞在舅父家居住的时间居多，偶尔回西塘刘家庄省视母亲，也就一二天时间。三年中与筠秋朝夕相处，后来嫁给筠秋的胞弟张振乾，是姑舅兄妹结婚，刘佩贞就成了张筠秋的弟媳。
1931年，在海宁小舅父当经理的钱庄里学生意的张振乾，要端着整盘银元经常出入地下钱库。振乾自幼身弱，不堪此种重负而诱发吐血老毛病复发，只得回海盐宣家浜家中休养将歇。振乾的回来，又使筠秋多了个说话和商量事情的人。
这一年，张筠秋和张振乾商议后，作出了她自立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办一个农场，并在农场中兼办一所小学。所需经费是向父亲张礼甫筹措的，条件是以后出嫁时，不再向家里要妆奁钱，算是家中提前付了她的出嫁费用。
1949年底，张筠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撰写的向党交心材料中，这样回忆此段往事：“我想独身主义，但我又想到靠父亲不能到老，总想办法自立，想办个小农场，在中间设一学校，半工半读，度我一生。”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要办一个农场和小学，遑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妇女还基本上是依附丈夫，极少经济上独立的时代，就算是七八十年后的现在，女强人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胆惊人的决定。张筠秋的那个决定，在当时当地说是惊世骇俗也绝不过分。
在这等节骨眼上，张礼甫总有他的过人之处，不管妻子在耳边的闲言碎语，一口应允了女儿筠秋的要求。
当然，张筠秋的这项决定也并非是凭空的臆想，我们可以从中追溯出现实和思想两方面的渊薮：小学蒙训时对鉴湖女侠秋瑾的极度崇仰，以至爱屋及乌般的推及女侠从事的事业和结交的志士仁人。
在嘉兴府与秋瑾交往甚密并共同从事光复事业的志士敖嘉熊，也曾以创办学稼公社为起事之肇始。
敖嘉熊，嘉兴地区光复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行者，嘉兴辛亥七烈士之首。浙江平湖人，世居乍浦。平湖乍浦与海盐张家门虽隔县，但地相毗连。地域上的毗邻，一定会加强敖嘉熊事迹对筠秋、振乾的影响。
敖嘉熊坊间所传诵的奇事之一，是他大白天行走在嘉兴街头，总是手提灯笼，灯笼中烛光通明。人问何意？敖答曰：“世界太黑暗，我要以光明之光，照亮黑暗大地。”人称“敖毒头”，“毒头”是杭嘉湖俚语，痴汉之谓也。
敖嘉熊约在1899年，创办学稼公社于嘉兴新篁，并办竹林庙小学。加入上海农学会，广事宣传改良农业的重要性。陶成章在《浙案纪略·敖嘉熊》中说：“……从嘉兴乡间，以改良农业，提供教育为己任，合办学稼公社，既又设竹林小学，寻又倡办团练以卫乡里。”字里行间透出玄机，办社办学的目的是为反清举事。
敖嘉熊事迹的高潮是在稍后1904年的创办嘉兴温台处会馆，成为嘉兴乃至浙江的主要秘密革命机关。秋瑾也常来嘉兴温台处会馆，与敖嘉熊共商举义大计。
张筠秋、张振乾办农场设小学的规划与敖嘉熊的办学稼公社办竹林小学如出一辙，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筠秋、振乾姐弟俩去看了二十亩沙滩地（地价较为低廉），振乾甚至还手制了一台脱粒用的打稻机，但终因资金上的杯水车薪，而在计划刚刚起步时就流产了。
即使筠秋、振乾的计划能实施，这种乌托邦式的农场也不能维持多久，肯定不能实现张筠秋“在此了此终身”的初衷。不过，他们这一举动确凿无疑地向人昭示了姐弟俩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1931年，张筠秋因创办农场失败，人生命运又沉入低谷。经济上的损失，必然招来继母内心的更加不满，虽然有父亲张礼甫挡着，但言谈举止之间，筠秋会感到埋怨和挑剔时常向她袭来。
1932年，在弥漫着沉闷惆怅的气氛中，平湖表弟金洪声的到来，悄悄驱散了张筠秋心头的郁闷。
自从金家从县城搬回金罗浜，一般亲戚间的走动也少了。不过张秀英还是每年过年前要带上孩子往娘家去一次，孩子们也会在外婆舅舅家戏耍一番。洪声留在平湖读稚川小学时，也会趁夏天放暑假，去舅舅家住几天，到海边捉鱼，到田头吃西瓜。那时，两小无猜，筠秋是大姐，洪声是小弟。后来，洪声去米行当学徒，由于米行店规，学徒期间没有假期，所以学徒三年，洪声没有来过舅舅家。这次来，金洪声是学徒满师，第一次拿到月薪，买了些点心当礼品，来宣家浜看望舅舅、舅母。
十七岁的金洪声已出落得楚楚一表了，颀长而略显单薄的身材，反倒衬出一种先生帮的儒雅、柔弱之美，而在县城生意场上的见识、历练出来的言谈举止，已初显大方得体的端倪。
舅父张礼甫停掉在外的应酬杂务，专门陪外甥玩了一天。说是玩，宣家浜毕竟乡间小村，并无遣兴的场所，无非是在家里陪着洪声说话、吃饭。舅妈和表姐筠秋则帮着张罗饭菜和午后的点心。
筠秋趁着大家和洪声说话的当口，也问了些他当学徒的事，洪声说了做学徒时的苦事还插入一些趣事。筠秋听着像着了些迷，望着已显露青春气息的往日自己一直当他小阿弟的表弟，不禁说了句：“还是你好，终于苦出头了。”
午后，用过一道银耳莲子羹点心，洪声就起身告辞。舅父却说：“三年才来一趟，吃过晚饭再走。”洪声说一定要今日赶回平湖，不能误了明天早上的开店。不料，舅舅礼甫哈哈一笑说：“棣仪，这就是你年幼了，宣家浜到平湖城关区区三四十里，哪里能难倒你娘舅。你只管放心，吃过晚饭走，断不会误了你今夜到平湖，明日早晨开店。”
晚饭间，张礼甫兴致颇高，也免不了一番叮嘱的长辈之言和愿洪声日后兴隆发达的祝贺，洪声频频应诺感谢。
饭后，一艘网船已停泊在屋边船埠头，洪声与舅父一家告别后登船。心想，舅父不愧管辖一区之长的自治委员，有此种安排，还怕今夜到不了店中！不一会儿船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舅父、筠秋、振乾送走洪声，一进宅门，礼甫对着女儿说道：“筠秋，今日你的谈兴真高，平日一个月也没有今天见了洪声讲得多。”
或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筠秋不禁觉得脸一红，赶忙回应道：“爸，你自己今天酒都快喝醉了，还知道人家说话多不多？”
“你以为爸喝醉了，哈哈”，礼甫的笑声震颤屋宇……
洪声到店中已是将近黎明，也不敢睡觉了，和衣在床上等着天明。回忆着昨日在舅父家的一天，觉得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舒心过了。与舅父兴高采烈为自己高兴的样子相比，倒是表姐关切的神情更多地在眼前晃现。而且，他似乎觉得，表姐盛上莲子羹向他端过来的样子很美，很好看……
这次见面，张筠秋和金洪声心中都似春日的微风吹拂过湖面，泛起阵阵涟漪。但年长五岁的表姐与表弟之间的姻缘，注定还要经过几年的历程。逐渐逝去的日月，似乎慢慢抚平了曾经有的心旌波动。倘若十一岁就长期与母亲别居寄人篱下的洪声身上，有着恋母情结，容易在表姐身上寻觅依稀的依赖的话，那么曾经以死相拒，有独身念头的筠秋，要唤起对异性的萌动，那就要更多的酝酿、对方的魅力了。
1934年，刘佩贞经人介绍，去上海大康纱厂做工人以图自立。直接的起因是为了远离缠扰——以前许过的那家后生，已沦为败家子，闲荡穷极无聊之际，每每要到刘家纠缠不清。
“工作，吃的冷饭泡开水。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痛苦更上一层，言论谈笑都不自由，有病死活不管，我忍气吞声做了三年的‘奴隶生活’。”
看了以上的刘佩贞自述，我们无意苛责刘本人的编故事般的述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知道刘若如实地写出做职员的经历，这段历史会给这位已是共产党员的本人在“审干”时带来多少麻烦。或许，就是这三年历史，会让刘佩贞在“七八年搞一次的运动”中屡屡受审查而弄得心力交瘁，甚至难以过关。
关于刘佩贞去上海做工的生活情况，金舜仪的回忆是这样的：“通过海盐刘建斋介绍，到上海杨树浦一爿公司，实际做低级职员，做得蛮好。一个人出去不行，带个丫头叫翠香，住在杨树浦，丫头相帮汰汰衣裳烧烧饭。”
金舜仪还回忆道：“金洪声一个刘佩贞、一个张筠秋都欢喜。刘佩贞年轻时生得漂亮，张筠秋不如她，要身段有身段，要面架子有面架子。他（指金洪声）在平湖开义兴米行时，我顶多10岁，一起到上海去，看望过刘佩贞。”
关于这次上海之行，金舜仪还说：“乘火车，向上海方向的一个小站，好像是枫泾，走过天桥上火车。刘佩贞的房间很小，平房。我、金洪声、还有烧饭的翠香睡地上，刘佩贞睡床上。”
显然，刘佩贞在上海做工的情形，与刘佩贞个人档案里由刘本人述写并经组织“审查认可”的情形大相径庭。档案里的说法是：“在工厂时的生活简直非人，像牛马般地做十二个小时。”
我们留存金舜仪的回忆，是尽可能地真实再现历史事实。虽然我们知道，在各种条件（包括我们的认知水平）的制约下，做到这点很困难，但只要我们尽力了如实了，但求心安而已。在“姐弟之恋”的章节里，记下金洪声去看刘佩贞的事实，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首先这是在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金洪声和刘佩贞是姨表姐弟，而刘长期住在张筠秋家，金洪声在去舅父家见到张筠秋时，也必然见到刘佩贞，而刘佩贞姣好的面容身材，春心初萌的金洪声不可能视而不见。对两位表姐都曾有心仪，实在是年轻金洪声心里再真实不过的事，或许是张筠秋的刚迈更适合于金洪声的恋母情结，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只是记述事实，供读者品味。
对刘佩贞去上海做工，教私塾的关甫舅舅大不以为然，说：“不弄到残花败柳才怪呢！”几千年来，女人的所谓贞节大于生命，男女之设防大矣。二十二岁的外甥女去的是男女摩肩接踵的东方巴黎大上海，关甫的担忧是必然的，尽管用的是隐喻的语言。然而筠秋却鼓励表妹道：“事在人为，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
刘佩贞离开宣家浜、刘家庄去了上海。张筠秋虽为失去闺中知音而感寂寞，但更为表妹的能够自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甚至暗生羡慕。不久，她特地去上海看望了表妹。亲眼见到了刘佩贞在上海的自立生活，更坚定了自己自立的心意。据刘佩贞在1951年回忆：“表姐因我去上海工厂的影响，她也跳出封建家庭，挣脱束缚而找到自立之职。”
1934年前后，张筠秋的家境益见窘迫，她回忆道：“24岁那时，我家庭经济破落下去，我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把我抱独身主义的思想打消，与表弟（指金洪声）感情较好。但我思想上是想能有了自立可和他结婚，否则同样做奴隶，换了一个环境而已。”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物质和意识对人行动的双重影响：经济上的破落，改变了她独身主义的想法；而自立的思想，推迟了她与金洪声的结婚。
改变表姐独身主义想法的金洪声，在1934到1935年，可谓是节节顺遂、春风得意。仍在平湖隆顺兴米行当店员的金洪声，此时已升为副账房，而且还出资三百元与师兄王佳牟合伙开米行。金洪声人虽仍留在隆顺兴米行，但外面兼着半个老板，收入已非昔日可比。
这年的端午，金洪声又去海盐宣家浜的舅父家。张筠秋也因端午而从学校回家过节。
此刻的洪声，手面非当年刚满师的小伙计相比，除了应景的粽子、点心外，还为舅父全家上下准备了每人一身的衣料。为筠秋挑选的衣料更费了一番心思：料子的成色上不能盖过舅父舅母，但花色上要更新颖时尚，又要恰如分寸，切合筠秋做老师的身份。
在筠秋的眼中，此时的洪声一身账房先生的长衫显得很是合身，而言谈之间，已有一种处处泰然的男子气息，也褪尽了往年的那层初见世面的拘泥。
在全家人观看衣料时，洪声看着对镜比划衣料的筠秋，终于说道：“表姐，你也出山了。”筠秋似有所悟地一语双关地说：“谢谢你了。”
1935年，金洪声虽在生意上大遂心愿，家中却有令人痛心的事。大姐金月珠，终因郁郁寡欢，在孤苦寂闷中离世。月珠的丧事，只由母亲张秀英一人料理，与她的出嫁一样，父亲巨濚都没有回金罗浜，也没有通知亲戚朋友。筠秋因为金洪声来宣家浜参加《奔腾》文艺社聚会的缘故，而得悉了月珠的死讯。筠秋与月珠都是1911年生，月珠的月份要大些，筠秋一直称月珠为姐姐。姐妹一场，筠秋约了刘佩贞一同前往——虽然不合未接到报丧不参加丧礼的乡俗。
参加丧礼，赶早不赶迟，不能吊了末孝。从张家门到金罗浜要二三十里，两人半夜就雇船起程了。到金家后，筠秋、佩贞看了月珠的遗容，惨白瘦削的脸庞，哪里还有一丁点往日如花似玉的娇容。筠秋、佩贞不禁失声痛哭，潸然泪下。
月珠的丧事简陋之极，没有请尼姑念经，也没有请吹鼓送行，只撒了一点黄纸引路，草草地葬在自家田旁的桑树港上。
筠秋、佩贞当夜赶回宣家浜。想着自己，若不拒绝父母兄长定下的婚事，恐怕也是如月珠般的归宿，不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话闸一启，两人就不免回忆起往事：当年月珠在杭州上学，那时的她人长得真漂亮，是何等的亭亭玉立鲜亮娇丽；从杭州回来，听她讲起省城的见闻和新学堂的事，真令一班姐妹们艳羡不已；不想先是殃及池鱼地从杭州退学回家，接着又是一场谜一般迅速破碎的婚姻，使她就如遭严霜摧打的鲜花，顷刻蔫落了。
可叹的是，筠秋和佩贞怎么也想不明白，月珠怎么会如此驯顺的逆来顺受这一切，你也是一个到省城读过书，上过新学堂的人啊！
两姐妹倚被谈论着，不觉鸡已三啼。她们心里有些庆幸，又有些后怕。庆幸自己当时能拒绝父母兄长之命的婚姻，后怕的是以后自己的婚事还会有多大的风波。“反正我不听他们的，独身一人过也很清爽干净。”筠秋用这句话，结束了这场谈话，而窗外的天边，已现黎明的鱼肚白了。
月珠之逝，至今令人扼腕叹息。筠秋、佩贞两人从自身的婚姻，开始了向世俗的抗争。尽管以后的路还很曲折漫长，甚至还充满险恶，但毕竟她们暂时地获得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自由。西方哲人云：“性格即命运。”就三位年青女性对待自身婚姻的迥异态度及结局而言，或许观念的差异，更能迅捷地决定各自的命运。
一晃又是一番寒暑，张筠秋、金洪声两人的进入热恋，是在1936年。
据全洪声胞弟金舜仪回忆：我那时在稚川小学读书，是住宿的，每个周末回到隆顺兴米行里。可是有一段时间，老是见不到阿哥。正账房王应生说：你阿哥娘舅家（指张礼甫家）去得闹猛，他交代我给你两个双角子，作为一个星期的零用钱。
金洪声此时任副账房，正账房王应生对之十分倚重，只要分内的生意做妥，关照过师兄，就可以在店中自由进退了。
然而王应生和金舜仪不知道的，是金洪声之所以频繁去宣家浜舅父家，还有一件与他今后人生道路关系极大的事。
1935年，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集团虽全力阻击围攻，但红军北上抗日声势不可阻挡。1935年，日本进窥华北，北京的“一二·九”学潮带动了抗日思潮在全国涌动。1936年11月7日，当局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更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抗议浪潮。至“西安事变”前夕，当局已陷首尾难以两全之境，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更穷以应付了。从而在学禁和思想上的钳制方面，不得不有所松弛。
“七君子”之首沈钧儒的故乡嘉兴，抗日的活动也方兴未艾，各种抗日组织频频出现。
在海盐，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组织了“奔腾”文艺社。李石农，又名李开基，平湖人，幼年迁居海盐县。是三人中思想领袖，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查今文时任海盐《海滨日报》编辑，正好编发“文艺类”的刊物《奔腾》；张振乾以张家在当地的乡绅地位提供活动场所，成为具体的组织者。张家宅院中有一暗室，十几个人在其中开会议事，外人不易发现。“奔腾”文艺社的集会大都在张家暗室中进行。
“奔腾”文节社的宗旨，在当今的各种书面文字中都以“进步青年组织的宣传抗日的团体”称之。保存在张筠秋档案中的她1954年填写的《中共党员登记表》中是这样说的：“参加奔腾文艺社，写写文艺小品，也是对反动的人看不满，发发牢骚，后来被反动政府禁止。”看来，这样原生状态的记述，对“奔腾”文艺社的性质描述，还是相当客观真实的。从后来即被当局禁止这点看来，“奔腾”文艺社是披了当局逆鳞的——抨击时弊、宣传抗日。
“奔腾”文艺社的结社形式如何？是迄今为止一切回忆文章中所没有叙述的，或许是撰述者的疏忽，或许是当事者对“进步事业”要纯之又纯的形而上学的禁锢。其实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事都以宗教的形式为掩护，如实的叙述，断不会改变其农民运动的性质。如实地披露奔腾“文艺社”的组织形式，同样不会贬损它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尽管乍闻之下有点会出某些人的意表。
“奔腾”文艺社的几位主要成员之间，是以义结金兰、结拜兄弟姐妹的形式连结的——犹如我国有名的三国桃园三结义。男的大致有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金洪声；女的大致有张筠秋、刘佩贞、宣兰珍等。铸有银牌标志，每人一块挂在胸前，正面写“义结金兰”，反面写着各人的名号。金洪声的名为“瘦蝶”。
“奔腾”文艺社的人员有三十多人，绝大部分是失业青年，金洪声以账房先生兼半个米行老板的身份置身其间，很重要的因素是张筠秋在“奔腾”文艺社的缘故。爱情的力量和影响有时是惊人的，不然，“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历史走向人生轨道的事件，为何屡屡记录在史册。
《奔腾》杂志仅刊行了两期，就被当局禁停。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筠秋的一首短诗《牧羊歌》。据张筠秋回忆，此诗“是描写苦难的农村姑娘养羊的故事”。由于原诗已散佚，就只能揣摩其大致内容。当时的海盐一带，肯定没有以养羊为生的牧羊女，多是农家养一二头羊，作为家庭的副业。养羊比养猪容易，不需喂米糠一类的饲料。只要白天将羊牵出，往草地上一放，也不是散放，而是将连着羊绳的细木棍插入地下，把羊拴住。羊儿就把能及的野草啮完，再将它换一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海盐一带，野草荒地还比比皆是，不如现在田野里连小片的草也极少见到。到傍晚将羊牵入羊舍。也要割一些青草，以备雨天之用，待暮春盛夏草旺长时，更要晒些草干，作为羊儿过冬的食物。
养羊的事，一般都是家中小孩的活计。据刘佩贞回忆，张家养有羊两只。当然，以张家的家境，养羊的活应该不会落在筠秋身上。
诗的具体内容，最大的可能，是以邻家女孩放羊的经历，再掺杂自己幼年孤苦的心情。
第二期发表了她的另一首诗《秋瑾女侠读书感》，是以秋瑾励己志的。在写诗稿时，恰好金洪声来宣家浜时看见。张筠秋的原诗为：
《秋瑾女侠读书感》
鉴湖豪侠女儿身，骑匹白马过街心，
醉里挑灯试剑刃，更喜携枪技臻精。
闺中吟诗总嫌闷，为广见闻渡东瀛，
越中首赞同盟会，撰文奔波为复兴。
归来督办大通校，志士仁人聚其中，
骤闻事变心不惊，从容洒血古轩亭。
壮志未酬香魂去，只留风雨愁煞人。
女侠逝去三十载，深夜对卷泪满襟，
吾辈当继先贤志，女子自立向前行。
“表姐，我为你改两个字。”金洪声看过诗稿后说。
“哪两个字，你说！”
“‘街心’是我们这里的土话，改成‘街亭’吧，街中有亭，城中闹市通衢的意思不变，韵也押着。”
“好，到底是你这位账房先生文章好。”
发表出来的诗上，就变成了“骑匹白马过街亭”。
张筠秋对与金洪声的结合，在我们见到的她本人的所有文字资料中，只有一句话：“与表弟比较谈得来。”大概就是以上此类情景之谓吧。
张筠秋与金洪声的相恋没有更多的花前月下和山誓海盟，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一场民族的灾难，又使这对年轻人的婚事起了变数。
1937年，在北方是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南方，当时的京沪地区，“八一三”日军大肆轰炸上海，淞沪会战爆发。8月23日，日军在吴淞、川沙登陆，战事扩大。敌机频繁轰炸杭嘉湖地区各县，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入侵，我淞沪前线军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上海沦陷。至是年11月下旬，包括平湖、海盐在内的嘉兴各县相继陷入敌手。
日军入侵后一路烧杀抢掠、杀戮平民的暴行令人发指，一般百姓陷入了天无宁日生死难以逆料的逃难之中。一直到局面稍为安稳的1939年，海盐县招考小学教师，张筠秋报名参考，被正式录用为教师，遂了她自立的心愿。她与金洪声的婚事终于水到渠成地提上日程。那年张筠秋二十九岁，金洪声二十四岁，与人合伙在平湖西大街开设小米行，惨淡经营，勉强度日。
如世上某些事物一样，新的内容还需要裹上旧的形式才能面世，虽然金洪声和张筠秋已心有灵犀，但那“一点通”仍要依照当时平湖、海盐的民俗来进行。
事情由金洪声起头，洪声向母亲提出，要娶表姐张筠秋。母亲听后，不觉一愣，作为娘姨的张秀英深知筠秋自幼心气高傲，比儿子又大五岁，而自己哥哥张礼甫虽已风瘫在家，不理外事，然往日图董、委员的余威尚在。而自家已沦落到开小店糊口的地步，虽是亲眷，但门第不当。转而一想洪声自幼不是鲁莽的人，儿子说这话定有道理。就去和丈夫巨濚商量，不料巨濚更不答允，不愿和张礼甫结亲。
金巨濚和张礼甫这两位妹夫和大舅之间，久已心存芥蒂。金巨濚与张崇礼交厚，而张崇礼和张礼甫虽同是生于海盐张家门的叔伯弟兄，却形同冰炭，“鸡斗百脚（蜈蚣）”。张礼甫是图董、自治委员的地方士绅。张崇礼是宦游他乡的朝廷命官巡检大人，职务官衔虽然不高，但在张家门这种百来户的小乡村中，也说是出了个人物了。两人内心谁也不服谁，外面却是另一番“道不同不与谋”的模样：张礼甫指张崇礼为官僚胚子，搜刮地皮；张崇礼则讥张礼甫为土豪劣绅，包揽讼词，横行乡里。先是私下指桑骂槐，后来竟至在亲友的红白喜事上，使酒骂座，每每不欢而散，弄得亲友们十分尴尬。而两人间，也视相聚为畏途。
人以类聚，不觉之间，巨濚与礼甫之间也有些隙隔了。巨濚家道衰落后，张礼甫言语之中，也难免有巨溁败家，连累妹子受委屈之词。而巨濚虽自己当年举止不当，但对大舅子的假以辞色则不以为然。一边是心怀不屑，一边是我败我家，于你何干！而对张筠秋，拒婚、自杀、办农场破财，与继母的不睦，又在外面做些没有工钱倒贴饭钱的疯事……，如此等等，早有耳闻，年纪又比儿子大了5岁，恐怕日后自己儿子洪声在这位大阿姐身边，被“萝卜不当小菜”——不当回事。
洪声和筠秋的婚事，一开始就不能获得父亲的首肯，而母亲张秀英虽不似巨濚一般执意，但几十年“出嫁从丈夫”的惯性，使她在儿子和丈夫两者之间，总更多地倾向后者。“父母之命”成了洪声和筠秋婚事首先要迈越的关隘。
张秀英想洪声已是二十四岁的年纪，在当时，这个年纪早过了男子娶妻的年龄，所以夫妻俩也有些着急。张秀英就物色了一位姑娘，是张家门大嫂家的一位内侄女，乍浦人姓曾，在平湖县城小南门外名为菜苦庵的一所小学里教书。秀英去看过姑娘后，很满意。金洪声带着小弟金舜仪也去那所小学里看过，确如母亲说的人很漂亮，也是能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但事情总因女方曾家是独生姑娘，要找上门女婿，金家又断不允将儿子改姓他姓，此事只得作罢。
金洪声见父母态度若是，只得自己去海盐刘家庄大姨家，求大姨刘丽英为自己作伐。刘丽英则很开通，同意去宣家浜为洪声说亲。平湖海盐的婚俗，第一步俗称“讨八字”，即向女家讨姑娘的生辰八字，而像洪声这样男家看中姑娘，主动托媒人说媒的，称为“央出媒人”。
两家的家境人品都是熟稔的，刘丽英就开门见山地向哥嫂要讨筠秋的生辰八字。张礼甫心目中一直以绅士为高，很有些鄙视生意人。就以“要问问筠秋自己的意思”为由婉言拒绝。
洪声闻讯再次去刘家庄央求，大姨已略知了婚姻是侄儿侄女自己的主意，就再次去了宣家浜。言语间，向礼甫夫妇暗示了筠秋的心愿，既然女儿已经心许，礼甫当然依允出了女儿的八字。——一位二十九岁的姑娘待字闺中，毕竟是做父亲的一桩难以释怀的心事。继母魏五宝，对这门亲事的评论一直是：“灶头配了泥涂灶。”灶头是有烟囱在屋上，泥涂灶则是没有烟囱伏在屋下，意思是两家门弟高低不当。而在金家，一直到吃完喜酒，巨濚借着酒意，还惯出一句对此桩婚事不满意的话：讨张礼甫的姑娘，我们饭吃不成。筠秋在外的传闻，实在是太能干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下，未来的公婆心中不免隐忧重重。
巨濚夫妇将大姨拿来的筠秋生辰八字，在灶君菩萨的香炉下压了三天，焚香默祷，祈盼男女双方的八字能合拢相谐。不料，好事多磨，请算命先生“合八字”的结果，洪声筠秋的八字六冲不合，照当时一般人家，若顺民俗，这桩婚事也就不成了。但洪声力主无碍，只要求父母休张扬此事。巨濚夫妇见儿子心意已决，也就顺应洪声的心愿，压下了“八字六冲不合”之事，对外说，两人八字相合，就定下了这桩婚事。
金舜仪在回忆起大哥洪声的这件婚事时，还将成功归于媒人刘丽英：“全凭大姨读书多，会讲道理，嘴巴的道理斗得过张礼甫。我爸妈没有办法，只能由儿子做主。”
虽是亲上加亲，在婚事财礼上的斤斤计较和讨价还价免去了不少麻烦，但依习俗，拿八字以后的礼仪也要步步做全，依次是：一是“准日”，决定日期，请星相先生择“黄道吉日”，男方全家邀集长辈、媒人，设酒两桌，施聘礼，有“正礼”付银钱，“四牲礼”块肉一方，还有“带脚腿”、鸡、鲤鱼共四件。女方张家就向四邻分糖果。二是“对亲”，有正礼，以及首饰、衣料等聘礼。金家邀集亲友宴集，亲友不送礼，吃过对亲酒后，结婚时就要送礼，故对亲酒俗称“下秧酒”。张家按俗不受花红礼，且要加半回礼，另掘一株“万年青”用红纸包妥，意思是日后新婚夫妇万年长青，一双带脚的“铜饭盂”作为喜物回礼，谓“有脚气”。三是“担盘”，男女双方都设了酒席，男方的正礼较大，还要有“四牲礼”、“准舅”、“鞋袜”、“抱舅”等礼钱。张家办“担盘”酒，亲友都送来各种实物，作为新娘子的礼物。
由于在战时，金张两家的以上婚俗，虽然按部就班地都做全了，但排场和礼品的数量上都节俭多了。举一例，可见一斑：张筠秋准备新婚被具时，因为有言在前，在办农场时，已将自己的嫁妆钱预支了，以至做好枕头连枕芯也无物充填，只得充以砻糠。旁人说，砻糠砻糠，日后这场婚姻恐怕是空的，劝筠秋改填他物。而筠秋实在无物可更换，而心中确实也根本不信，就说：什么空不空，在人不在物，斥之为无稽之谈。
礼甫常有惊人之举，4月24日，娶媳妇，刘佩贞嫁入张家，与张振乾完婚。三天之后，1939年4月27日，送张筠秋出嫁到金洪声家。张、金两家亲友，三天之内，吃了两场喜酒。
金洪声、张筠秋的婚礼，用新式结婚礼仪，在金罗浜举行。金家在经历家运中落，更兼长子长女的不如意后，十二年来，首次家有喜庆之事，巨濚、秀英夫妇内心纵然对这门亲事不满意，但对寄予厚望的二儿子洪声婚事场面上还是倾心倾力了。
先将金罗浜老屋稍事修葺、粉刷，将后埭房间中，东面靠大厅的一间房布置成新房。为了迎接招待张家送亲的客人，还临时借好隔壁金哲明家的房子，整理干净，供女家来人居住。
虽然礼甫夫妇心里也不满意女儿的婚事，为了顾各方特别是女儿的面子，礼甫虽已风瘫，但仍躺在藤椅中同妻子一同坐船前来。
张家送新娘的喜船，也比一般人家考究气派：用两只较大的龙船，前后捆住，拼成双排的大船——当地一般人家就只用一只船。船的前舱放着花轿，第二舱上面，搭起船棚，送亲的亲人坐在中间，当然还有媒人大姨刘丽英。
双船并排着，既大又稳，一路燃放鞭炮。从海盐张家门驰向平湖金罗浜，船行之处，引得河岸上无数路人驻足相看，风风光光地将新娘张筠秋送人金洪声家。
婚礼上的鼓乐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茶担吹打，又从平湖县城请来西洋乐队。一中一西，两套班子，为了各显自己的声势，都舞弄得分外卖力，一场婚礼显得格外闹猛喜庆。
婚礼的仪式，依新人们的意愿，用新式礼仪，用了结婚证书，请了证婚人。
细细算来，金洪声张筠秋之间的姐弟之恋，其间几经起伏曲折，长达六七年时间，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婚姻殿堂为完美结局，委实也是一件难能而又值得庆贺的事。
婚后，巨濚夫妇回通界桥，金洪声仍回平湖县西城河滩与人合伙开设小米店。新媳妇张筠秋，未度完蜜月，在金罗浜住了半个来月就回到她日夜萦怀的张家门小学，继续当起小学教师。
这段伴随金洪声、张筠秋走完人生道路的姐弟之婚姻，还有两人之间的称谓一事可记：在解放后的公开场合和张筠秋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都称金洪声为“老金”；而在家里人后，从婚后一直到两人暮年，张筠秋对金洪声的称谓一直是“瘦蝶”，四十余年不变。金洪声则在婚后，一改以往称张筠秋为“大姐”的习惯，改称为“筠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