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辉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首先必须认真考虑决策所依赖的事实依据。首先做到“知己知彼”，就可能多地掌握事实，事实是决策的基本依据。在决策中，只有把决策对象的客观存在情况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到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如果事实不清楚，或者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了解中掺进了个人偏见和感情因素，都会使决策失去基本依据，造成决策从根本上的失误。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地阐述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察”，实质上主要就是指对战争策略、战争环境的分析和研究。孙子主张，在战事开端之始，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相关情况了如指掌。这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之前，兵力、土地、资源都远非袁绍的对手，然而，他本人倒是自信，不忧不惧，而那些眼光独具的谋士，同样自信不移地跟随曹操，事后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而曹操这种自知之明与知己知彼，也为他奠定了日后争霸天下的基础。
曹操他们如何能有胜算？如何分析曹、袁双方的实力，又如何探索行动进退的根据呢？
郭嘉的选择标准以及评估方式，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出其中的要诀。郭嘉原来是袁绍的宾客，备受礼遇，但他只待了几十天，就毅然决然的跳槽到曹操阵营，为什么？
郭嘉在跳槽之前，曾对袁绍的谋臣郭图坦率地说：“聪明之士应该慎选主人，才能建功立业。可惜袁绍只知道仿效周公礼贤下士的作法，却不知如何用人；日理万机，却缺乏抽丝剥茧的功夫；好用谋略，却不能当机立断。想扶持他完成霸业困难重重，我将离开他，另寻英明的领袖。”
郭嘉这番话，对郭图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眼中，袁绍已是当今雄主，还有谁比得上？郭嘉见郭图无法体会他话中深意，也就不再多说，径行离去。
郭嘉随后和曹操共论天下大势，相谈甚欢，曹操大喜过望地说：“他日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是这个人！”而郭嘉也自认找到了明主。
几个月后，曹操被袁绍一封傲慢的书信所激怒，很想出兵讨伐，却由于实力不足而迟疑再三。此时郭嘉和另一名智多星荀彧，便向曹操分析曹、袁之间的强弱优劣。他们指出，曹操看似处于弱势，实际上确非袁绍能比。当年楚、汉争霸，项羽实力虽强，终究不敌刘邦的谋略，更何况，袁绍有十败，而曹操有十胜。
所谓“十胜”，即十项检验政治领袖优劣的标准，由此十项标准来检验发现，曹操有“十大优势”，这十项是：
（1）待人处事：袁绍重视繁文缛节，讲究形式；而曹操出于自然，毫无做作，这是第一胜——“道”胜。
（2）政治号召：袁绍割地称雄，形同叛国；而曹操奉戴天子，名正言顺，这是第二胜——“义”胜。
（3）管理方法：袁绍政令松弛，权力不彰；而曹操的管理重纪律，讲制度，这是第三胜——“治”胜。
（4）用人举才：袁绍外表宽厚，实际上心多猜忌，对属下不信任，只任用自己的亲戚子弟；而曹操平易近人，精明睿智，用人只问有无才干，不考虑他的出身背景，用了之后，则信赖不疑，这是第四胜——“度”胜。
（5）谋略决断：袁绍深谋远虑，遇事却迟疑不决，错失先机；而曹操行动果敢，又能临机应变，这是第五胜——“谋”胜。
（6）领袖魅力：袁绍喜欢高谈阔论，谦恭揖让，一意追求美好的外在形象，但所吸引的只是一些好说大话、浮夸不实的人士；而曹操待人推心置腹，不重虚名，忠诚正直又有远见的人才都愿意投效，这是第六胜——“德”胜。
（7）道德声望：袁绍看见他人挨饿受冻，不忍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眼前看不见的民间疾苦，反而忽略不予重视；而曹操对于眼前小事，似乎不甚注意，但能着眼于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泽远播，赢得民间声望，这是第七胜——“仁”胜。
（8）识人能力：袁绍左右的官员彼此明争暗斗，争权夺势，打小报告风气盛行；而曹操用人有一定法则，不为谗言所惑，这是第八胜——“明”胜。
（9）法治制度：袁绍是非不分，没有标准；而曹操坚持是非，部属做对了，就以礼相待，做错了就用法令制裁，这是第九胜——“文”胜。
（10）军事才干：袁绍用兵喜好虚张声势，不合兵法；而曹操能以寡击众，用兵如神，这是第十胜——“武”胜。
曹操听了这段恭维的话之后，虽然以“不敢当”的自谦口气回答，但喜在心头。其本人正是早有了这种自信心，才立下与袁绍竞争天下的志略。
在郭、荀做出上述判断两年多之后，袁绍挟击溃公孙瓒的余威，决定乘胜追击，动用十万精锐之师，一举消灭曹操，曹操阵中大将闻讯无不震惊害怕，认为和袁绍的大军相比，曹操兵力薄弱，即使全力抵挡，也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曹操却神色安然，一点也不急躁。他以乐观的态度安慰诸位将领。曹操的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分析说：“我很了解袁绍这个人，他的志向高，但智慧低；外表英勇，但胆识不足；兵多将广，但权责不明；善猜忌，不能建立威信；将领傲慢，不听指挥。因此，他的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到头来只不过是奉送给我们的礼物罢了。”
曹操说得如此轻松，但仍有不少人为此担心，孔融就是其中一位。他问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等智谋之士为他策划，有沈配、逢纪等忠贞之人为他主持军政，有颜良、文丑等勇将为他统率大军。我们真的打的过吗？”
而荀彧的答复正好切中袁绍的弱点：“袁绍的兵员虽多，但是纪律不整。手下几名大将，田丰刚直，容易犯上；许攸贪婪，操守不佳；沈配专权而没有谋略；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几个人一定无法团结、互相排斥，内斗难免。至于颜良、文丑，一介勇夫罢了，不难制服。”
袁绍这些缺点，在日后与曹操的官渡大战中，终于一一暴露，先是为了幼儿的病情，竟然放弃渔翁得利、可乘虚出击曹操的大好良机，后来又刚愎自用，不听田丰等人独具慧眼之士的劝告，轻率出兵；在整个战役过程中，袁绍处处显出他应变力不够，包容性不足的毛病。更惨的是，袁绍病死后，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大打出手，而袁绍手下的高级将领也为了各拥其主而内讧。先期得势，风云一时的袁绍，果然后劲乏力，大好江山只好拱让给了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