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江上游美丽的山城，她那宽阔的胸怀，吸纳了抗战的精英和个性凸显的文人。
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通过迁都重庆的决定。很快，重庆肩负起了战时首都的重任，历史的选择让重庆从长年位居的边缘迈向了时代的中心，以中华民族抗战首府的地位瞩目于世。
拿起笔作刀枪，抗战的文人们聚集在扬子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抗战文学活动。重庆的抗战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风景，横空出世，叱咤风云。抗日烽火激烈燃烧着的重庆抗战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发挥着导向的作用。
重庆抗战文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导向，一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区域性”和强烈的“战时性”凸显出文学作品的主题；另一方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国战争文学发生了遥相呼应的内在联系，充满开放性活力的重庆抗战文学很快与世界著名的战争文学并肩齐进，互补益彰。此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战争内涵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与五四前后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呼声已经变调，针对性已今非昔比。因此，我们对重庆抗战文学进行研究，就不仅仅是探寻重庆在那特定时期的文学与昔日战争文学有什么不同的特征了，重要的是，我们以重庆抗战文学为参照，去审视包含战争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自然包含中日战争期间的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梳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对其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评价，并且，对当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交流作出富有建设性的思考。
重庆抗战文学主旨是服务于抗战。大量的街头剧、墙报诗、快板词等，战初就涌上了重庆的大街小巷。尔后，大量的戏剧直白震荡着重庆大雾弥漫的上空。文学呼唤中华儿女奔赴战场，要用我们的血肉去筑起新的长城。伴随着战争的进展，文学又以较高的审美形式激荡起中华儿女抗战的韧性和坚强。这就是重庆抗战文学！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所依托的特定文化！依托抗战文化反思当代中国靡靡之音现象不乏社会意义和重要价值，依托抗战文化去剖析日本战时文化政策并以史为鉴促进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也不乏重要的社会意义。
抗战文化的资源，犹如一座待开启的富矿，具有难以穷尽的价值。同重庆文学自身的丰富性相比，目前对之进行的研究就像站在黄山望着喜马拉雅山，个中研究无论广度或深度都有待拓展，尤其是不走老路，富有新意方面，给抗战文学研究者不少考验。所谓“新”，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视野和新的研究观点，二是新资料的发掘。这部题为《重庆抗战文学新论》的论著，主要是立足于上述第一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重庆抗战文学新论》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重庆抗战文学的当代西方文论阐释”。如题所示，主要在于运用当代西方文论来重新阐释重庆抗战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十分兴盛，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理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高于或多于此前的所有文论，成为西方20世纪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西方文学理论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当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西方文学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息息相通的内在因素。
《抗战戏剧的间离化效果》（王礼岚）论述了“间离化”效果在中国抗战戏剧中的体现。抗战戏剧的革命性与唤起民众的反抗意识是其根本，因此抗战戏剧要求间离化效果是必然的，“间离化”在抗战戏剧中普遍存在。同时，“间离化”效果也实现了抗战戏剧力图传达给观众行动起来反抗和改变社会现实的目的。
《〈四世同堂〉的叙事特色》（胡国威）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和叙事声音这几个方面探讨了《四世同堂》这部小说的叙事特色。《四世同堂》采用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相结合，叙述方式上以“讲述”为主，叙述者声音、人物声音和作者声音（包含隐含作者和实际作者）彼此交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对话交流的情境，从而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对战时重庆诗歌的细读》（王芳）运用崛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的主要批评方法――细读，重新解读臧克家的名篇《生命的秋天》。新批评的观点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的实体，通过细读我们可以找到和文字表层意义完全不同的深层含义，没有“细读”则很可能成为“误读”。《生命的秋天》脱离了普通抗战诗歌的强烈政治色彩，提供了个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体验，包含着对立冲突的元素，复杂性和统一性相结合，因此成了新批评眼中的好诗。
《〈财主底儿女们〉的复调性》（杜兴梅）重点分析了《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的复调性，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两个方面。话语层面的“双声语”是“微型对话”在形式上的表现，而在内容上则是表现主人公内心思想矛盾的内心独白。“大型对话”则关涉小说中不同人物声音所产生的多声现象，以及存在于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