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周天子命韩、赵、魏为诸侯（臣光曰1）
《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开篇，而不选其他时间，比如《史记·六国年表》的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或者直接上继《春秋》？
因为这一年，在司马光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在这一年，威烈王姬午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承认不打紧，使原本属于打家劫舍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由此写了一篇长达1200多字的评论，认为周天子此举是周室益发破落的关键。周室直接控制的地盘很小，而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宗主，大家都服从周天子的指挥，是因为他有“天子”的名份。谁人胆敢冒犯，轻视天子权威，有势力的诸候则可以联合其他诸候国，灭了违礼犯份者。当时诸候就怕这个。春秋五霸所做的也便是这项工作，美其名曰“奉天子以令不臣”。
而姬午把立国的底限给出卖了，“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现在即使再有齐桓公一流的人物，想出面收拾魏强盗、赵强盗、韩强盗，也师出无名了。因此，毛泽东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
何谓“礼”？周作人先生讲：“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礼”。“礼”是使生活变得和乐而美妙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真好。司马光长篇大论辩析“名份”一说，我想也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彬彬有礼。然其实，也就是夫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国君要像国君，臣下要像臣下，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面内涵无可推卸的职责与如寒来暑往般必不可少的秩序，并一定是说君父便高高在上，等级森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其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当年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就用这八个字回答。齐景公深有感触地说：“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到吗？”（《论语·颜渊》）周威烈王显然就不像人君，做事基本不着谱。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东周接下来的形势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
宋神宗读出了司马光的这层用意，他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司马）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对司马光的这个开篇法门，评价甚高，总括为“温公书法”。
据我所知，史笔称“法”的共有三家，另二家一是“春秋笔法”，一是朱熹的“紫阳书法”。“温公书法”的大要，意在告诫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卫国，看到卫侯满脑浆糊，胡乱出主意，而群臣却“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开骂：“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而近人之关注“礼”，我认为过偏地看到了“繁文缛节”，却没有看到“斑马线”，于是就乱骂一通，尤以鲁迅为代表，说礼教吃人。其实“礼”之大用在于秩序，《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打个比方，交通而无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从古至今，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内在的规律。儒家说守孝三年，现在已不合时宜，可变，然孝道之心可变乎？
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