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愈祖籍河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因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因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3岁时，父母均去世，因此由兄嫂抚育长大。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达仕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第三试未及第。25岁至35岁，先中进士，第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曾赴汴州节度使董晋及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至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赋税，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宪宗时为国子博士，后升迁至太子右庶子，但一直未能施展才学。50岁至57岁，先跟随裴度征讨吴元济，后升迁至刑部侍郎。819年，因力谏“迎佛骨”之事，被贬为潮州刺史。不久再次回朝，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为唐宋八大家中政治上较有作为者。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和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认为墨家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并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
在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他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他还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均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亦有卓越的成就。其中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势磅礴，自由奔放；语言鲜明简练，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韩文”大致可分为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体现了他锋芒毕露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杂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他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妥帖巧妙地穿插着议论、抒情，《张中丞传后叙》是此类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具有浓厚而真挚的感情色彩，更是祭文中的经典之作。
韩愈是一位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口语的提炼，创造出许多新的词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杂乱无章”、“同工异曲”、“蝇营狗苟”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朝诗人杜牧把韩愈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宋代文豪苏轼则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名篇鉴赏”
《马说》约写作于公元795年至800年之间。当时的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得提拔，却一直未被采纳。虽然没能得到重用，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来的几年内，他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也并未得到特别的赏识，所以常常郁郁寡欢，并有“伯乐不常有”之叹。他进京城应试以图做官，在京城上下奔走相告，呆了十年之久，最终还是无限怨愤地离开了长安。韩愈的坎坷遭遇正是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委婉地表白心迹，并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经典句章”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乎！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这以后才能有千里马。千里马是常有的，可是善于相马的伯乐却并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好马，却只能在不识货的马夫手里受尽屈辱，和普通的马一块老死在马厩里，而不能因为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受到称颂。
马中能够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把一石小米吃完，喂马者并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和普通的马一样喂养。这匹马啊，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是由于总是不能吃饱，所以力气不足，无法表现出才能，想要和平常的马一样还办不到，怎么可以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
鞭策它不根据它的特性，喂养它不能让它的食量得到满足，吆喝它又不能通晓理解它的心意，却手执马鞭站在它的跟前说：“天下没有好马。”唉！是真的没有好马吗？还是真的不识好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