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宋人掠取了邾国的土地，邾国地小势微，便请求郑庄公帮助。郑庄公为了报复隐公四年宋人围攻郑国都城东门五天的怨恨，于是与邾人会合，讨伐宋国并攻进了宋国的外城。宋人派使者向鲁隐公告急求援，隐公听说郑国的军队攻入了宋国的外城，心里打算救援，便问宋使：“郑国的军队到达哪里了？”宋使却欺骗他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隐公大怒，辞退宋使说：“贵国国君请我共同担忧宋国的灾难，现在询问使者，却如此回答我，这可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于是停止不往救援。
东莱先生通过这个实例批驳了世人对《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诡辩术的迷信。他认为纵横家们的成功，只是一时的运气所致，不值得效仿。应该提倡的是君子的正论。
“原文”
始吾读《战国策》，见仪秦髡衍[1]之徒，驾其诡辩，玩时君于股掌之上，骤使之喜，骤使之怒，骤使之忧，骤使之乐。指川为陆，亦从而谓之陆；指虎为羊，亦从而谓之羊。虽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听辩士之所用。抵掌扼腕[2]，俯吊仰贺，反晦明[3]于呼吸，变寒暑[4]于须臾。其三寸之舌实百万生灵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后知诡辩初不足恃，彼《战国策》所载，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两端明之。
“注释”
[1]仪秦髡衍：都是战国是著名的策士，即苏秦、张仪、淳于髡、公孙衍。
[2]抵掌扼腕：击掌，扼住自己的手腕，形容人在发表见解和言谈时滔滔不绝，情绪激动、振奋的样子。
[3]晦明：晦是昏暗的意思。这里喻指是非黑白。
[4]寒暑：喻指人情冷暖。
“译文”
起初我读《战国策》的时候，见张仪、苏秦、淳于髡、公孙衍这班人，用他们诡辩的言谈，玩弄当时的国君于股掌之上，忽而使他喜悦，忽而使他愤怒，忽而使他忧愁，忽而使他欢乐。指河川为陆地，国君也跟从说是陆地；指老虎为山羊，国君也跟从说是山羊。国君虽然也有耳目口鼻，却不得自己使用，反而听从辩士的指挥。他们高谈阔论俯身贬斥，昂首夸赞，颠倒黑白于呼吸之间，转变利害关系于顷刻之间，他们的三寸之舌实际上成了百万民众生命的主宰。等到我认真思考并广泛考证，才知道这些诡辩原本是不可凭靠的，《战国策》所记载的只是幸运的成功者罢了。我姑且以两个相反的例子来阐明我的观点。
“原文”
赵魏攻韩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遣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盖相望[1]，告敝邑[2]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禳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败赵魏于华阳之下。是说也，世皆以为工也。
“注释”
[1]冠盖相望：冠盖，指官吏的官服和车盖，借指官吏。冠盖相望，指使者前后相连，往来不绝。
[2]敝邑：对自己方面的谦称。
“译文”
赵国和魏国攻打韩国的华阳城，韩国向秦国告急，秦国不想救援韩国，于是韩国派遣陈筮去见秦国穰侯。穰侯问：“情况危急吗？”陈筮回答说：“还不急。”穰侯大怒，说：“你们的外交公车连接不断地来求救，都告诉我们说华阳城十分危急了，你却来说还不危急，这是什么原因呢？”陈筮说：“韩国如果情况危急就会改变（向秦求援的）主意而寻求其他的途径。因为情况还不危急，所以我还能再来此寻求援助。”穰侯说：“你不用拜见秦王了，请允许我现在就调遣军队救援韩国。”于是，八天便在华阳城下击败了赵魏两国。陈筮的这种说法，世人都以为很工巧。
“原文”
郑伐宋，入其郛[1]，宋人使来告于鲁隐公，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2]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3]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说也，世以为拙也。
“注释”
[1]郛：音孚，即郭，外城的意思。
[2]师：军队。
[3]恤：担忧。
“译文”
郑国讨伐宋国，进入了外城，宋人派使者来向鲁隐公告急，隐公听说郑军攻入了外城，打算救援宋国，便问宋使：“郑国的军队到达哪个地方了？”宋使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外城。”隐公大怒，便停止出兵救援，辞谢使者说：“贵国君王命令寡人一同为国家的灾难担忧，现在询问使者，却回答说：‘军队还没有到达外城’，这可不是寡人敢知道的。”宋使的回答，世人都以为很笨拙。
“原文”
吾以为陈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国”，其说初无异者，陈筮幸而遇穰侯之听，故人以其说为工；宋使不幸而遇隐公之怒，故人以其说为拙。陈筮得其时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时者也，非愚也。使陈筮而遇隐公，则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则为智。愚智初无定名，工拙初无定论。以是而推之，凡战国之策士所以能动时君之听者，皆出于幸而已，岂区区之说真足恃哉？
“译文”
我认为陈筮所说的“情况还不危急”，宋使所说的“还没有到达外城”，这两种说法本来没有什么不同，但陈筮幸运地遇到了穰侯听从了他的话，所以世人就以为他的说法巧妙；宋使不幸地遇到隐公对他的话发怒，所以世人就以为他的说法笨拙。陈筮是碰到了时机，而不是聪明；宋使是失去了时机，而不是愚蠢。假使陈筮遇到隐公，就成了愚蠢；假使宋使遇到了穰侯，就成了聪明。愚蠢和聪明本来并没有固定的概念，巧妙和笨拙也没有固定的说法。从这个道理来推论，凡是战国策士能用自己的辞令打动当时的国君的，都是幸运而已，难道区区的辞令真的值得凭靠吗？
“原文”
杜预[1]谓宋使忿隐公知而故问，是大不然。宋使以郑师之伐告急于鲁，鲁隐公问郑师之所及远近，此人情之常也。虽闻其入郛，然问诸道路，不如问其使者之为审[2]，则知而复问亦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专在于郑师，隐公其可舍郑师而问他事乎？是则师何及之语，隐公之所当问也，宋使之所当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丧心，何自而起其忿乎？其所以发未及国之言，盖亦如陈筮之谋，欲以激鲁侯之救耳。不意逢隐公之暴怒，不得嗣[3]进其说，遂至于辱命[4]而归。是以知诡辩之果不足恃也。
“注释”
[1]杜预：字元凯，东晋大将、学者。精通历史兴亡成败的道理，著有《春秋左传集解》。
[2]审：慎重、谨慎。
[3]嗣：继续进行。
[4]辱命：没有完成使命。
“译文”
杜预以为宋使是恼怒隐公的明知故问（才那样说的），这种认识是很不正确的。宋使因为郑国攻打自己的国家而向鲁国告急求救，鲁隐公问他郑国军队到达了哪里，这也是人之常情。虽然听说郑国攻进了外城，但是道听途说不如询问使者审慎，那么知道了又询问也是人之常理。何况宋使出使鲁国的目的就在于退郑国的军队，隐公怎么可能不问郑国军队而问其他的事情呢？这样讲来，军队到达哪里的问话，是隐公所应当问的，也是宋使所应当回答的。那个使者如果不是糊涂迷惑，丧失理智，他的忿怒从那里生起来呢？他之所以说出“还未达到外城”的话，大约也像陈筮的计谋一样，想要激发鲁侯施以援就吧。没料想却碰上隐公大怒，不能继续陈述他的言论，以致于没有完成使命就回去了。由此可知诡辩实在是不值得凭靠啊。
“原文”
自陈筮言之，则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说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则沮隐公欲救之意，其说深可罪。利害祸福特系乎所逢之时耳。后世徒见《战国策》所载百发百中，遂以为正论[1]不如诡辩，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战国策》之书，策士之所作也。书出于策士之手，必不自扬策士之非。其一时之谋议，成者则载之，败者则删之，中者则载之，失者则删之。如陈筮之徒，幸而有功，则大书特书，以示后世；如宋使之徒，败人之事，不载于书，亦不知其几何矣。惟合《战国策》而观之，然后知策士之谋，得不偿失，利不偿害。初不能使人之必听也，吾故表[2]而出之，以为策士之戒。
“注释”
[1]正论：正直、正派的言论。
[2]表：表述、阐明。
“译文”
从陈筮的角度来看，挽回了穰侯不想救援的本意，他的说法似乎是很有效；从宋使的角度来看，则打消了鲁隐公想要救援的本意，他的说法应该严厉责罚。好处、害处、祸患、福气，只是和个人所遇到的时机有关罢了。后世之人只看到《战国策》所记载的事例都是百发百中，便以为正直的言论不如巧言诡辩，坦荡的君子不如策士，却不知道《战国策》这本书，本是策士写成的书。出于策士之手，必定不自己宣扬策士的过失。他一时的计谋和议论，成功了就记载，失败了就删掉，达到目的的就记载，失去时机的就删掉。像陈筮这些人，幸运地获得一点功劳，就大肆渲染，用来向后人显示；像宋使这些人，败坏了人家的大事，不记载在书中的，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呢。只有掩上《战国策》来观察，才知道策士的计谋得不偿失，害处多于裨益。本来不能使人一定听从我的见解，所以我述写而使它显现出来，作为策士之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