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天，赵朴初专程去南京、扬州，检查有关纪念鉴真和尚活动的落实情况。
这一年，是唐代律学高僧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所谓20周甲之岁。鉴真大师将中国化了的佛教传到了日本，还带去了盛唐文化的精华：医药、绘画、书法、诗词等。大师圆寂后，日本曾追谥他为过海大师。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赵朴初和一位日本朋友提出，中日佛教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逝世的的活动。他说：“有好题目才能做好文章……”这项提议立即得到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学、艺术、医药各界响应。
60年代初，有人提出了“向宗教进军”的“左”的口号。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十周年的活动进行不了。在特殊的环境下，赵朴初以其他方式，努力工作。
3月初，赵朴初陪同日本客人抵达扬州。
扬州市的法净寺又称大明寺，是鉴真当年行化遗址。傍晚，赵朴初在法净寺内散步，仰望片片红霞从长江飞来，诗人心中长怀的却是千年高僧。鉴真6次东渡，历时10年，虽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在日本，大师10年辛勤传法，实现了魏晋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夙愿。因为鉴真把中国的文化传给了日本，日本人称他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在扬州，赵朴初起草了有关纪念鉴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协议书，并由画家傅抱石书写。
5月，赵朴初率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参加了日本佛教界、学术界举行的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
日本国民中佛教徒占80%。为了纪念鉴真，日本把1962年、1963年跨两年的纪念称之为鉴真年。在悬挂的大幅标语上，鉴真被称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井上靖先生的小说《天平之甍》，详细描写了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事迹。依田先生将该小说改编成剧本并公演，拉开了这次纪念活动的序幕。赵朴初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十分满意演员的表演。演出后，扮演鉴真和尚的河原崎长十郎特地拜访了赵朴初，共同缅怀大师的非凡业绩。
这一纪念活动在日本掀起了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热潮。离开日本时，已经双目失明、年近90岁的椎尾辩匡长老亲到飞机场送赵朴初，并带头高呼口号：“中日两国佛教徒万岁。”
随着中日两国民间往来的增多，1963年9月27日，日本棋院将名誉七段段位授予陈毅元帅。这天，廖承志、李立三、赵朴初、马约翰、荣高棠、夏衍、朱光、李梦华、张劲夫等政界名流和首都艺术人士、著名围棋国手八十余人出席了授赠仪式，向陈毅元帅恭贺。
围棋产生在中国，过去，中国人一直居于棋艺领先地位。晚清以后，随着国力的衰退，围棋棋艺逐渐被日本棋手占了上风。陈毅元帅常说，国兴棋兴，号召中国围棋国手以赶超日本为目标。为此，陈毅元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次促成中日两国棋手进行交流，有时还亲自上阵与日本棋手对弈。陈毅元帅身体力行于围棋事业，得到了日本围棋界的尊敬。
“赵朴老，何不吟诗一首助兴？”
仪式现场，有人高声喊道。赵朴初为陈毅吟词题扇事，早已成为文坛和棋坛的佳话。
“再写一首《清平乐》。”有人连赵朴初写的词牌名还记得！
这一呼一应，会场气氛更加热烈。
陈毅也很高兴，看着赵朴初说：“要得！就来一首。”
赵朴初笑而不语，其实，他早已在吟哦了。如此场合，既是为自己向所尊敬的陈毅元帅捧场，也事关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同时，也是文人唱酬的风雅逸事，何乐而不为呢！
说话间，赵朴初的一首新词《清平乐·日本棋院赠授陈毅元帅名誉七段位，赋此致贺》已经吟就：
乾坤黑白，尽扫寻常格。奇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变色。
今朝隔海同欢，别张一帜登坛。两国千秋佳话，元戎七段荣衔。
1955年，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故称“元戎”。
赵朴初吟词罢，全场掌声四起，主宾一时喜乐融融，笑声不绝。
轰动全国的“哭三尼”
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一尼；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尼；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尼。这“三尼”与中国都不友好。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被刺杀，赵朴初想，赫鲁晓夫该伤心了。一首《尼哭尼》曲在赵朴初脑海逐渐形成了：
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马能赛，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你的灾压根儿是我的灾。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飞天外。真是个如丧考妣，昏迷苫块，我带头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泪儿染不红你的坟台，黄金儿还不尽我的相思债。我这一片痴情啊，且付与你的后来人，我这里打叠精神，再把风流卖。
“我这一片痴情啊，且付与你的后来人”，是预示赫鲁晓夫会会向美国新总统继续讨好
卖乖。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见到这首词，对赵朴初说：“写得好，给我吧！”姚溱十年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对外友协上海分会负责人，和赵朴初是老朋友。姚溱拿去不久，康生看到了。康生又要了去，给了毛主席。他的本意是想说，赵朴初把严肃的斗争庸俗化了。不料毛泽东见了，对康生说：“这个曲子归我了。”
几个月前，7月14日，苏共发表给全体苏联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挑起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大论战。9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抨击苏共的公开信。到11月赵朴初写此曲时，中共中央已发表了“五评”苏共公开信。毛泽东认为，苏共领导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同流合污，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更危险的敌人，因此，要同他们斗一万年。
见毛主席喜欢，康生改变了初衷，对赵朴初说：“以后有什么新作，可要给我啊！”
1964年5月，在约翰·肯尼迪死后半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了。在1960年印度制造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赫鲁晓夫曾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尼赫鲁的死，对赫鲁晓夫来说，无异于兔死狐悲。此时，赵朴初又写了《尼又哭尼》长曲，赵朴初写道：
掐指儿日子才过半年几，谁料到西尼哭罢哭东尼，上帝啊，你不知俺攀亲花力气，交友不便宜，狠心肠一双拖去阴间里。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谁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个尼去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了自己。“人生有情泪沾臆”。难怪我狐悲兔死，痛彻心脾。而今而后真无计。收拾我的米格飞机，排练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儿做一笔投机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将狠命地打气，伟大的、真挚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
“谁料到西尼哭罢哭东尼”，约翰·肯尼迪在西方，所以叫“西尼“尼赫鲁在东方，所以叫“东尼”。
中共“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后，赫鲁晓夫的名声越来越臭，加上苏联内外矛盾交织，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等把赫鲁晓夫当替罪羊赶下了台，解除了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领导向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的周恩来总理表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中国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针对这一立场，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揭露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执行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线。
看到《红旗》杂志这篇社论，赵朴初写了《尼自哭》，讽刺道：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说起也稀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四顾知心余几个，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雳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泪眼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还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这三首曲子，虽写在不同时期，却产生了一气呵成的效果。很快，这三首曲子相继传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上。
1965年初，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要访华。毛泽东想起了赵朴初写的三首曲子，说：“柯西金来了，就把这组散曲公开发表，作为给他的见面礼。”公开发表前，毛泽东仔细再读了一遍，将原来的标题分别改为《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又写了《某公三哭》四个大字作为总标题，让《人民日报》发表。
那时，没有电视台，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连几天，中国大地上空，天天播放的是赵朴初的这三首曲子（赵忠祥是播音员）。一下子，这三首曲子震动了文坛，轰动了全国。
因为赵朴初写的曲子，是辗转经他人转到康生手上，再经康生转给毛主席的。老朋友周克对赵朴初讲：“你可要当心！”
赵朴初说：“康生看到我，一个是拉我，做诗想跟我应对；再一个呢，看我这里有好毛笔，好砚台，就……我没办法，送个好砚台给他算了。”
周克的弟弟诸敏在北京军队工作，劝赵朴初说：“朴老，这个人（指康生）可不要来住。”
赵朴初说：“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不应付他。”
《人民日报》刊登了《某公三哭》后，《浙江日报》社社长于冠西向剧作家沈祖安建议说：“我看可以改成一组昆曲短剧。”
早在1959年春天，沈祖安在上海功德林会上听过赵朴初的谈话。赵朴初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吃素念佛习惯的人，也有不吃素、不念佛的人，都可以研究佛学，都不应该相互排斥，更要相互尊重。”一年后，沈祖安给赵朴初写信，讨教佛教上的问题。不久，赵朴初给沈祖安写了回信。他们的通信内容后来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刊载。
听了于冠西的建议，沈祖安用半个月写了初稿，寄给赵朴初。
赵朴初是一个昆曲迷，接到沈祖安的编剧，回信说：“拙作粗陋，多承演释成戏，加上说白和对话，能在旁敲侧击中画龙点睛，甚好，亦甚感。”信发出后，赵朴初考虑剧中讽刺情节多了，又去信说：“寓辛辣于诙谐中，是古典戏曲的好传统，不宜过多嘲弄，亦庄亦谐，可免恶俗的流弊。”
赵朴初的两次来信，对30来岁的沈祖安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根据赵朴老的意见，沈祖安对第一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将第二稿寄给赵朴初。这次，赵朴初嘱秘书回信，谈了三点意见：一是不必拘泥于我的散曲局限，可根据舞台表演需要来发挥；二是最好请南昆名丑王传淞表演赫鲁晓夫，要为他写好既幽默又生动的台词；三是为了政治思想的严肃性，务请有关党政领导把关审定，以求准确和稳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十分尊重赵朴初的意见，因内容涉及外事，为稳妥起见，又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中宣部领导看了赵朴初的信和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报告后，作了批示，同意赵朴初的三点意见，同时建议先在内部演出。
赵朴初写回信说：“请中宣部把关，自然更好。何时演出，当来观摩求教。朴初谨白。”
此剧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搁浅，沈祖安还受到了追究，专案组以为他和赵朴初有特殊的关系。
服膺毛泽东诗歌改革思想
1965年初春的一天，北京的气候还有些寒冷。陈毅招朴老谈话，由赵朴初的红极一时的《某公三哭》，谈及主席说的话，文艺改革诗最难，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
朴老听了，心中感到震了一下。怎么？中国诗歌改革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一辈人岂不是连是否能亲眼见到都成问题了吗？
因为是毛主席的观点，赵朴初没有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但内心里，赵朴初是半信半疑的。许多年后，赵朴初越来越相信，毛主席的观点，是至理存焉！并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谈到陈毅的这次谈话。
1976年12月，赵朴初应邀出席毛主席致《诗刊》函发表20周年纪念座谈会，想到1965年和陈毅的谈话，吟长词云：
十二年前春尚寒，陈总一日招我谈。
谈及主席曾有言，文艺改革诗最难，
大约需时五十年。我于诗国时偶探，
乍闻此语震心弦。其后屡试复屡颠……
“十二年前春尚寒”，指1965年春天，已经过去12年了。
1977年秋天，朴老写《片石集》前言，再次谈到陈毅和自己谈毛主席的诗词改革思想。他写道：
记得一九六五年春天，陈毅同志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毛主席曾向他讲到中国文艺改革以诗歌为最难，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我当时不禁心中感到震了一下。怎么，中国诗歌改革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一辈人岂不是连是否能亲眼见到都成问题了吗？经过这些年的思索和实践，我才深深体会到主席这个估计真是有至理存焉……
又过了十年，1987年春天，赵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演讲《诗歌及其与佛教关系漫谈》，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改革思想：
记得在一九六五年间的一天，陈毅同志找我到他家闲谈，他告诉我说：毛主席同他讲过，中国的文艺改革诗最难改，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转瞬二十二年过去了。当时在听到陈毅同志转述这些话时，我心里想这一辈子是看不见新的诗歌的改造成功。过去二十余年时间再来想，毛主席的估计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也不仅是毛主席、陈老总的看法，在一九五〇年郭沫若同志就在一篇文章中谈过。他说新诗的形式在今天仍然在探索的途中。一九五三年郑振铎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诗的形式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这是朴老第三次谈毛主席诗词改革的思想。
在1987年春天的这次演讲中，赵朴初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文化上有两大功绩：一个是保存了中医，一个是保存了我们传统的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