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三元。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二十元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四元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三元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氏的纪念册罢，原价两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两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八角大洋把那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的在各西洋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Zola，找过H。Fllis，找过E。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