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四人帮”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被打倒、被关押、“靠边站”的老干部太多了。
在力举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着手“解放”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打击的其他老干部。
历史，仿佛给老干部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些原来出生入死去解放劳苦大众的老干部，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自己打下了红色江山、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自己还会陷入被“解放”的境地。他们一千个不理解，一万个想不通。
性格直率的陈毅元帅在1967年面对着呼啸而来的要打倒他的狂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
陈毅的话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打倒、被关押的老干部的心绪。
林彪集团覆亡后，成千上万个被冤屈的心在艰难的煎熬中急切地期待着“解放”。
毛泽东出人意料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暗示”。叶剑英把陈毅的悼词往周恩来怀里一塞，双手抱拳拱了拱。周恩来抓住时机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
1971年11月12日，公安部门的一份关于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看着这份报告，周恩来自然想起了许多被打倒交由公安部门监管的老干部。他一连写下了十几条批语，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在看到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时，周恩来在旁边批注：“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
在看到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时，周恩来在旁边批注：“错误认识。”
在看到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关系时，周恩来批道：“极其有害的思想。”
在看到建议监狱设立医务处时，批道：“快办。”
在看到建议医院增设床位，将急需住院的送医院治疗时，批示：“请公安部与卫生部一商，报国务院解决。”
周恩来批阅这份报告时，林彪集团刚刚覆亡，还不到两个月。一切拨乱反正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同时，因为江青一伙还在台上，那些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的老干部要放出来，条件还不成熟。周恩来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疾病和痛苦，保住他们的生命，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关押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
周恩来和陈毅的情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拼全力保护陈毅。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不惜以亲自陪斗的方式。他还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揪斗陈毅，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此情此意，真是感天地泣鬼神。毛泽东曾笑着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尽管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陈毅元帅仍然被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被指责为“二月逆流”成员的老干部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
心情郁闷的陈毅患上了直肠癌。为挽救陈毅的生命，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送到北京日坛医院治疗，亲自找医生了解陈毅的病情，又亲自批准了日坛医院给陈毅的手术方案。
在对陈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得知陈毅病危时，立即放下手头工作，驱车赶往日坛医院看望，与陈毅掩门长谈。这是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会面。
1月6日，陈毅同志的生命处于弥留之际，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住处商谈工作。也许是心灵的感应，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向陈毅转达了毛泽东的话。此时的陈毅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毛泽东的话他是听得一清二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个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逝世，周恩来十分悲痛。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而更让周恩来费神的是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参加人数为500人。
陈毅的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周恩来在审阅时，加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改完后，周恩来将陈毅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那段功过评价的文字，并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然而，就在追悼会即将开始的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迅即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他以最快的速度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布置完毕后，周恩来立即驱车早早赶到八宝山悼念大厅，亲自检查和调整花圈的摆放位置和供暖情况。北京的1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八宝山的贵宾休息室没有暖气，工作人员临时点了几个煤球炉，但仍觉得寒气袭人，周恩来指示再增加几个电热器，以保证毛泽东不被冻着。
贵宾休息室的室温还没上来，毛泽东的专车就来到了八宝山，此时离追悼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毛泽东里穿睡袍、外罩一件大衣，面容极度疲惫。
周恩来迎上前去问候毛泽东，同时责怪卫士：“你们怎么让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卫士带着哭腔说：“主席午睡不久，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说走，说着就下床往门外走，拦都拦不住。我们随手抓了一件大衣就追出来了。”
毛泽东的头发较长且显得有些凌乱。在汽车里，卫士以手代梳为他抹了抹，才显得整齐了些。
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毛泽东一坐下提出要见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看着悲咽的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作了介绍。
毛泽东勉励陈毅同志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无比欣慰。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到达追悼会会场，来到休息室。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来了。还有宋庆龄、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康克清、李先念、李富春、李德生、郭沫若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也来了。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是为陈毅同志举行追悼会。陈毅同志是拥护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外宾公开披露林彪叛逃身亡的消息。
这时，叶剑英起身轻轻来到周恩来身边，把两页文稿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叶剑英没有作声，只是专注地望着周恩来，同时双手抱拳在周恩来面前拱了拱，转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周恩来展开文稿一看，明白了。原来叶剑英要周恩来为陈毅致悼词。
叶剑英的做法也很到位，周恩来没有推辞。
悼词依旧是原来拟好的，不足600字。然而，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周恩来致悼词，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和意义都大不相同了。这无论是对死者还是对生者，都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对广大老干部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1500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咽声。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也是他建国以来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大会之一。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更让周恩来感到鼓舞的是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和他对陈毅所作的评价。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的含意远远超出了参加陈毅追悼会本身，而是向全国发出了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给予“解放”和平反。
毛泽东发出的这种“暗示”，对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的周恩来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信号”，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被受到错误批判的广大老干部一个企盼已久的“信号”。
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抓住机会，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
两个月之内国务院的四位部长含冤病逝，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让受迫害的老干部保外就医。毛泽东看到被关押的老干部受到非人待遇大为震怒，周恩来以点带面借题发挥。
当时对老干部的所谓“解放”，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恢复他们的党组织生活，让他们阅读党的文件，恢复原来的级别待遇，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的安排休养。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并不是一件说办就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一个过程，还要等待各种时机。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大多年事已高，加之受到精神上的重压和肉体上的折磨，生活、医疗条件又得不到保障，几年之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重病缠身，有的甚至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都要等到组织正式作出结论才“解放”，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有许多恐怕都等不到这一天就要含冤而去了。
结论可以留待以后作，人可以先解除监管，重要的是救得性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周恩来首先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时机，以治病为由，先把老干部接出来送到医院治病。这是周恩来当年运用的一个“解放”干部的有效办法。
1971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子女写信给周恩来，反映被下放到湖北宜都县的江华病重，请求医治。周恩来批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王良恩：如宜都不适宜治病，可调江华同志到武汉治病，告湖北省委安置他的生活。
1972年3月～4月，国务院的四位部长接连病逝，引起震动。
徐冰，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倒，受到关押。1972年3月，患有肺气肿、冠心病、血栓性静脉炎、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的徐冰因得不到好的医治，病情突然恶化。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把徐冰送到阜外医院，并指示医院要全力救治。但是，由于病情严重，两天以后徐冰就含冤去世了。
徐冰的病如果及早送到医院治疗，是完全可以抢救过来的。
周恩来看了徐冰的死亡报告后，约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谈话。
周恩来说：我们要从徐冰病逝吸取教训。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看来有必要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中央的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全面检查一下，不要等人病危再送医院。
徐冰是3月18日去世的。4月，文化大革命前在国务院担任部长的陈正人（农业机械部部长）、曾山（内务部部长）、李德全（原卫生部部长）相继病逝。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务院的四位部长相继病逝，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悲切之情可想而知。
周恩来再次给有关部门发出指示：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于是，一大批当时受审查、受迫害的老干部陆续被送到北京医院、复兴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军区医院等各大医院，有病的治病，没病的疗养。
1997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笔者采访了当年在阜外医院担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汤聿文。他详细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一天，当时任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的谢华同志来医院找我个别谈话。在我的办公室，谢华同志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对我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准备将部分受审查的老人（当时说老人，还没称老同志）送来阜外医院治疗。谢副主任还说：总理交代，这个任务要你亲自指定医生护士，不要把这个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注意保密，严禁向外泄露。谢副主任还交代，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里会诊的，由你来确定；院外会诊，由我确定。工作中如果有难题不好解决的，可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和我。要千方百计提高疗效，该用的药要用，医院没有的药，可以到外面采购。
1971年12月，北京卫戍区和中央专案组二办分别送来了经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将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送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个批件我看了。到12月12日，专案组护送黄克诚进了医院，住1病房。我们随即把黄克诚的名字改为王宣。20日，分别送来了吕正操、刘澜波，我们又分别把他俩的名字改为李雷和刘飞。吕正操住8病房，刘澜波住6病房。我们立即召开了由我指定的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的会议，强调这是一项经中央批准的政治任务，要做好保密工作，无关人员不得和这些病人接触。一定要治好他们的病，也可以让他们看报纸，有的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
从1971年12月初到1973年底，我多次见到卫戍区和各个专案组送来的、总理亲笔批准的将这些老同志送到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些批件一般都是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送来，都是几页纸，用塑料口袋密封了。总理多是用铅笔批，在他的名字上圈一个圈。而在批件的背面还看到有这些住院病人的夫人和子女给总理的来信，反映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状况。这个批件送过来的一般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给我看完了以后，马上拿走。批件上面总理的名字，什么人住医院，都写得很清楚。在送往哪个医院的问题上，总理一般都写有送北京军区医院、复兴医院、304医院、北京医院、阜外医院。报告当中，我看到中央首长的名单上，有总理、叶剑英、江青、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总理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写上“送阜外医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是“暂不送江青同志”。我记忆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了，或者没有。当时我看了批件后，心里就在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解放军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怎能不送她呢？总理是不会有失误的，难道江青有问题？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翻腾，打了一个一个的问号。最后我断定江青是个坏人，至少她不是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好人。
我记得在（林彪事件）以后的三年中，经周恩来批准住院的一些老同志当中，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庭、叶飞、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熊复、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胡痴、孔原等老同志，共40多人。
为了保密的需要，这些送进医院治病的老同志，进来后都被改名了。当时经周恩来批准送到阜外医院治疗的伍修权后来也回忆说：
我的孩子们了解到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季，我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住院治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看我，不准我与别人接触，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临时给我取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看来是知道我的身份的，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认真。
1972年春天，毛泽东陆续接到受冤屈、遭打击的老干部的来信，接连作出了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批示。
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职。1971年12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3月5日，毛泽东对苏振华的来信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杨成武，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迫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3月25日，毛泽东就杨成武女儿的来信批示：“请汪（东兴）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冤案。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对这一冤案的否定。
利用毛泽东的批示，以点带面，积极推动，这是周恩来当时“解放”老干部的又一个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从1972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进程。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审阅这篇社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
这篇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情况，重申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还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这篇社论集中体现了周恩来要求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强烈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对“解放”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这以后，全国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文章。
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出席招待会“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此后，十一国庆招待会，元旦新春茶话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大场合，不断地有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公开”露面，见诸于报端。
利用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的集会，让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又尚未“解放”的老干部、上层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名单见报，这也是周恩来当年用以“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人们往往从新闻报道中来推测政治动向，一个干部的名字只要能出现在参加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名单中，就说明这个干部没有问题。
1972年年底，一封反映被关押的老干部在监狱中受到非人待遇的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无比震怒。这封信的作者是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
刘建章，1926年入党，1954年以后一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一伙穿着军装的人突然冲进他的家，不由分说就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说是要他好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历史问题”。这一关就是5年，而且受到非人的折磨。刘建章自己回忆说：“我在这里吃不饱，有时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冲着那个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东西，只能趴在地下写；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有半个月没有手纸，大便以后，只能用手，以后才给了手纸；没有学习材料，也看不见报纸。”1972年6月，中央专案组通知刘建章家属可以到狱中探视，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带着几个孩子去了。探视时，刘建章把他在监狱中遭受的虐待给家属说了，并暗示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这种情况。1972年10月20日，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刘建章还比较幸运，他的一个女儿在外交部工作，与能够经常见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刘淑清的信就是通过王海容交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看了刘淑清的来信后，又向王海容、唐闻生当面了解情况。王、唐二人又把刘建章女儿所说的刘建章在监狱中的情况给毛泽东口述了一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还是对待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毛泽东大为震惊之余也不禁大为震怒。他当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对周恩来加快“解放”干部的进程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筹码。12月18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以点带面，借题发挥，当即给公安部负责人李震、交通部负责人杨杰、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毛泽东的批示做后盾，周恩来的批示很快得到落实。
没过几天，刘建章就被接出来送到工农兵医院就医。
公安部经过清查，写出了《关于贯彻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送周恩来。1973年1月8日，周恩来审阅了这一报告，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接管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床位接受在押干部住院治疗。
同一天，周恩来写信给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信中说：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这样，作为“二月逆流“代表人物的谭震林被安排从外地回北京治病。
周恩来还就王稼祥表示愿意做一点工作的来信向毛泽东写信建议：稼祥同志可以做一点外事调研工作。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此后，又一批干部得到“解放”。暂时还没能“解放”的在押干部，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都得到较大改善。许多老干部“解放”后都说：感谢刘建章的夫人给毛主席写信，我们得救了。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四人帮”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
1973年春天，中国政治生活中引中外人士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久违的“新面孔”，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1973年3月9日，经周恩来积极推动、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是老干部“解放”工作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极大成果，对其他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按一般逻辑，“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解放”，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也就不成问题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需要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抓住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契机，让这批老干部在十大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此时仍然有大批的干部还没有得到“解放”。
1973年初，周恩来找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3年2月9日，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瑛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志高的监护，并准许他住院治疗。2月13日，周恩来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送中央批示，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保外就医。”
指示明确，语气坚定。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节奏。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
1973年3月初，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周恩来需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他立即召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加快“解放”干部工作的方案：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很快，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头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共300多人。这些干部都是尚待“解放”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的干部。
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时，又进行了补充。
刘志坚回忆说：军队的名单中，原来没有他和肖华，周总理审阅时把他们两个加上了。
这份名单，既附有每个干部的材料，又有具体处理意见，就等政治局会议最后敲定。
最难过的也就是政治局会议这一关。
由于“四人帮”从中作梗，百般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工作极其艰难，讨论干部“解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分配工作提了点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是“走资派”不能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
1973年7月27日，也是在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会议上，看着“四人帮”的无理取闹和周恩来的艰苦努力，叶剑英元帅禁不住随手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叶剑英诗中所说的“牵骡人”，就是指周恩来。
这一个个待“解放”的干部就像一匹匹马，要过政治局这座关桥很不容易。周恩来费力地一匹一匹地牵过这座关桥，使他们到达“解放”的彼岸。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人民日报》记者谢国明曾经采访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负责军队干部政策落实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田维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资料。
田维新将军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
在田维新将军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到了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理由是颜金生到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其实，这样安排是周恩来的一着巧棋。因为当时文化部还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中，把颜金生从文化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掌。
田维新在介绍情况时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
田维新的意思说，颜金生不识多少字，不可能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14岁就参加红军，能读过几年书！？
眼看江青又要无理取闹，朱德元帅说话了：“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说话了，江青顿时没话了。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还没说完，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该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总政治部李德生也为颜金生说话。
经过这么一解释，颜金生去陕西总算通过了。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省军区当政委。”
江青第三次发难：“不行，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适。”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田维新还记得，许多军队的老干部是周恩来点名“解放”的。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是那样的巧妙。一次，开政治局会，周恩来突然问李德生和田维新：“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们俩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周恩来这样问，是他的领导艺术。其实，周恩来很清楚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去调查。
尽管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这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还是颇费周折。
杨勇“解放”得还早一些，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是，当时总政给杨勇所作的结论还是有点过严。周恩来当时就指示田维新，让他去征求杨勇本人的意见。大度的杨勇表示：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1975年3月，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在进行第三次手术前还记挂着这件事，特意把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找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廖汉生因为同贺龙元帅的关系，“解放”的阻力更大一些。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廖汉生回北京治病。
廖汉生1967年1月8日被抓起来后，先后关押在西山、邯郸、石家庄的军营里。
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就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一伙无话了。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廖汉生就被释放了。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吴克华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都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名，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展开调查后获得“解放”的。
干部的“解放”固然很费劲，给“解放”以后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也是件难事。为此，周恩来也没少费心。
田维新将军回忆，1973年初的一天，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有急事找他。
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行，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吗？”
田维新立即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而被打倒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总政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武汉“七·二0”事件当年就是中央文革一伙挑起的。讨论时免不了一番周折，江青等人给陈再道、钟汉华扣了很多帽子，但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和钟汉华“解放”后，他们的工作如何安排呢？他们再回武汉军区比较困难。
陈再道是1955年授的上将。当年获得上将军衔的57位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总政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位，但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怎么办呢？田维新只好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去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为难地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不多，但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来当副手，这工作确实有点不好做。
周恩来说：“找韩先楚说说。”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韩先楚很爽快：“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这样，陈再道工作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钟汉华“解放”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上任以后，王建安也得到“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也是1955年的上将，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很多都是他过去的下级。在工作安排上也面临着难题。
田维新又去找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笑着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找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韩司令，这次总理要找你谈，你不能不给面子吧？”
韩先楚说：“总理找我谈，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那时韩先楚还是师长。
不料，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竟心悦诚服地答应了。他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这样，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后来，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一个大军区同时集中了四位上将，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在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性格耿直、敢作敢为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这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
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在许世友看来，他认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够了。
许世友实际上是对坐直升机似的“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有强烈不满。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老干部的意见。
但是，王洪文的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
于是，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但是，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一边是老同志，一边是中央文革一伙。大有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阵势。
周恩来及时地平息了双方的对峙。
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却对毛泽东看重的王洪文非常反感和不满。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8月28日，是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日子。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
谈到选举问题时，周恩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选举的结果在当时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周恩来预期的目的。虽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等一大批在九大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毛泽东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解放”干部的工作耗费了周恩来晚年大量的心血。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毛泽东早就作过“解放”的指示，但是，却迟迟得不到“解放”。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按一般常理，有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一旁积极推动，问题怎么会得不到解决呢？
但仔细琢磨，也有其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解放”这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客观上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左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发出了“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信号，但是，如果让他觉得“解放”干部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那肯定是不行的。他非常看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出质疑，社会上一度流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
对此，毛泽东在1973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驳：“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工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就给“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路阻力重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解放”尽管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一波三折，很不容易。
前面已经提到，对“杨、余、傅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3月25日就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然而，在“杨、余、傅事件”中受到错误打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解放”却很艰难，一直拖到了1974年，整整拖了两年多时间，而且是在毛泽东的一再过问下。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因为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合谋制造的冤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年就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
杨成武在监禁中曾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的确，毛泽东没有忘记杨成武。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一次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具体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于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周恩来一直为当年没能保护他们而心存内疚。因而，对“杨、余、傅事件”的平反，周恩来一直是积极推动。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现在你的问题落实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这是总理在暗示我了。”
对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周恩来写过四次报告。前三次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次，毛泽东发火了，杨成武才被放了出来。
1974年5月，杨成武被接回北京治病。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八一建军节在即，毛泽东又问：杨成武在哪里啊？要把杨成武、吕正操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周恩来立即布置安排一次意在恢复名誉的接见。
1974年7月31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刚被“解放”的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等军队干部。
周恩来虽然重病住院，但坚持抱病主持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1973年12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当传达到“杨、余、傅事件”的内容时，周恩来加重了语气，念得很慢：“主席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接见后，周恩来又和杨成武在小会客室单独谈话。
周恩来说：“成武，你回来不容易啊！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总理……”
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杨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当初，康生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周恩来把这个报告压下了。
“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总理，这都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你是一直想保护我们的。”杨成武的眼睛湿润了。
“任何人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当年打倒你的时候，主席也是犹豫不决的，所以才开了四次会。几天前，主席提到你的时候，摆动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你说让我要哪一个？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呀！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主席向你作了自我批评。我也向你作自我批评。”
面对伟人敞开的内心世界，杨成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稍停了一会，周恩来又沉重地对杨成武说：“有件事本来不想立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杨成武再次流泪了。
周恩来安慰杨成武：“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你放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出席。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军队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至此，“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出席招待会的名单中，“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傅崇碧仍没有出来。杨、余、傅是连在一起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傅崇碧为什么就出不来呢？
奥妙就在于傅崇碧当年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林彪虽然死了，但中央文革一伙仍在台上。“解放”傅崇碧的阻力自然就更大。
好在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发现了傅崇碧在八一建军节仍没有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说：“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啊？”
毛泽东甚至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契机，冲破重重阻力，再一次落实傅崇碧的“解放”问题。
傅崇碧终于在1974年国庆节前夕回到了北京。
傅崇碧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了305医院见面。
1997年1月，笔者采访傅崇碧将军时，将军回忆了这次见面的经过：
回到北京之后，沈阳军区还派四个人跟来看着我，还没有解放嘛！但是回来以后，叶帅派他的孩子给我送了些水果。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跟我说：可要注意，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第四天，来了辆大红旗轿车，说总理找我。总理身边的人我都认识，但这次来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个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就上前阻拦，总理办公室来的人把他训了一顿。我就跟着来的人坐上红旗车走了。
总理住在西花厅。车走到中南海西门没进去。我心里嘀咕：从西门进去一拐，不就到总理家了吗？可能是走小西门吧。哎，车过小西门时也没进。我又想可能走北门，但北门又没进，走了养蜂夹道，开向过去的北京高干招待所。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没被打倒的时候，“四人帮”的材料小组在这里。
我心里想，坏了，我又上当了，他们又要整我了，骗了我。我心里正想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车停在养蜂夹道后边一幢楼前。那幢楼，我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新建的305医院，也不知道总理在这里住院。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地方，搞不好又受骗了。
下了车，我进了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时，看见总理出来了。总理穿着睡衣。
总理握着我的手，说：我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一下子哭出声音来了，掉泪了。
总理说：我知道你受了苦了，不要激动，要把身体搞好。接着，总理就把我被解放的经过给我谈了。总理说：毛主席在长沙（应该是在武汉—笔者注）讲到，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你们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多少次傅的问题，到现在傅崇碧还没出来。
总理说：你回来了就好，政治局接见了杨成武、余立金等人，国庆节前，政治局准备再接见你、肖华、刘志坚。总理说，你现在不要住到西直门，你住到京西宾馆去，那里安全。文件都给你看。总理把总参的张才千副总长也叫来了，并当场交待说：你给傅崇碧派车，派人招呼他，全部文件都给他看，检查身体在北京医院，别在301医院，301医院还乱。总理叫他的秘书给我办好到北京医院去。我说，北京医院谢富治老婆在那当卫生部长。总理说，没关系，不要紧，北京医院管制了，301医院还乱，你不要去。总理还嘱咐我说：有事可以到医院病房来找我，走北海后门，先找周荣鑫同志，让他带你来。
总理把这些都给我讲了。谈完了，总理又说，你将来在北京工作，有人不愿意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其他地方去，到广州去或成都去，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北京工作，还在北京军区，你还兼卫戍区司令。我说我再也不搞了，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把我全家都抄了。
以后我就搬到京西宾馆去了。总理对干部真是关心热情。在关键时候，没有总理保护，没有总理跟“四人帮”作斗争，我们这些人都回不来了，很可能被整死了。
“四人帮”是如何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呢？我们可以通过陈丕显的“解放”历程略知一二。
陈丕显，13岁就参加革命，当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红小鬼”。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尽管周恩来在很多场合明确表示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江青在讲话中气急败坏地公开把“红小鬼”的陈丕显骂作“黑小鬼”。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指使下，陈丕显还是被打倒关押起来了。
1974年9月9日，身陷囹圄已达八年之久的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
9月17日，毛泽东批示王洪文：“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在书写完年月日后，毛泽东又补写了一句：“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关于干部问题的批示，一般是批给周恩来去落实，或者是批给汪东兴印发政治局讨论。但毛泽东却把陈丕显的问题批给王洪文，这是有深意的，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然而，王洪文、张春桥一伙却拖着迟迟不落实。
陈丕显回忆说：
毛主席的批示，无疑给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当头一棒！如果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他们对我的批斗、对我的审查、对我的关押、对我的夺权，岂不都成了笑话！那还怎么把我打成“敌我矛盾”，置我于死地呢？
张春桥等人决不会善罢甘休。正如王洪文对待曹荻秋同志问题所说的那样：“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吗？”所以，一到关键时刻，一到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本质就又暴露出来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方面胆大包天扣压毛主席对我的批示，另一方面又蓄意曲解毛主席批示的意思，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妄图继续把水搅浑。
1974年10月，到北京开会的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临回上海时，张春桥、姚文元交代他说：“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这个问题在电话上同马天水他们讲不清楚，所以对你讲一下。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陈丕显问题的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处理时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了这项大帽子，就随时可以扣在你头上，把你打倒。
张春桥又交代黄涛：“还有一个问题，回去同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谈一下，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像铁路局的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还有小潘，潘司令，这些人都是老造反，是陈丕显的老对手，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后又神气起来了。”
王洪文10月9日、10日也连续打电话给徐景贤、王秀珍，要求把“一月风暴”时期的造反派头头名单排出来，给予安排。他恶狠狠地说：“陈丕显可以解放，可以落实政策，为什么新干部不可以落实政策？！”
……
在毛主席9月17日批示后的一个多月，即10月24日上午，在上海市委第四届委员会八次全会上，马天水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说：对毛主席的批示怎么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秀珍也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不要让陈丕显看到自己解放了，而要打倒陈丕显的人倒垮台了！
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在他们心目中，派性第一位，党性早就不存在了，对毛主席的指示也敢于公开抵制和歪曲。
为了实现这一卑劣的目的，马天水打电话请教张春桥如何对我的问题做结论。张春桥回电话说：“陈丕显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有时间继续审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张春桥这一套比宋朝秦桧的“莫须有”还无耻、阴险！
专案组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给毛主席、党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对我的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在重要关键问题上都留下了可以“带尾巴”的活扣儿，或是做既肯定又否定的结论，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话语，如“无法查清”、“无法继续查证”等等。
由于张春桥等人的作梗，一直到1974年11月，陈丕显才被解除隔离放了出来，但组织生活、工资待遇和工作还迟迟不予落实。此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在邓小平的干预下，直到1975年9月，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安排陈丕显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周恩来积极为贺龙冤案平反作准备。毛泽东拍案而起：“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张春桥故意压住不向政治局传达。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
对贺龙元帅冤案的平反也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程。
贺龙元帅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谋打倒的。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1967年2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1967年2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位贺龙的老部下××在专案组极不人道的折磨下，开始信口胡诌，供认：贺龙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有如下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住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定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1969年6月9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1971年5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贺龙元帅的夫人回忆说：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作者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薛明回北京后，周恩来派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代表他去看望，并安排她和子女团聚，住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
周恩来还嘱咐薛明向中央写出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为贺龙平反作准备。
但是，江青一伙的魔爪又伸过来了。
江青的亲信迟群找到薛明，要她交代她和叶群的关系。
迟群还奉江青之命派了两个护士，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监视薛明。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护士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代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好人。
好在毛泽东对贺龙的问题说话了。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1933年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笔者注），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张春桥事后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也不会着手为贺龙平反。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明确提出要给贺龙平反。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是周恩来盼望已久的。周恩来清楚，没有毛泽东的表态，贺龙冤案的平反更加艰难。
周恩来立即着手贺龙冤案的平反工作。
1974年1月7日，中国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王树声逝世。1月9日，周恩来前往301医院向王树声遗体告别，碰到了当时已重新出来工作、在军事科学院当政委的廖汉生。周恩来对廖汉生说：整贺龙同志搞错了，毛主席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为了尽早搞清贺龙同志的几个问题，你要写个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
然而，“四人帮”对贺龙冤案的平反极力阻挠，他们借口要核对这样那样的材料，对贺龙冤案的平反一直拖着。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974年9月4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前往武汉去见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贺龙要恢复名誉。”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指示。
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
9月15日，周恩来在305医院的病床上审阅了这一通知稿。他把原稿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成“重大”。
为了推倒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头上的不实之词，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通过技术鉴定证明所谓“历史信件”纯属伪造，不足为据。
历史终于迎来了告慰英灵的一天。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1974年25号文件。
通知指出：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所把持。对其所捏造的“罪状”应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平反并不彻底。通知中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八个月之后，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当中央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日子悄然来临。
“杨、余、傅事件”的平反，贺龙元帅名誉的恢复，客观上为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建国25周年，中央将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为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煞费苦心。无疑，这又是一次“解放”干部的好时机。周恩来想通过让更多的老干部和各方面人士出席国庆招待会，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中央政治局拟定了一份将参加国庆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共2000多人。其中包括近几年一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40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这份名单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增加肖华、刘志坚、李力群、侯宝林。
肖华，1964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1967年12月至1974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刘志坚，1957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1967年1月至1974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李力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人员。
侯宝林，著名相声艺术表演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9月28日，周恩来在医院审阅这份名单，当时就提出要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齐燕铭，1960年起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江青一伙迫害被关押，直到1974年国庆前夕才被放出来。
9月29日，周恩来又细细翻阅这份名单，觉得还要增加一些人。他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写信，信中说：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细致。
9月30日，正好是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四千多位中外来宾济济一堂，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参加招待会的有不少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干部。在座位上焦急等待着的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总理今晚能不能出席招待会。
人们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了，大家也都知道周恩来病重住院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次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能不能出席，事先也确实没定下来。8月10日，周恩来刚刚动过第二次大手术，能否出席国庆招待会，要看体质恢复情况。
人们期盼着周恩来能出席招待会，周恩来自己也想出席。
晚七时许，随着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宴会厅东侧入口的帷幕缓缓拉开，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穿的还是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了很多，衣服显得有点不太合体，但精神不错。
这是周恩来1974年6月1日住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刹那间，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外国友人也顾不得礼仪，站到了椅子上，为的是能清楚地看一眼周恩来。
一位当年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篮球运动员钱澄海深情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1974年，周总理因为病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我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忧，心里总是暗暗地祝愿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这一年国庆宴会，我们到会的同志坐在宴会大厅里，气氛明显地与往年不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惦念着周总理的健康，多么希望敬爱的周总理能出席啊！忽然，掌声雷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了宴会大厅。顿时，全场沸腾，中外来宾同声欢呼，一拥而上，围在周总理的周围，都想仔细看看周总理。有的人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总理的病好了！总理的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样，压在心上的石头也落下来了。全场都为周总理的出席而万分激动，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见到周总理的幸福心情，宴会厅里久久平静不下来。祝酒时，我仔细地望着周总理，我发现周总理的确是瘦了，头发也变得更灰白了，但他那熟悉的声音却还是那样洪亮有力，多次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那炯炯的目光还是焕发着饱满的神采。我心里感到极为宽慰，心底充满胜利的信心。当周总理离开宴会大厅时，人们再一次报以掌声，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这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尊敬。
另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老干部柴树藩也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处时，会场内一片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词时，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虽然周总理的面容消瘦了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快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祝酒词：二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我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恩来的祝酒词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对他们的总理的热爱、敬仰和祝愿，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人民需要周恩来，中国需要周恩来。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