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从一个失业游民，到后来人们闻之色变的间谍王，其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 鸡鹅巷里 西子湖边
1931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这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初始。由于戴笠的卖力工作，******同意他建立一个“密查组”，隶属于总司令部，作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这一小组的建立，使戴笠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成为蒋政权内戴系情报工作由零散、非正式发展为集中、正规化的一个短期过渡。
戴笠成为这一“密查组”的负责人后，他的好友、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予戴笠作为工作场所。这所房子位于巷子内，从外观来看，与普通住宅没有什么不同。后来戴笠将他的母亲、妻子与儿子接到南京，一起住在后院。这个地方有老人，有小孩，与一般住家可以说别无两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出入这个处所的人员稍多一些。
当时参加密查组工作的，有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瑞、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兆槐等一共十人，其中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戴笠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被称为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他们办公与食宿之用都在这里，后来因为人员不断扩张，连原先作为门房的地方，也改作了办公室。
1932年3月初，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在******的授意下正式成立。当时下野刚刚复职的******主持了成立大会。复兴社内设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特务处、总务处和检查委员会。******自兼社长，并指定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以滕杰为书记。当时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助理，一周后正式转任处长。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由黄埔一期的梁干乔任科长。这时的特务处尚处在比较简单的创业阶段，共有145人，其中骨干力量都是戴笠“密查组”的人员，又吸收了王孔安、乔家才、简朴等黄埔出身的干员，办公处就设在鸡鹅巷53号，处理机要指挥行动。特务处的工作重点比密查组更为全面，已经不限于做侦查工作，而发展到了广泛的政治斗争任务。但因为其编制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特务处一开始仍不免捉襟见肘。后来特务处人数不断增加，又于12月在许府巷成立了处本部，同时在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以后又慢慢发展，1933年7月成立了保护******安全为目的的“随节警卫组”。1935年，为适应特工通讯的需要，特务处成立了第四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讯人才之责。
他们在鸡鹅巷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以至于戴笠与最初这些人对鸡鹅巷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戴笠发达后，便自然而然地把鸡鹅巷视为军统局的起家之所。
戴笠起家的另一个据点，是浙江杭州西湖边上的浙江警官学校。浙江警校特训班为军统局培训了相当多的骨干，一些高级特务如毛森、萧勃、阮清源、杨超群、章微寒、叶霞娣都是从这里结业出去的。虽然它不属于特务处的外勤组织，却是戴笠进入警界的开始，是他掌握的又一公开机关。
浙江警官学校是1928年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时所创办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奉派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趁势对办公室加以控制管理，任命王孔安为该校书记长，以加强学校的情报工作与政治训练。该特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为余乐醒，以谢力公、柯建安、毛家亮分任校务、训育和事务课课长，汪德龙为学员队长，将入校生分为甲、乙、丙三种性质班施行培训。1934年，戴笠推荐浙江警官学校的教育主任赵龙文为杭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兼浙江警官学校的校长，实际上成为该校的“太上皇”。
浙江警校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和警校完全隔开，按照南京训练班的规模与标准，选派警校优秀学生及各地特务骨干分子受训，6个月一期，每期三四十人，专门培训高级特务人才。培训6期，毕业学员共180人。
乙训班设在警校内，其学员由戴笠派刘乙光等往江山、嵊县两地招收初中毕业生。江山为戴笠的故乡，而嵊县则以出强悍的土匪著称，因此戴笠指定“只要这两个县份的人”。这个班培训行动打手和充当警卫的专门技能，如骑马、射击、驾驶、武术（拳击、摔跤、擒拿等）。最后一共毕业270人。
丙训班也设在警校内，招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训练课目除武术外，还授以女佣方面的技能，如缝纫、烹调、洗涤等，以为今后工作的掩护。毕业16人。
浙江警官学校在无线电的研发和人员的培训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无线电通讯是从事特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戴笠建立特务处时，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各地的重要情报，均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和军政部门的电台代发，往往在时间上不够及时而失去价值。戴笠为建立自己独立的通讯网络，商请胡宗南从第1师调派无线电专家魏大铭到特务处工作，还在警校内增开了电讯班，第一期学员12人，其中10人为杭州警校第二期毕业生。后因警校毕业生专业不同的缘故，学生们缺乏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兴趣，便又在上海设立了“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招收有志于无线电专业学习的青年学生受训，从中挑选优秀分子进入杭州浙江警校电讯班。这个班从1933年3月18日开办起，至抗战前止，共办了11期，为戴笠的特务处培养了334名从事无线电通讯的特工人员。
电训班开办初期，教官康宝煜觉得当时使用的5瓦特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充电发电机均携带不方便，不适宜秘密工作使用，便采取将收发报机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的办法，研制出一种小型收发报机。这种收发报机除去电池、听筒、电键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携带十分方便。这一革新，使戴笠大喜过望。他让魏大铭携带这种袖珍特工收发报机与他一道上庐山，向******报功请赏。其时，******正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庐山与南京的通报，虽用15瓦特电机，而因庐山云雾影响，电力损耗太大，发射困难。戴笠让魏大铭使用袖珍特工机，使通讯畅通。过不几天，戴笠和魏大铭在芦林34号官邸受到******的召见，戴指着袖珍特工机向蒋报告说：“现在牯岭通报的电台，就是这个电机。”******连连点头称好。戴笠受到******的赞许后，让魏大铭编造预算，呈请开办无线电制造所，很快得到******的批准，便在雄镇楼开始生产两瓦特半的特工机。同时大量收购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1933年冬，在南京城南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成特务处电讯总台，拥有收发报机3台。
对无线电通讯的掌握，使戴笠多了一项能够先发制人的利器。这项利器也被戴笠使用于为国民党军的“剿共”战争服务中。随着破译****红军的密码电讯工作的开展，特务处又与南昌行营合作，于南京设立侦讯总台，由谢松元负责，并在北平、广州、宜昌等地设立了分台，截获****红军福建根据地等处拍发的电报情报、年抄报各类情报达2.5万至3万份、密电译件2700余件。
二 吞并南昌行营调查课
南昌行营调查课与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都是******的特务组织，三者鼎足而立，各自为蒋效命。
南昌行营调查课是******为了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于1933年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的，专司情报工作，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查队，在华中及东南各省还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行动人员及特派员分布各地。邓文仪接收调查科后，将1932年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收入麾下，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镇压进步分子，同时还替******监视和侦查各级部队长的活动。其势力发展之迅速，超过了当时戴笠领导的特务处。
1934年夏，邓文仪因在调查航空署一架飞机失火案中涉嫌受贿而被迫辞职，其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兼任，戴笠顺理成章地将权力伸展到了江西反共前线。
1935年2月，******正式将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特务处的组成部分，这一举动使特务处的规模空前壮大，总人数由670余人增加到1700余人，人数增加两倍多，其构成亦有很大变化，原南昌行营调查课的特务骨干分子，如李果谌、王新衡、张严佛、谢力公、钱新民，朱若愚、王平一等，他们中许多出身于留苏学生，有的是****脱党分子，“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为优秀……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戴笠对这些人一视同仁加以重用，这些人后来成为戴笠组织的中坚力量。
在吞并南昌行营调查课之前，戴笠已在华东以及华中、华北、华南地区的26个城市与京沪、津浦、胶济三条铁路沿线区域布置特务70余人，初步形成了由点到线的网络。调查课归并后，经费随之得到增加，戴笠便对全国各地特务组织做了系统的布置与加强，划分各大区域，设立区级单位，在各省设省级站，以次设直属组，其体系是区辖站，站辖组。此外，还建立了南京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及原来的三省“剿匪”总部禁烟密查组，这些特别单位，都直属特务处直接领导。
除了加紧下属各特务组织布网建设外，戴笠同时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起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均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特务站（组）长兼任。初期兼任谍报股长的特务站（组）长有安徽蔡慎初、江西谢厥成、浙江翁光辉、河南刘艺舟、福建张超、贵州桂运昌、湖北廖树东等。此外，武汉行营第三科的简朴、四川行营第三科的王孔安、西安行营第四科的张严佛等特务头目，也都各在该地谍报机构兼任了职务。在警察系统则是由戴笠派特务人员渗入其中，掌握领导权。他先后派遣马志超、史铭、赵龙文、王固磐、杨蔚等人担任了西安、兰州、杭州、厦门、南京、郑州、福州等十多个省辖市警察局（厅）长，以及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的警察署长；还派员担任了许多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侦缉队长，诸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长、后勤总部警务队长即由戴笠派王兆槐、喻耀离充任。
在各地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其编制和经费支付属于所在的部门，但其人员配备与活动则由戴笠安排指挥。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特务处兼并南昌调查课之后，戴笠的组织迅速健全起来。******有一段时间称呼其为“戴课长”，这着实让戴笠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后来他以此自诩：“我当时跟在委员长身边，别人只知道有课长，而不知道我的行踪。”戴笠一时被传成是“魔鬼式的影子”。
三 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
早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之后，社会上即传说中国有一个秘密组织，名叫“蓝衣社”，他们在戴笠的领导下进行抗日除奸活动，是中国的核心抗日组织。日本人深受其害，因此对其进行密切关注和调查，但对复兴社、蓝衣社等这类组织和活动始终毫无头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当时参加这些组织特务工作的人员对自身组织的来龙去脉也都不甚清楚。现就这几个机构作一简单说明和区分。
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是一个完全的法西斯化的政治组织。当时，******自兼社长并主持了成立大会。复兴社的主要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都是“誓死效忠”******的铁杆人物。其主要成员有13人左右，后来人们便套用唐代的历史典故，戏称之为******的“十三太保”。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四方面展开了工作，一是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拉拢“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二是广泛开展法西斯主义理论宣传；三是对国民党内非蒋政治派系进行渗透、扰乱，并对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瓦解收买等特务工作，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其财产；四是厉行反共，在****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复兴社极受******重视，在其成立以后的5年之内，成员人数剧增，从初时的40余人，发展到将近10万人。在这一过程中，复兴社形成了各个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属于特务活动的范围，但严格地说，复兴社还不是一个单纯的特务组织。
特务处隶属于复兴社，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冠冕堂皇的机构。特务处成立之初，人员不多，在内勤组织方面比较简单，但对外保密纪律很严，连亲朋好友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特务处的特务们，只知道有一个戴先生和鸡鹅巷，一般连特务处的名称都说不出。
戴笠不甘于做一个小小的处长，他有意将之迅速地“发扬光大”，因此处处与复兴社拉开距离，同时约束部下，限制他们与其他部门的交往。这引起了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的警觉。贺衷寒向书记滕杰建议改组特务处以防不测，滕杰遂召集戴、贺二人商量，戴笠听明来意，当即怒形于色，转身欲走，经滕杰好言调解，最后确定特务处对******交办的事可直接向******报告，对社里布置的任务才向社干事会汇报。这样无疑就确认了特务处在社内的特殊地位，戴笠从此更加有恃无恐，特务处与复兴社的关系也愈加复杂。
力行社是复兴社内部的秘密核心组织。
复兴社为效仿德意法西斯的组织形式，实行“党中有党”、“核心有圈”，1932年4月1日又在社内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均为******亲自划定的人物，计300人，都是忠蒋反共的“少壮派”，形成复兴社的核心内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力行社变得徒有其名，组织活动渐少。
在其外围，又成立了两个预备队性质的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1934年以后又增设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由复兴社骨干负责其工作，目的是向青年学生和军人们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后拉拢他们加入复兴社。滕杰、贺衷寒等人还效法德国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另成立了一个“骑射会”，以“勤骑勤射，强建体魄”为号召，充满了纳粹精神。
而所谓的蓝衣社，则主要是复兴社下举办的一个“政训研究班”。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了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这是复兴社控制下的一个训练组织，班主任就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在刘健群的主持下，政训班成为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训练班，全部课程都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中心，以《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为教材，号召学员“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使已经“老化”的国民党“起死回生”。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派赴驻华北地区的西北军、东北军各部，进行分化与策反工作，宣传只有服从中央、服从******才能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的“别动队”。刘健群自任“总队长”，在华北地区积极发展复兴社组织，他还指令“宣传总队”队员们一齐穿着蓝衣进行活动，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泛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蓝衣社由此名声大噪。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之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蓝衣社也就烟消云散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国民党内各派达成团结的协议。在汪精卫等人的压力之下，他迫于公认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只好决定解散复兴社，设法另以新组织来代替。1937年9月中旬，******召集陈立夫、康泽、刘健群3人，指示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的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
经过******的授意，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作为包罗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大组织”。是年秋，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并入三青团。这个半特务式的组织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没有完结，相反地，它以更加专业化、扩大化的“中统”与“军统”组织的形式开展了工作，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因此更上一层楼。戴笠凭借在复兴社特务处时期培养积累下来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将其所从事的情报特务事业发展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四 军统局的正式挂牌与扩大
国民党的情特机关在对付****及**********方面是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则主要依靠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而这两者又是互相争斗竞赛、互相交杂的。
1932年9月，******欲把戴笠的小组织和中组部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一管辖，一度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与后来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并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也有互相间的组织重叠与包含意义，但两者无论是在人员组成上，还是在工作内容上，都有根本的区分。
以陈立夫为首的所谓“军委会调统局”组织，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而不是“军统”的前身。当时，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为副局长，下设三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第一处处长，戴笠为第二处处长，分管党、军方面的工作，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掌管总务。
戴笠此次任职，使得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中的特务处有了正式的名分，在外活动时有了适当的掩护，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人员有了正式的工作编制，活动经费也有了保障。跃上了这个台阶，特务处便开始迅速发展，工作范围逐渐由点扩大至线。一些特别重要地区如平津等地，设区特派员；重要地区设通讯站；次要地区设组；一般地区设通讯员。
戴笠一派的羽毛尚未丰满，在特工战线上的作用仍是厚蓄待发，但其与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竞争之势则已初见端倪。此时******之所以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在指挥权上陈对戴是有名无实的，到后来时机成熟后，二者就分道扬镳了。******对其特务系统所运用的“分而治之”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贯彻始终的，这就为日后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适应新的情况，1938年8月，军统局在陈立夫的掌握下实行改组。其第一处移归中央党部，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局长授中将衔。
因为戴笠在黄埔的期次较低，而且没有正式毕业，如果一下子提拔，可能会招来其他黄埔学生的反对，因此******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军统局局长，由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贺耀祖和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钱大钧、林蔚等都兼过军统局局长，但他们都了解******的心思，从不过问军统局的事情，军统局内的事务，一概由戴笠包办，并由戴笠直接对******负责。所以在军统内部，上下从来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1942年4月1日，军统局举行成立纪念大会，兼局长照例要去军统局本部讲话，当时的局长贺耀祖在参加大会前在家调侃说：“我做了4年的军统局局长，连军统局本部的大门和办公室在哪里还都不晓得呢！而今要我去讲话，又能讲些什么呢？”
军统局内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先为郑介民，1939年10月，郑因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该职由毛人凤代理。
军统局下设处（室）、科、组三级，共有四室四处一委员会，担任过各处处长的还有杨继荣、何芝园、魏大铭、赵世瑞、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委员会主任有郭寿华、乔家才等。
军统局开张后，戴笠为新组织规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局本部先后设在中二路罗家湾原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及枣子岚垭、漱庐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办公住宿区，并将歌乐山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公馆“香山别墅”改建为军统局第一看守所。1940年又在磁器口缫丝场增建了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和一处集中营，戴笠还在附近修建了他的别墅。
迁渝后，戴笠将军统局组织进一步扩大为八大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司法处、人事处、经理处、总务处。1942年，为适应工作需要，又将第一处训练科改扩为训练处，第三处警稽科改扩为警务处。其内部的处级机构还曾先后设有特种技术研究室（研究军事行动及毒药制造等）、经济研究室、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汪伪军策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组织。
军统局外勤单位也发展为30多个区站、300多个工作组（队）及多个直属工作组，所辖在编人员从抗战前的3000—4000人急速扩增为7000余人。1939年后军统局的势力伸向国外东南亚地区，在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马来亚等国建立了组织。1942年后到抗战胜利前，军统局人员发展到5万余人，另有特务武装部队近20万，戴笠的特务势力一时发展到了顶峰。1942年4月1日，在特务处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毛万里撰的一副对联，将军统局的来历与贯彻精神融入其中，因此深得戴笠之欢心，对联曰：
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
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绝不两立。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国民党“********”的方针下，特务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其位置是如何处理的。就起初陈立夫一统之下的“军统局”和后来的徐恩曾中统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统本身就是党的机构，而抗战后独立的戴笠的军统局，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表现模糊。在历史上来看，戴笠一直是与把持党务系统的“二陈”格格不入的，戴笠对军统局内部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建设并不感兴趣，甚至视为异端，生怕因此让二陈插手进来，削弱他的铁腕统治。1943年，在陈果夫的强烈要求下，******指示戴笠要在军统局内设立党部。对此，戴笠以“关门自产”的包办方法来应付。1944年春，军统局本部设立了国民党区分部，戴笠指派亲信刘启瑞负责军统局党部的工作，局内各处室负责人为党部的当然委员。于是，陈果夫也拿他没辙。
五 戴笠的特工观
戴笠是一个行动型的人物，他并不擅长理论的研述。但在几十年的特务生涯中，由于掌管军统组织的需要，他也发表过许多谈话或文章，其中涉及特务组织的源起、性质、行动理论，也表达了他对当时形势与各方面关系的看法。这些文章或谈话，无论其原稿是否出自他本人之手，都可反映出他的特务观。
对于为何要搞特务组织，戴笠认为：
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来，大概不外有两种意义和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来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赌输赢。中国的特种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要攘外尤其要先安内……一般反对党不满意我们，说中国要走向特务政治，走向独裁的道路。但我们看看，英国并非独裁国家，有没有特务？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有没有特务？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各有各的特务，总统有总统的特务，这都是战时的必然现象。
对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性质，戴笠定性说：
什么叫做特种工作？特种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为者我能为，人之所不屑为者我屑为，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人之所不敢为者我敢为。我们要以特殊的工作成绩来表现，这个叫做特种工作。
革命团体中的特种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没有自己的主张的，一切听命于革命领袖，为了贯彻领袖的政治主张，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我们所负的特种任务要忍人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不屑为。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我多年来所尝味道。
我们在领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我们有神圣的职责，从事中国革命的特种工作，怕的什么？我们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有人说“你在中国就等于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莱”，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为什么要做希姆莱，我是中国人，中国的特种工作自有中国特种工作的精神，为什么要模仿德国？”
关于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要求和标准，戴笠认为：
我们这个团体绝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有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
中国特种工作人员，要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职志……我们不仅是革命的技术人员，而且在精神上要作到是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生力军。
戴笠还说：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所谓秉承领袖意旨，就是说我们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始终如一，至死不变；所谓“体念领袖苦心”，就是说：我们秉承领袖意旨，不是横冲直撞，一味走直线，我们的宗旨不变，办法可以变；目的不变，手段可以变。委屈所以求全，最后还是要达成不变的目的。我们整个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要能做到这两句话……如果我们稍不留心，就要增加领袖的麻烦与忧虑。
有人以为，“特务工作是不择手段的，阴谋越多越好。”不！我们始终把握两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因此，我们立身行事，一定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我提出以“宁静、忍耐、伟大、坚强”八个字，作为我们特工人员修养信条……至于忍耐，更是重要。忍字象征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欲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领袖对我们工作训示的要点：一、特种工作人员是革命的灵魂；二、特种工作人员本身在政治上没有主张。”戴笠又加上一点：“三、特种工作人员是领袖的耳目。我们身为‘领袖耳目、革命灵魂’……一切的一切，只有绝对听命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而本身不能提出任何政治主张。××同志在江西干部会议中与人家竞选，违背团体纪律，所以我这次到东南，把他开除了。”
对于国民党内特工组织的互相争斗的状况，戴笠也有他的看法。他说：“********真的需要统一，现在系统乱得很，份子非常复杂，因此招致社会上许多不好的批评。”但他的所谓统一，根本上一定是要统一在他的手下的，事实上，他在与中统等组织的斗争中，从来也没有手软过。
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戴笠及其特务组织是以完全为******独裁政权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本质。确切地说，他们表现了******政权最反动、最阴暗和最残忍的一面。至于戴笠所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事实证明，有许多是连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特务们都做不到的，但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别人比较严厉，对部下恩威并施，虚实莫测，在团体中一切以他为中心和根本。这一套，是他跟******学来的。
六 创办特务训练班
戴笠为把特务活动渗透到各地区各部门，就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培养特务人才，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的学员主要四个来源：公开招考，由特务介绍，从军警和政府机关干部中选拔及调训现职特务。学员在入学之前，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考试，除了对他们的思想倾向、身体健康等方面进行考核，还要审核他们的家庭成分，要有人保和铺保，确保该学员不会是共产党员，同时进行文理方面的口试和笔试，然后填写履历表，提出学历证明书，提交三张二寸半身照片。
通过各种渠道充实起来的特务训练班，几年之间在杭州、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举办了有100多个，培训军统骨干达2万多人。这些训练班无论以什么名义举办，戴笠都担任班主任，另外由军统局人事处派一名副主任负训练班实际责任。1943年以后，戴笠喜欢别人叫他“戴主任”，以显示他在军统局的无上权威。
戴笠最早开办的训练班是洪公祠训练班，是于1932年6月呈准设立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隶属于参谋总长。训练班主任是王固磐，戴笠当时兼总务课长，负实际责任，因为班址在南京洪公祠，又称为洪公祠训练班。受训学员大部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事前都经过戴笠的严格审查，并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特务警察训练班共开两期，每期受训期半年，共训练了学员360人。训练内容着重精神和技术，既培养忠于******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又训练一套从事特务工作的技能。毕业学员中有黄埔四期的廖宗泽、刘乙光，五期的陈恭澍、喻耀离，六期的唐光辉、杨英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军统组织的高级干部。
1937年9月，戴笠又开设湖南临澧“军委会特训班”，成为戴笠组建军统局基层干部人员的先期来源，因此在军统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到1942年后，这批临训生都成了军统局的核心骨干，为戴笠、毛人凤特别重视，有“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之说。
这个班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最后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筹备处成立后，由军统人事科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让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者亦可调训，以便让这些人在学生中担任考核监督。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单位要负责任。
这个班的学生，一部分是公开登报招收，一部分由军统局各省市机关选拔保送，而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是托派出身，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戴笠洞察其意，便要他把生源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溜走了，上车时只剩下800多人，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
戴笠认为军统局当时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量要比以往增加许多倍，所以要大力招收人员扩充组织。他指示负责训练工作的沈醉，只要思想无问题，文化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
这一“特训班”，对外用“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名义公开招生，因为戴笠当时兼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争夺国家警察领导权，他于此为今后埋下伏笔。1938年3月正式更名为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后来并扩至黔阳、喜峰、兰州、建瓯、重庆、北平举办，到抗战胜利共办了7期。班内以戴笠为主任，余乐醒、乔家才等为副主任，由军事专家吴玉良负责军训，后增设无线电培训班继续招生。戴笠规定班内“不许派外部人做内部事”以严格管理。
临澧特训班开学时，学员总数有1100多人，戴笠尚嫌不够。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表白。另外就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后来戴笠和胡宗南商量，强行要来胡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了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其中许多人家都在长沙，弄不好她们都会跑回去，因涉及胡宗南的面子，又不能任意处理，于是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经过一番工作，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因为不便对外宣传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要求学生介绍学生，以增加人数，结果班中出现了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怪现象。
戴笠后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对付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几天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集体宣誓时，在大礼堂悬挂******的画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和一支手枪，“誓词”是：
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戴笠规定其后各届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履行这一套手续，以圈住人心。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临训班在开始入伍训练时，着重进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不断对共产党进行老一套的谩骂和污蔑。汪祖华在讲话中，为了要让师生们相信****领导的军队没有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污蔑宣传，结果适得其反，学生中有人质问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向学生灌输，要其相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在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后，特务们马上重视起来，除了找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之后，班里还检查学生往来信件，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临训班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
临训班虽然用了多种方法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讯时泄露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很多人还是都知道了在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学生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被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
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会被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在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因此在军统的各类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的，并没有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因为在学习爆破的时候，不但学生常会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可能被炸死的。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临训班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和进步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作为教材。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残杀共产党员的情况作为实例。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要求学生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达到目的。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临训班教官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有贪污和采购假药嫌疑的医官，便将他弄来做“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破坏，结果却被指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班务会决定对其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生员，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后，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一试的都用到了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使学生们感觉这个机关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用管什么法律。
临训班第五、六两队学习的是游击战术。当时****将领叶剑英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开设了这门课，戴笠很想把****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南岳去学习，以熟悉内容。但王百刚不争气，他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在南岳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丢脸，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戴笠在临训班时，几乎每天都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污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就是共产党。他对班里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要亲自决定。除了派出专任与兼任的一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班里开讲座，如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谌等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军统局的所有“人才”，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教员，以后不少都成为军统其他训练班的骨干。为了显示他对训练班的重视，他还亲手书写标语多条，张贴在他指定的地方，重要的有：
“天下无名英雄，为我特警班同学所独占”；
“领袖腹心，同志股肱”；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宁静忍耐，伟大坚强”；
“苦干苦守，任劳任怨”；
“坚苦卓绝，牺牲奋斗”；
“坚定意志，站稳脚跟，不怕劳苦，认真工作”；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一个担当大责任者，思想要坚定，肩膀要坚硬”；等等。
当时在军统局内被派往日占区工作的大特务，还有一项特殊的待遇，即允许他们在临训班的女生中选择一个相中的“工作太太”随行。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谌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某当他的“工作太太”；派往上海后来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在这个班中带走过一个“工作太太”。这说明临训班的师生在军统局内都是骨干力量。连临训班的班歌，后来也成了军统局的“局歌”。
1938年冬，在临训班第一期学生毕业之时，戴笠还请******发来了训词，内容为：
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戴主任笠：O密。本班第一期学生毕业，特电颁训词如下：特警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胜券也已。望诸生共劬之。中正。冬。侍秘。湘。
戴笠当时第二次来到临澧视察，他恭恭敬敬地把老蒋的训词抄录一遍，悬挂起来，认为这是******对他及军统局特务们工作的最大鼓励。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戴笠此来还是因战事逼近，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把这个班迁往贵州黔阳县继续办学，戴笠又将班副主任余乐醒撤换。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不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喜欢说自己是临训班毕业的，这说明该班在军统内有地位。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还感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经常迫不及待地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毕业便先行使用。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出不少外，还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30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是年秋，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队中挑选了100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忠义救国军”去工作，着重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与摩擦；军统对日占区也派出学生潜入，如在沪待过的学员对上海情况熟悉，便再派去上海工作；在山东沦陷区有关系的几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当地去工作。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700多人了。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10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被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
临澧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1000人左右，但形成了军统局基层干部的班底，在后来的军统工作中起到了骨干力量的作用，其中许多人死心塌地为******卖命，在1949年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就是临训班的重要骨干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夕，军统临训班的许多学生都参与了保密局在西南的大破坏大屠杀行动以及在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工作。
除了临训班，军统还办有会计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及政工人员训练班，共培训了4799人；还在四川巴县等地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空军总部技术人员训练班、气象人员训练班，“技击”（行动）人员训练班，共毕业858人；在仰光开设海外人员“特别训练班”，在柳州开设越南抗日运动干训班，在重庆开设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共计毕业530人。
1939年，军委会鉴于军中谍报工作不灵，责成军统开设“谍报人员训练班（参训班）”，由军令部第二厅督导，第一期由黔阳特警班参谋组改编，第二期则迁渝举办，从中央军校学生中选优参加，先后共办10期，培训了1499人，毕业生都由军统局秘书主任兼第二厅（军令部）副厅长郑介民主持分配。
到1943年，军统集各训练班于重庆磁器口，统一为“重庆特训班”，增设经济、特技、特警、管训、特情、外警与泰国人员训练班，计22个班次，培训了1310人。
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均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手下中上层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单位的主管特务。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经常成为戴笠在每次纪念周上骂人的材料，受骂的人不免因此而不舒服。
重庆军统局本部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重庆也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外调学生入局，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给戴笠当耳目，所以他们喜欢不惜远道把兰州等地训练班的学生调局工作。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本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来调去多花旅费和时间，但事实上大特务们却不买账。兰训班等地学生进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黔阳班又转往息烽，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
在三种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戴笠还是非常讨厌他，后来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因为有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命令刚到，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余乐醒，因而他得以从容逃走。
1946年戴笠摔死后，临训班出身的特务们顿感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排除在外，很久不派工作。为了争出路，留在重庆的20多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力量，并一下子扩充到300余人。1946年秋天，他们在重庆成立了临训班同学会。在主管局后勤的老教官沈醉帮助下，同学会在经费上得到了资助，使一些没有分配工作的人在生活上能够维持下去。沈醉因此当上了会长，他还运用分配局内物资的权力，推荐了不少会员到各处去工作。不久，临训班学生势力有所恢复。
1947年，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同学会。主管军统工作的毛人凤为避免内部分裂，命令所有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另成立了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以期统一。他对临训班学生也给予重用，破格提升多个临训班学生担任各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凤当成了靠山。
七 权势的大扩张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之路，其特务机构也由单一的对内镇压功能转变为对外对内两线作战，中统与军统也迫于形势开始了对日本及其在华扶植的各个伪政权的情报与特工作战。这是“两统”历史上的一次大改变，也为其在抗日旗号下的大发展与大扩张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军统组织，因在抗战军事方面担负更多的责任，极受******的器重，组织得以急剧膨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难当头，大交鸿运”。
到抗战中后期，军统直接掌握和控制运用的单位，大的有100多个，而由军统打入的外围组织和地方组织更是不计其数。当时戴笠经常骂局本部内勤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你们现在已经和张宗昌一样，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都弄不清楚，有多少钱、多少财产也不知道，看你们怎么得了！”他这么骂着，这些特务也就这么听着，因为这些特务心里明白，看到这种“人财兴旺”的景象，其实戴笠心里是最得意的！
随着军统组织的不断扩张，戴笠的权欲也不断扩大，军统局再也不满足和局限于特务情报工作本身，而是要实现对外权力扩张。戴笠已把军统作为他起家的政治集团，想由此而登堂入室，进入政治领域的角逐。他首先关注的便是能够给他提供资金和扩充武装力量的行业部门。
（一）掌握交通检查权
1939年冬，日军进犯广西，西南抗战运输陷入混乱状态，在军事政治诸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戴笠将各处搜集的有关情报汇总呈给******，引起了蒋的重视。
翌年春，******召见戴笠，在谈及交通阻隔与经济危机对抗战的影响时，戴笠便以加强反贪污机构为由，建议由军统介入其中。******同意他在军委会下设立一个“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对外则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后改中缅运输总局）。总处设广州，主任先后由宋子文系的曾养甫、宋子良来担任。戴笠应宋子良之“约请”，派军统局张炎元担任该处警卫稽查组长，汪祖华任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训处处长，陈质平任仰光分处处长，潘其武任腊戍支处副处长，使该处关键岗位尽入戴笠掌握之中。
广州沦陷后，西南运输总处迁往昆明，以经营滇缅、滇越公路交通为主业，开办卡车司机训练所，由宋子良兼所长，张炎元为教育长，先后培训司机3000人，用海外军援汽车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从此，抗战后方唯一的陆路海外通道被军统组织所把持，军队必需的军火装备以及后方一切的舶来品都成了戴笠雁过拔毛的对象，一段时间内，军统局财源滚滚而来。
1940年5月，西南运输处改为“运输统制局”，统一运输管制与运输检查工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主任，以曾养甫为监察处长，1941年7月后便由戴笠直接兼任。戴笠保举张炎元为副处长主持其事，拨交警5个中队11个团归其指挥，司令为军统派遣的陈绍平，任务是保护公路运输及机场安全并任“剿匪”工作。为扩充队伍，戴笠还收罗了各地的路警，经半年培训后，编成9个团的武装交警，奏准何应钦成立了交通警备司令部，向各地重要城市派驻检查站和检查所共60余处，全由军统人员掌握。
为保护唯一的进出口通道缅滇路，1940年春，戴笠带毛宗亮、娄剑如等人前往缅甸，建设全缅情报网，准备长期工作。他们通过腊戍孔雀公司经理张嘉顺向缅甸海关路局申领到大卡车牌照1000张，由军统支付了一大笔费用，此后，缅甸境内的运输也成了军统赚钱的机器。戴笠派娄剑如侦探在缅的日谍活动，娄派两人渗入佛界，打听到两名日籍和尚行动诡秘，并查出他们的情报照片，报告寺庙长老，开除后送缅警局处理，并驱逐出境。
7月16日，日英订立封锁滇缅公路协定，英方在腊戍海关用一营兵力设卡，于18日正式封锁之，战争物资一概不许运华。15日，戴笠令潘其武去找张嘉顺，取回保存3个月的1000张牌照，交给卡车队，以孔雀公司行商车的名义，顺利过关，进入云南再换国内车牌，送回缅甸牌照，利用外人不明内情之便，循环往复，保证了抗战军运。
戴笠掌握交通大权，并不影响达官权贵们的资本财富聚集，反而相应可提供许多的便利，促成关系方面的货物流通与贸易发展。另一方面，戴笠对于非蒋嫡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之子贩运鸦片却多方监视，加以扣押。他的种种做法与军统特务的滥用检查职权到处作恶一样，必然要引起相当方面的反感。戴笠自己都说：“自己有不好的地方，引起人家反感。”
1943年初，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名义与监察院相似，易被人误解，要求改名或裁撤。这实际上是对戴笠的发难。2月18日，******下令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改名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任命戴笠为中将处长，张炎元为副处长，直属军事委员会。这样一来，包括过去地方机关和宪兵都归戴笠管辖了，他反而扩大了权力。
直到1945年4月，检查处与交通警备司令部与部分缉私税警合并而成为“交通巡察处”，戴笠保举吉章简为处长，仍对之加以控制。
（二）进行对沦陷区的贸易
进入1941年后，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内地运输中断，抗战后方物资日渐紧张。戴笠又借机向******提出设立专门机构从沦陷区抢购物资的计划。
5月间，******指令戴笠就此事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合作进行。孔祥熙原认为已有中央信托局、贸易委员会、工矿调整处机构等与沦陷区做生意，不必另设机关，但他抵挡不住戴笠的攻势，勉强接受由戴笠协助办理。戴笠却不满足协助的地位，他对杜月笙说：“如何抢购物资事，弟受责任心与良心之驱使，非尽各种可能去推动不可。”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1942年4月，戴笠提出对沦陷区贸易的“进出连锁”原则，在价值相等的原则下，限出奖入。10月，******批准设专局办理此事，由孔定名为“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直属财政部。实际上则是由军统派出的王抚洲负责。
1943年4月5日货运管理局成立，戴笠任局长，王抚洲为专任副局长。在粤、闽、赣、浙、皖设立分支机关，其任务为：
1.管制对沦陷区的物资输出入贸易，增加后方必需；
2.发动和奖励商民抢购运输物资，配合推行政府的决策；
3.自设业务及运输机构，办理商民无力办理之事；
4.破坏敌人的金融与经济。
货运管理局下设五处三室，外勤分管制机构（××货运管理处）及自行经营机构（××庄号）。其中管理处有：
1.豫皖区管理处，处长王兆槐，设于界首；
2.苏浙皖边区管理处，处长张性白，设于淳安；
3.湘鄂管理处，处长朱若愚，设于三斗坪；
4.浙东管理处，处长赵世端，设于龙泉；
5.福建管理处，处长江秀清，设于南平；
6.广东管理处，处长李崇诗，设于韶关；
7.广西管理处，处长杨继荣，设于柳州。
各管理处均归军统人员掌握，并能代行海关进出口检查权。而其自行经营的机构则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如豫皖交界处的庄号便称为“兴豫庄”，柳州则称“桂泰庄”，等等。单从名称来看，就知其性质所在了。戴笠通过这种方式，依靠他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武装在苏浙皖豫边区的地域优势，完全垄断了与沦陷区的贸易，不仅发财的渠道又多一条，也更方便与汪伪大员的暗中联络与交易。
但孔祥熙辖下的财政部各专业管理机构却对戴笠的人加以抵制，如在经费拨款方面，额定年经费3.5亿，实际上只拨发了1000万元，使其工作无法进一步开展。6月底，戴笠向蒋提出辞呈，称“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批交孔祥熙解决，不许戴辞职。戴笠又采取“以退为进”手段，决定向孔让利，又令王抚洲提出一份《各物资机关权责配合调整改进办法》，对双方矛盾进行协调：
1.加强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货运管理局只管查验登记，通知主管部门后，对输入物资加以管制收购。
2.直接抢购抢运物资一律交各该主管机构洽购，而不自行处理。
3.货运管理局对所办物资“不加利润”。
此后，财政部方面因有利可图，态度开始好转，拨款8000万元，并允许其借款用于周转，戴笠取得了孔祥熙的合作。
各货运管理站成立后，统一事权，有了“一纸通行”之便，军统便开始在商业领域大展拳脚，财政部更拨出黄金向沦陷区抛售，以加强对其物资的吸收力。而戴更对孔网开一面，允许他在上海设立秘密专用电台，与重庆保持生意和情报上的密切沟通。
当时在后方，最紧缺的便是燃料，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其次为五金、西药，后因玉门油田出油，加上美国加强空运，油料危机才得稍缓。而纱布衣装等因1942年后方棉花的歉收，供应逐渐吃紧，以至1942年后阴丹士林布成为囤积敛财的对象，甚至于布匹有了货币的功能。1943年1月重庆实行“限价”政策后，纱布价格大幅度地上涨，戴笠向杜月笙提出合作，以私人资本名义出面，官方提供资金、运输保障，收购沦陷区棉纱原料到后方，既赢得支援抗战美名，又有实利可图。杜月笙即派其留沪代表、国民党地下的“党政统一委员会”总干事徐采丞与驻沪日军“登部队”及日特“松”机关达成协议，以800万美金自上海购运纱布6000件，每件400磅，计1200吨。为此还在重庆设立了一家“通济公司”，由杜月笙自任公司董事长，杨管北任总经理，徐采丞之子为副总经理，专门经营此事。徐采丞则在上海成立“民华公司”相对应。因战时交通困难，每次货物贸易仅押运费就达总成本的30%，后直升为50%。其中有一批棉纱3000件是由上海海运到浙江淳安，直接交三战区接收的；后来，戴笠又通过徐采丞之手，向日方购得800万美元的棉纱，用火车运至陇海线十字河小站交货，历途155华里（77.5公里），在杜月笙直接安排下，通过当地洪门派出保镖，雇人以架子车运至界首，每辆只能运一件。1944年正月十五，戴笠亲往界首布置，凭据已策反的十字河伪驻军郝鹏举部的保护，一路无事。这笔大生意，直到1945年3月才交运完毕，戴、杜等人从中获利无数。
除此之外，戴笠手下各地区的货物管理处则更是如此经营着沦陷区与后方的物资贸易，如苏浙管理处的“兴隆庄”垄断了浙南地区的木材、大米、大豆、猪鬃、桐油生意；上海和浙东的忠救军则行武装走私，进行卷烟、五金、轮胎、棉纺品、西药、百货生意；重庆的“进出口商联合会”则与日特机关合组“杏记庄”、“岭南公司”等交换物资。这些贸易使日蒋之间有了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重组河南省政府，以刘茂恩为主席，调军统王抚洲为财政厅长，戴笠以物资局副局长张果为接任王职，军统势力在取得财源之后又向政界步步渗透。
（三）争得航邮检查权
邮电检查是国民党特务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在陈立夫一统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期，除了徐恩曾与戴笠的第一、二处外，还设有以丁默邨为首的第三处，专事邮电检查与通讯。可见国民党特务对此的重视程度。而戴笠因在南昌“剿共”中发现通讯业务在特务工作中的重要性，对此事也十分重视。1935年第三处开设通讯人员训练班时，戴笠手下人员在报考80人中占56人，足以说明他急于掌握此技术的程度。
1938年中统、军统分家，第三处改为军委会特检处，仍司邮电检查之职，由两统派人共同办理。戴笠为抢邮电检查权，不惜与陈立夫妥协，将图书与新闻检查让给中统，自己独占了邮检。先后派军统刘璠、李肖白出任特检处处长。
因航空检查所掌握机票的黑市油水多，戴笠又于1942年将航空检查所并入，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内设邮检、化学检验、总务三科，全由军统局掌握。当时仅重庆邮检所的队伍就有200余人，他们对日以万计的邮件、电报进行检查，按收信对象的不同加以处理。对给****代表团领袖的多数扣留；对知名民主人士和******政敌的邮件电报详细检查，搜集情报上报，从中得出特务单位的工作对象。对寄给******、宋美龄及国民党要人的邮件，他们也要检查，如是攻击和指责的匿名信，就扣压并可从中发现不满者加以追查。如1941年7月有人匿名寄信宋美龄，指责她贪污“航空救国”捐款，宋美龄大怒，限期找到寄信人，结果为一封信抓了4人并判刑。******命令这些信以后不许送达收信人。但邮检所也有麻烦，有时拆了权贵的正常信件也会被骂，如陈立夫一次发现信有被拆复封的痕迹就大发雷霆，戴笠只好亲自去赔罪并把检察员关了禁闭。
军统特务一方面侦探别人的秘密，另一方面却严防被人窃密。1940年后，戴笠为防止****派人打入政府机关，请******命令各部门派人参加防谍训练，由军统局在重庆赣江街江西会馆举办了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在加强防共的同时也为军统培养了一批在国民政府各部门设置的耳目。
（四）插手缉私
抗战期间，走私猖獗，缉私成为肥缺行业。戴笠早在战前就插手缉私，成立了禁烟缉私组织，分布于两广与长江流域各地。1939年3月，军统在各重要地区卫戍司令部以下普设稽查处，归戴笠指挥，负责搜集情报与检查工作。到1940年底，他们在重庆卫戍司令赵世瑞、川康绥署何龙庆、常德警备司令部唐伯岳、万梁警备司令部内都设立了机构，1941年后，在军政部兵工署所辖各厂内设立稽查处共25个，均由戴笠派人执掌，共组建了22个大队9个直属中队的警卫部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进出口贸易日渐困难，走私活动愈发猖獗，严重影响了大后方的经济。1940年6月20日，******根据军统局的走私情况报告，召见戴笠谈论加强缉私和税收改革计划，意在通过军统的强力监控，阻止走私活动的上升势头，并针对日伪利用走私破坏后方经济的手段进行还击。戴笠对此肥缺极感兴趣，急于在此行业扩大势力。他提出在军委会之下成立统一的缉私组织，将中央与地方的缉私武装统一指挥，借机再收权归己。
11月间，******批准在财政部下设立缉私署，他否决了孔祥熙提出的处长人选，决定由戴笠兼任署长，以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为副署长，在重庆海关巷觅址开张。在成立前，因杨蔚对报界发表谈话时“违背了军统（只干不讲，工作成果也不讲）的作风”，被戴笠训斥，后调往兵工署任警卫总队长。戴笠亲自拟定了各省区缉私处设立方案及其主管名单，各省区缉私处长均由军统人员出任，又将缉私部队整顿扩充，成立4个总团、20个分团和若干个补充团，计有一支庞大的缉私武装6万余人。1941年还在重庆、西安和湖南衡山又分别开设了多期查缉人员训练班，共毕业3000余人分派各地工作。总计在17个省成立了129个查缉所、449个查缉分所。从此各地缉私富源皆入军统之手。
以广东为例，戴笠派广州站长谢镇南任粤省缉私处长后，查缉点增至76个，扩充缉私部队2个总队4000人，缉私收入倍增；山西省由乔家才兼任缉私处长后，税收增加了9倍，其中还不包括相当数量的被军统中饱其组织及个人私囊的部分。这一方面虽说明了过去漏卮之重，另一方面却也证明了军统超常的搜刮能力。在生产并未有效增加的情况下，税收的大增，对国民党政府固然有利，工商业者及民众的负担也可以想见。
对于******派他兼任缉私处长一事，戴笠曾说：“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居里，这次来华考察，说中国战时经济走私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在经济方面并不需要外国的多少帮助。领袖预见这个问题关系抗战财政的重要，下手令说：‘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这‘决派’二字，不是随便加的。讲到这里，我附带报告最近与缉私有关的一件事。就是我身边的一个警卫和一个司机，前者假借名义，骗取金钱，后者擅带私货，违抗检查，二位同志都是因走私罪于民国30年3月和11月，分别被判处枪决。这并不是我把同志的生命当儿戏，而是因为我们要正人，非先正己不可。我们知道，今天全国总预算支出是70万万元，事实上国民政府只有10万万元税收，其余的数目，发钞票吗？借外债吗？都不是办法。如果缉私工作做得好，便可以增加几倍税收，关于抗战建国前途重大。我这个人，随便骂人或许有之，至于随便杀人，简直没有这回事。”在这里，戴笠除了炫耀自己被******器重外，还忘不了为自己的所谓“正直”自我吹嘘一番。
戴笠的“财政部缉私处”，当然查获了不少走私案件，但他在同时也获得了无数的利益。军统人员从中敲诈勒索捞取不义之财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福建缉私处处长江秀清，军统局闽北站两任站长严灵峰、张子白，军统西北区区长程一鸣等许多“缉私官员”，都有包办走私、敲诈商人等劣行，甚至在军统与中统的斗争中，也借机攻击对手。1943年5月，浙江缉私处查获一起中统人员参加的走私案件，在私货中还夹带193万元伪钞。戴笠立即抓住机会，用专机把案犯押到重庆，审出中统上海地下组织与日方的勾结内幕，在******面前狠狠告了中统一状。当主犯高子文被判死刑时，中统徐恩曾出面保护，说是为了解决“上海兑汇困难，不得不由高子文办理易货，以图接济上海工作人员”，等等，结果高仍被判处8年徒刑，坐牢3年才被放出。对于非蒋的地方派系走私活动，戴笠也毫不留情，甚至“黑吃黑”，他的手下曾在处理青海“河西王”马步青私运烟土案件中，将案犯杀掉投尸黄河，然后吞掉私货发财。
另如军统局派往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浙东管理处的处长赵世端，利用他的职权，勾结浦东忠救军武装走私，并在与沦陷区的贸易中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被人称为“赵万万”，跟他同行的侄子赵子清，也有“赵千万”之称。他在龙泉等地仓库中，囤积了大量紧俏物资，后来因与手下寿廷分赃矛盾，被告到戴笠处。1945年8月，戴笠将赵世端扣押，关在福建建阳回龙寺美军招待所。戴笠派连谋到南田岛、龙泉等处仓库中，查获的赵世端私货达14卡车之多，价值达4000万元。经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有期徒刑5年。戴笠死后，赵世端被毛人凤批准释放，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在军统“缉私”过程中，有一件曾轰动一时的“林世良包庇走私贪污案”，军统对其处理不当，直接导致了戴笠在******处吃瘪并退出缉私界。
1942年3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查明昆明大成企业公司经理章德成，在仰光私自购买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以150万元贿赂了时任中信局运输处经理、孔祥熙宠信的“爱将”林世良，用公车公货名义内运，军统局人员于3月4日扣押了货车35辆。林世良倚仗孔的后台，为其出证明以放行，又去渝谋取购料处经理许性初的配合，补办押汇手续，称货虽是大成的，但因其无力运回，已向中信局押汇1000万元。3月12日，许向监察处说明，但他却无法解释100万以上的押汇须经孔祥熙批准的规定为何未执行。军统经多方调查，向******报告此案内幕，******一怒之下于12月29日判处林世良死刑，许性初徒刑5年。孔祥熙对戴笠这一手十分恼火，让其女孔令俊在宋美龄面前告状，******闻讯又责备戴笠“擅权嗜杀，隐报情由”，撤销了他的财政部缉私署长职务，由宣铁吾接任。戴笠吃了大亏，只能保住他掌握的“税警总团”不被接管，改为“别动军总队”。为保面子，他对外宣称“实因兼职太多，不得不缩短战线”。这件事，使戴笠深感宋氏家族是开罪不起的。
（五）渗入军队及军运系统
1942年后，军统加强了对各部队的“防谍”调查，在各路军司令长官部、集团军总司令部、省政府机关都成立了调查室。军统之手由此伸向各军队、兵工厂。军统局还掌握各战区长官部及各方面军统司令部的外事处，监控各方武夫的内外交往。另外，他还派出干员掌握着各省市警察局。
军统局在军队与警察中势力膨胀，成为******的耳目与控制器，这不仅在于上层领导，而且还通过通讯联络单位深入了基层单位。
有一个事例可从侧面说明军统在军队中的渗透程度。
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毕业于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因为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苦战后最终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7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在撤退中，远征军不断遭到远征军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伏击。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这7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她们砸毁电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7人中只有最年轻的姚某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她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坚持4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但仍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牺牲。军统在当年的“四一节”上，对殉国的7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女少将姜毅英致祭词，并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作为纪念，称之为“七姐妹花”。
像这样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青年，她们虽然有军统的身份，但主要是抗日战士，她们没有参加反共内战，她们的死是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央军系统被军统派入译电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于军统局“利用抗战的坐大”，戴笠自己也有明白的认可，他曾说：“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实际上，******使用军统特工的力量来加强其在各方面的统治，虽然有效，但无异于饮鸩止渴。军统在缉私、运输等处所获厚利的滋润下，野心随口袋一齐膨胀起来，戴笠开始向警察、海军等实力部门伸手，不久后，******就感到了来自他这位“忠实学生”势力与野心的威胁。
（六）组建跨境特务网
抗战八年间，国民党军统局急剧扩张并发展，戴笠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各地，还远达海外。随着战事的扩大，与中国相邻近的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价值逐渐凸显，加上其物产丰富，成为日本所觊觎的重要目标。戴笠深谙其道，将军统在境外活动的重点分布其间，重点在缅甸、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和尚在法国控制下的越南等地插手。
1939年初，根据戴笠的指示，军统局于第二处内增设国际科，以谢贻征、汪暄、岑士麟先后为科长，专门负责海外组织与人事及处理军统局国际合作事宜，并在各地华侨与第三国人士中发展组织。当时军统在东南亚国家设立网站的地方有：印度的新德里；缅甸的仰光、腊戍；泰国的曼谷；越南的海防、西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槟榔屿等，此外还有新加坡的星洲特别组；菲律宾与荷印等小组。
日军侵占南洋各岛屿后，各地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抗日。军统局为了开展对南洋的工作，有意拉拢这些青年，于1942年在重庆建立了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通知各地军统组织收罗培训对象，送来培训，由军统海外区与人事处合办，罗杰为主任。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一期，学员毕业后，分往新、马、缅、菲和印尼等地工作，在各地建立特工情报机构，开展工作。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改归该所管理。
以下分别叙述军统在南洋各地的基本组织与活动情况。
1939年1月，军统派方炳西赴河内组建情报站，在海防、西贡、谅山、芒街、东兴、顺化分别建立了情报组和电台。他们以“国民党中央机关驻越工作团”的名义组建了工作队，由军统的邢森洲、王业鸿先后为团长，调军统别动队一、二两大队进驻桂越边境的龙州，以为保障。
1941年，日军侵入越南后，大批越南民族革命人士退入中国，其中有“越南革命同盟会”阮海运和“越南民主同盟”胡志明等各派力量以及许多华侨青年，军统越南办事处也在邢森洲的率领下撤回，共在广西龙州、田东集聚了500余人，越方要求军统收留。军统局与第四战区共同在田东开设了“越南战地工作干部训练班”，吸收越方人员及华侨青年培训，后迁往柳州。该班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兼任班主任，军统派出桂林办事处处长杨继荣为副，主持工作，另委邓匡元为政训组组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戴笠抵达柳州，主持了该班的毕业典礼。按照开办宗旨，大部分的学员都被派回越南各抵抗组织从事抗日情报工作，并与军统保持联系。华侨青年则分归邢森洲与四战区政工队和别动军分配工作。这一训练班为军统赴越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
当时的越南尚在法国总督府统治下，而总督府名义上归降德的法国“维希”政权领导。为与法方加强联系，军统局还通过外交关系，与“自由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取得了联系，由戴高乐派代表祁业鸿来到重庆与戴笠会见。经过会谈，“自由法国”的代表答应说服法越总督府掩护军统在越南的抗日工作。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在美方的协助下，军统对越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由法国”在北非的军事领袖吉罗德将军，派海军军官劳勃·梅利亚中校（Roberl Meymier）带领20余人于1943年8月来华，与中美所合作，准备在越开展抗日活动，对日禁运橡胶，破坏码头等，响应盟军的反攻。
9月6日中美所会议决定：在南宁设立情报总站，下辖中越边境的7个分站，与法方联系共同抗日；同时派人随梅利亚中校10日内重返越南，组成“法越工作小组”。次月，梅利亚中校与中美所“法越工作小组”人员回越，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得到了许多有关日军动态的情况，并及时报告给了重庆并转告给美方，对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44年5月，梅利亚调往北非工作，其后小组改归法方指挥。
1939年1月，军统成立缅甸组，以郭寿华为组长。戴笠亲率张我佛等人赴仰光建站，同时设立电台四座，以曾图南为站长；下设腊戍组，由潘其武负责。缅甸陷敌后，军统又在缅境内的卑缪、东吁、曼德里、八莫、拜子、眉曲、班弄、干崖、密支腊、畹町等地建立了电台组织，以干崖为前方联络站据点，班弄为下游基地，建立缅北游动组，设联络机关于芒街，进一步完善了地下情报网。1941年年底，军统局又派出陈式锐出任缅甸站站长，领导军统组织在缅的工作。仰光组组长则由柯鸿图接任。
柯鸿图是福建安溪人，其父亲原在仰光开商号，在当地有些社会基础。柯鸿图在安溪县，经林泗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秘密组织，并曾给当地复兴社负责人、安溪国民兵团团长陈宗棠义务做情报工作。后来陈宗棠介绍他参加军统局息峰训练班第三期受训，编入华侨区队。这个华侨区队的学员由来自缅甸、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侨子弟组成，其目的就是为了训练派遣回去工作的特务人员。
1941年11月柯鸿图受训毕业，与其同学王汉英、苏国宝一起被派往仰光工作。他们经贵阳、昆明，沿滇缅公路抵达缅北的腊戍，12月底到达仰光。柯鸿图奉命担任仰光组组长。面对日军逼近，他们赶紧着手布置沦陷后的工作。
缅甸站站长陈式锐接管在仰光的四部秘密电台，柯鸿图负责其中第一台和第三台的工作。
第一台潜伏地点选择在仰光北郊六英里的甘马育镇，台长程济，以制造肥皂为掩护。
第三台选址在仰光东郊淡汶区，台长姚遴秀，由组员曹清泉和他的家庭来掩护，平时种菜养鸡养鸭，完全是农家式的布置，隐蔽性强。
仰光沦陷后，在缅的军统各工作站点如何获得经费接济，是最重要而又很困难的问题，必须有妥善的安排。柯鸿图想方设法在侨胞刘金梓处争取到负责补给的承诺。当时刘金梓的哥哥刘梧桐在重庆做生意，缅甸所需要的经费，由军统局按月付给他哥哥，再由他支付。这样一来，沦陷后缅甸站的财政问题便得以解决了。
为了交通联系便利，柯鸿图在日军入城48小时内下达疏散令后，偕柯伏算和刘庆云到仰光附近的毛备建立前哨站，再赴距仰光70里的奥隆坡及120里的敏蚋镇，建立了一所交通站。
柯鸿图和刘庆云的家住在毛备西南的瑞丽支，位于仰光河东岸。华侨富商陈天星也住在这里，他是当地经营客货运输业务的大商人，有客货车20多辆，车队经常往来毛备、仰光之间。柯鸿图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传递消息，为抗日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时从仰光和毛备来瑞丽支躲避战乱的华侨有100多人，使这个地方一下子热闹起来。
日本人占据缅甸后，利用缅甸人多年受英国人压榨所产生的仇恨心理，以帮助缅甸独立为号召，进行欺骗宣传。缅甸人信以为真，因此在开始阶段欢迎日军，气氛相当狂热。部分当地人也想趁乱抢掠瑞丽支华侨，发一笔横财。形势非常严峻。柯鸿图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组织当地华侨自卫，以武力来阻止当地人的抢劫。
为了搞到情报，他还设法和日本人接近。
1942年3月7日，日军攻占仰光，指挥缅甸军的日本军官帽颇椒到达瑞丽支，他立即征用了陈天星的小轿车和几辆客货车。柯鸿图借机和帽颇椒笔谈，发现尚能彼此沟通。帽颇椒要请他担任翻译，同往仰光。柯鸿图由此想到，如果借帽颇椒的关系弄到一张通行证，以后往来仰光会有很大的便利。于是他便向帽颇椒试探。没有想到帽颇椒毫不迟疑，立刻用一条白布写上“使用人”三字，盖上图章，成为柯鸿图的通行臂章。这个意外的收获，使柯鸿图通行无阻，活动方便。
仰光沦陷不到一个月，4月1日清晨，日军截断了仰光所有的交通，大举逮捕华侨，一共抓捕了400多人。经过讯问后，拘留了七八十人，囚禁40多天，最后5人被惨杀，20多人被逐放。日军随后又强令他们组织“华侨联合会”，借以控制华侨。大家推举白坼章为会长，谭锦裳为副会长，李云川为秘书。白坼章等三人都是地下组织人员，为日军成立华侨联合会，可借其掩护并推展工作，所以决定顺水推舟成立起来。这对仰光组来说，也提供了活动的便利。柯鸿图要他们三个人成立一个反间小组，和担任日军翻译的台湾人周旋，既可以保护华侨，又可以获得不少重要情报。
日本人开列出多项任务，要他们赶快去办。其中包括：
1.组织警卫队，负责维持仰光的治安。
2.设立医务所，负责医治市民的疾病。
3.组织清道夫，清理仰光市的垃圾。
4.组织调解会，调解市民间的纠纷。
5.设立学校，收容儿童和少年。
6.成立报社，为日军宣传。后来成立了“正谊报社”。
7.组织各属支会、分会，先后组织了40多处。
此时英国人预先布置的秘密机构，因缅甸人告密而被日本宪兵破坏，无一幸存。英国人所需要的情报，也得仰仗军统了。
日本侵占仰光半年以后，发觉仰光附近有秘密电台在活动，开始派出测探车辆，到处侦察，对甘马育镇尤其注意。军统站第一台受到威胁不敢大意，立刻停止通报，将电台迁往他处，暂避风头。
而在第三台附近，也发现日军有侦察活动，第三台也迫不得已停止通报，将电台迁往仰光附近的奥降镇。台长姚遴秀对失去和国内的联络，非常着急，时常设法呼叫。在失去联络四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姚遴秀忽然听到重庆总台的呼号，他赶紧依照规定呼叫，使仰光第三台恢复了与总台的通报联系。后来在侨胞刘金梓的帮助下，该台撤回仰光另觅地址恢复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军统总部对此曾颁令嘉奖。
军统仰光组的工作人员，除组长柯鸿图外，尚有林永和、程济、姚遴秀、白坼章、谭锦裳、李云川、陈中才、林笔峰、钟祺镇、谢桂芳、王汉英、柯伏算、刘庆云、顾明申、吴南嵩、谢维明、郑丕远、曹清泉等20多人。而当地华侨中协助工作出力较多的，有刘金梓、林春科、陈天星等。
仰光组的组员陈中才出生于当地，并未回过国，但就学于当地华侨中学，对祖国充满热爱，参加地下工作后每天都与柯鸿图联络，只是其时间和地点时常变动，并不固定。不久，陈中才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连续三天每隔三四小时受刑一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招供其他人员，受刑三天，已经是奄奄一息，日本宪兵队见毫无所获，便将他送往永盛监牢，关了一个多月，直到病危才准华侨联合会保外就医。因受刑过重、伤及内脏，经过手术和几个月的治疗修养，陈中才才算痊愈。像他这样的华侨子弟，并不了解军统组织的性质和其在国内的行径，单凭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诚，投入地下情报工作，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其精神可嘉。
1943年雨季结束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败象已露，缅甸战场的制空权已经移转到盟军手中。为躲避盟军的轰炸，日军将仰光市内的军用物资仓库移到郊区树林内，借以隐蔽。日军在潞加水池北面树林内，建筑了几十座仓库，每座50英尺（1英尺≈0.3米）宽，100英尺长，用以储藏机炮、弹药、汽油、军用品及粮食等军用物资。1944年雨季开始后，当地华侨界照例向潞加水池投标捉鱼，柯鸿图以11000盾得标。当七、八两月雨水最多的时候，他住在水池旁边，监督捉鱼，便借机和驻守仓库的日军大尉结交成为朋友。柯鸿图经常送鱼给大尉，请他保护捉鱼。军用仓库就在水池的东岸，柯鸿图观望得非常清楚，摸清了情况。他画出详图，报告给了重庆。11月冬季开始，盟军派出百余架B29轰炸机，飞临仰光市郊仓库上空作地毯式轰炸，把所有仓库全部炸毁，给敌人以巨大的打击。
1943年10月，中国赴缅远征军1师自印度攻入缅北，被日军围困于胡康河谷，供给线断绝，只能依赖美军空投生存。军统属下的缅北游击队，报告联络，积极扰敌，为我军反击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3年12月初，缅北流动组电台台长王辉武、组员陈漳明，化装成当地人去敌营侦察。他们发现日军在野人山狭河地带布兵，并在丛林中发现了日军新式坦克营，即密报戴笠转告给盟军。当月15日美军出动轰炸机36架空袭，王辉武及其岳丈苏互迪头人，在日坦克营附近施放烟火，指示轰炸目标，结果日军坦克及火药库连同日军800余人皆被炸毁，损失惨重。而苏互迪则不幸被日军捕杀。
1944年3月，盟军反攻缅甸，我远征军36师在八莫伊洛瓦底江受阻，军统情报组得知江底有暗道，可供潜行过江，于是联络步兵1团团长林冠雄，挑士兵100人，经10天准备训练，于5月22日半夜，在上游我军炮击和美空军轰炸掩护下，自下游夜渡过江，保证了反攻战役的进行。
1944年，日本征用大批广东台山籍木工去泰缅边界的幕尔鸣深山服劳役，工人们均一去不回。军统小组发现这种异常后，派组员曹某伪装汉奸前往调查，但曹某不幸患上疟疾，回仰光后病死。小组再派木工10人混入民工队伍，指示他们事成后向泰境逃，到曼谷找周秀兰情报站联络。又派张我佛会同开药铺的侨民蓝就西购买了大批奎宁，溶药粉于裤带上，前往山中探险。结果10去仅2人得归，终于探得消息，得悉日军利用英俘、中缅泰工人建设铁路及桂河大桥，企图打通泰缅陆上交通，营救在南洋被困的日军。情报员将桂河大桥附近的地形情况画出图纸转呈重庆报给了美军，美军对此地进行了成功轰炸，彻底摧毁了日军的战略企图。
1944年4月间，日海军5000吨以上运输舰5艘，满载弹药和军用品，停在仰光通往端低运河口的亚弄水面。仰光组布置在猢狲角卖香烟的人员看到后，立刻报告上级。次日中午，盟军30架B29轰炸机飞来轰炸，炸沉两艘，重伤一艘。在这次攻击中，盟机被击落一架，机上8人，3人死亡，5人跳伞后被俘。因为敌运输舰大放烟幕，混乱了轰炸目标，致使投弹偏差，不仅未将敌舰全部炸沉，反使仰光被炸，死伤平民40多人。
1945年1月间，根据仰光组的报告，盟军又派出B29轰炸机200多架，分成8队，对日军驻仰光司令部连续轰炸3小时，日军死伤500多人，其中不乏中将级军官被炸死的。4月30日，日军自动撤离仰光。5月2日，美军空降部队降于民加拉洞飞机场。英国舰队也于5月4日驶入仰光港，正式宣布仰光光复。
仰光沦陷3年1个月又26天，其间军统仰光组一直在坚持工作，这主要是得到了当地的华侨与人民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他们的活动，代表了祖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力量。
抗战开始后不久的1939年5月，军统局便在曼谷建立了情报网，派卓献书为驻泰国军事专员，组织“泰国挺进队”，并在缅泰交界处发展抗日游击队。卓献书抵达曼谷后，还与泰国皇族拉上了关系，对他们鼓动的含有排华性质的“大泰运动”实行劝阻，以保护在泰华侨的正常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武力占领泰国，控制其政权。此时泰国内部产生了抗日的“自由泰国运动”，其副领袖塞古安一行来华，与军统协商合作，达成了协议，军统答应为其下属5个单位配备电台等设备，回国进行情报工作。
当时泰国驻美武官卡宫春中校亦建立了一个抗日小组织。戴笠按盟方的要求，命令萧勃在美与卡宫春接洽，洽谈在泰国组织反日暴动以牵制日军事宜，最后决定以卡宫春为负责人，挑选泰国留美学生30人来华接受特训，随后进入泰国活动。这一计划得到了中方军事领导人及美军驻华指挥官史迪威的批准。
1943年9月6日，戴笠、郑介民、潘其武与中美所美方代表梅乐斯等人会商，决定：
1.同时支持塞古安与卡宫春两组织抗日，以卡宫春为主，分头进行，相互呼应。
2.卡宫春一派以回国建立组织制造暴乱为目的，中方派卓献书帮助，卡派人员分为五组，每组有华侨2—3人参加，负责引导组员进入泰境，另在普洱开设训练班，强化训练“泰国挺进队”，每期200—500人，培训两个月，一年内共计划完成4—6个突击营的训建工作，而后加入卡宫春的抗日组织。
3.塞古安一派以柬埔寨为基地，进行对日军策反及协助盟军登陆工作，派邢森洲辅助其指挥，逐步扩充加强其原5个小组的力量。
4.由卓献书、邢森洲二人负责塞、卡两派间的联络工作。
5.通知在渝之泰国代表阿伦亲王，说明中美已声明尊重泰国自主权，并请其转告泰政府，打消泰方的疑虑。
12月后，卡宫春一派改由美战略局驻华代表卡福林接手指挥，下令其人数限额不许超过30人，工作内容亦仅限于情报搜集，不能训练部队，于是所谓的“普洱进军”军事行动计划只能宣告停止。
12月26日，中美双方再度与卡宫春一派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协商，决定组成“泰国工作组”，派卓献书等即日起行，前往普洱建立电台站。后卡宫春赴美，该计划亦告停止。与此同时，塞古安之弟开辛则率下属各抗日小组，进入泰柬境内活动，以策应盟军反攻。而军统局所属的游击队也开至缅北山区，策应我军远征军反攻缅甸。
1940年，军统局组建菲律宾情报组，鉴于此地情况复杂，军统局作了复式布置，他们征召菲律宾华侨回国进行特种训练，返菲后组成了游击队。
日军攻占菲律宾后，游击队成为菲律宾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力量，协助美军抵抗日本。军统在菲地下组织则组成“血干团”，从事破坏交通、刺杀日人与菲奸的工作。日军占领马尼拉后，美军守将麦克阿瑟率部撤离巴丹半岛，马市仍留有军统王之和及张某两个行动组，保持与美军的秘密通讯，提供情报，准备配合美军的反攻作战。
在新加坡与马来亚方面，军统在准备渗入之前，侦知苏俄情报组织已在马来亚渗透有年，戴笠为了保持其组织的纯粹性，拒绝了岑士麟利用当地华侨领袖陈嘉庚势力的建议，决定另起炉灶，自设组织系统。
1939年11月，军统建立星洲组，由曾广勋负责，后改设为站，由岑家焯负责。不久后又设立槟榔屿组，以刘戈青为组长，开展全面的情报搜集活动。此外，军统还另设有星洲特别组、荷印组与吉隆坡组。其势力由此深入新、马、菲地区。
抗战开始后，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的战略地位与价值逐渐显现。军统局为配合战时军事与外交的需要，开始重视印度工作。当时印度仍在英国控制之下，对印情报工作还涉及中英关系，内容复杂而敏感。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达成后，戴笠怕邻近苏联的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形势不稳，特别向外交部推荐陈质平为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并介绍在局内国际科工作的董宗山任使馆秘书，联络印北各土著，做好争取工作。并准备在加尔各答组训一批海员，以备中印交通被切断后从海路继续对华补给。军统还训练了一批通印缅文的伞兵，计划必要时空降到敌后开展工作。
1942年12月，在修建抗战时期著名的“中印公路”时，军统局趁机向印度渗入，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并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因此，特派军统要员陈质平赴印度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并在全印境内广设据点，派员“协助”外交部印度专员公署工作，一时间，军统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小村与新旧德里大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这一时期，戴笠的军统组织也尝试过在东南亚地区与英国的特工组织开展情报合作。1941年，军统局奉命开展对英情报合作，在香港成立了中英交换情报组，在海南、虎门等处设立电台，担任情报交换工作。次年，军统局还派遣人员赴英接受训练，毕业后派赴马来亚及泰国、越南等地工作，另又在昆明、贵阳、衡阳、淳安等地设立运输机构，从事物资器材等物之输送。后因此项合作成绩欠佳，军统方面指责“英人缺乏热诚”，加上中美情报合作的开展，中英合作遂告停止。
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活动最盛的时期，此期又以军统组织的发展与活动范围的扩大为标志，在国内，他们将势力伸展到警察、交通、缉私、走私贸易各领域；在全球，他们把触角和网络伸向欧美和东南亚地区。客观地说，军统组织在抗战时期犯下许多反共反人民和镇压民主的暴行，但也进行过抗日和打击日伪的行动。而他们在东南亚各地的势力扩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其主要任务是为了抗击日本在南洋地区的侵略，为盟国的对日军事斗争服务，同时也将国民党的影响扩张到东南亚各地。在全民族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中，军事斗争的需要使特务情报工作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当时东南亚各地的抗日党派、华侨青年和各界人士纷纷投入抗日游击与情报工作，他们毁家纾难，不怕坐牢、酷刑折磨，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参加地下斗争，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民族气节令人感动。他们的基本动机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并不是为了反共，如胡志明领导的越共组织中，也有人受过军统的培训。况且他们对军统在国内的种种劣迹并不十分了解，虽然他们名义上归军统组织，但这些抗日志士爱国华侨的工作表现与行为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本质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抗日的工作，中国抗战的历史应当写入他们的事迹。
除了主要在东南亚各国建立特务网，戴笠还注重与欧美国家的结盟。特别是在与美国海军特务机构合作后，军统局大力加强了在国外的工作。除派出军统大将萧勃以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身份在美组建情报站，担任对美联络与搜集情报工作，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外，还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巴黎与伦敦设立了情报站。军统的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