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与战国分界的主要标志，三家分晋前，智瑶集团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智瑶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废立国君，打击和削弱了晋国公室的势利，极大地提高了四卿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他向其他三家挑起了事端，最后被三家联合攻灭，进一步壮大了韩、赵、魏的势力，为三家分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赵无恤临终前向世子吩咐说：“三卿灭智氏，地土宽饶，百姓悦服。宜乘此时，约韩魏三分晋国，各立庙社，传之子孙。”（第八十五回）智瑶集团的覆灭对分晋事件的促成是非常明显的。
智瑶狂妄自傲，目中无人，处在险要的政治地位上而从不顾及言行的政治性。缺乏政治斗争应有的权谋和策略，尽管以疵之多智和豫让之忠直为辅佐，仍不免政治斗争中的失败结局。智瑶集团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这个集团一开始就处于晋国各派别中的优势地位，形成政治斗争中的有利条件，然而，这种地位容易造成主要领导人对同僚居高临下式的高傲作风和狂妄态度。容易造成对竞争者的低估和思想麻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开初创业时的痛苦，缺乏对弱小集团内在发展能量的切身感受。他们由强转败的可能性与自己的强大本身同时并存。第二，这个集团在构成上是以愚者领导智者，主要领导者的才能比谋士相差甚远而又不能经常接受谋士的意见，这种状况长期发展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由智者将愚者取而代之——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及其相应的观念下是不大可能的；另一种结局是智者终于不能忍受愚者的智瑶集团处在强晋这一霸主之国，它的存在和变化为列国瞩目，对当时天下政局必然有重大的影响，它在四卿争斗中的成功或失败分别决定着代晋或分晋的不同结局，将直接影响后来的天下政治形势，然而，无论是一家代晋还是三家分晋，都将是新兴社会势力崛起的政治变革，都不能改变社会走向新时代的总趋势。
整个春秋之世历时二百四十余年，相继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政局，本来就不平静的东周社会于是被掀起了层层波澜。继郑庄公争霸后，齐、宋、晋、秦、楚、吴、越几个政治集团接踵崛起，各以自己的雄姿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演奏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总览春秋政局，其发展演进呈现出以下一些基本趋势：第一，人们对传统的礼仪制度及其政治代表人周天子由尊奉而变为轻视。桀骜不驯的郑庄公对周天子进行过抗逆，他因此丧失了相当的政治势力而未能称霸，齐桓公以尊王为旗号号召诸侯，循礼布德，表面上保持了周天子崇高的政治地位，宋襄公以拘守仁义而闻名，晋文公、秦穆公循礼尊王的观念已较淡漠，楚庄王曾问鼎周室，至少还承认周王的存在，吴、越创霸时，几乎对周王不屑一顾。创霸集团对周王的态度取决于周室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礼仪制度的政治有用性，上述变化反映了周室地位的逐渐下降和礼仪制度的陈旧化，社会的发展已经抛弃了一个腐朽的阶层，并且期待呼唤着新的思想和制度。
第二，种族界限和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郑庄公的活动范围较小，齐桓公之世，所谓华夏民族大体上仅包括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诸国，甚至不包括西秦南楚，齐霸提出的攘夷就是以楚为主要对象的，然而这些国家在后来相继称霸，甚至僻居东南隅的吴越也称雄一时。列国政治活动中心的“外移”现象打破了原有的种族界限和地域隔阂，极大地拓展了华夏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春秋前期，有些非政治中心地带的国家与邻国确还存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这种状况逐渐地得到了扭转。在交往形式上，人们原来遵循礼仪的要求，按爵位以小事大，如各国对郑庄公的遵从；几次会盟中对宋国的谦让都含有这种原因。随着礼制观念的淡漠，各国的交往按实力而定，霸主集团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显示。春秋之世，大国对小国的役使逐渐变为强国对弱国的掠夺。
第四，按实力而进行的政治交往刺激起了各国的竞争，可以说，诸侯国间的大规模竞争起始于春秋之世。国家间的长期竞争筛选和显示出了四个富有威力的法宝：一是制度的革新，二是人才的使用，三是对军事的重视，四是外交上的灵活。于是改革家、政治家、纵横外交家和军事方面的实践家、理论家相继涌现，他们的方案、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渗透着智慧的光彩，将春秋之世的政治舞台装点得绚丽多姿。
第五，春秋之世是政治领域中名实大分裂的社会，传统的礼仪制度与社会现实经由了从比较相吻合到相互违离的过程。管仲在追求现实目标的同时充分照顾礼仪名分，这在名实背离幅度不大的背景下确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然而，社会现实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社会势力的愈益壮大逐渐远离了名分的要求。宋襄公创霸的失败表明了仁义观念的陈旧虚弱，孔丘从政的受挫从总体上表明了礼仪名分的背时。政治家们要治理混乱的社会，首先要等待思想家们说明社会，在人们被迫放弃了旧思想而新思想尚未诞生的“空档”时期，思想家们在探索、在思考，思想大活跃的局面在孕育酝酿中。
第六，上层贵族世代盘踞的公室政权在逐渐分裂，一种新兴势力在迅速崛起，取代公室掌权的倾向愈益明显。社会的高层权政治舞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占有的、可以藏污纳垢的场所，而是先进势力促进历史发展的契机，是他们智慧之光的爆发口。历史的政治领域在吐故纳新。
第七，创霸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各国间文化的悬殊状态逐渐趋向平衡，其平衡的方向不是高低互补，而是向最高点靠近。
秦、吴、越先前文化状态较低，他们均是靠外来人才扶持创霸的，人才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不同地域的国家提供了审时度势和分析事物的新型参考坐标，形成一股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潜动力，这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或显动力所不能代替的。
考察春秋社会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的演进要经过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要等待各方面条件的渐变和成熟。第二，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规律往往通过反面行为的失败来展现自身。第三，社会的变化需要各集团的竞争，由竞争而导致的吐故纳新，是社会机体自身生长的体现。第四，社会的发展总是要伴随民族的融合和观念的更新，二者与社会的发展互为条件。第五，异族文化的流入和吸收可能会在本土产生文化上的“杂交优势”，形成更为优越的文化状态，使自身具备更为良好的体质要素，如秦、吴、越所然。第六，把历史可以看作一种文化状态，看作政治行为的借鉴，如果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它来指导政治行为，必然束缚自己的思想，限制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放手作为，遗大害于国。宋、鲁礼仪之邦，国势未必为弱，但一直未能创建霸业，《左传·宣公十四年》上甚至说“郑昭（明）宋聋（愚）”，其中的教训极为深刻。第七，在国家交往中，外交的原则、策略和辞令必须十分讲究，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广泛，这一问题的意义愈益重要。
这一因素的促进。
社会在阵痛中发展，历史在凯歌中演进。波澜壮阔的争霸之世又引出了一个烽火连绵、金戈铁马、强力争雄的时代。战国乱世继春秋之终到来了！那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以周室为根基的宗法血缘关系经过约三百年的延伸延续而渐次淡弱，在宗法关系上建立的政治统治已经虚弱无力；另一方面，生产的进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扩大、信息的增多、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动，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团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势力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势力要求重新划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权力，而虚弱的宗法政治统治却无力消化、引导和控制这种要求权力划分的能量，于是，以前771年犬戎镐京之乱为契机，周室的政治统治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终于在地方政治势力的冲击中开始松弛并走向崩溃。各种政治因素从旧有的社会序列中挣脱出来，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在相互冲突中又重新寻求新的组合。
这是一个历经了五百多年阵痛和磨难，在痛苦、兴奋和惊异中成长的民族发展历程。
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似乎呈现出无序的状况，但其中发生着以下显著的情况：其一，华夏与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范围由黄河中部渐次拓展到长江流域和钱塘江、珠江之地，华夏民族在冲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传统的天命理念被颠覆，人们以无畏的勇气面对现实、憧憬未来，许多以经邦济世为主旨的学说纷纷出台面世，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导向作用。影响国人深远的思想理论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
其三，人们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探索和尝试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延续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之雏形形成于这个时期，并靠争战年代所显示出的优胜性而被推向全国。其四，任何时代灭亲、“伯乐相马”、“上下其手”、“完璧归赵”、“毛遂自荐”、“鸡鸣狗盗”、“围魏救赵”等等。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生活行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层，长久地影响民族的心灵和思维模式，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民族心理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走向成熟并基本定型的时期。
中国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奠其基，该时代在时势呼唤下涌现出的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谋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响了社会的进程，他们各有短长、辉光相映，构成了一派千秋不灭、群星灿烂的悠远苍穹。评点他们各自在天下变局中的成败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对于当代人了解中国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认清其中的优长和短缺，都是极有现实意义和文化警示意义的。
《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子书都对春秋战国的历史事件有所记载和叙述，是认识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料，但它们都是从特定侧面，在对一个人物或若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历史，有些记述则过于简单。对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多年历史试图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该书把见之于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联和拼接起来，成功地编织了一个史料详尽、次序缜密、前后照应的东周历史大观，虽然连缀过程中夹杂有一些文学家的想像，但作为一种“本质上的合理”演绎，作为历史文化的衍生和积淀物，也不失其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我以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冯梦龙氏的该著作是中国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小说之一。对一般读者而言，系统了解春秋战国的政治发展史，从《东周列国志》开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该领域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亦可由此获得对春秋战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系统性把握。
作的分析和反思。由于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上的政治活动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结构不同，因而只能作为两部论著。
但两个阶段在历史过程和客观时间上的衔接，以及本人取材对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两部论著成为特征相近、不可分离的孪生姊妹篇。我钟爱两部拙作远胜于早年对《三国演义》作分析的那本论著，尤其倾心于其中稍后出世的妹妹篇。分析楚汉逐鹿政治人物的论著是紧接其后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两书的增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社科院副院长王经伦研究员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州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李明华博士审阅了两书，并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将论著介绍和引荐给读者。对单位、领导和朋友所给予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诚挚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编辑与李向瑜编辑对论著的大小标题做了倾向于现实的改动，希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能得到读者的欢迎。我在对春秋战国人物分析之后，又有对该时代典型文化现象的分析和对列国政治发展的论析两本拙作，试图由此构成对春秋战国政治运动和文化特征更为翔实完满的认识，希望能尽快面世，也盼读者朋友一并能给予批评指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尽头，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自然不会停顿终结。当代文化成果终将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将是民族文化更为长足的发展，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并欣喜地期待着。
作者2005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