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早已成为定论。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愿意看到中国共 产 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力量发展，采取了压制、打击政策，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危机。对此，中国共 产 党 以抗日大局为重，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七七事变”至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两党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随着抗战进人相持，正面战场面临的军事压力稍稍缓解，国民党对共 产 党的压制、打击政策逐渐加强。在“限共、防共、溶共”的方针下，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两党合作关系，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错误做法，甚至包括军事进攻，其中比较严重的有3次反 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继在各地不断制造反 共的流血事件后，将其反 共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 共高潮。其进攻矛头主要指向中 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及晋西、晋东南和冀南的八路军与抗日决死队。在“十二月事变”中，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围攻晋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袭占了宁县、镇原等5座县城。在晋东南和冀南地区，顽固派军队作为国民军也先后发动了军事进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 共中央领导下，一方面以有力的自卫反击，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休战协议；而且高举不定决心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在政治上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至1940年3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 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反 共活动的在不断升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面临着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的严重问题。此时，中 共中央审时度势，分析抗战大局情势，进一步完善了旨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 共中央认为，国民党限共与摩擦的政策不会改变，但还没有同共 产 党立即分裂的意图。因此，在击退其反 共高潮之后，仍然应该坚持国共合作。
1940年间，毛 泽 东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 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反摩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
毛 泽 东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反 共政策，因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两者的辩证关系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 泽 东在分析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的政治态度之后，指出党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必须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是因为这个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支柱；争取中间势力，他们往往可以影响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的斗争；孤立顽固势力，是为了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和能量也是原因之一。即便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也必须按照“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分寸和尺度。所谓“有理”，即严守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放弃自卫权利；所谓“有利”，即在控制斗争的局部性基础上，斗则必胜；所谓“有节”，即坚持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
中 共中央的上述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正确地把握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 产 党相忍为国，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博大胸怀。
然而，正如中 共中央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是不会放弃其反 共政策的。于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将反 共重心转向华中地区，第二次反 共高潮被掀起。7月16日，国民党方面向中 共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企图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限制共 产 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10月19日，又发出“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调整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加到40万之众；密令第3战区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进攻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中 共中央面对空前严重的局面，为避免内战，于11月9日复电国民党当局，驳斥了“皓电”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坚决不同意让华中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同时作出重大让步，决定皖南新四军部队“遵令北移”。但是，国民党方面反而将中 共中央的态度视为软弱，竟步步进逼，并于1941年1月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对正在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实行重兵包围攻击。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血战七昼夜，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随即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其番号，从而把第二次反 共高潮推到了极点。
“皖南事变”后，激起国内外一片舆论，人们为之震惊，视此为国共分裂、内战的开始。然而，中 共中央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1月20日，中 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团结抗战。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和国际社会揭露几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 共事件的真相，并再次阐明了中国共 产 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严正立场。
对于中国共 产 党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正确立场和合理主张，国内外进步和中间势力的表示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强大潮流。鉴于政治上的被动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其反 共行径。3月，蒋介石公开保证不再对中 共 党进行围剿，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北移和编制问题，也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至此，第二次反 共高潮终于被击退，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渡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进入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为中国的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然而，随着胜利前景的明朗化，国民党当局却更加敌视共 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因此，企图再次掀起反 共高潮。
1943年3月，国民党出版了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诬蔑共 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 产 党。随着该书的出笼；一大批反 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也泛滥起来。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造反 共舆论，要求“解散共 产 党”，“
取消陕北特区”。6月，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集部队，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国民党为了反击，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掀起的反 共逆流，并预先制止其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企图，中国共 产 党对国民党的行动展开了强有力的批判和揭露。中 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列举中国共 产 党及其抗日武装在敌后浴血抗战的大量事把国民党顽固派借反 共之名，推行独裁统治的实质，实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且还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仅可以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对民族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力量和进步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7月上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要求制止内战。与此同时，各根据地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根据地的群众运动。
蒋介石在中国共 产 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 共高潮在未及发展为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得以继续保持。
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共 产 党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的摩擦和反 共高潮，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定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正确地处理了民 族 矛 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