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意见尖锐分歧。
周恩来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张春桥却反唇相讥说：批“左”不要过头。
政治局会议争论激烈。毛泽东直接出面“裁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受挫，无力回天的周恩来不得不表态说一些违心话。
江青一伙公然和周恩来唱反调。周恩来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张春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并质问周恩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
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江青集团一直心怀不满。
但是，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到1972年上半年，由于许多问题，如解放干部的问题，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者是由毛泽东本人提议的，江青一伙也就只好暂时强忍着。
1972年下半年，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深入，江青一伙就按捺不住了。
虽然周恩来的本意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客观上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社会上有一种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比如，某地反映，《解放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林彪鼓吹的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多干部群众感到林彪鼓吹的这种言论刘少奇过去也批判过，而且“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批判过刘少奇对这种言论的批评，现在批判林彪的这种言论，“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
还有，1972年1月中央将林彪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下发各地供批判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如《纪要》攻击“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资冻结、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红卫兵“被利用”等，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所在。另外，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判林彪，也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不满。
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触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就等于是怀疑和否定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政治资本。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自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后，江青一伙便频频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一个星期之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找报社军宣队成员谈话，警告批“左”不要过头，公然与周恩来唱反调。
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
张春桥还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批判极左思潮还刚刚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说批“左”不要过头，给批判极左思潮大泼冷水；“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的，张春桥却故意与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混为一谈，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人民日报社的大多数干部刚刚为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所兴奋，就被张春桥、姚文元当头一棒。不过，他们从心底里觉得周恩来的提法是对的。
9月底，国庆节快到了，周恩来主持起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稿。此前周恩来曾对人民日报社的有关负责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社论起草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社论稿中两次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要批判右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但均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
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怒气冲冲地布置追查这篇稿子的来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要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社。在某种意义上，这为《人民日报》批判极左思潮壮了不小的胆识。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这组文章的来历是这样的。
当时，周恩来在经济领域中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企业纪律，加强企业管理。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这个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文章可用，作了修改后，以《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为标题，刊发了这篇文章。并同时配发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lt；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gt；的一点体会》，一篇是介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著作的书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lt；巴枯宁&；；gt；》。
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面，基调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在上面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
文章还画龙点睛地指出：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推，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有的外衣，或作前所未有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这是林彪事件以后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集中发表一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法新社的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的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批评了红卫兵。
上海方面来电话询问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是谁，是否送给别人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很强烈”。
此时，张春桥、姚文元正在上海。
自然，这组文章击中了江青一伙的痛处，因此很快招致了他们的反击。
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他们还扬言要追查这些文章的“背景”，并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文汇报》组织了一个所谓“工人座谈会”。
张春桥对来参加“座谈会”的工人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
11月4日，《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刊登了上海工人座谈龙岩文章的报道，攻击龙岩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革命群众头上。
《文汇报》还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龙岩的文章。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在人民日报内部大搞“反右倾回潮”。
面对江青一伙的叫嚣，周恩来没有理会，仍然坚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就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一事给周恩来送上一个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外事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月3 0日，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但当报告传到张春桥手中时，张春桥却在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这样的批语，等于是在公开质问周恩来。很明显，江青一伙以林彪是“极右”为借口，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
12月2日，周恩来将这个报告批回中联部、外交部有关领导传阅，并要求做好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至此，在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分歧与斗争公开化了。
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
经历了8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斗争的复杂性。江青、张春桥这个时候敢于公开向他发难，很可能探准了毛泽东的想法。
面对江青一伙的反扑，周恩来避开了与江青一伙的正面冲突和争论，而是采取了迂回斗争的方式。
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
这样，虽然没有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实际上会议的主题没有变，还是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结合实际肃清和批判外事领域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后来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也是按此进行的。
12月4日，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审批，并注明：这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
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意见尖锐分歧，政治局会议争论激烈。毛泽东直接出面“裁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政治斗争的天平顿时发生逆转。
应该说，在1972年11月之前，党内高层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虽然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在斗争的天平上，还是势均力敌的。
尽管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极度不满，并频频向周恩来发难，但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依然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利剑，进行各个领域的政策调整。
他们说他们的，周恩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然而，到1972年12月，斗争的天平发生了不利于周恩来而有利于江青一伙的倾斜。
这种倾斜源于毛泽东直接出面对中央高层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的“裁决”。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出于对江青一伙反“右倾回潮”的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反对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些情况。
对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王若水回忆说：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到底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至于为什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王若水说：“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很快就接到了王若水的来信。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并主张他们找写信人谈谈，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把信转给周恩来等时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从江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层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分歧非常之大。
同一天，周恩来在信上批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也表示同意。
但就在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人“吹风”。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有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
张春桥还说：“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联是极右。”
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这次政治局会议很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首先，这次会议的召开距离周恩来“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的批示整整将近10天。这是少有的。因为这等于将毛泽东的关于找写信人谈谈的指示也拖下来了，会议开不起来，自然也无法找王若水他们来谈。为什么双方都同意开会内部先谈一下，会议却迟迟开不起来？笔者查阅了这段时间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并无那种非常重大的脱不开身的工作安排和国事活动。
其次，会议连着开了两天。这样一个问题竟然连续开了两天会来讨论，足以看出要统一双方意见分歧的认识是何等艰难。
遗憾的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我们从会议时间之长以及后来毛泽东亲自直接出面“裁决”来看，可以推断双方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可能是谁也不买谁的账，各说各的，达不成统一认识。这样才会有毛泽东的直接出面“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对王若水的来信和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进行“裁决”。
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提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裁决”偏向了张春桥他们一方，也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也曾多次谈到要反对极左。
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对外宾感叹说：都是极左啊！
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毛泽东不再说“乱是好事”了，对过去几年中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也一再表示不满，并支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但是，毛泽东只是把极左派的做法看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错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在他的内心中，还是始终认定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引发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那他是绝不容许的。
事实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允许并支持周恩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已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绝不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裁决”反映了他对大力批判极左思潮会导致人们怀疑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担心。
毛泽东的“裁决”也使政治斗争的天平顿时失去平衡。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江青一伙的极左势力趾高气扬。
江青一伙在一旁虎视眈眈，已经是无力回天的周恩来不得不表态说一些违心话。邓小平说：“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张春桥大批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矛头直指周恩来。
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作出“裁决”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等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第一个讲话。
周恩来对王若水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坐在沙发上，虎视眈眈，等着看周恩来接下来怎么说。
周恩来还能怎么说呢？这次与前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不同了，毛泽东已经作了“裁决”，周恩来不能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也不能不表示态度。
几句开场白之后，周恩来讲了以下一番话：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讲批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到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是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会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就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邓小平曾评价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可以说，邓小平这一席话，是对周恩来“文革”中的处境的最好说明。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理会什么叫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周恩来的违心话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说出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毛泽东明确表示王若水的信是错误的、林彪是极右、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的态度后，面对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想打倒周恩来的江青一伙，周恩来如果不这么说，而是与毛泽东唱反调，就恰恰让江青一伙获得打倒他的把柄，就会立即被打倒。后来周恩来利用他所处的地位对党和国家工作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几天前，还是自己认定是正确，据理力争、坚持不让的东西，转眼间却要拱手承认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周恩来在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内心是何等的痛苦！讲话中也就难免出现言不由衷了。
当时在场的王若水后来回忆说：“在50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10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
周恩来讲完后，江青等人“开炮”了。
江青一开始“炮火”就很猛：“《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篇文章的矛头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的！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太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指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一开口就话里有话：“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污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一句话不敢说。”
张春桥完全是在撒谎，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当时《人民日报》是周恩来代管的。
张春桥接着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龙岩的文章在理论思维的严密上还有些欠缺，但也绝不是像张春桥所说的那样，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
张春桥还说：“批判‘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批‘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张春桥是在暗示反对批极左是毛泽东的意思。
姚文元接过话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惟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江青说：“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
张春桥这里所说的“容不得外面的人”，是有所指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第一把手鲁瑛是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安插进去的。此人能力水平有限，又紧跟张春桥等人搞极左，领导不得力，引起人民日报社许多干部的不满。周恩来对鲁瑛也不满意。当时《人民日报》送审的重要稿件，有些是文理不通，也都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恩来还要给稿件改错别字。他几次叹息着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为了改变人民日报领导不力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在人民日报社正式建立领导班子前，成立一个临时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他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
但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问，鲁瑛回答说自己病了，没有办。
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在周恩来的严厉责问下，人民日报社总算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临时的“看大样小组”，除鲁瑛外，还包括新“解放”出来的报社前总编辑吴冷西和其他一些老干部。
江青、张春桥批评人民日报，实际上暗地里也是批评周恩来。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1972年以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代管。张春桥等人对此很不满意。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话时，周恩来有一次插话，作了巧妙的反击。
王若水在信中引用了《红旗》第11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正确的路线”，来说明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也不一致。
当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恩来说：“《人民日报》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的，《红旗》11期这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红旗》杂志是姚文元管的。周恩来在这里肯定《红旗》杂志第11期上批判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对的，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人民日报》。言外之意就是，《红旗》杂志批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对的，《人民日报》批就是错误的？
会议从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结束，足足开了五个半小时。
从此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完全排除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也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社论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就是说，今后只能批判林彪，而批林彪不是批极左，而是批极右。《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更是进一步挑明：“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领导进行了两年多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跌入低谷。在前两年批判极左思潮中取得的一些成果又遭到否定与批判。
1973年5月，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批林整风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改造过头了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的群众对批林整风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越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
这些看法和情绪本来都是正确的，是科教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解放思想的成果。但是，科教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把这些正确的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7月，江青一伙又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白卷事件，否定周恩来在教育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张铁生是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辽宁省兴城县的一个生产队当队长。在1973年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物理化学这门课得了零分。他在试卷的背后写了一封信。张铁生此举适合了江青一伙反击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需要，他们赞扬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敢于反潮流”，指责文化考试是“复辟”、是“反攻倒算”。他们先是指示《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编者按说：“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接着，又指示《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都转载，并组织发表评论文章，攻击大学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在教育界又刮起了前两年周恩来曾批判过的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更为不利的是，毛泽东此时听信了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很是不满，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一伙在一旁借题发挥，使周恩来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处境更为艰难。
事情的起因源于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刊登的一篇内部研究报告。
1973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13个文件。外交部美大司据此写了一篇研究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35期上。文章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毛泽东先是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了对这篇文章的不满和批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但是，毛泽东似乎怒意未消。7月4日，他又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对《新情况》中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提出严厉批评：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苏美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虽然没有指名，但旁听者很清楚这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周恩来是主管外交工作的。尤其是作为结论的几句话，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这几句话隐含着周恩来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随时可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
张春桥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后，暗自心喜，认为“整治周恩来的时机又到了”，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对于毛泽东这次批评的分量和意图，周恩来是心神领会的。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周恩来委曲求全，首先检讨。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周恩来详细叙述了6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并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将批评《新情况》错误的文章《&；；lt；新情况&；；gt；135号错误何在？》及《新情况》135号加发给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从1973年起，江青一伙借口批林彪的极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复辟”的逆流。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更艰难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周恩来没有因此消沉，没有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依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以他特有的韧性，用迂回、含蓄的方式，继续着他坚忍不拔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