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倍受货币之苦。南北朝初期商品经济不发达，源头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有黄巾大起义；黄巾大起义接下来军阀混战，三国演义里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再下来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刚刚统一天下，又逢八王之乱；民族迁徙浪潮滚滚而来，所谓五胡乱华，中国叫五胡乱华，外国人叫民族大迁徙；胡人搬到中原来住，一部分汉人搬到江南去住；搬得差不多了，南方北方开始打架，叫做南北朝。
此政府兴，彼政府亡，谁顾得上铸钱。战乱频繁，经济不发展，要钱也没用。自已种粮食、自已织衣服、自已做鞋子。东汉开始形成庄园经济，贵族们圈地圈地，自给自足。无论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不在乎钱。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平常用的日用品，用东西直接换。货币成了辅助性的东西。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东晋末年，社会上流通的钱越来越少，大家还在用三国孙权造的钱。老百姓没有钱，钱都屯在有钱人的库房里。物以稀为贵。直接造成物价低廉的社会现象。粮食如果太不值钱的话，农民不都破产了。那位小时候杀兄弟鹅的桓玄上台想了一个妙招，直接把钱作废，改用谷和帛进行交易。桓玄真是有魄力，有钱人能愿意吗？于是乎，不等废钱，有钱人先把桓玄废了，换刘裕上台。
刘裕总计在位三年，没功夫倒腾货币。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江南经济大发展，再不发行货币真不行了。元嘉七年，刘宋王朝开始铸钱。可能刘义隆当初考虑到铸钱的成本不能太高，省点铜，多铸点。我们现在用纸钱，就没那么多讲究。
刘宋王朝铸的钱是四铢钱。古币是五铢钱。聪明人立马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四铢钱和五铢钱一样用啊。五铢钱完全可以砸下一铢铜来另外铸钱。大家拿锤子，动剪刀，用牙啃，从五铢钱上偷铜偷了十七年。元嘉二十四年，刘义隆发现人们这一可耻的行为。不知道是刘义隆够聪明，还是大臣们忽悠。朝廷下诏，大钱和小钱不能一样用。大钱一枚顶小钱二枚，就是说五铢钱顶四铢钱两个用。
这样一来，有钱人乐了，凭空资产翻倍，一百万变成两百万。平民哭了，一千变成两千，看似也翻倍，其实物价涨了，能买的东西更少了。穷人活不下去了，没有钱怎么翻倍。这项政策只实行了一年，并不愚蠢的刘义隆发现被人忽悠了，下诏废止资产翻倍计划。
南方是门阀贵族的国家，王与马共天下。皇权远没有秦汉和北方强大，不可能重农抑商，门阀贵族想发财，想发财就要做生意，做生意就需要钱。到了刘义隆的儿子孝武帝刘骏，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刘宋王朝继续铸钱。当时开采技术落后，铜矿少，社会上的铜更少。如果当时开采技术像现在这么先进，我们还买什么江西铜业、云南铜业的股票，早给先人们挖光了。其实用不了一千年，子孙就会骂我们。
铜少，国家铸得钱更小、更薄，说是四铢钱，连四铢重也没有。正因为小、薄，铸钱的技术含量太低，谁都能铸，搞一片铜就是钱，于是假币猖獗。刘骏也狠，造假钱者一律斩首，一个县斩了一千多人。欲望害死人，造假者还是前赴后继。
这样斩下去也不是办法。刘骏的儿子刘子业做了皇帝，就是那个娶姑姑、允许山阴公主养面首的前废帝刘子业。国家的铜越铸越少，刘子业再出妙招，改四铢钱为二铢钱，更薄，更小，而且和大钱一样使。如此一来，造假钱的人疯了一样。刘子业会怎么办？他有办法。能允许女人娶四十个男人的天才想不出办法吗？不可能。
用什么办法呢？不要回答继续斩人，那种野蛮的法子，刘子业不会用的。
刘子业想，既然社会需要货币，国家又没有足够的铜来铸币，而人们又喜欢造假钱，那么，为什么非要禁止人们造假钱呢？让老百姓造的假币合法化，正好弥补货币缺失。在刘子业聪明指示下，朝廷宣布允许民间铸钱，无论谁铸的钱都可以流通。
不能说刘子业突发奇想。天才和疯子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当今世界最大的银行即是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印发的美元通行全球。美联储就是一个私人组织。
刘子业放开货币管制，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可惜江南没有保罗，没有摩根，没有洛克菲勒。应该说，当时的江南大有希望出现上述人才，因为江南的经济实际控制在王、谢等几大门阀的手里。然而，他们无一意识到货币的重要。中国人的劣根性又一次暴露无疑，如同前几天的抢盐风潮，老百姓蜂拥而上，竞相铸钱，所铸钱币根本不合乎标准。二铢钱，一铢重也不到，人们称之为“鹅眼钱”，此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铜钱飘在水面，一捏就破，一千钱串在一起，不满三寸。商人根本不敢用。如同允许女人多夫制一般，刘子业又一大创举被人们扼杀了。
货币混乱，宋明帝刘彧上台，尽废新币，只允许古钱流通。刘宋王朝四个皇帝走了一圈，又回到起点，社会上还是没有钱。
几经战乱，江南在萧衍的统治下重新走上繁荣，又需要钱了。萧衍无疑是中国历史中聪明的皇帝之一，当然意识到货币的重要。谁掌握货币的发行权谁就拥有财富。
萧衍开始铸钱。萧衍铸钱和刘宋王朝不同，刘宋王朝允许古钱流通，萧衍严禁古钱流通，这样可以杜绝新钱和旧钱轻重比价不一的紊乱，又把货币发行权牢牢控制在手里。
想法是好的，执行起来不如意。老百姓不买帐，照旧用古钱做交易，而且国家的铜依然不足。
这难不倒萧衍。和刘子业相比，萧衍是自私的，决不会把货币发行权让给老百姓。既然铜不足，那么就用铁，铁要多少有多少。如何让老百姓放弃手里铜钱呢？不能强迫，那只有靠佛祖的力量了。佛在萧衍眼里就是一个工具，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佛教长老们出来说话了，佛祖需要青铜，需要青铜来铸佛像，一座佛像一个大功德，一个铜钱贴上去，一个小功德。加上政府部门推波助澜，铜像越造越多，社会上流通的钱越来越少。人们开始求萧衍想办法。
高手做事都这样，明明我求你们，非要你们来求我。萧衍说，办法有，用铁铸钱。还有反对的吗？没有了吧？
铁币发行了，政府不断地铸，民间也不断地造假钱，因为铁多，家家都有。通货膨胀猛如虎，人们用大车拉着铁钱上街买菜。史家无一例外地认为，萧梁王朝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造假钱，但是造假钱能造得用牛车拉着钱买东西吗？萧衍在其间无疑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凯恩斯说过，“不断发行货币引起的通货膨胀，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当今社会的人都难以发现，何况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社会。通膨的结果只有一种，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暴富。
萧衍不听歌，不饮酒，衣着俭朴，穿布衣，戴旧冠，每天吃一顿饭，饭菜不过豆羹糙米饭，睡的地方仅能放下一张床，四更天起床工作，寒冷的冬天冻裂手。如此勤政的皇帝带来了什么，一个繁荣的社会，一个富裕的王朝，一个贫富差别如同天堂和地狱的江南。
侯景来了，受等级压抑、通膨折磨的最底层穷人和奴隶翻身的日子来了。侯景并不想让他们翻身。能与贵族们同流合污，侯景也不会去青睐穷人。但是，贵族们不需要他，以拥抱他为耻，而他却有巨大的野心，需要人打仗，需要人冲锋，需要人做炮灰，这些无法维持生计的穷人才是他的主力军。
侯景发布解放奴隶的宣言，不管谁家的奴隶，只要投靠我，一概解除奴隶身份，上升为平民。此令一下，建康城投奔叛军的奴隶不计其数。台城城破，萧衍与侯景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萧衍问侯景兵力，侯景回答过江时千人，围台城时十万。挤除侯景话中的水份，围城兵力七八万人比较客观。除去侯景和萧正德的两万人马，其余兵员都是在建康城就地补充的，且是在二三十万梁朝各路援军包围中招募的，抓壮丁无法解释侯景军队旺盛的战斗力，穷人和奴隶死心踏地为侯景卖命才是真正的原因。
侯景甚至做了台城里奴隶的统战工作，朱异府里投降侯景的一个家奴穿着锦袍，骑着骏马，指名道姓找昔日的主人朱异对话辩论。朱异想，怕你一个低贱的叛奴吗！不忠不义、寡廉无耻、丧尽天良、背叛祖宗，哪一罪过拿出来都够你喝一壶的。
两人一对话，朱异发现上当了。这个家奴的话并不是说给他听，而是说给城里的奴隶们听。
家奴趾高气扬地说：“你做官五十年，当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王，已经是开府仪同三司。”
开府仪同三司是魏晋南北朝常设的一个官位，仅次于三公，从一品，相当于现在国家级副职。顾名思义，开府，开设府第，设置官吏。仪同三司，仪仗等同于三公。
短短的一句话蕴含大道理。朱异虽蒙萧衍宠信，权势骄人，但他毕竟出身寒门，九品中的下几品，像朱异这种人在梁朝不能做高官，也不能做清闲的官。那些官只能留给门阀贵族做。无论多么努力，朱异五十年宦海生涯最高的官衔就是中领军，掌管禁卫军的最高统帅，从二品，省部级副职。他的另一官职中书舍人更不上讲究了，从五品，地厅级副职。中领军没有开府设置官员的资格。
这也是朱异心中的痛，一生的恨事。朱异不掩饰对门阀贵族的痛恨，对待朝贵态度轻蔑傲慢。有人劝他收敛些，他说，我出身寒门，凭实力和机遇才到今天的地步，而这帮人倚仗冢中枯骨轻视我。我对他们恭敬，他们更瞧不起我，所以不如先瞧不起他们。
朱异死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对萧衍说，朱异生平最大的愿望想做个执法官。萧衍满足他，死后追赠“侍中、尚书右仆射”，堂堂正正地当了一回国家级副职。应该说，如果没有侯景，朱异死了也别想当国家大员。朱异保卫台城有功，萧衍顿悟了人生，也没人议论了。面临死亡的威胁，吃了上顿没下顿，贵族们没力气举手反对。
家奴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你朱异五十年得不到的东西，我一天就到手了，怎么样，服不服？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效果。自从商汤和周武王发明了革命，革命经久不息，这就是魅力所在。
家奴的话刺激了朱异，更刺激了城中的奴隶们。三天之内，奴隶从台城逃跑投降者数以千计，这些人无一例外变成侯景的敢死队。
侯景兵员激增，后勤保障发生困难。叛军没有根据地，人多粮少，坐吃山空。石头城常平仓的大米很快吃得净光。人吃不上饭，什么纪律都不管用。侯景一声令下，抢。叛军抢米抢人，强迫老百姓挑土筑山，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一律干活。
城外筑土山，城里也筑土山。打起仗来没什么贵贱之分，也不分什么有钱人和穷人，除了皇帝和太子，所有人的都要参加劳动。太子萧纲也没闲着，捧着装满金钱的银马鞍四处给将士们发工资，发奖金，许诺战后的福利。这一轮土山对攻战，台城占优，因为城里人不仅建起土山，又在高高的土山之上竖起四丈高的高楼。双方各据土山对射，箭雨昼夜不歇。萧纲不愧文人墨客，高楼起名“芙蓉楼”，高楼和土山之上的二千敢死甲兵叫称“僧腾客”。芙蓉楼可以理解，高楼用彩帛包裹，色彩斑斓。啥叫“僧腾客”，琢磨不透。假若萧纲还活着，肯定会有战地记者做专访。可惜，离我们年代太久远，而我们的穿越只能停留在纸和屏幕上。
与叛军坚固的土山相比，城内土山属于豆腐渣工程。可能因为皇宫地方狭窄，土量少，大家偷工减料，根基不墩实。再者，城中达官显贵居多，从没干过活，难以保证质量。一夜大雨，城内土山崩塌，芙蓉楼及僧腾客统统压在泥水里。
让侯景看笑话了。看笑话不妨事，叛军趁机发动进攻。敌人爬上土山，凭借土山的高度向城里放绳索，士兵们借助绳子滑向城内。梁军奋起抵抗，无奈叛军越聚越多。关键时刻羊老虎现身，指挥士兵们投掷火炬和燃烧的柴火，纵火形成火墙。城里的人们迅速筑起一道新的城墙将叛军隔到城外。
攻防战异常艰苦，朱异仍然幻想击退敌人，不听羊老虎劝告，派出一千多人的敢死队出城突击。敢死队刚过吊桥就往回跑，吊桥狭窄，士兵们互相争抢、挤踏，落水者不计其数，出去一千，回来二百。城上的人们气急败坏叹息，又让侯景笑话一回。观此情况，羊老虎又气又急，生病了，带病坚持上了一个月的班，再也坚持不下去，带着忧虑离开人世间。
城里数万军民恐惧地注视着羊老虎离去，羊侃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建康城的保护神，羊侃走了，谁来保护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