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等多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其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对品茶、烹茶、茶史等也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茶佳作，其中较为著名的即为《叶嘉传》。
苏轼的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和神韵。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而类似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见解，虽是仅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他艺术门类也是可以相通的。
“名篇鉴赏”
范增是项羽最重要的谋士，项羽尊他为亚父，在楚汉战争中，范增为项羽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前204年，项羽听从范增意见，将刘邦围困在荥阳。刘邦十分忧虑，便采用陈平的计策：当项羽的使者到来时，刘邦派人以最好的酒肉招待。但见到使者时，却假装惊讶，说以为是亚父的使者，不料却是项王的使者，又换上坏的酒食。使者回去报告项羽，项羽果然对范增产生疑心，便逐渐削减范增的权力。这就是陈平的反间计，最后迫使范增离开项羽。
本文就是对这一史实所作的评论，作者认为，项羽要除范增的想法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假使项羽对范增深信不疑，陈平的反间计也是难以成功的。所以，作为智者的范增，应该及早觉察到项羽的疑心，“明去就之分”，而范增依然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名，这就不智了。
文章立意不落俗套，立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经典句章”
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原文”
汉用陈平计，间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译文”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疏远并剥夺了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原文”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粱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
“译文”
我曾经评论义帝，称他是天下的贤君。仅仅是派遣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识别卿子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若不是贤明之君能做到这些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粱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主意。其实这不但不是他的主意，而且他必然力争却没有被接受。不采用他的忠告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与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虽然如此，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豪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