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文公八年，为了叙述文公九年先克被杀的原因，《左传》做了一段追叙：以前晋侯想提拔箕郑父、先都，因而准备把士縠、梁益耳的位置空出来，所以准备让士縠、梁益耳将中军（最高军事将领），而先克劝谏晋侯，认为贾季和赵盾他们家族的功劳很大，应当提拔他们将中军。晋侯就听从了先克的意见。后来先克又夺了蒯得的田。所以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就对先克怀恨在心，准备作乱。于是在文公九年，箕郑父、先都等人就杀害了先克。晋国为了平息祸乱，也先后把先都、梁益耳、箕郑父、士縠、蒯得杀掉了。
东莱先生认为，左丘明这样叙述事情的原委，很容易让人认为先克是死有余辜，而箕郑父他们的作乱是应该的。并且会误导人们，以为春秋时凡是被害的人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无辜的。东莱先生对先克的被害表示同情，并认为有的人的祸患不是自己应得的，而应该寄予同情。
“原文”
见人之祸，必思求其得祸之道，古今之通弊也。人之得祸，果皆以其道，是天下无不幸而遇祸者也。天下固有得祸，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1]，见者不嗟，非不幸也。两观之僵[2]，过者不悯，非不幸也。得祸而非不幸，惟此时为然尔。时非虞也，君非舜也，国非鲁也，相非丘也，流窜相望，安可概以凶族待之乎？刀锯相寻，安可概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远，未必无如稷，如契，如垂，如益[3]者也。吾恐两观之下，未必无如参，如骞，如由，如赐[4]者也。王纲陨绝[5]，忿欲横流，以私仇公，以邪戕正，得祸而不以其道者，夫岂一人耶？
左氏所录公卿大夫之遇祸者，必求其召祸之由。信如是说，则春秋之时，无一人不幸而受祸者也。使左氏移此笔以书虞之典，续鲁之论，则虽曰无一人不幸受祸，吾孰敢以为非哉？今记载春秋衰乱之世，见人之遇祸者，则吹毛求疵，捃摭其过，以证成其罪，不悯君子受祸之不幸，而惜小人杀人之无名，此吾所以深为左氏惜也。
“注释”
[1]四裔（yì）之囚：裔，边远的地区。流放到四面边远的地区的囚徒。这里指舜曾把四凶流放到边远地区：“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详见《尚书·舜典》。
[2]两观之僵：指孔子在当上鲁国的司寇的时候，少正卯妖言惑众，孔子在两观诛杀少正卯。
[3]如稷，如契，如垂，如益：稷、契、垂、益，都是舜帝时代的贤臣。
[4]如参，如骞，如由，如赐：参、骞、由、赐，分别指曾参、闵子骞、子路、自贡，都是孔子的贤能而各有所长的弟子。
[5]王纲陨绝：王法坠毁。纲，法，制度。陨，坠落。
[6]捃（jùn）摭（zhí）：捃，拾取。摭，拾取。
“译文”
看见别人有了祸患，必定会思考他获得祸患的原因，这是古今的通病。人们获得祸患，果真都有它的原因，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幸而遇到祸患的人了。天下本来就有得到祸患但并非不幸的人。被舜流放到四方边境的囚犯，看到的人都不为之感叹，因为不是不幸的。孔子在两观诛杀了少正卯，经过的人并不怜悯，并不是不幸。得到了祸患但不是不幸，只有这个时候是如此的。时代不是虞的时代，国君不是舜帝，国家不是鲁国，丞相不是孔子，大肆地流放犯人，怎么可以把犯人一概看待为凶恶的人呢？大肆地杀害犯人，怎么可以把犯人一概看待为少正卯呢？我恐怕在四方边境遥远的流放地，未必没有像稷，像契，像垂，像益这样的贤人。我恐怕在两观下面，未必没有像曾参，像闵子骞，像子路，像子贡这样的贤人。王法坠毁，愤怒和欲望在横行，因为私人而仇视公家，因为邪恶而戕害公正，没有原因却得到祸患的，难道只是一两个人吗？
凡是遇到祸难的公卿大夫，左丘明的记录必定寻求他招惹祸害的缘故。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春秋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因不幸而得到祸害的人了。如果左丘明用这种笔法来记载虞舜时代的史典，接续鲁国的史论，那么即使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不幸受害的，我想谁敢认为这是错的呢？他现在记载的是春秋衰乱的世代，看见别人遇到祸害，就吹毛求疵，寻找人家的过错，来证明他的罪恶，不怜悯君子受到祸害的不幸，而遗憾小人杀人的莫名，这是我深深地为左丘明怜惜的地方。
“原文”
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将书先克之死，以谋帅之事列其前，以夺田之事继其后，积二事以为先克召祸之由，欲后世知箕郑父辈之作乱不为无说，先克之致死不为无罪。其为箕郑父辈谋则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负于左氏？且谋帅，大事也，国之兴衰、民之死生所由系者也。先克身为近臣，亲见晋侯谋帅之未当，讵肯坐视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祸而不言，大不可也。于是上不敢顺主欲，下不敢恤众仇，愤然请于晋侯而更之，可谓不负其君矣。至于堇阴之役，以军事夺蒯得之田，此又晋之军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谋帅，小而夺田，为先克者，知致吾义，守吾职而已。人怨耶？不暇问也。人不怨耶？亦不暇问也。苟预忧人之怨，畏首畏尾，则在朝必不敢发一言，在军必不敢举一罚[1]矣。人皆持此心，社稷[2]何赖焉？国家何赖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祸而不敢避也。
“注释”
[1]举一罚：施行一次惩罚。举，在古代是一个意义宽泛的动词，相当于今天的“做”、“干”。
[2]社稷：本指土神和谷神，借指为国家、政权。
“译文”
姑且用先克的这件事来证明。左丘明即将记载先克的死，而把挑选将帅的事情放在前面，把剥夺土地的事情接在后面，积累这两件事来作为先克招惹祸害的理由，想让后世的人知道，箕郑父一帮人作乱不是无缘无故的，先克的死不是无罪无辜的。左丘明替箕郑父这类人考虑可以说很忠诚了，我不知道先克有什么对不住左丘明？而且挑选将帅是很重大的事情，国家的兴衰，百姓的生死，都维系在这里。先克身为近臣，亲眼看见晋侯挑选的将帅是不合适的，怎么肯坐在一边看着不管呢？隐瞒实情而不说，这是不可以的。害怕祸害而不敢说，更不可以。于是上不敢依顺君主的欲望，下不敢抚恤众多的仇人，愤慨地向晋侯请求更换将帅，可以说没有辜负他的国君了。至于在堇阴的争斗，先克凭借军事夺取了蒯得的田地，这又是晋国的军事政治，而不是先克家里的事情。大的方面是选帅，小的方面是夺田，作为先克，只知道表现自己的道义，谨守自己的职责而已。人们怨恨吗？无暇去过问。人们不怨恨吗？也无暇过问。如果预先担心别人的怨恨，缩头缩尾，那么在朝廷必定不敢说一句话，在军队里必定不敢施行一次惩罚了。人们都有这种心态，社稷依赖什么？国家依赖什么？所以先克明明知道以后的祸患，但却不敢躲避。
“原文”
为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毁斥箕郑父辈之罪，俾当官而行者有所劝，覆出[1]为恶者有所惩，则庶[2]可自附于《春秋》褒贬之义矣。既乃无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为箕郑父辈解杀人之谤者，此吾所以深为左氏惜也。或曰：“阳处父易狐射姑[3]、赵盾之班，终以见杀，其事适与先克类。然则左氏所载者，亦非欤？”曰：“不然。阳处父易中军之帅，在晋侯命既出之后；先克谋中军之帅，在晋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处父之逆，司寇不诛，至使狐射姑不胜其忿，而自戕之，襄公于是失刑矣。至于先克之忠，犹当十世宥之，以劝事君。孰谓堂堂晋国，不能保一臣，而使盗贼窃发之谋敢行于朝乎？君子是以知晋之不竟也。处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处父之祸，在所惩；先克之祸，非所惩。名则鲁卫，实则胡越[4]，乌得[5]均处之于一域耶？”
“注释”
[1]覆出：偷偷地出来。覆，隐蔽，偷偷地。
[2]庶：庶几，差不多。
[3]狐射姑：即贾季，胡偃的儿子。
[4]名则鲁卫，实则胡越：鲁卫两国相近，胡越相距很远。句谓，名义上相似，实际上相差很远。
[5]乌得：怎么能够。
“译文”
作为左丘明，何不深深赞美先克的忠诚，批评并驳斥箕郑父的罪恶，使那些处在官位并且办事的人有所劝勉，使那些偷偷地出来作恶的人有所惩戒，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比附于《春秋》褒贬的大义。既没有替先克的冤枉说一句正直的话，却又很琐细地，好像是替箕郑父一帮人解除杀人的毁谤，这就是我为什么为左丘明深深惋惜的原因。有的人说：“阳处父调换了狐射姑（贾季）、赵盾的位置，最终被杀了，他的事正和先克类似。既然这样，那么左丘明所记载的，也不对吗？”我的回答是：“不是的。阳处父变换中军的将帅，是在晋侯的命令发出之后；先克选择中军的将帅，是在晋侯的命令还没有发出之前。命令已经发出了而擅自更改，这是叛逆；命令还没有发出而急忙挽救，这是忠诚。阳处父有叛逆，但司寇不杀掉他，致使狐射姑（贾季）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恨而杀害了他，晋襄公于是失去了惩罚的效用。至于先克的忠诚，应当宽恕十代，以便劝勉侍奉国君的人。谁料到堂堂的一个晋国竟不能保护一个忠臣，而使得盗贼偷窃了发令的权谋，敢于在朝廷横行呢？君子所以知道晋国不再强大了。阳处父的事，应当警戒；先克的事，不应当警戒。阳处父的祸害，应当惩罚；先克的祸害，不应当惩处。名义上好像是鲁国与卫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胡地和越国之间的远近，怎么能够平等地放在一个地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