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周语上《国语》）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译文”
周穆王打算征讨犬戎，祭公谋公对他说：不行！
先王历来只发扬德政，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在平时聚集力量，必要时才动用，一动就能威风；炫耀等于玩弄，那就失去了威风。
所以周公的《颂》诗说：‘把干戈收起来啊，把弓箭收藏好啊，我王施政求美德，要使恩惠遍中国，永远保持无缺失。’先王对于百姓，总要鼓励他们道德高尚，性情敦厚，财物丰裕，器具合用；以礼法教育他们，使他们明辨利害，务利而避害，怀念德政而畏惧刑威，因此王业就能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从前我周朝的祖先后稷，世代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和夏禹。等到夏朝衰落，废除农官，忽视农业，我先王不窋因此丧失官职，只好迁居到戎狄之间。但他对农业仍不敢懈怠，时时宣扬后稷的德行，继承后稷的事业，学习后稷的教导和典则，早晚勤勤恳恳，以笃实的态度保持它，以忠信的情怀奉行它，世世代代继承先德，从不辱没前人的光彩。到了武王，他能发扬前人的美德，加以慈爱和平，侍奉神灵，保护百姓，无不欢欢喜喜。那商纣暴虐，百姓不堪其苦，都乐于拥戴武王。因此武王才出兵牧野。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体恤人民的痛苦，为人民除害。
先王的制度：都城近郊是‘甸服’，郊外是‘侯服’，侯服以外是‘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须供应天子祭祖的用品；侯服须供应‘奉祀’高祖、曾祖的用品；宾服，须供应天子‘享祭’远祖的用品；要服，须供应天子‘贡祭’神灵的用品；荒服，诸侯必须来朝拜天子。祭礼每天一次，祀礼每月一次，享礼每季一次，贡礼每年一次，朝拜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如果有不供应日祭的，天子就应检查自己的思想；有不供应月祀的，就应检查自己的言辞；有不供应季享的，就应检查自己的法令；有不供应岁贡的，就应检查自己的尊卑名份；有不来朝拜的，就应检查自己的德行。依次检查完了，还有不来的，这才检查刑法，惩罚不祭的、征伐不祀的、讨伐不享的、谴责不贡的、警告不朝的。因此才有用于惩罚的刑法，用于征伐的军队，用于讨伐的武备，才有谴责的命令，晓谕的文辞。如果宣传政令、发出文告，还有不来贡献朝见的，那就再努力增进自己的德行，决不劳民远征。这样，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诸侯没有不信服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以后，犬戎的君长已经尽了他‘荒服’的职责，前来朝拜天子。可是天子却说：‘我定要按照宾服不享的罪名讨伐他，还要向他炫耀军威。’恐怕违反先王的遗训，而您也难免挫败！我听说，犬戎的君长树惇，能够遵循先人的德行，保持朝拜的礼节，办事认真，他有理由也有能力抵制我们。
穆王不听，硬要去攻打犬戎。结果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从此，荒服的诸侯再也不来朝拜天子了。
“读解”
这篇和以下十篇，选自《国语》。《国语》是春秋时期八个国家史料的汇编，以《晋语》最多，在二十一卷中占九卷。内容可与《左传》参证，因此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文风也不一致，如清代学者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姿放。”
周穆王妄想自己的车辙马迹遍天下，无缘无故要征伐犬戎。祭公从“耀德不观兵”的观点出发，引经据典，苦心劝阻。穆王不听，硬要出兵。结果是犬戎从此不朝，穆王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这对穷兵黩武者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本文把王畿内外为五服，《周礼》则有“王畿千里，外有九服”之说。黄仁宇指出这种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黄仁宇在评论战国时期李悝“尽地力之教”时，又说：“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李悝》）。原来这段很枯燥的文字，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