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左传·桓公二年》。这一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一段”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译文”
夏季四月，（桓公）从宋国取得郜国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这样做不合礼制。
“二段”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照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瑛，带裳幅舄，衡紞纮綎，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译文”
臧哀伯劝谏（桓公）说：“做国君的，应当发扬道德，阻塞邪恶，以（更好地）管理和监察百官；还怕有缺失的地方，所以发扬美德给子孙后代做示范。因此，太庙用茅草盖顶，大车上用蒲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调料，饼食不用精粮，这是为了昭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裙衣、绑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紞、纮、綖（等各式各样的带子和饰物），这是为了昭示等级制度；玉器垫儿、刀剑套、佩刀刀鞘上的饰物、束衣革带、飘带、旌旗饰品、马鞅，这是为了昭示（尊、卑）礼数；（在礼服上绣的）火、龙、黼、黻花纹，这是为了昭示文采；（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是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虚设；（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各种铃铛）钖、鸾、和、铃，这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三辰，这是为了昭示光明。德（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俭约并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的，或增或减都要有节制。（所有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把它记录下来，并公开地发布出去，以此来管理监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惧，而不敢违规犯纪。现在泯灭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公开地展示给百官。（如果）百官也以此为榜样，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来自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受贿呢？周武王攻灭殷商，把九鼎迁到雒邑，仁人义士中还有人非议他，更何况把表明违德乱礼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这可该对它怎么办呢？”桓公不听。
“三段”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译文”
周内史听说这件事以后，说：“臧孙达在鲁国会有他的后来人吧！国君违德，（他却）不忘用德来劝谏国君。”
“评析”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本文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