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社会变革
本文作者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一、司马迁重视对社会变革的记载
司马迁是一个重视社会历史变革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强调一个“变”字，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他在《史记》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载、论述了历史上的社会变革。
司马迁之重视社会变革，有两个来源，其一，从思想渊源上看，他继承发扬了《周易》“易穷则变”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周易》在认识自然、社会、历史时，最富有特色的观点便是变化思想。《周易》的爻，就是讲变化的。“爻者，言乎变者也”，变化是世界万物的普遍法则，“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世界万物都是由变化生成，“天地变化，草木藩”（《周易·坤·文言》），“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周易·恒·彖》），世界万物在变化中取得永恒。司马迁对《周易》进行过深入研究关于司马迁和《周易》的关系，研究文章已有不少，就笔者所仅见，探讨这一问题的专篇论文有吴怀祺先生的《司马迁的易学与史学》（载《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周易〉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徐兴海的《司马迁与〈周易〉》（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九辑）、张涛的《司马迁的易学思想》（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其它的有关《史记》研究的著作，也有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再一一罗列。，通过研究，他指出“《易》著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周易》是一部阐释进化、主变求通的著述，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周易》思想的关键。司马迁作《史记》要“观变”，他认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在不断的变化。他的历史哲学强调一个“变”字，强调“变”的道理。因此他提出“通古今之变”，重视考察社会变革，这都与他认真研究《周易》的变通思想是分不开的。其二，从现实来源上看，司马迁看到了汉王朝“盛极而衰”的社会现实。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武帝实现了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空前繁荣、文化上空前发展的鼎盛的时代，可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衰败的迹象一再显示。当时，徐乐曾上书指出社会治理的种种弊端，告诫汉武帝“天下诚有土崩之势”(《汉书·徐乐传》）。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对当时的繁盛景象极力进行赞美，但同时指出，盛衰转折之机恰在此时出现，“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在这样一个由盛转衰的时期，司马迁作《史记》必然关注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提醒统治者要适时而变。
首先，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汤武革命、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李悝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变法、越王勾践复国、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等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并试图通过对这些变革的考察，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其次，在《史记》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司马迁都本着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原则来进行。他做《秦楚之际月表》，就是因为“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即使是对某一朝代、某一阶段的历史，也是如此。如在《齐太公世家》中记齐的兴亡，详细记载姜尚与管仲的改革。第三，司马迁考察社会变革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纵向，从黄帝写到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整个通史性的纵向考察中论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横向，运用比较的手法，来剖析各个不同国家变革的不同与导致的后果的不同，从而说明不同的历史、现实背景会导致不同的变法结果。
司马迁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是因为在他看来，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不断地变革现实是保持社稷久安的根本保证。他曾引用贾谊的话说：“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作《史记》立足于现实，他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眼光，他从现实出发来看历史，又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他深切感到汉朝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出现了盛中有衰的种种迹象，“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汉王朝必须适时变革了。他在撰写《史记》时，自觉地落墨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就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让统治者明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二、承敝而变与依敝而变
司马迁在论述社会变革时，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司马迁研究过《周易》，并认为“《易》长于变”。“承敝易变”实际上是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是司马迁把变化的观点用于观察社会变革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变革呢？其原因就是有了“敝”。社会经过不断的发展，一些不适应社会进步的弊端必然出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系列的“敝”：夏桀、商纣的暴虐，秦国偏居西陲的暗弱，赵国屡受胡人的侵扰等等。遇到“敝”就要变革，否则就违背自然，不能发展。他记载了历史上许多变革成功的事例，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同时他也严厉批评了承敝而不知变革的秦王朝，指出秦朝建立，承前代兵戈相见、国破家亡之敝而不知变易，仍一味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史记·高祖本纪》。），终于招致二世而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司马迁无论在何时都不是以僵化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变革的，司马迁赞成“承敝易变”，同时也非常重视变革中产生的新“敝”。如他在《商君列传》、《秦本纪》中极力赞扬商鞅“承敝易变”，对他推行新法，实行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绩大力褒扬，“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变革确实给秦输送了新的活力，使秦从此走上了强盛之路。但司马迁指出，这种变革之中又蕴含了一种新“敝”，即商鞅过于严刑峻法，这种严刑峻法在变革初期也许是必要的，但如果一味实行“严而少恩”的法术，就会使得原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纵观秦国历史，商鞅的可悲下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都是因为死抱住严刑峻法而不知权变。司马迁告诫人们“承敝易变”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变革过程中也要警惕新“敝”出现，而对付新“敝”的手段依然是“承敝易变”。司马氏父子在谈到法家思想时指出：“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法家思想的概括，也是对一切统治思想、统治方法的概括。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在某一时期、某一历史条件下适用的思想，在另一时期、另一历史条件下也许就不适用了，而统治者要想永远统治下去，就必须知敝而变、承敝易变。
司马迁笔下的社会变革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他写了那么多的变革的历史，这其中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如汤武革命、陈涉发难；也有自上而下的改良，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司马迁都写出了各种变革的不同特点。由于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变革的手段与方法也不同。汤武革命是因为桀纣的暴虐无道。商鞅变法是因为秦国经济落后，在外交上地位低下，各国都以“夷狄遇之”，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商君列传》），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方面实行全面变革，为其后秦国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越王勾践恢复越国，使之成为五霸之一，所承受的是亡国之敝。勾践在国家灭亡的情况下，“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并重用范蠡、文种，“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赵国北边胡、林胡、楼烦等弄马弯弓之少数民族，经常遭其侵扰，使赵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屡屡受到打击，武灵王为改变这种局面，推行“胡服骑射”，向少数民族学习，很快就增强了军事战斗力，夺取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众多的城邑，到赵惠文王时，赵国就成了关中各国除其国之外的最强的国家之一。齐国偏居东方一隅，“地泻卤，人民寡”。姜尚针对此敝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史记·货殖列传》），结果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同是齐国，后来的管仲改革就与姜尚有所不同，管仲“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录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变革的方法是“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否之”（《史记·管晏列传》）。可见，司马迁强调社会变革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具体进行，即“随时制法，因事制礼”（《史记·赵世家》）。
在《史记·高祖本纪》末尾，司马迁曾有一段议论：“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段话实际上是司马迁试图从理论的高度说明社会变革的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它包含着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不同社会的统治方式有不同的弊端，而克服这些弊端必须采取不同的措施。这种后代克服前代统治弊端的方式在形式上似乎是循环的，但只要我们细绎司马迁对社会变革的种种论述，就不难理解所谓“循环”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表面看来，敝→变→新敝→再变，如此反复，“若循环”，但敝有不同，变有不同，社会正是在变革中前进的。
其二，承敝不变与承敝易变的后果不同。司马迁举出秦、汉两个王朝，通过对比，指出秦承周秦之间之“文敝”，但它承敝不变，不能够用“忠”——也就是质朴、清净无为的统治方式取而代之，结果招致迅速灭亡。汉能够吸取秦亡教训，针对秦的暴政，采取了休养生息的统治方式，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在这里，司马迁指出承敝不变和承敝易变的不同后果，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探讨古今盛衰变化的规律，另一方面则想警醒汉武帝应注意调整政策，消除汉兴七十余年间伴随国力强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敝”，及时变革，“物盛而衰，故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否则，汉也会产生与秦同样的可悲下场。
三、“志古之道以自镜”与“法后王”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又在《史记·六国年表》的序中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两段话含义深刻，值得深思。
其一，古代的社会变革可以为今天的变革提供借鉴。
其二，借鉴历史经验决不是模仿历史。
其三，变革的结果“要以成功为统纪”。
其四，注意吸收与今天联系密切的“后王”的经验。
其五，要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眼光来看待社会变革，重视历史但不迷信历史，立足现实但不拘泥于现实。
司马迁在论证社会变革时，反复借变革者之口申明这一思想。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借商鞅之口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在《史记·赵世家》中借赵武灵王之口批评那些“法古”而不知变的大臣，说他们是“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指出“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司马迁通过对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考察，深刻认识到，社会变革一定要基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关注现实，找出现实中存在的“敝”。但社会变革又决不是盲目进行，它还要考察历史，总结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作为自己的借鉴，特别是与现实矛盾与斗争联系紧密的近代历史中的变革，更要认真考察，为自己进行新的变革服务。“志古之道”决不是泥古，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中社会变革的方法与趋向。
四、“承敝易变，使民不倦”
“承敝易变”是为了“使民不倦”，这是司马迁论述历史上的社会变革，阐述“承敝易变”思想的根本归宿。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是对《周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周易》认为变革是为了有利于民，《革·彖》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并提出保民的观点：“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史记》进一步把保民同社会变革紧密联系起来，在《史记·平准书》中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岛，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高祖本纪》中也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变革要根据具体不同的“敝”来进行不同的变，不管怎样变通，最终都要“使民不倦”。“使民不倦”是变通的最终目的，也是变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史记》写变革，注重突出这一点，如商鞅变法，“秦民大悦”（《史记·秦本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利其民而厚其国”（《史记·赵世家》），管仲改革，“齐人皆悦”（《史记·齐太公世家》）等等，都是把民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民众的困苦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希望统治者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能够考虑民众的利益。如他写楚汉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在对待民众不同的态度方面着意分析项羽失败、刘邦得胜的原因。在司马迁看来，项羽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他轻视民力、滥杀无辜，却是他失败的根本所在。项羽曾攻打襄城，“已拔，皆坑之”，把襄城内无辜百姓全部全部坑杀。和秦军打仗，在新安城南“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屠咸阳城，烧阿房宫，老弱妇女皆不放过，结果失去民众支持（《史记·项羽本纪》），导致最后失败。而刘邦正好相反，他破武关以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史记·高祖本纪》）。在争霸战争中，刘邦关注民众的感受，爱护民力，不滥杀无辜，得到民众支持，最后战胜项羽而建立了汉朝。在司马迁看来，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间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在这个转折时期，刘邦意识到民心向背问题，意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这是他取得胜利的根本，否则，强大勇猛如项羽者，也不能逃脱灭亡的历史命运。
“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还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吕后称制，遭到后世史家的一直诟病，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对吕后的宫廷丑剧和政治阴谋进行了无情揭露，但是，司马迁却能从大处落墨，称赞她“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的高明处在于，他能够把吕后丑恶的宫廷争斗和她所实行的对民众有利的政策区分开，一方面抨击她宫廷斗争的丑恶，另一方面又对她所实行的“使民不倦”的政策大加赞赏。
司马迁提出“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汉武帝沾沾自喜，不能认清现实，不能适时进行有利于百姓的改革进行讽刺。《平准书》和《酷吏列传》集中写出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的灾难，写出了“言利事析秋毫”的财官和深文惨急的酷吏相互勾结下的社会的动荡。“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史记·平准书》）。这种情况的发展，终于导致各地民众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史记·酷吏列传》）。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采取镇压措施，试图通过武力镇压来压服民众，结果事与愿违，各地暴动依然不断。其实，在司马迁看来，适时采取有利于民众的变革，而不是一味镇压，恐怕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司马迁与汉初黄老思想的关系
本文作者高祯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博览群书、摭拾古今典籍的史学家，更是一位对先秦诸家思想兼容并包的思想家。他受到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对道家黄老之治极为赞赏，又因其所受儒家教育与时代环境的影响，不仅对孔子极其尊崇，更以《史记》继孔子《春秋》作为一生的理想目标。此外，司马迁虽然对法家与酷吏的苛薄少恩极为憎恶，却又能接受“法后王”的思想。本文将针对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吸取与批评，讨论司马迁与汉初黄老思想的关系。
一、黄老思想与黄老之治
黄老思想主要以融合道、法两家思想为主，兼论道、法、刑名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中、末期时代，百家有所谓“百家言黄帝”的风潮《史记·五帝本纪》。，学说著作多托言黄帝以自重参见《汉书·艺文志》所载，托言黄帝之著作，包括道家、阴家、小说家等等，凡二十五种。，因以黄帝、老子连名而称“黄老”，其思想体系虽以道家老子思想为主，但实已非先秦老子思想之本貌。
黄老学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为主要治术，亦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时变是守”为其根本之道《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此源自先秦老子政治思想中的“无为”。但黄老思想中亦占有极高比例的法家学说，其中尤以刑名相因、循名责实之术皆为黄老学者所吸收。由于“无为”与“刑名”的相结合，使得从先秦道家延伸而出的黄老思想，质变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法家色彩。
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黄老帛书，将代表黄帝之学的四篇古佚书与《老子》合编在一起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分甲、乙卷，其中乙卷前有代表黄帝之学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学者认为此四篇即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四经》。，证明汉代确实盛行着黄老学说，“黄老”一词亦非司马迁《史记》所自创。司马迁在述及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渊源时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黄子”应该即是曾与儒者辕固生论汤、武革命之事的黄生，由其辩论的观点可知，其学术乃属于道家思想参《史记·儒林列传》。，正如《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司马谈所习之道论正是汉初的显学——黄老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则认为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实为君人南面之术，这里的论点与司马谈是相通的。二者所评述的道家皆非先秦道家老子，而是黄老帛书中所论述的黄老思想参林聪舜，《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页50.，因此汉代所谓的道家，实际上指的是汉初盛行并已结合道、法两家思想的黄老思想。
从司马谈及班固对黄老思想的论述，可知黄老学说相当强调“道”和“法”在君臣与个人，治国与修身之间的进退协调之理，《黄老帛书·经法·道法》云：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虚无形，其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李秉融、胡信田注释，《黄帝经通释》(台北，天工书局，1998年)，页35.。
可知“道”乃是“法”之所从生，“法”则使人不敢违僭。而“道生法”一句，则可说是指出了黄老思想以道家之“道”结合法家之“法”所形成的主要思想结构。
秦统一天下，以法家重赋苛役、严刑峻法治国，短短数年即因民生雕敝，海内怨愤，而导致迅速败亡。汉兴，经过多年的战乱离难，社会经济残破，为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乃惩秦弊，于是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前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皆以减除烦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治国方针，终使百姓离秦之苦，获得“黄老之治”及“文景之治”的政绩。
因此黄老治术确实有使社会快速从雕敝残破中重新建设起来的优点，尤其是经济方面，因为“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而百姓则“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以自由放任不干涉的“无为”方式处理经济问题，是汉初得以从贫困残破迅速恢复富裕荣景，又使国库在短时间内充实有余的重要原因。
除去经济措施与政治上的与民休息，汉代在典章制度与律法的部份，则多因袭秦制。不论是汉高祖在入关之后与百姓约法三章，以及后来萧何为平息兵革、控御奸佞而“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所作的律章《汉书·刑法志》。，实际上都是承袭自秦代的刑法，同时也是秦代施行法家思想的延续。究其承袭秦法之因，从道家思想来看，如果“无为而治”不能在具有一定法制的社会环境下施行，则“无为而治”仅仅只能是道家思想中的理想与空谈，并无实际可行的依据，有了明君与法制才能提供“无为而治”的基础条件。此外，从秦法方面来看，秦代所建立的“尊君抑臣”体制，则确实有利于汉廷在战乱之后对臣民的统治。
虽然汉初整体上的律法皆以袭秦之法为主，朝廷亦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幸而因吕后能够刑罚罕用，文帝能够废除极刑，并采取多方宽松的政策，因此，在汉武帝执政之前的时代，汉初是个“罪人是希”的安定时期，并无秦时的严刑苛政之弊。
因此，不论惩秦之弊或是袭秦之法，从汉初在政治、经济与律法等各方面的运作状况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黄老思想“道生法”的观点，亦即“无为”与“刑名”合一的实际成果。黄老思想之所以能在汉初政坛具有独占势力，成就中国历史上唯一“无为而治”的时代，除了基于时代、政治转变上的实际需要外，亦得力于汉初诸多深得其旨的君臣。例如《史记》所载之汉初黄老人物有：陆贾、盖公、曹参、张良、陈平，汲黯、郑当时、王生、黄生、司马谈、田叔等人，此外文、景二帝与窦太后更是皇室中大力拥护黄老思想的重要人物。
二、司马迁对黄老之治的肯定
司马迁对于上文所述之汉初黄老之治，在《史记》中不仅充满了向往之情与赞赏之语，同时亦在多篇传文与“太史公曰”中，肯定“黄老”与“无为”的历史作用。探究其肯定之因，应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先秦诸家思想的学习有关。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对于阴阳、儒、墨、法、名等各家皆有所批评，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这可以说明司马谈的学术渊源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环境皆是以黄老思想为主体。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认识，无疑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但由于其学习儒家教育的历程与父亲的学术渊源不同，身处的环境又已转变为独尊儒术的时代，因此司马迁的思想内涵并不完全与司马谈相同。尤其司马迁对各家思想采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有吸取学习的，亦有批评贬斥的。但为何独对汉初黄老之治多所称赞？
司马迁身处于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反对独尊儒术的政策，对于孔子本人亦有绝对的景仰钦慕之情，从其对《孔子世家》的编写以及在《史记》各篇随处皆能引用孔子言论的情况即可证之。但司马迁在叙及汉代儒者时则多有嘲讽之笔，常以腐儒、竖儒、鄙儒、愚儒等词语称之参《刘敬叔孙通列传》、《儒林列传》等。，虽然皆是透过传文中其它人物之口所说，但毕竟撰文出于司马迁之手，可以反映司马迁心中对汉儒的贬意。尤其如叔孙通、公孙弘之类近于谄谀之儒，司马迁更是不忘对其言行详加论述。但高祖、武帝仍重用此类儒者辅政，借其能以起朝仪、制礼乐，司马迁对当时的政风是有所批判的。
此外，由于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仅劳民扰民且与民争利，又因穷兵黩武、外伐四夷，而造成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加上武帝擢用酷吏施以严法，使整个汉武时期等同于回到秦代的繁刑苛法，实与汉初黄老思想所统治的质朴社会形成极大的对比。过去的繁荣富足以及多年累积下来的国力，在短短数年之间即已挥霍殆尽，原本休养生息的安定，变成了为扩张疆域的战争。正如《平准书》所形容的：“外壤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自然、无为的顺民措施，而明君则是能以仁德化民。“文景之治”的功绩与汉武帝时期多欲政治的差异，使司马迁对过去产生怀旧之思，也更加深他对黄老思想价值的肯定。正如在《曹相国世家》中，司马迁详细的载录曹参以黄老思想治国的经过：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盖公不仅是当时著名的黄老学者《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同时更是影响汉初政治的重要人物。后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将黄老思想的治国政策带入朝廷，完整的实现了黄老之治的理想。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曹相国世家》。，这种用人的方式，正是黄老务去巧佞辞辩的评断标准。因此曹参在汉初得到百姓的赞许，亦同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百姓歌云：“萧何为法，句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民间的传唱赞扬，肯定了汉初政治施以黄老清静无为的优点。因此《曹相国世家》太史公曰：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在秦的苛政与多年战乱之后，黄老无为的治国方式能够使百姓休养生息，是以司马迁以其详实的描述，生动的表现出他对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理念的赞叹。
吕后虽为一苛薄凶狠之人，司马迁在许多相关的篇章中皆有所披露，但对于吕后掌权时期所采取的无为政策，则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文景之治”更是黄老思想实践的丰硕成果，汉文帝是难得的有德之君，他倡导省约节俭，鼓励农事生产，废除肉刑，收恤孤寡，是一位以德化民，使整个汉初得以逐渐殷富的仁君。《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引孔子言称赞文帝云：“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而文帝时期虽已经足以称为盛世，但他却不愿劳师动众的去成就封禅，这同时也是文帝明白黄老“谦让”智慧的展现，所以司马迁称赞他“岂不仁哉”！而景帝的成就则在于继承并安定汉初大业，因此《孝景本纪》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平准书》也记录了当时的荣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虽然司马迁极为肯定汉初黄老之治的功绩，但他亦同时很清楚的观察到，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契机。《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黄老之治的成就，正是因为巧遇时代与政治的大转变，因为周秦之间的“文敝”，才能有展现黄老“救敝”之功的机会。
因此，司马迁对于“无为之治”与“文景之治”的称许，一方面表现的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另一方面则是他对汉武帝时期政治措施的批判以及对改革的期待。他期望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亦能发展出如文景之治时期，兼顾社会富足，又能对百姓有益的良好政策，找到属于汉武时期的时代契机。
三、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吸取
1谦让不争的处世之道
司马迁对于黄老思想中《老子》谦让、不争、柔弱的思想，几乎是完全信服，他时引黄老思想论断人物史事，尤其是对于人物的处世进退之道。无论是在战国诸侯争霸的年代，或是秦汉之间群雄并起的转变时期，想要在诡谲多变的武力战争与政治中斗争安然生存，一定要有掌握进退时机的智慧与正确的处世之道。司马迁在历史的洪流中，看尽多少因为自矜伐功而不知谦让，或因贪图荣华富贵、名位权势而不知急流勇退，最后死于政争的才能之士。所以老子云：“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二十四章。。
如司马迁论项羽“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项羽本纪》。，叹韩信如果能“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对于汉朝的功绩则有如周公、召公、太公的地位《淮阴侯列传》。。评周勃、周亚夫时，亦认为父子两人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之悲《绛侯周勃世家》。。论袁盎、晁错的不得善终亦引“毋为权首，反受其咎”以为结《吴王濞列传》。。司马迁所论述项羽等人的生平事迹，皆是高傲自矜，不知韬光养晦，而终遭速祸杀灭的典型人物。司马迁对于这些有才能却不知虚怀谦逊的人物，皆以不学《老子》谦让不争的智慧为处世之道以论断之。
至于范蠡、张良、曹参、陈平，则是《史记》中最能运用黄老思想以保全身、功成身退的智慧实例。范蠡效忠越王勾践，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灭吴，但范蠡深谙退隐之道，不与勾践一同分享胜利，便超然的泛舟五湖而去。张良则是刘邦于楚汉相争时期最重要的谋士，刘邦称张良是“人杰”，自己运筹帷幄的能力亦不及张良。但张良在建汉之后，仅选择留作为自己的封地，并且离开政坛，求仙学道，运用退隐、淡泊、无为的进退智慧，成全自己完美的人生。而陈平本好黄、老之术，在高祖、吕后与诛诸吕等不同时期之间，皆以狡智诈谋躲过多次危机，然而无论是他为刘邦六出奇计，还是为避谗伪装听命于吕后，或是其后尽全力诛杀诸吕以立代王为文帝，皆可说是属于阴谋之道，所以司马迁评陈平“非知谋孰能当此者”。
此外，《南越列传》中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又司马迁在其《悲士不遇赋》中亦有类此之警语：“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这些都是司马迁从黄老思想中学习到“福祸相倚”的处世态度与人生智慧。
2与时而变的思想
《史记·六国年表》认为：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法后王”的思想出自《荀子·非相篇》，韩非也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因此韩非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这与《论六家要指》中所云“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相通的。司马迁从黄老思想中对“因循”的吸取，发展出他“因势利导”的观念，主张“因”时而与时变迁、与俗变化，不迂腐的守旧不合时宜的制度，否则将物极必反。所以《平准书》太史公曰：“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国家的典章制度也需因社会的进化而作适时的更新，以通权达变之方治民。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明《礼书》的设置时表示：“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太史公自序》又云：“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这些都是司马迁对人事应因时代变迁而有所损益的主张，这种“法后王”的思想，重视与时而变、与俗而化的观点，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中法家思想的学习。同时这也是他观察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以及“通古今之变”的智慧。
3自然顺民的经济主张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几乎是以黄老思想为主体而加以论述的，他借由汉初黄老之治的政绩，发展出他独特的经济理论。《货殖列传》序云：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人类的本性中即有一种追求利益的本性，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君主就应该开放百姓去谋求自己的利益，自由的追求财富，不要有太多的干涉，同时让商人自由的买卖，使农渔工商各业并重，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让社会自发性的调节经济本质，以发展多种经营而致富。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正是汉初实行黄老之治“因之”政策的延伸，所以《货殖列传》序云：“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最下“与之争”者，所指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平准制。《平准书》清楚的记录了秦亡汉兴以至汉武时期的经济变革与盛衰转折。“与之争”的干预，形成武帝时期的经济衰退，“因之”的自然放任，则成就了汉初七十年的富裕。因此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正是吸取了汉初黄老之治的成功经验以为蓝图。
四、结语
由上述几点可以说明，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学习是多方面的，而黄老思想对司马迁的处世、经济、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皆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司马迁对于黄老思想中属于先秦道家和法家的部份思想，并非全面的接受，其中因《老子》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主张，不符于社会进化原则的部分，他提出非常实际的质疑。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老子》第八十章的内容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认为小国寡民的社会形式，只是让百姓变成盲瞎聋哑而已，社会的进化是随着民情需要而渐次演进的，去除百姓的欲望，只是把历史强拉回远古的社会，并不符合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原则。
另外，司马迁崇尚德治，他认为儒家六经的王道德治仍是最重要的学说，虽然他并不排斥法治，但认为刑法只是政治的工具，只有德治才是政治的根本。正如《酷吏列传》序曰：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因此司马迁极力反对酷刑酷吏。
司马迁不因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以及对孔子钦慕的背景，而仅对儒家思想和经典有所学习，亦不因父亲司马谈而只对道家思想作全面的吸取。从他对汉初黄老之治与黄老思想的肯定与批评来看，司马迁其实是发挥了他“整齐百家杂语”的协调能力，更展现了他“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智慧。
司马迁的“货殖”思想
*本文作者周良平，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近年来学术界对《史记·货殖列传》研究颇多，研究者多从商业、市场或经济角度来展开研究，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不可否认，在《史记》的《货殖列传》、《平准书》以及其它一些人物传记中确实记载了许多商人和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是否能把司马迁所说的“货殖”等同于商业活动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呢？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在有的地方是牵强附会的，司马迁的“货殖”思想不能等同于当今社会的商业思想或经济思想。
一、“货殖”，积财也
《史记》中的“货殖”不等同于商业活动，也不等同于商人，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释：“货，财也。”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广雅·释诂一》释：“殖，积也。”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湖北、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货殖”，积财也，就是积聚财货的意思。《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积财）活动的人物的类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了自己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息”的本义是生长、繁殖，引申为增长之意。《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史礼心、李军注山海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其中的“息壤”就是一种能不断生长的土壤。“息财富”就是增长财富的意思，而积财也是积累增长财富的意思，如果将《太史公自序》和《货殖列传》进行对照，很明显地看出“息财富”和“货殖”在意思上的相通性，“息财富”就是积财，也就是“货殖”。司马迁说自己写《货殖列传》的目的是因为这些平民能抓住时机来增长财富，可以作为后世智者的借鉴。
我们也可以从入选《货殖列传》的人物来探求一下司马迁的“货殖”思想。在司马迁看来，“货殖”（积财）不一定要靠从事商业活动，从事农、工、虞等其它行业的人也可以积聚财货。在《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一批通过各种活动来达到积财目的的人物，这其中既有专门从事往来贩卖活动的商人，也有从事农、虞、工等行当的人，还有一些从农、虞、工起家，后来兼作商业的人，有靠畜牧业来积财的，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当］，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有靠采盐业来积财的，如：“猗顿用盬盐起。”有靠冶铁业来积财的，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有靠农业来积财的，如：“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州。”还有靠小手艺、医术等来积财的，如：“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靠商业积财的人就更多了，如子贡、范蠡、白圭、无盐氏等。
总之，在司马迁看来，可以积财的途径很多，不一定非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当然，靠从商也可以积财，而且是一种更迅速的积财方式，所以他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但是农、虞、工也是可以积财的，尽管积财不如商人积得迅速和丰厚。因此，司马迁笔下的“货殖”不等同于商业活动，《货殖列传》也不是专门为商人所作的类传，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到了一批商人，但其写作宗旨却是在谈“货殖”（积财）有何重要意义，个人和国家怎样进行“货殖”（积财）。
二、“货殖”有何重要意义
司马迁说自己作《货殖列传》是因为那些从事“货殖”活动的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在这里，司马迁直接指出了“货殖”（积财）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不害于政”——对国家政治有好处
司马迁认为：进行“货殖”活动可以为国家积聚大量钱财物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对于国家政治大有好处。如：“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管仲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使得齐国富强呢？在《管晏列传》中有更具体的描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在从政期间采用了“通货积财”的政治策略，从事商业活动获取赢利，使得齐国富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正因为齐国积聚了大量钱物，所以才达到政治稳定、国家强大的目的。在他死后，齐国继续遵循他的政治策略，长久地保持了国家的强大。
其二，“不妨百姓”——对百姓有好处
首先，在司马迁看来，进行“货殖”活动不仅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可以使百姓富足，是顺应民心的大好事。司马迁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不用学习就自然而然地想去做的事情。壮士上阵杀敌、少年抢劫盗墓、少女不择老少地讨好别人都是为了求富，“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求富积财。既然求富积财是出于百姓的本性，那么统治百姓最好的方式就是顺应他们的本性而不是强制地改变他们的本性，更不能与民争利，因此，司马迁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顺着百姓的本性来治理他们，其次是用利益来引导百姓，其次是教诲百姓，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百姓，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让百姓求富积财也是促进国家稳定和富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就记载了一个反对与民争利的商人卜式，“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卜式靠畜牧业起家，积聚钱财后又买田宅。他为人忠厚朴实，热爱国家，汉伐匈奴时曾自愿捐出一半家产帮助朝廷守边作战，虽然因为丞相公孙弘的反对，天子没有接受他的捐赠，但后来他又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帮助官府迁徙百姓。汉代施行盐铁官营，卜式看到许多郡国反映盐铁官营的坏处，如铁器质量差、价钱贵，还有的强迫百姓买卖。而船有算赋，以船运货的商人少，商品昂贵，于是卜式上书向天子反映意见，天子听不进去，反而对卜式很不高兴。后来国家发生旱灾，天子派官员求雨。卜式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当时，桑弘羊是治粟都尉，掌管天下盐铁。卜式认为皇帝应该以租税为衣食，而桑弘羊却让官吏们坐在集市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式，而且与民争利，让百姓生活在贫穷中，必将导致国家的灾难，在古人看来，国家遭受旱灾也是国政混乱的一种征兆，所以卜式向皇帝建议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就会下雨。司马迁借卜式之口反对盐铁官营，提倡让百姓获利积财，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这其实也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如果一个国家制定政策时不关注百姓利益、顺应民心，那一定会后患无穷的。
其次，让百姓积财致富可以使百姓守礼节、讲仁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此处的“礼节”是封建社会给百姓制定的思想行为规范，让百姓遵循礼节，远离违法犯罪，司马迁明确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人在无衣无食的贫穷状况下只能想着如何生存，即使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又怎么能去讲礼节呢？因为家庭富足，就不必靠违法犯罪去获取钱财，因此，家有千金的人就不会因犯法受刑而死于闹市。司马迁的这种观点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物质决定精神，没有生存的基本物质是不可能空谈精神上的守礼节的。
司马迁认为，让百姓积财致富不仅是顺应民心的好事情，还能让百姓懂得礼节仁义、远离犯罪，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其三，“智者有采焉”——可以为后世智者提供借鉴
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积财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恒定不变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积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丧失财货。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祖辈创下万贯家业，可是传到孙子辈就往往被败光了。能积聚钱财的人必须是智者，而前代成功积财者的事迹可以为后世智者提供借鉴。其实，这些事迹不仅可以为那些想积财的平民提供借鉴，也可以为那些想实现富国强兵、政治稳定、百姓安乐理想的国君提供借鉴，这也正是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吧。
三、司马迁“货殖”思想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尽管司马迁认为“货殖”很重要，积财致富不论对于百姓还是对于国家都是必须的，但并不是所有积财致富的方式都是他所赞同的，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载的“货殖”人物都是可以“令后世得以观择”的杰出人士，他赞美这些人物的才智和富有，称他们是民间的“素封”，是与“王者同乐”的人物，但是在《史记》的其它篇章中，司马迁也对另一些人的积财方式提出了批评，这表明司马迁对于“货殖”的方式是有着鲜明的态度和倾向的，在司马迁的“货殖”思想中有几个核心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1崇货殖、轻空谈、反“奸富”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汉书［M］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难道司马迁在记载那些货殖人物时真的只推崇有权有势之人，而蔑视贫贱之人吗？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确实有一段话提到了以贫贱为耻：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司马迁所说处贫贱而羞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身处贫贱的人既没有奇士的高洁品性，又喜欢空谈仁义之道，这种人是让司马迁蔑视的。司马迁并没有蔑视那些身处贫困但志行高洁的人，他只是蔑视那些没有品行却空谈仁义、让父母妻子儿女跟着自己受苦却不思进取、改变困境的人；第二，司马迁并不是赞同为了积财致富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他明确指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这是最好的；“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致富，这是其次的；“奸富”是指靠使奸巧、违法而致富，这是最下等的。司马迁明确表白了自己对“奸富”的态度，这是最下等的，也是他反对的致富方式，即使富可敌国、权倾朝野也是不值得称赞的。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有势力有钱财的奸商。
《史记·货殖列传》没有收入吕不韦，他的事迹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是战国时期著名商人，后来官至秦国宰相，秦王称之为“仲父”，如此著名的商人，司马迁却没有在《货殖列传》中提到，难道是为了避免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重复吗？实际上，在《货殖列传》中有很多人物都已在前面的传记中出现过，如：管子的事迹又见于《管晏列传》，范蠡的事迹又见于《越王勾践世家》，子贡的事迹又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由此可见，司马迁是有意避免把吕不韦放到“货殖”积富的人物类传中去，为何如此呢？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吕不韦属于“奸富”一类。《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是“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他到邯郸做生意时，见到了充当人质的秦王之孙子楚，立刻说：“此奇货可居。”他认为这是一个能让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他为子楚出谋划策，帮助子楚成为秦国太子，甚至当子楚看上了自己已经怀孕的小妾时，他也忍痛割爱，献给子楚，这个小妾“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后来子楚继位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太子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始皇年幼时，太后常常私通吕不韦，等到秦始皇长大后，吕不韦害怕了，找来嫪毐代替自己，后来嫪毐阴谋造反被抄家灭族，吕不韦也受到牵连，先是被免官后来又服毒自杀。在《吕不韦列传》最后太史公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论语·颜渊》载孔子云：“夫闻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孔子所谓“闻”是骗取名望，表面上爱好仁德而言行表里不一，司马迁用孔子所谓“闻”来评价吕不韦，足见他对吕不韦的态度是轻视的。
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列举“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之后评价这些富商：“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司马迁指出这些人都没有爵位、封地、俸禄，没有靠以权谋私、作奸犯科来发财致富，而是靠推测事理、随机应变来获利，这样的商人在司马迁看来是有德有能、正当致富的商人，因此他予以赞美，而吕不韦之类“犯奸而富”的人是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所以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2“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很多靠冶铁、渔盐、放贷等末业积财致富的人，如：蜀卓氏之先、程郑、宛孔氏之先、曹邴氏、刁间、无盐氏等，司马迁认为：这类人之所以值得记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违法犯奸、是靠抓住时机来获利致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5］(P939)以经营工、商等末业致富，最终采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来守财。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并没有完全抛弃封建社会传统的本末思想，在他看来，“以末致财”是积财的手段，而“用本守之”则是保持财富长久的有效方式。
3以“智”、“勇”、“仁”、“强”、“诚壹”积财致富
既然“富者，人之情性”，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积财致富的理想呢？这说明成功地从事“货殖”活动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到战国时著名商人白圭，他善于观测时节的变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说自己治产业就像政治家谋划国家大事、军事家用兵打仗一样，需要靠智慧来随机应变、靠勇气来做决断、靠仁德来决定取舍、靠强健的个性来坚守原则。智、勇、仁、强是积财致富所必备的个人素质。
司马迁对具备这些素质的“货殖”人物倍加赞美，如辅佐越王勾践的谋士计然通晓年岁的变化规律并能据此来了解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并备办物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干旱时节备船以备洪涝，在洪水泛滥时备车以备旱灾。他指出各种货物的价格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告诉人们物价贵到极点时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时又必然要逐渐上升为贵。因此，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如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如珠玉。计然所说的这些货物流通规律中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也可以引为借鉴。正因为有计然的智慧，越国才逐渐富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范蠡学习计然的策略并用之于家，结果家资巨万。
司马迁写到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范蠡能够三次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黄金分给那些贫困疏远的人，正是出于孔子所说的仁爱之心。
再如关中子钱家无盐氏，在吴楚叛乱时，朝廷出军平叛，急需用钱，就向商人借贷，其它的高利贷商人认为战事胜负未定，不肯借钱给朝廷，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两黄金借给朝廷，利息是本钱的十倍，吴楚之乱被平定后，无盐氏富甲关中。无盐氏的放贷策略不仅出于商人谋利的需要，更需要政治远见和当机立断的勇气，这也体现了一个成功地从事“货殖”活动的人所必备的智慧与勇气。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提到了“诚壹”的品行对于积财致富的重要作用：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在司马迁看来，虽然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积财致富的正道，但也有人靠出奇制胜来致富，无论是务农，还是从事赌博、盗墓、小本买卖、当兽医等，只要心志专一都可以积财致富。“诚壹”的人把一件事情坚持做到底，最终积累了财货，而不“诚壹”的人虽然作了很多件事情但每件事情都浅尝辄止，还没等到出成果就半途而废。
司马迁认为拥有智、勇、仁、强、诚壹等优良品德是积财致富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指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为官清廉就能长久保住官位，官俸积累久了就会更加富有；不贪婪、讲信誉的廉洁商人，反而能多赚钱并长久富有。试想做官的如果贪污受贿，虽然当时拥有了很多财物，但是一旦落入法网就一无所有而且性命堪忧。商人如果贪图眼前之利，投机使诈，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最终没有顾客登门，那又怎么能长久赚钱呢？不仅如此，好的品行还可以帮助商人获得更多利润，“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高价惜售，货物滞销，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而廉商低价抛售，薄利多销，反而获利可达十分之五。从事“货殖”的人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积财致富，但却不能让财货腐蚀自己的德行，也唯有保持住自己的优秀品德，才能赢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长久的财富。这恐怕也是太史公期望后世智者能引以为鉴的吧！
总之，司马迁通过《史记》所传达的“货殖”思想绝对不可以简单地概括一批商人的发家事迹和发财经验，也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家在总结商品买卖和货物流通中的规律，作为一个史官，他写作史书的主要目的还是出于为统治者作借鉴，为后世智者作借鉴，为前世和当世有德有能者作传的目的，因此，他更多地是站在富国强兵、稳定社会、顺应民心等方面来谈积财致富的重要性和怎样才能积财致富，当然，在谈积财致富的过程中也记载了一些商人和商业活动，但是司马迁“货殖”思想的中心仍是积财致富而不是商业活动。
司马迁对萧何的褒扬与贬抑
*本文作者李伟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一、引言
司马迁论述萧何，既有褒扬，也有贬抑。二者反差极大，显示司马迁作为良史，一方面不能不忠实的指陈客观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则又难于遏抑主观的好恶之情。二者并陈，留给后人广阔的探索和玩味的空间。
二、司马迁对萧何的褒扬
《自序》说明萧何在楚、汉相争期间，镇抚后方，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的功劳：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
此说与《萧相国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