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动西水东调工程
陈永贵主政昔阳期间，干了不少实事。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昔阳县先后修建了1000多公里的大坝，新造土地6万多亩，极大地改善了昔阳农业生产条件。但昔阳十年九旱，严重缺水。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县委在20世纪50年代曾带领群众兴修了几个水库，缓解了一部分地区的供水问题。陈永贵主政昔阳后，一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琢磨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到1975年，他启动了旨在解决长期困扰昔阳发展的西水东调工程。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的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5个公社，调入海河水系的松溪河。
早在20世纪60年代，昔阳县就有人打过西水东调的主意，终因工程大、耗资多而望而却步。北方农业会议后，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学大寨热潮，已经在修田造地上做足了文章的陈永贵，把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新办法放在了抓水上。他带领水利技术人员，顶风雨，冒寒暑，下丁峪，上沾岑，最后认定解决昔阳县干旱问题的出路是将流经昔阳县西部的潇河水调入昔阳县的东部。这一主张在县常委会上因意见不一而搁浅。1973年昔阳县大旱，解决水的问题又一次突出地摆在陈永贵面前。1974年，昔阳县派人到河南林县、辉县参观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回县汇报后，陈永贵当即指示：昔阳县的水利必须走在全国前列。紧接着传来1975年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消息，这更使陈永贵坚定了治水的决心，他想：全国人民都在学昔阳县，难道昔阳县连水都解决不了？林县能搞出红旗渠，昔阳县难道就干不成西水东调吗？于是，陈永贵在县常委会上以发展10万亩水浇地为目标，拍板启动西水东调工程筹建工作。是年即抽调30名机关干部和230名农民组成专业队进驻工地，为工程开工进行前期准备。
1975年5月初，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秀宝向省计委汇报：要干西水东调工程。副省长兼计委主任贾冲之答复：一面派水利技术人员赴昔阳做勘探设计等前期工作，一面向省委汇报。
经山西省有关部门论证，由省组织技术力量开始勘探和设计，西水东调工程初步方案基本敲定：拟在沾岑山的西部建一个庄窝水库，修一条180公里的干渠，凿一条37华里的隧道。
5月23日，中共山西省委开会讨论西水东调工程。省委书记王谦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庭栋、刘开基、贾冲之等省级领导，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晋中地委副书记李韩锁、昔阳县革委的高秀宝。会上，昔阳县委、省计委、省水利局的负责人作了汇报。昔阳县委主张立即上马西水东调工程，省水利局则提出将松塔河上游的水调走势必影响松塔水库的修建，主张应对潇河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进行统一规划。但省委考虑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的大形势，一致支持昔阳县委的意见，批准了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接着，省里成立了以省计委主任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拨款3000万元，并调集大批人员和各种物资支援“西水东调”工程。
西水东调是昔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按照设想，这项工程，要在源头修建一座容量近6000万立方米的龙门口（枢纽）水库，80多里长的干渠，中间再修建一座关山（旁引）水库。从枢纽库到干渠隔着一座大山叫沾岭山，要开凿一个30多里的引水隧洞，全程用石料水泥浆砌。干渠全部要盘山开挖，穿山越沟，还有大量隧洞、渡槽、倒虹工程。据说，工程完成后，可解决昔阳县城生活和工业上的缺水问题，还能发展74200亩水地，改善15800亩地的灌溉条件，共计9万亩耕地受益。
1976年3月，昔阳县委组织1500余人的工程队开赴沾岭山，在阳泉矿务局3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主体工程沾岭隧道开工。为了加快工程进程，沾岭山隧道除在两头同时打，还在山上向下打了四个井，人们下到井底同时向东西两头打。全县民兵齐上阵，县委领导现场办公，解放军工程兵来支援，山西省水利建设工程局也来参加，昔阳县的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也上工地劳动，每天平均上5000人。昔阳县的民兵为建设昔阳的献身精神可歌可泣，先后有190余人在修建隧道中牺牲。
1976年冬，关山水库定点现场办公会议在安坪公社杏庄大队召开。陈永贵专门从北京回到昔阳县参加会议。会上，陈永贵以商量的口气说：“我这次回来是和你们商量，在座的除了领导以外，都是专家、工程师。有中央地质设计院的、煤炭设计院的、水利设计院的，共80多人。你们各提一条意见还80条哩！我也提一条意见吧。依我看，原来选下的坝址不安全，是不是干脆把杏庄这个村往前移一下，坝址再往前走一走？”陈永贵的意见得到了工程负责人的赞成和其他专家的支持，关山水库定点方案形成。
1977年夏，西水东调工程得到了李先念、余秋里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一行视察西水东调工程，表扬了昔阳县的大干精神。24日，县委调集县直行政事业单位3577人，开挖配套工程北干渠。11月，经省水利局和水电部规划管理局的研究审定，关山水库大坝正式动工。
二、提出“五点建议”
没有剥削、没有差别、分配平等、无私奉公一是陈永贵追求的理想社会。为了在大寨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陈永贵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抵制市场买卖、取消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禁止家庭副业、实行大队核算、限制个人消费，强调集体积累、实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办法，突出政治挂帅、建成无院墙分界的统一新农舍、用共产主义思想净化村民心灵、一次次开会狠批资修私……掌权昔阳后，又将这种“一大二公”的理想逐渐实施于全县。1975年8月，陈永贵又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陈永贵提出对农村工作的建议，缘起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毛泽东的理想中，“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实行平均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大跃进”后，毛泽东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仍然没有放弃，他坚持认为，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文革”初期，毛泽东满怀憧憬地重新提出了类似“大跃进”时期理想社会的“五七指示”蓝图，后期又掀起了以平均为主要特点的“学理论”运动。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对中国的现状做出了一种新的判断。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话时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反映出他晚年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客观现象不能正确理解，对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怀着深重忧虑。当然，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的误解，即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似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平等”、“不平均”。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到全国，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当时，毛泽东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设想和尝试都给予特别关注。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国家是按同一价格收购粮谷的，农村社队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产粮的多少。因此，自然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社队，产粮少，收入低。他说，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实行按自然条件好差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情况，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这种违反价值规律又脱离实际的认识和建议，却由于提出了“均贫富”的问题，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于5月25日在这封信上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这个批示一发出，国务院当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26名干部，组成3个调查组，到山西、河北各选3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调查组于1975年8月间陆续写出调查报告，对能否根据自然条件好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采取不同的粮食收购价格问题作出了否定回答。
这期间，陈永贵虽因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三三制”，正在河南、河北和山西考察，并在大寨住了一个多月，但对于全国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他一直在认真思考，仔细琢磨。
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的报告。他在导语中写道：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接着，陈永贵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他写到：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够，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问题。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其弱点：一是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影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极性，不应该忘记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
三、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
四、关于盖社员住宅问题。集体盖比单户盖好。这是防止扩大社员之间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五、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这样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9月3日，毛泽东将这份建议转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并加了批语：“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党中央于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纪登奎、吴德主持，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17人参加。会议集中讨论了陈永贵关于短期内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建议。
座谈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与会者表示赞成陈永贵的意见，主张“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一部分与会者表示反对。针对这种急于过渡的“左”倾主张，广东省委负责人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我看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就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他指出：“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这个提法值得考虑。”“说是分期分批过渡，有的不甘心落后，怕说右倾，就会一哄而起，实际上没法分期分批。如果真的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搞这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就会等待、观望、动荡。有的就会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拖拉机也不买了，积累也不搞了，分光吃光。”他说：“我主张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点。”浙江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深入人心。如果风一吹下去，搞得不好，对群众有影响。”
会上的分歧被写入了会议呈报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关于所有制问题，《讨论意见》仍然提出：“从现在起，可以考虑大体上在今后五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基本上过渡到大队核算，以便和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至于完成过渡的实施方案，《讨论意见》不得不把分歧的意见都列出来：一种是从现在起就分期分批完成；另一种是“用三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集中做好准备，使条件更加成熟，并认真总结已有大队核算单位的经验，然后在一两年内分期分批完成。”后一种意见，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形势下所能采取的对“左”倾错误进行迂回抵制的一种拖延办法。毛泽东考虑了不同的意见，没有就这件事再作批示，陈永贵的建议暂时被搁置。
三、躬行普及大寨县
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方面是当时轰轰烈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火热气氛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接即将在昔阳县召开的旨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早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县就被确定为全国首家大寨县。会后，全国各地以昔阳为榜样，掀起“学大寨，赶昔阳”的高潮。由于北方会议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各地不仅把大寨作为生产典型来学习，更将学不学大寨看成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这样，学大寨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左”的倾向。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着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在农业生产上，强调落实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执行《农业六十条》。然而，这种努力很快被1974年初“四人帮”掀起的波及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淹没。是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大寨党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批判极左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说大寨“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思想”。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颂扬“大寨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刻的变革——大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的文章，指出：由于大寨善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识别能力高，斗争精神强，经常有个新套套”。
由于舆论传媒不断开足马力进行宣传，陈永贵又北上南下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全国都在向大寨学习，向昔阳看齐，大寨经验、昔阳经验已经播撒到祖国的各个角落，为此，中央决定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会议，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以推动他宏伟战略构想的实现。因此，他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会前特别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报告。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简称“全农会”）在昔阳县开幕。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出席了会议。昔阳是个小县城，没有可容纳如此众多代表的大会堂，会址只好选择在刚刚建成还没有安装设备的昔阳拖拉机厂的一个大车间。那天，拖拉机新厂房临时搭建的大会主席台上，并排就坐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党政要人。代表们则每人坐一小凳子，条件是艰苦一点，但与大寨精神是吻合的。
按照中央的决定，这次会议要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式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尽快普及大寨县和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问题。同时，交流农业机械化经验和讨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他首先点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农业战线的一件大事，对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职工（包括林、牧、渔业职工）、农机职工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开好这次会议，全国人民都高兴，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接着，他分析了农业战线的形势：“农业生产连续十三年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发展。南方粮食‘跨双纲’，北方亩产超千斤的县相继出现。有些县两三年、三五年产量就翻一番。有的县一年大干，一年大变。现在，大寨式的社队已经遍布全国，还有了几百个学大寨的先进县。”随后，他又客观分析了农业战线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指出：“还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的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我们的粮食生产还在过关之中，每人平均只占有六百几十斤，并不宽裕。农副产品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少城市、工矿区的副食供应还比较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富裕，一部分穷社穷队和贫困山区生产生活都比较困难。”他还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但是省与省、县与县比，差距还很大。有一部分县，学大寨还没有真正上路，特别是有上百个县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的水平。应该很好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现在，离毛主席提出的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只有五年时间了，如何加快步伐，完成这个任务？这些都要求我们统一认识，真正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来办，全党动员，打一场硬仗。这次会议，对于一些重大的生产措施要研究，但是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到讨论路线、班子、政策方面来，放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上来。”陈永贵在讲话中提出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中央发表讲话的邓小平。当时，邓小平正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毛泽东支持下，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迅速得到有效控制。此次会议在邓小平看来，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是他整顿农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更是他阐述全面整顿思想的绝好机会。
一阵经久热烈的掌声后，邓小平开始了他的讲话。
他首先讲了全国的形势：“这25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农业、工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邓小平在全面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再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深刻阐述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够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关于学大寨问题，邓小平说：“据说现在全国有三百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的比较好。但是，这三百个县是不是能像大寨那样，二十五年如一日，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后退。这三百个县也要找差距，也许有相等的，也许有差一点的。全国二千二百个县，才三百个县。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昔阳县今年跨‘长江’，潜力还大得很。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昔阳县、大寨县。”他强调学大寨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他说：“一是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二是不要只从表面上学，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大寨能够这样，昔阳能够这样……要学路线，学方针，学政策，学方法。”
之后，他话头一转，着重向全党提出了进行各方面整顿的任务。他说：“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的整顿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很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讲话是在特定情况下作出的，不可能完全阐述他的真实想法，但他抓住了出席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机会，既重申了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又系统阐述他的“全面整顿”思想，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9月25日，会议转至北京进行。之前，代表们参观了大寨和昔阳县一些学大寨先进单位，郭凤莲在会上做了《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介绍，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做了题为《学大寨不断革命，抓根本坚持斗争》的发言。到北京后，代表们参加了国庆活动并交流了经验。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华国锋在报告中将大寨提升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称“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报告将大寨的基本经验具体为：“他们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深入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不断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使农业生产年年发展，农业技术年年进步。”
华国锋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并认为普及大寨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他说：“如果我们不尽最大的努力来普及大寨县，而满足于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在本世纪内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强调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党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个运动切实拿到自己手上，实行一元化领导，教育全党，同一切对这一运动不重视、不努力、消极怠工、甚至妨碍和干扰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作斗争，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齐心协力，为取得这一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省、地委在一年内把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好，省地县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社队的整顿，并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和搞好县委整风、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等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
华国锋的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后，在“全农会”闭幕的10月19日以中共中央（1975）21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和各基层组织。21日，《人民日报》就此次会议发表题为《普及大寨县》的社论。社论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我们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大寨的经验，像他们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寨的这个经验，是带根本性的。不学这一条，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敢批、不敢斗，要建成大寨县，是不可能的。”社论强调：“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和支持这一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农业真正放在第一位，切实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
不久，《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华云的评论文章——《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文章说：“大寨的方向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方向。普及大寨县，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文章指出：“发展农业，要办的事情很多，中心环节是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再过些年，全国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县都建设成为大寨县，那个时候，就会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毋庸讳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在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等“左”的口号，但对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会议提出五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只是根据毛泽东多年前的一个设想，而没有考虑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和农业机械工业的水平和产量，是不符合实际的。会议将大寨定位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更加偏离了中央最初首肯的“一个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也偏离了大寨的实际，把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大寨涂抹成了政治典型。对大寨这种不恰当的定位，大大缩减了这次会议以大寨为典型、以普及大寨县为内容掀起的农业建设新高潮的客观效果，也影响了根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对农业的整顿，实际上掣肘了全国农村农业生产的开展。
对陈永贵来说，这次会上，大寨和昔阳得到了极高的荣誉。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致开幕词和闭幕词，郭凤莲、梁便良、王金籽、赵怀瑞、李锁寿等18人代表大寨和昔阳出席了大会，其中，郭凤莲和王金籽还分别代表大寨和昔阳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响亮地提出了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大寨的荣耀，是第一个大寨县昔阳的荣耀，自然也是他自己的荣耀。
当然，荣誉的背后，陈永贵感到更多的是责任，是一种完成普及大寨县重任的使命。遵照会议精神，陈永贵把普及大寨县作为自己工作的阶段性目标，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大寨县，躬力推行普及大寨县。
在会议期间，陈永贵即就大寨的发展向郭凤莲提出了五个问题，要她回大寨后组织大家讨论。这五个问题是：大寨精神是发扬光大了还是倒退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坚定了还是有了障碍？我们的步子是迈大了还是小了？干得更狠了还是慢了？大寨道路是向前走呢还是倒退了、歪了？
郭凤莲从北京归来后，马上召开社员大会，她说：“全农会开过了，毛主席、党中央给予大寨更多的信任和荣誉。我们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典型，是陈永贵副总理蹲的点，全国都在大学大干了，我们应该怎么继续前进呢？”她给大家提出“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怎么办？”的问题，要求人人回答。社员大会之后，郭凤莲又组织村民开展了“怎样当好大寨人”的大讨论，讨论党支部进一步提出的四个问题：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党的基本路线是坚定不移贯彻了？还是有了干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发扬光大了？还是削弱了？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是更坚定了，还是有了动摇？继续革命的步子是大了，还是小了？秋收刚开始，大寨社员就在赵背峪沟开始了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程，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合作沟上游的搬山造平原工程又拉开了序幕。
吩咐完了大寨，陈永贵又琢磨昔阳的发展，全国普及大寨县，昔阳怎么办？善于动脑筋的陈永贵提出了昔阳发展的“新套套”：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昔阳县要更上一层楼，建设高标准大寨县，并指示县委要“抓骨干，整好风，人人争当大寨人。”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全农会期间，昔阳县委就于9月26日召开了有县、社、队各级干部和党、团员参加的五千人大会，组织大家学习、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动员干部群众为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发出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的动员令。会议一闭幕，昔阳县委又立即向全县提出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昔阳面临什么形势？处在什么地位？肩负什么任务？迎接什么战斗等一系列问题。1975年10月31日至11月14日，昔阳县又召开了“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骨干会议”，重点解决县社两级领导骨干的问题，引导大家认识新形势，明确新任务。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公社党委委员、县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40多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代表共460余人。陈永贵专程回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必须走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贡献。会议根据华国锋在全农会上提出的大寨县的六条标准，结合昔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昔阳建成高标准大寨县的八个具体要求和标准：建设一个“五带头”、“五不倒”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支大寨式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革命和建设大军；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做到一个坚持、两个不搞、三个不脱离、四个落实、五个批臭；实现农业“四化”；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社有经济大发展；在“先治坡，后治窝”的原则下，在三五年内，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基本上改变全县社员居住条件；建设起十支队伍，使无产阶级对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美术、体育、图书、卫生等阵地，实行全面占领。
为了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昔阳县委及时训练了两万名宣传骨干，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使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家喻户晓；把县、社两级党委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集中起来，进行整党整风，检查自己是不是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是否发挥了学大寨的骨干作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社、队层层制订五年和十年发展远景规划，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1976年1月4日至12日，昔阳县委又召开了有县级干部、公社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群众代表2173名参加的向高标准县进军大会。
一时间，“建设高标准大寨县”成为昔阳县委的工作重点，成为陈永贵的工作中心。
但是，当时，由于“四人帮”作祟，风云突变，经毛泽东批示，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根据邓小平“全农会”上讲话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明显见效的全面整顿工作，在短时间内骤然逆转。受此运动影响，陈永贵“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也暂时被冲淡和搁浅。
批邓风声一紧，邓小平参加第一次“全农会”并做重要讲话的事就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风向变了，有人嘀咕，第一次“全农会”的精神还站得住吗？邓小平的讲话是不能用了，华国锋的讲话还能执行吗？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陈永贵那里，使他忧心忡忡。好不容易开成了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了21号文件，派下一百六十多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这些能否继续坚持下去？
怕什么偏来什么。云南、河南等省传来消息，说要撤工作队，宁夏则要求收回21号文件。一时间传言四起。
当时，农林部向陈永贵建议开一个会，重申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下去的工作队是正确的。陈永贵立刻找华国锋商量。华国锋认为最好是中央下一个电话通知，或者下一个文件。于是，在4月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提出中央发一个电话通知，肯定“全农会”，肯定1975年中央的21号文件和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但遭到了张春桥等人的反对，通知没有能够发出。
1976年5月底，国务院批准农林部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推广石家庄地区三种三收的经验，小麦产区的各省派出县委副书记参加。李先念和纪登奎建议陈永贵去坐镇，方便就讲上几句。陈永贵很想借机肯定一下“全农会”，于是就去了。
会上，他安排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发言，与执行“四人帮”路线坚决、矢口不提普及大寨县的辽宁营口等地的代表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喜慎扯开嗓门讲道：“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干扰普及大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对贯彻全农会的精神，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最后又强调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
大会闭幕前，农林部部长沙风请陈永贵讲几句，陈永贵就左右逢源地讲了几句。他先根据当时的情势批了一通邓小平，然后重点讲了怎么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关系。他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次更好的、更现实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跟农业学大寨并不矛盾。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更好地促进全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要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好，战胜自然灾害，争取第15个丰收年。”
说来说去，陈永贵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坚持普及大寨县。
石家庄会议结束不久，1976年6月30日，农林部又在无锡召开了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陈永贵向华国锋表示他想参加，只是拿不准讲不讲话。华国锋说：“你要讲。想讲的话就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会前，陈永贵作了充分准备，带了一份精心改过的七八千字的讲话稿。会上，他兴致十足地讲道：
去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叫“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个会是在毛主席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总理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口号提的是正确的。会议之后，全国省、地、县的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领导，组织160万干部下了乡，参加了普及大寨县的工作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的地方把下去的工作队叫回来了，对不对呢？我看不对。因为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
唯生产力论是一定要批的……一定要狠狠批判，肃清影响。但是，我们也要弄清楚，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恰恰相反，批唯生产力论，也该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促上去。
陈永贵在当时那种谁也不敢讲生产的气氛下绕着圈子讲了一通生产，讲了一通粮棉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赏。
会后，他和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聊了一个通宵。到南京后，他又对彭冲说：他们光喊“突出政治，工农业生产发展不了怎么办哩？工人不生产，咋挣钱养活家哩？农民打不下粮食吃啥哩？我就认识不了这！国务院反正定了，就是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我这次来也是说这哩。你们可不能放松了生产。”
在第一次全农会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段险象环生的岁月里，陈永贵利用劳模加副总理的特殊身份，紧紧围绕普及大寨县这一工作目标，明里暗里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此时的陈永贵心情极为低迷。这一年，他所敬爱的周恩来、所敬仰的毛泽东先后去世，一方面使他在情感上感到无比悲痛，另一方面失去周恩来保护和毛泽东支持的陈永贵深深地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毛泽东走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农业将如何发展？“大寨红旗”的命运将如何？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能否继续推行？陈永贵不能不关心这一系列问题，却又无处找寻答案。
没过多久，陈永贵又看到了普及大寨县的希望，昔日复杂的心情顿觉轻松了许多。
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次日凌晨，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继续将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定格在大寨模式上，将振兴中国农业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仍然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继续高举的两面大旗。这使陈永贵吃了定心丸。
第一次“全农会”精神的贯彻由于“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受到干扰，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两月后，为了继续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农会”既定的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发展方略，于1976年12月10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共有50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大寨和大庆的代表，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的代表，各地区、各县和部分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学、教育单位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
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检查、总结各地普及大寨县运动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和经验，布置今后的任务，进一步动员全党，充分发动群众，鼓足更大的干劲，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社论指出：“一年来围绕学大寨和反大寨进行的尖锐斗争，深刻地表明：走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在农民这一部分最众多的人口中，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必然要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拼命反对。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21日，陈永贵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热情歌颂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诉了“四人帮”破坏学大寨的罪行。报告提出了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搞得更好。”报告认为：“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带全局性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生前提出的1980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示，报告再次重申要坚决完成党中央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战斗任务，即：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
陈永贵在报告最后要求“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他说：“一个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了。各级党委一定要像过去领导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切实加强领导，做到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省委要认真抓好农业，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各部门、各行业，都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已经建成的大寨县，要继续巩固提高，其他县，都要为尽早建成大寨县而努力奋斗。”
25日晚，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1977年的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表示要把毛泽东树立的大寨、大庆两面红旗高高举起。他坚定地指出：“会议之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会议快要结束时，华国锋特地宴请了大寨、大庆这工农业两面红旗的代表。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和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受邀出席了宴请。陈永贵作陪赴宴。宴会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四人帮”打倒了，可以集中精力学大庆、学大寨了。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表明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仍要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这一决策把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推到了极致，陈永贵于是在昔阳重又掀起了“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新高潮。1977年1月2日，昔阳县委召开20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农会精神。会后，又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全农会精神和开展整党整风。1月14日至26日，昔阳召开了有3400名四级干部参加的“建设高标准大寨县整党整风会议”，通过了中共昔阳县委《关于决战四年，全面提高大寨式社队水平，保证建成高标准大寨县的决定》。1月29日，县委又召开县级机关整党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广大干部职工为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同月，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153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分赴各社队，充实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第一线的力量。昔阳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运动向新高发展。陈永贵急于看到一个全新的昔阳县，在他的不断督促下，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建设在这一年达到高潮。
接着，陈永贵又出席了2月22日至3月3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县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要求全省要加快普及大寨县的步伐，在基本建成11个大寨县、巩固提高16个学大寨先进县的基础上，1977年基本上把交城、广灵、原平、孝义、柳林、沁县、和顺、河津、绛县等30个县建成大寨县，把晋中地区建成大寨区。
普及大寨县运动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会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普及大寨县运动高潮。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合在一起，强调“批资”、“批修”，从而伤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情感，对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无负面影响。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中央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加大了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使1977年和1978年农业连续两年得到了一定发展，农林牧副渔产品产量都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就山西而言，1977年冬，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而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2000多万人口的省份投入了400多万的劳动大军，在兴修梯田、拦洪造地、闸沟筑坝、开渠打井、修建水库、引水高灌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就。昔阳县农田基本建设成绩尤为突出。到1977年，昔阳县总共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大小工程8900多项，土石工程1亿3千多万立方米，打了总长达2000多华里的治河、闸沟的石坝，碹起总长达170多华里的涵洞，劈开350座山，搬倒1200多个小山包，改造了5条乱石滚滚的大川，治理了3000条沟，垫起了65000多亩土地，建设了30多万亩大寨田，使分布在山坡、山梁和山沟里，占全县耕地总面积90%的瘠薄土地得到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卓有成效的开展，无疑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必将对农业增产增收发挥长效作用。
四、越力过渡
由于第二次全农会上中央认定大寨是七亿农民前进的方向，要求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使得行行业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不断升温。
本来，“文革”期间，就已出现过各行各业学大寨的现象，大寨昔阳成了什么经验都出的“百宝箱”，文化部、教育部、广播事业局都在那里开过现场会，体育工作、档案工作、优抚工作等都要学大寨、昔阳的具体经验。就连海军也于1975年在萧劲光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的带领下到大寨参观学习。海军政治部在《参观学习大寨简报》上说：“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第二次全农会后，全国各地的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介绍大寨和昔阳的“新鲜经验”，刊载农业学大寨的文章，各省、地、县纷纷召开会议，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农林部还专门办起了《普及大寨县动态》，通报各地情况，交流经验。于是乎，各行各业学大寨成为天经地义的举动，也因此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众多与大寨搭界或不搭界的行业、部门争先恐后到大寨寻求经验，并冠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似乎大寨的一切都对全国都具有指导意义。
1977年，全国学大寨运动进入巅峰阶段，陈永贵的兴奋度也达到了极点。他的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似乎看到了不远的将来全中国农村都将成为大寨县、大寨村。因此，两年前在给毛泽东上书中提出的向大队核算过渡的想法再次占据他的头脑，他要重提“过渡”之事，要使农村生产资料进一步公有化，要把昔阳全县农村人民公社从生产大队所有制提高到公社所有制。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四级干部面前透露出一点风声，他说大队核算好处相当多，各公社要好好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过，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并吩咐台下坐着的几个记者，叫他们不要给闹出去，说还没有向中央请示，只是有这么一个打算，让昔阳县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
1977年5月，陈永贵在会见昔阳县参加全国第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时说，我们要研究、要讨论怎么做出明天的事来，有了事，人家才能学你的明天。他提出“想明天的事，干明天的事”的口号。这明天的事就是争取在1980年昔阳全县20个公社中有三分之一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到198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昔阳全县都过渡到公社所有制。
在5月23日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陈永贵关于“过渡”想法越来越大，准备在昔阳全县完成向公社的“过渡”后，再向县级统一核算“过渡”，建设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会上，他风趣地问老同志：“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呀？”并说：“昔阳愿冒这个险，你们那里不愿干，我们愿多干这样革命的事。”
为了在昔阳县推开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举措，大寨公社作为试点，先行一步。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出台了《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提出今后“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的职工都是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大寨公社要建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们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提出公社要办好学校、合作医疗、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这些设想可以说很像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翻版。
陈永贵继续努力做着“过渡”的大文章。在他反复呼吁和多方活动下，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出席本次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还有一部分学大寨先进地市的代表和有名的“大寨县”的代表。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听取了汇报。
座谈会的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与会者讨论了农业战线存在的十二个问题：一、农业发展的速度问题；二、全面坚持大寨县六条标准；三、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四、整党整风问题；五、工作队问题；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七、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八、所有制问题；九、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十、加强农业科学实验问题；十一、农业机械化问题；十二、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关于所有制问题，会议提出：“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农田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并明确提出“过渡”的任务和期限：“今后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的过渡，以便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
围绕着“过渡”问题，座谈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陈永贵等力主“过渡”，但不少同志就“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当前农业发展到底是相适应还是不相适应”、“要不要规定一个限期基本‘过渡’完毕”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现阶段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不主张在条件不成熟时搞“过渡”，更不主张搞“一刀切”的“过渡”运动。
会议最后一天，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各省带队的负责人。农林部负责人作简略汇报后，华国锋发表讲话。他的态度比陈永贵等要缓和许多，但仍然坚持要搞过渡。他指出，对于“过渡”，要因势利导，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不要限定期限。
座谈会最后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还是强调要搞“过渡”，并且要求：“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1977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发出《中共中央原则同意〈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快发展我国农业，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要真学大寨，高质量地学大寨。”《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文革”结束后，我国农村除了少数办得好的先进社队外，大多数社队的温饱问题尚且难以维持，相当数量的社队生产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靠借债度日。在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情形下，农村所有制由生产队向更高形式的过渡，无疑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也和广大农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因此，中央通知下发后，陈永贵所希望的全国性的“过渡高潮”并没有出现，各地对“过渡”大都采取了抵制和消极应付的态度。由于认识上不尽一致，各地在工作部署上自然出现了很大差别。对“过渡”问题，多数省强调稳妥，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搞了成批过渡。安徽、四川等省则继续抓全面清理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经济政策。
1978年1月，山西省委发出《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各方面的要求，势必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大干，要大变，就得搞过渡。”《纪要》并计划在1980年前分三个冬春全省过渡完毕。同月，大寨公社出台《大寨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开始了向公社过渡的实际运作。《简章（草案）》规定，各生产大队集体所有的牲畜、大中型农具和树木、房屋等作价归公社，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统一安排种植计划、统一耕种收打；财务由公社集中管理；社员的劳动报酬实行工资制，现阶段工资分为18级；社员工资级别采取“死级活评”办法，一年一评。工资实行一年一付，条件允许时逐步改为一年两付或一季一付；老弱病残者享受照顾，实行“劳保”，由公社支付生活费用；公社要办好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澡堂、理发室等福利事业。不过，大寨大队不在此次“过渡”范围之内。
尽管像当时的豪言壮语一样，“大寨公社尽大寨”，但“过渡”工作一开始，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遇到了麻烦，闹开了意见。原来还比较团结的各大队，一“共产”就出现了矛盾。大寨公社各生产大队，生产水平不一样，拥有的财富也就有多寡之别。现在要他们都归公，那些过去努力生产、尽量节约的生产队自然不情愿，抵触情绪非常大。虽然如此，到1978年，大寨公社除大寨大队外，其他大队还是在上面的压力下“过渡”为公社核算，昔阳县其他公社也正准备向公社核算过渡。这一年，山西全省也有近半数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
就全国而言，1977年，北京郊区“过渡”的大队已达50%，陕西省有的县达到20%至70%不等，内蒙古自治区达20%，贵州省南思县达到80%以上。到1978年下半年，全国有5万多个生产队已经过渡到大队所有制，占69万个大队的7%。
“过渡”虽然是在政治强压下进行的，但过渡并不顺畅，抵触主要来自于条件好的生产队，所以，一时舆论四起，人心浮动。后来，陈永贵所大力倡导的从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的“过渡”之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悄然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