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华伟
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如发现决策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则应及时反馈，及时调整，随时根据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在生活和事业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较为强大。他们都想吃掉对方，称王称霸，因而互相攻打。
1366年5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一起对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这天，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派兵解困问题，会上议论纷纷，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阴险地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他毅然派兵去救安丰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狡猾奸诈的朱元璋自有他的鬼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劳苦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他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他的龙凤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此感激零涕。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
夺取安丰城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费尽了心思，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厚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背地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后来，朱元璋又以借刀杀人之计杀了已无利用价值的小明王，而临死时，小明王还念念不忘朱元璋的大恩大德。朱元璋靠巧计既得了江山又得人心，这都是和他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决策分不开的。反之，如果墨守陈规，不知灵活地适应新的、变化的外界情况，就容易吃亏。
楚国人准备偷袭宋国，进军的线路是打算渡过河抄近道走，以便趁宋国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举获胜。
楚国经过周密谋划，先派人到流河边测量好水的深浅，并在水浅的地方设置了标记，以便偷袭宋国的大部队能沿着标记顺利渡河。
不料，河水突然大涨，而楚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部队在经过河的时候依然照着原来作的标记渡河。加上又是夜间，结果，士兵、马匹大批地进入深水、漩涡，使楚军措手不及。他们被湍急的流河水搅得人仰马翻、惊骇不已。漆黑中，水里人喊马嘶、一片混乱，简直像数不清的房屋在倒塌一般。就这样，楚国军队被淹死1000多人，侥幸没死的也无法前进，只好无功而返。
先前，楚国人在设置标记的时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河水不涨，他们是可以依照标记渡河的。可是后来，情况变了，由于河水暴涨，水位升高了许多，而楚国人在不了解变化的情况下仍按原来的线路渡河，当然只能惨败。
可见，根据形势的变幻和发展及时修正行动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甚至连诸葛亮都犯过错误。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年轻人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做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因此，吴蜀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