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向来重视武力在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他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当他看到胡宗南、陈诚等武将都手握重兵，甚至同为特务系统的康泽也控制了别动总队和禁烟督察处缉私室巡缉团之后，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
戴笠建军的想法由来已久，而蒋介石对戴笠虽然重用，但也窃惧戴笠的实力膨胀而尾大不掉，因此对其建军的想法始终不予考虑。抗日战争爆发后，基于抗战之需和国民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谋划，以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蒋介石最终改变态度，允许戴笠组建队伍。
一 戴笠建军的实践
戴笠建军的实践起于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组成的便衣队。早在1937年8月初，在日军大举进犯北平前，陈恭澍联系到陈维藩和史岳山等部2000多人、枪700多支，组成便衣队在天津附近活动。此事上报给戴笠后，戴笠即兴奋地复电，为其将来的敌后游击工作指示道：“兄在数日内，能号召便衣队及枪支数百，且有战区义勇军可以无条件为国效力，足证工作努力，无任佩慰！弟意当此我军退出平津，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时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与夫在敌方民意之表现，如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对敌士兵之宣传等等。目前急应在平津及附近一带，到处发动，使敌不安。同时在国际间表现我中华民族断非弱者，决不屈服也。”
高兴之余，他对组建部队仍是相当谨慎，对陈恩威并施：“最要者，是希望有真实动作之表现，与所报之人枪，确有把握也。此事系吾人对领袖信用攸关，务请吾兄切实考察，详确电示。如真有把握尚有实力，则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维持费，弟所担保也。”随后，戴笠委任王天木和陈恭澍为滦榆游击司令和副司令，以王抚洲为政治部主任，收编当地警察千余人及平原、恩县张栋臣、李娃娃等部数千人为主力，带领所部在天津附近进行敌后活动，曾经拆毁丰台附近的铁轨，使敌兵车翻覆，交通受阻，敌后活动“颇有成效”。
正在此时，上海的一条通电吸引了戴笠的注意，原来是洪帮智松堂堂主向海潜（号松坡）的请缨通电，他号称手下有群众数十万愿意为国效力。戴笠沉思了一会儿，认为此事可以大加利用，便以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言设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别动队”，预备以此部队配合国军作战，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而私底下，戴笠却是另有打算，万一上海失陷，也可据此队伍潜伏在沪宁杭地区作敌后行动，进行情报搜集、突袭破坏、民众动员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
不过，当他指定时间地点开始编制队伍时，才发现向海潜所说的“请缨之士”人数其实不过数百，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长期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等毒品而骨瘦如柴的“老枪”。戴笠在感到“上当”之余却也茅塞顿开，领悟到不如借此机会自己招兵“建军”。为了招兵买马，戴笠开始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密切接触，在短期内落实到了人枪。随后，戴笠就向蒋介石报告了建军情况。
1937年9月4日，南京发出支电，7日又发出阳电，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戴笠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组建自己部队的权力。
二 创建忠义救国军
（一）与帮会合作的“苏浙行动总队”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上海地区的产业工人、失业的工人数量在全国来说都属领先，参加帮会的工人也多，仅邮局方面入会的职工就占到职工总数的20%，如果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各地方帮口等，全市职工总数中加入帮会的比例就更大。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在上海地区的控制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洗礼，上海广大的工人、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战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八一三”淞沪开战后，他们又以高昂的激情投身战场，组建上海别动队，进行维护治安和锄奸的活动。这为以抗日名义组建部队奠定了良好的兵源基础。
杜月笙早年崛起于上海帮会，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是上海滩闻名人物，在社会基层黑帮中拥有相当势力，并插手政界，与国民党各派系保持多方联系。从1927年“清党”到抗战爆发，上海帮会经过了“黄金十年”的发展阶段，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多方合作、互相利用、各得所需。环顾当时的上海，事实上杜月笙确实拥有这种号召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助戴笠拉起一支像模像样的队伍；此外，以杜月笙历来与国民党合作的表现，以及杜对戴笠表态不会“落水”做汉奸的交底，戴笠自可以放心在沪战之后，继续利用杜的声望和影响来巩固和扩大队伍，在入伍的帮会分子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杜也一直有心结交掌握着国民党特务大权的戴笠，虽然之前戴杜两人的直接联系不多，但双方手下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杜氏恒社中的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都在这期间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还当上了上海行动股股长。戴笠手下的不少人员也都与当地帮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直接加入帮会，在帮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如何行健虽然是黄埔出身，却也在帮，王兆槐不但在帮，还是恒社的社员。
而戴杜的终于合作，与其二人的立场和明确的抗日思想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之际，戴笠就意识到今后的主要目标要转向抗战，而不是如过去集中力量反共了，他开始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在他平时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戴笠对中日之战的看法和态度。沪战之前，戴笠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哀兵必胜”之类的话语，而“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更为直率。在当时其他国民党军政要人尚有动摇彷徨之际，他的抗战言论颇具特色，以至后来成为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语言。
“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坚决性，他组织抵制日货、援助抗日将士、救济难民和办理善后等一系列活动，博得了许多包括左倾进步力量和国民党上海当局在内的社会各方的赞扬。他在抗战的问题上态度也比较明确。在号召募捐和宣传抗战的时候，杜就曾经提出，抗战只能靠自己，而不能对国联“存着依赖心”。他认为，战争不在一时的胜败，而在持久的奋斗，在最后的胜利，“我们不但是求得一次的压服敌人就算胜利，最要紧的是能够持久地奋斗下去”，“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在淞沪会战中，杜月笙也确实做到了不顾炮火而出入前线，每逢有大部队开到上海，他就带着大批慰劳品亲自慰问军队，为前线解决了不少问题。
8月7日，曾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朱学范向杜月笙提出武装工人抗日的建议，当时杜考虑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来出枪支，但没有最后确定落实情况。巧合的是，几天后戴笠就为了组建部队的事情登门造访，两人一拍即合。
（二）根植自己的势力
8月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戴笠的指导下在上海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贻、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十余人。戴、杜、刘为常务委员，戴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各组组长。
9月4日与9月7日南京给戴笠所发的支未、阳巳两侍参电令，明确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之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戴笠以后便以收到“支电”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的成立纪念日。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后成立，刘志陆被任命为总指挥，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何行键，保定军校四期出身，脚跨青洪两帮，也是军统的老特务，其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大多都是帮会分子及上海劳工人士。
第二支队长陆京士和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门徒，其所部编组和第一支队相同，成员包括朱学范组织的勇进队队员400多人，以及上海别动队的大部成员，他们大多都是上海工会分子。
第四支队长张业，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多为京沪一带原有的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
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也是戴笠的老部下，该支队下辖五个大队及一个特务中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较前四支队所属大队多辖一个中队），成员包括部分上海别动队成员，其余多为受过国民军事训练的青年，也有不少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干部多数具有良好的军事学经历，武器也很充足，是国军36师、87师换下来的枪支。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五支队从兵力、素质、装备各方面来说都较其他各支队为优。特务大队长赵理君是戴笠的亲信，下辖三个中队，官兵基本也都是特务处在京沪地区原有的情报和工作人员。
别动队在匆忙中建成，又急于投入战场与强敌抗争，考虑到部队的成员庞杂，戴笠遂又命文强在别动队中增派中下层干部，以加强战斗力。
文强接命后，加紧安排，在一周之内，筛选出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军官600多名，又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多名来沪报到，分批安置在各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为了补充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又从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抽调200多名中高级干部来沪听候分配；至于班长一级的人才，则是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由其部队商调而来。如此，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部队建制基本完成。
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戴笠发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是经过章乃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他觉得让这些有一定受教育程度的知识青年当一名普通战斗队员是浪费人才的举动，考虑到战争的需要和特务处组织机构的长远发展，苏浙行动委员会即设立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培养训练别动队各支队中下级干部。戴笠对训练班非常重视，每班主任都由其自兼，另派副主任主持各班具体事务。无论他如何忙，都会尽量主持开学或毕业典礼，对学员进行精神训话。这一套以后也运用到军统的其他部门。
青浦技术训练班，由余乐醒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班址设在青浦城内西溪小学，学员主要是别动队各支队的中下级干部，共408人，训练时间一个月，主要培养学员从事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能力。在11月4日开学典礼的时候，戴笠特地从南京赶来主持了仪式，并作了长篇精神训话。1937年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青浦班学员向安徽撤退，途中戴笠下令把青训班直接挂在军事委员会下，取消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沿途很多学员都失散了，到祈门历口的时候人数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剩下的人中，一部分由别动军的剩余部队任命使用，另一部分由特务处派入上海做秘密工作。在忠救军的不断壮大过程中，大多青训班的成员都担任了连营级以上干部，成了后来忠义救国军的骨干。
松江特训班继青浦训练班后成立，由汪祖华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员，班址设在松江城内中山路西渡小学。学员成分和训练时间基本和青浦训练班相同。这个班主要训练侦探专门技术，由于日军的一次突然轰炸，松江班遭受严重的打击，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惨状难言。当时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的大队长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廖曙东，他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随即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进的十数名敌兵，口中高呼着“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后因其英勇事迹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校。
青浦和松江班在与敌对抗中，除了伤亡，也有一部分溃散人员，当时戴笠命人一面收容一面潜伏，同时在佘山成立别动队教导团，自任团长，俞作柏为副团长，将青浦松江两班并入教导团，并由各支队抽调部队入团训练为长期抗战做准备，主要负责提高别动队中下级干部的指挥、侦察、行动和破坏等能力。
（三）参加上海保卫战和改编成军
别动队组建后，未及整训完毕，即在炮火的催促下作为正规军的补充而投入战斗。他们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主要配合正规军作游击战：第一支队主要向浦东方面警戒，第二、第三支队则分散潜伏租界内，第四支队分布于沪西，第五支队分布在闸北，担任中山路至真如间的游动作战。
10月20日晚，第一支队三大队接到支队命令，连夜开赴华漕前线接替胡宗南部队的防线。到达华漕镇后，两个中队驻守华漕镇，一个中队越过磅北桥进入北岸阵地，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虽然缺乏实战经验，但战士们英勇顽强，坚持两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直到国民党54师来接防。而驻守华漕镇的两个中队却遭到日机袭击，队员牺牲惨重，仅50多人幸存。第三大队后又调防至真如南翔一带，所处环境相当严峻，铁路以北就是日军阵地，日军每天向三大队驻守地轰炸。在陷入险境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三大队被迫埋葬枪支，就地解散，各自遣返上海。一、二支队余部在正规军撤去后，在浦东扎根下来，建立游击基地，与敌周旋。
三支队到11月基本上都是处于待命状态，只有驻防在真如江桥一带下属的第九大队曾经在国军撤退的情况下，在吴家库阻击日军，夺回了国军丢失的机枪阵地，其队员也牺牲惨重。第七、第八大队与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有一部分缴械退至租界；另一部分去往佘山，由于佘山也不能立足，转由俞作柏率领向陈墓、木渎、无锡陆续撤退，辗转退到安徽祈门。
当苏州河以北阵地失守、国军退守南岸时，第四支队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掩护国军向苏州河南岸转进，但因深入敌腹，孤立无援，2000多人全部牺牲。
敌军迫近南市时，第五支队，包括二、三支队各一部的别动队负责协助国军固守南市，戴笠派侦谍组长周伟龙送到面包20000个，国旗200面，以示令其坚守阵地。别动队员英勇奋战，与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鏖战，“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而在南市陷落时，驻扎南市的一个大队仍有两个班的队员不愿退入租界，他们每人携带两杆盒子枪，浑身捆满手榴弹，埋伏在日晖港到西门一带袭击敌人，这群志士给予了敌人先头部队很大的威胁。在坚守南市的任务结束后，余部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下来。
淞沪战场的形势由于日军在金山卫的登陆，变得十分被动，中国军队溃退，在日海军的炮火射程内，已经没有后方可活动的余地，别动队本不担任正面作战，但事实上却代替了部分正规军的任务。戴笠为激励士气，在前线督阵。他在南京的一个部属徐亮曾去电，劝戴笠不要为了一隅之战而长期停留前方，戴答复说：“别动队起自民间义从，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无薪饷之奉，官爵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忠义精神也。当以身先为倡，庶乎能稳固根基，发扬广大，岂可临危他去？”他令徐亮也到上海，共赴艰难，自己撑持到最后，才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返回南京。徐到上海时，上海已快沦陷。戴笠在此所创“忠义精神”这四个字也成为“忠义救国军”的最初来源。
总体来讲，这支军队虽然刚刚建成，尚未形成较强的战斗力，也缺乏实战经验，但面临强悍的敌人，他们丝毫不逊色于正规军。据文强回忆，他到前线视察慰问的时候，看到各大队坚持奋战，“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甚至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基层队员的英勇抗战事迹不胜枚举。
到11月初全线撤退前夕，文强奉命率一批女工作人员代表苏浙行动委员会前往租界各医院慰问时，别动队的伤员就有500多名，而据人事科的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达到1500人以上。从淞沪战场上撤退后，文强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他派出的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收容得万人中的五分之一，其余大多数都在战斗中流散或牺牲了。
最后，包括特务大队官兵，及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等全部官长学员在内的1700多名官兵，由军事组组长俞作柏率领，经苏州、溧水、繁昌、九江，于12月转达安徽省祈门县属历口。为了整顿部队，戴笠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改编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而第一支队下属雷忠大队则由何行键率领，于1938年初经奉化撤至遂安，与戴笠部署毛森在江山办的一所游击干部训练班及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也同时改为别动队教导团总团部，负责督导第一、第二教导团，就地实施训练，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到蒋介石元侍鄂代电，“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戴笠当即派遣阮清源、鲍步超等人潜进敌区，配合留置敌区之干部及武装部队，开展收容扩编工作。对经点验人枪、能接受改编的部队，给予支队、总队或直属大队的名义，发给给养费用等。到1938年4月底5月初，在浦东、京沪及沪杭线上已经成立陈之裁的直属第一大队250余人，李志明、于陶生的第三、第四支队2500余人，朱寿华第五支队2500余人，第六支队杨行方1350人左右，第七支队程万军3600人左右，管容德的南京行动总队1300余人，包括在历口整训的俞作柏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共有16000余人。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上海作战，使得戴笠建军的梦想得到了实现。为了保证这一梦想不再落空，到1938年5月，戴笠奉到一侍参鄂代电核准，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汉口成立了总指挥部。当时戴笠兼任总指挥，由徐光英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随即由汉口出发，经江西南昌、安徽屯溪，进驻浙江孝丰，接替前“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的指挥权责：一方面指挥所部，对敌进行战斗，另一方面继续收编流散国军，号召地方武力，以此壮大抗敌实力。
三 忠义救国军之发展沿革
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正式成立之后，戴笠辞去了总指挥一职。但是，忠义救国军的发展轨迹始终在戴笠的掌握之中。只要是关乎忠义救国军发展，他无不亲力亲为。
忠救军的继任总指挥俞作柏在卸任后曾向毛森说过：“我对忠义救国军的现状并不满意，我们事事都要请示戴先生，每一干部都可以直达戴老板，总指挥无实权，被束住手脚，难以灵活指挥作战，不如从训练基层做起，自己带一支劲旅独当一面，胜过挂名主帅。”最后一任总指挥马志超也曾提到，几年之中，戴笠对他指授与督导的亲笔函电，就有数百通之多，可见戴笠对忠义救国军的控制之严。对于军内存在的派系问题，戴笠更是运用他一贯的手段，通过频繁地调动人事，来节制各方面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操控权力。
（一）扩编部队
俞作柏（1889—1959），字健侯，号一则，广西北流县人。加入过同盟会，也参加过北伐，当过广西省政府主席。1929年10月因为发通电反蒋，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1936年12月25日任少将。戴笠最初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宗南请教，听胡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在上海与杜月笙交好，又愿意为戴笠卖点力气，因此戴笠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时，对俞作柏青睐有加。1938年初，俞作柏在历口任别动队教导团副总团长；戴笠辞去总指挥一职后，俞作柏即升任总指挥。然由于俞在军统中资历不够，一些特务不大听他的话，所以忠义救国军内部实际事务大多由尚望、周伟龙等人负责。
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苏浙皖边，当时在北平天津一带也曾有一支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也是戴笠刻意组织的，但因活动激烈且无后援，终被日伪围困在河北宝坻（今属天津）附近的湖沼地区，1938年冬就全军覆没了。
而忠义救国军主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一直在浙江孝丰地区整编训练，为进入沪宁杭地区做准备。戴笠凭借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及其辐射的太湖地区，不仅为国际媒体所关注，也有大量零散的武装力量可供整合；而南京则是战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汪伪的统治中心，沪宁间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他认为沪宁杭地区不仅是蒋介石集团的利益所在，也是自身事业发展的绝好机会，有着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沦陷后的第一时间里，他动用各方关系迅速建立起了作为军统武装的忠义救国军支部淞沪指挥部和南京行动总队，并且不断进行扩编。
淞沪指挥部
早在1938年春，阮清源、鲍步超等人就来到沪宁收容整编散落在敌后的武装。阮清源以专员身份进入澄锡虞地区，对当地部队进行监督指导，先后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五、六、十等几个支队；鲍步超到达浦东后，在奉贤地区成立了专员公署，下设参谋、副官、军需、政训四处，由周海寰任参谋主任，徐展任副官主任，钱新悦任军需主任，王昌杰任政训主任，召集人马，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三、四、八三个支队，分布在奉贤、南汇、川沙等地区。这些部队在太湖附近活动，骚扰偷袭敌伪的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并伺机捕杀汉奸及少数外出扰民的敌军士兵，是淞沪指挥部的基本部队。
1938年6月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接替了前别动队教导总团的指挥权后，教导总团部分重要干部就奉命挺进上海，筹划成立淞沪指挥部。1939年3月1日淞沪指挥部正式在上海成立，指挥官由当时忠义救国军的副指挥杨蔚兼任，副总指挥何行键，参谋长徐志道，军需处长刘弋斯，副官处长葛谷光，特务大队张大同，军事特派员杨卓夫。淞沪指挥部于1939年5月底由上海迁至江阴，另在上海成立办事处，主要担任对浦东方面部队的联络。在成立淞沪指挥部的同时，忠义救国军也将重心从浙江孝丰转移到江苏太湖附近，总指挥部由孝丰移至宜兴，9月28日，俞作柏亲自来到宜兴指挥部队活动。
在此期间，在阮清源、鲍步超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忠义救国军在沪宁地区吸收了大批愿意接受改编的地方武装；同时，限令无名义的游散部队及伪军主动投诚反正，逾期以土匪汉奸论罪，永不收编。软硬兼施之下，太湖周边的零散武装一时纷纷投向忠义救国军。
淞沪地区的武装部队一时齐集于忠义救国军旗下，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些部队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干部素养不够水准。为整饬军队风纪，使忠义救国军正规化，淞沪指挥部指挥官杨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参谋业务，派专员到各个部队进行监督和辅导。其次，为了奠定澄锡虞地区党政军合作的基础，于1939年8月15日召开澄锡虞三县党政军联席会议，达成一致抗敌的共识。同时，组织部下对日本广野师团实施心战，印发忠告书，宣传“日本军队士气颓丧，纪律废弛，不堪再战”，而“中国国力日充，兵力日强，不可轻侮”，“中日两国和平必须尊重两国民意”等，以此函告广野太吉师团长，并要其转告日本内阁及日本军人，以此瓦解敌人的军心士气。再次，他组织建立情报网、传递哨，密切注视日军的举动。他还在一些重要市镇公所设立意见箱，收集群众对于该军或三县党务行政等相关事宜的意见和建议。
在军事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在浦东、高淳及澄锡虞等地区与日军进行了多次作战，牵制了日伪的兵力。如1939年7月发生在无锡附近的璜塘之战就异常激烈，指挥官杨蔚积极迎战，在战斗过程中击毙了日军100余名。类似的游击战在敌后给日军及伪军以相当的打击，也鼓舞了当地老百姓的抗战热情。
到1940年1月5日，总指挥俞作柏电令淞沪指挥部率领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各支队，转至孝丰基地整训，杨蔚随即召开重要干部会议，决定非调训部队仍留在原基地继续活动，调训部队分为二期转进至孝丰集结整训。
上海办事处至1940年2月22日撤销，另成立京沪线政治特派员办事处，刘人奎为主任，办理淞沪指挥部结束事宜。3月，遵照金华会议决定，实施缩编整训，淞沪指挥部至此撤销，以淞沪行动总队的形式在浦东地区活动。
南京行动总队
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在南京沦陷后不久便为保命而投敌，南京区因此受到严重损失，戴笠为此自请处分，他让俞作柏重新选派人员，到南京开展活动，要求做到“有声有色，做出成绩”。1938年1月，俞作柏挑选管容德为忠义救国军南京情报组上校组长，立即到南京开展活动。
管容德，又名徐禧、苏我民，浙江黄岩人，原系南京首都警察厅的副督察长，浙江警官学校侦探学教官，是个军统分子，和戴笠关系也比较密切。在接受任务之后，他很快联络了一批人，在浦口设南京情报联络地点，在1938年2月中旬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管容德在当地被称为大老板，而有二老板之称的王锡三，不但当过原首都警察厅刑事侦缉队下关分队的副队长，还投拜于青帮门下，在当地拥集了一批颇有力量的人员。南京行动总队主要由王锡三利用帮会组织为骨干，从江浦、六合、滁县收集起来的散兵游勇组成。因此，南京行动总队也是军统和帮会合作的一项产物。
管容德和王锡三合伙后，把南京情报组迁到瓜埠，在瓜埠正式成立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并选择瓜埠老鹰窝作为总队部办公处，指挥管容德，副指挥贾维禄。总指挥部又派督察袁灿协助管理，对南京行动总队进行整顿。经过发展，南京行动总队共组成五个支队，共300余人，由王锡三负责指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指挥许恒臣，辖三个大队；第三支队指挥稽兴才，辖二个大队；第四支队指挥叶善金，辖三个大队；第五支队袁灿，辖三个大队，分布在南京六合地区。
这支武装部队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对于支持国民党在南京附近建立秘密市党部，开展对敌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南京成为伪政权的政治中心之后，日伪在此强化了统治，因此忠救军南京行动总队在南京市区附近活动受到的限制和防范也不断加强，他们只能在保存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再筹划其他任务，配合进行抗日行动。
1938年3月，日军在南京制造“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首领，名义上统辖华东。军统局南京区瓜埠组为打击该伪组织，于7月25日派出行动人员8个小组，在全市实施行动。上午9点多，他们冲入伪市政府督办公署，分别在秘书处、公务科、卫生科等处投掷手榴弹，击毙伪署职员数名，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也受轻伤，当夜避往苏州；同时他们也在伪维新政府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等机关投进手榴弹数枚。
按照军统局和总指挥部的要求，管容德指挥手下在南京下关车站、白下路小火车站及日军俱乐部埋置过炸弹，在南京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谋刺过看戏的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和褚民谊，还在贡院街部署狙击乘坐轿车的汪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
在南京行动总队的辅助下，1939年6月10日，南京区在敌领事馆下毒，使得日谍船山、宫下玉吉、三浦大佐顷刻毙命。
1938年9月，管容德指挥所属一部阻击了从六合县城前往瓜埠扫荡的100余名日军，共毙、伤日军10多人，最后，副中队长小山中尉带领残部狼狈逃窜。
这些活动发生在日汪的政治中心，虽然在表面上收效有限，但其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它表明了蒋政府对日汪绝不合流的态度，也造成了日伪汉奸一定范围内的恐慌，对日伪起到了警告作用。
此外，当时南京行动总队还负有遏制新四军扩张发展的任务。在新四军尚未进入六合县境的时候，管容德就接到上级对新四军“严加防范”的命令，要南京行动总队配合“地方友军”通力协作，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时。管容德接到命令后，即开始加强对新四军动态情报的搜索，并在句容天王寺设立直属情报站，派西路指挥刘广，带领特务队不断袭扰新四军。管容德的妻子、宣传队长孟芳也率领队员四处活动，向各乡镇保长、民众宣传“不准听新四军的宣传，如果有人暗中帮新四军做事，一经查出，一律按军法严办”。到了1940年2月，南京行动总队与新四军发生摩擦，在马集的对抗中溃不成军；4月的活动在连续遭到中共苏皖支队、县独立团在王子庙、大开门陈两地的沉重打击之后，南京行动总队陷入了一个低潮。5月下旬，管容德带领残余部队数十人向江浦县一带逃窜，在水家湾附近被投靠日伪的郑德钊拦路袭击，管容德在乱中枪杀了王锡三，逃出了六合地区。
因为管容德为人脾气暴躁，嗜杀如命，南京行动总队中军统和帮会成员又互相倾轧，所以总体来说，南京行动总队的抗日成绩还是比较有限的。管容德一离开，行动总队所属的几支部队的大小头目立刻叛变投敌，各霸一方，先后在瓜埠、东沟、八百、新集、程桥等地设立据点，为虎作伥。南京行动总队的番号因此一度撤销，管容德交出兵权，被改派为句容县长。原行动总队督察徐殿庭（又名洪天放）代理队长，重新在南京周边蓄积力量。
（二）在金华的两次会议
忠义救国军在俞作柏任总指挥的阶段，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许多流散在沪宁地区的官兵以及地方武装被收编入队，忠义救国军的成分也随之复杂起来。有的地方武装接受忠义救国军编制只是为了获得补给，明确提出受编不受调；也有派往各支队的专员与支队负责人互相猜忌争斗，为支队的控制权而互相排挤；还有的部队与日伪眉来眼去，甚至直接率部投伪，影响了部队抗日的整体形象。此外，忠义救国军也与三战区有着矛盾和摩擦，蒋介石为了敷衍三战区顾祝同的面子，曾把戴笠找去训斥，责令戴笠对忠义救国军加以约束。
为了整顿所属部队，1939年11月28日，戴笠在金华召集忠义救国军主要干部，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对当时的人力财力及所处的环境与今后的全盘政略战略的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计划。主要确定了两大工作原则：一是确定以浙江长兴、安吉、孝丰之三角地带为该军游击根据地，以太湖为中心将江阴、无锡、常熟等县为前进游击区，收容流散国军，策动伪军反正，同时布置情报网，并发动民运，捕杀奸伪。二是在不增加中央特殊负担的情况下进行整训整编工作。
1939年12月戴笠在金华又召开了一次五省特务头目参加的“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把正准备粉墨登场的汪伪政权和驰骋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看成是两颗眼中钉，自谓要进行“夹攻中的奋斗”。周伟龙等认为，沪宁杭三角地带必须牢牢地控制住，既不能被日汪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利用茅山山脉作为抗日根据地而进行渗透。为此，戴笠提出在上海建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在统委会下成立对日汪的情报收集和策动反正的机构，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文强，受戴笠委任为该策反机构主任委员，主持具体事务，忠救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即交给罗静芳代行。上海策反委员会主要负责策反和情报的搜集，各地的行动队及忠义救国军各支队等就作为武力支持配合军统组织的各项活动，对日伪进行打击。策反委员会中的不少委员曾在忠救军中任过职，而忠义救国军的任务中就有配合策委会的重要内容。
这两次会议确定了忠义救国军今后的基本动向和主要任务，戴笠一边准备对忠义救国军进行整编，陆续扩编为4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辖26个支队又2个直属大队，总兵力29611人；一边开始着手调整人事，1940年1月军统大员周伟龙被任命为总指挥，俞作柏调为军委会中将参议。
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多方势力在太湖、皖南地区纵横捭阖的斗争，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画卷。
（三）插入敌后
1940年1月，戴笠派其结拜兄弟、手下干将之一的周伟龙接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在此之前的1939年春，戴笠命杨蔚为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靠阮清源在澄锡虞地区建立的游击武力和敌人周旋。这时忠义救国军在沦陷区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26个支队，总兵力29000余人，分布于浦东、太湖及沪宁杭铁道、宁杭国道一带。周伟龙接任总指挥职后，将忠义救国军缩编成三个支队（又称教导团，均按步兵团的新编制编成）以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一个淞沪行动总队（每个行动总队官兵不超过700人）、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3月，除了南京行动总队仍留驻江浦就地整训，并与敌伪周旋外，均集中孝丰整编训练，总指挥部由宜兴移回孝丰，以便就近督导。编余部队拨交三战区顾祝同指挥，淞沪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第四纵队及原有各个支队，大队番号统统裁撤。广德战斗后，总指挥部由孝丰移到广德王岭山中。
周伟龙在整编现有部队的同时，致力于扩建新军。同时，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培训各种基层干部。1941年1月，忠义救国军在孝丰整编完毕，按照游击沪宁杭区敌伪及清剿苏南地区“歼匪”之作战企图，将苏南浙西沦陷区划分为几个区，分四路重回京沪沦陷区，继续敌后游击。
第一路“苏嘉沪挺进队”，以第三支队、淞沪行动总队、教导第一总队等三个单位为骨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为阮清源。
第二路“澄锡虞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为骨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是郭墨涛。
第三路“锡武宜挺进队”，以第二支队为骨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常州、江阴之间的地区挺进，文德为总指挥。
第四路“京丹溧挺进队”，以南京行动队为骨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总指挥为管容德。
以第一路为例，阮清源部从孝丰出发挺进苏嘉沪敌后，收编了北厍张文奎部和陈耀宗余部等散落江南一带的杂牌军，成立了17个支队和1个独立营，将忠救军司令部设在吴江县莘塔，统领国民党在苏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又成立吴江县政府路东办事处（苏嘉路东），由阮清源兼任办事处主任和军事组长，第六区区长凌元培任民政组长，忠救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祯兼任教育组长，柳甦为办事处主任，除了经济组设在芦墟，由组长黄麟书负责之外，其他组都设在莘塔。
忠救军利用交叉纵横的河港作为掩护，在附近地区进行抗日宣传、情报活动和武装斗争。相对于日伪军队的祸害以及各种游杂部队的骚扰摊派，阮清源率领的忠义救国军算是一支比较正规的部队，军纪较好，在芦墟进行过一些抗日活动，在当地百姓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们在芦墟南栅港野猫圩伏击过日军，杀伤了一批措手不及的日军，迫使其退回东南方向，胆大的市民还曾隐蔽在南栅油车坊和轮埠观看；在嘉善西塘及长生桥等地他们也曾袭击过日军。阮清源部还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组织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队，在1942年1月14日，即当年的除夕晚9点同时行动，对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日伪实行了突然袭击。纵火、惊扰两队人员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事先潜入并分散到租界及其他各处，选定纵火及燃放鞭炮的地点，等到预定时间同时纵火及点燃鞭炮，造成上海市区秩序大乱。爆破队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莘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同时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震惊了中外，使得日伪胆战心惊。
忠救军四路挺进敌后以后，他们在太湖附近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日伪和宣传抗日的活动。尽管日汪政权对他们进行多次扫荡，但抗日力量没有减弱。同时，中共新四军也在苏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军事力量，1941年6月10日，汪伪在南京召开了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划定了“清乡”区域，对实施“清乡”的各项活动作了部署。至1942年夏期间，日汪在苏南地区的苏、常、太地区和锡、武、澄地区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清乡”，采取闪电战术，在这些地区设立据点，构成封锁圈，继而进行政治“清乡”。
由于阮清源在敌后表现比较突出，对苏南地区也相当熟悉，在周伟龙兼任别动军司令职后，阮于1942年4月由苏嘉沪挺进纵队调回指挥部任副总指挥，6月代行总指挥职。
（四）马志超出任总指挥
有人曾认为，忠义救国军在三战区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为此，蒋介石曾一度考虑是否要撤销忠义救国军来顺应顾祝同的要求，以稳定三战区的局势。戴笠为此求教于胡宗南，并派胡的手下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重新彻底整顿忠义救国军，才使其得以保留下来。不过，忠救军与三战区的重重矛盾固然是事实，忠义救国军本身却也存在着巨大的内外危机，才使得忠救军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首先，这与上一任忠救军总司令周伟龙决策失当有关。周伟龙接任总司令一职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军内的地位并重新调整人事，放弃了原来已经初具规模的澄锡虞游击根据地，将部队大部分拉到孝丰整编，使当地留下了一个几乎真空的地带。此举主观上是为了对收编的零散部队进行整编训练，客观上却使得忠义救国军放弃了既有的根据地，缩短了战线，局限在孝丰山区。另一方面，忠救军离开澄锡虞地区后，新四军在当地不断发展壮大，等忠救军整训完毕，再想回到原来的根据地就没那么容易了。
此外，周伟龙个人刚愎自用，用人唯亲，自任总司令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忠救军上下要职基本都换成了自己的湖南同乡，因此当时军中就有“苏浙行动委员会，湖南忠义救国军，湘乡总指挥部”的谑称。阮清源代理总指挥后，又进行报复性的人事换班。在这种频繁的大规模人事调动中，忠救军内人心涣散，各自为政，免不了产生巨大的内耗。
更为严峻的是，自1941年夏开始，日汪就在苏南地区进行了持久而大规模的“清乡”运动。日伪划分“清乡区”进行军事扫荡，再构筑封锁网，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分割和“清剿”其中的各种武装力量，并且设置检问所，牢牢把住各个关卡的人员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忠义救国军不仅受到日军和汪伪军队的严密监视和围剿，还夹杂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不断地争斗和摩擦，生存空间异常狭小。
在内忧外患种种困扰中，戴笠任命马志超为新一任总指挥，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示了对忠义救国军进行彻底整顿的决心。
马志超，陕西人，黄埔一期。西安事变时，马志超是陕西省会警察总局局长，后来到胡宗南手下做师长。据说马志超是一个只知服从上级，外貌憨厚但实则狡诈的人，因此其品行和才能并不被戴笠看重。但因为胡宗南的推荐，同时戴又考虑到马志超的黄埔出身也更容易为蒋接受，因此，马志超于1943年5月被任命为忠义救国军的又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在他10月到任之前，参谋长郭墨涛代行其总指挥职。
马志超在任期间，忠义救国军的主要任务，是以武力为后盾，组织民众，避开敌军主力，相机袭击，以确保沪宁杭地区。其间，为有效控制浙赣铁路北段，杭甬铁路西段，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及长江下游地区，牵制日军，创造良好的反攻形势，忠救军先后进入中美合作所整训，接受美式武器装备，策应美军登陆，同时在广德、孝丰地区与粟裕所部对抗，防止新四军部南犯。中美双方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强势备战部署，在浙江於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节制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指挥江浙两省所部行动。
（1）淞沪指挥部
1944年秋，戴笠鉴于大战形势有所转化，并准备在东南沿海策应美军登陆，提出要在东南沿海“组织地下军”，并保举阮清源担负这一使命。1944年冬，阮清源由戴笠陪同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随即被委为江苏省第三省行政专区专员兼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接受重任后，奉命回到忠救军选调骨干，1945年2月，在浙江孝丰章吴村成立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和江苏省第三行政专署，组织策应部队。
（2）温台指挥部
温台指挥部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忠救军少将参谋长兼中美第八训练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指挥官，浦东行动总队张为邦为副指挥官，统辖中美合作所第八班的三个教导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独立支队，一个水上大队和浦东行动总队，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活动。
（3）鄞杭指挥部
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鲍步超为指挥官，熊国和为参谋长，统辖第三纵队及新一团，沿桐庐、富阳线向杭垣挺进，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
1945年秋，美军尚未来得及在东南沿海登陆，战争就突然结束了，准备迎接他们的敌后部队也于是转入对各大中城市的接收工作中去了。
四 别动军之成立与活动
（一）别动军的成立与发展
别动军也是军统局下的一支武装力量。1940年3月，军统局为与中共及南京汪伪抢地盘的需要，拟定了组织“便衣混成队（奋勇队）”计划，准备从各战区挑选精壮士兵，受军统指挥，加强对沦陷区各地的行动，以配合军事反攻作战。戴笠派赵理君、徐光英、郭履洲、杨继荣、徐志道、朱金华、汤毅生、高荣、罗国熙、贺元等10人为编练专员，分负各战区之责，分别于洛阳、宜川、上饶、柳州、襄阳、恩施、韶关、五原、长沙、临沂等地成立督练处，开班编训特工技术，到1940年底共培训6000余人。1941年后扩充规模，重点转移到铁道沿线，组织交通仓库破坏队。
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英方与我商谈开展情报合作特工事宜。经蒋介石批准，军统局将各混成便衣队改编为军委会别动军，受军统局指挥，扩大游击，以牵制日军进一步南下，配合英军抗日作战。
1942年1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调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为别动队总司令（后改为徐志道），尚望为参谋长，组成7个纵队，翟荣基、盛瑜（后改杨遇春）、徐光英、何际元、杨蔚、徐志道、郭履洲为纵队指挥官，统一指挥敌后游击工作，忠救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划归别动军指挥。当时与英国谈定，原则上由英派人来华，加强对这些军统武装的训练与重新装备，后因日军南下速度快，新马沦陷，英方已无利可图，中英特工合作计划遂告停止。
不久，中美合作所成立，别动军与忠义救国军一同进入中美所培训，并配备了美式装备。
（二）主要任务及其成果
别动军在中美合作所培训后，被分别部属在全国主要交通路线上从事埋伏、爆破、偷袭、截杀等破坏活动，以及配合国军做游击战，以牵制敌人。
别动军第一纵队部署于广九铁路西段和粤汉路南段；第三纵队部署于广西南部和西江上游；第二、第四纵队部署于粤汉路岳阳到衡阳一带，以及株萍沿线；第五、第六两纵队一部分部署于陇海路（东海至兰州）中段和平汉路南段；第七纵队部属于湘桂路（衡阳至镇南关）东段；第十纵队部署于桂柳之间。
在别动军成立后的几年，他们确实也为抗日战争立下了不少功劳。比较有名的是破坏焦作煤矿和黄河新铁路大桥等几件事。
1943年秋，日军拟订了“虎（一）号作战计划”，准备于次年1月发动打通平汉铁路线的战役，从华北到武汉，再向南打通粤汉铁路线，以接济在中南半岛上受困的日军。这场战役因其地理特性，被中方称之为“豫湘桂战役”。战役开始前，军统局对敌企图已有觉察，为阻挠敌军计划，他们对焦作煤矿及郑州邙山黄河新铁路大桥进行了破坏。焦作煤矿为陇海线火车燃煤的主要来源，军统为破坏日军军运，屡次欲对此下手，因防范甚严而未成，最后决定以中美所新技术来强制破坏，由河南站统一指挥别动军第5纵队、第1大队、平汉路破坏队执行，另又向第一路军借调挺进13纵队的4个大队及保安大队实行掩护作战。1944年1月12日午夜，行动人员冒雪开始行动，此役毙敌200余，击伤50余人，炸毁了主要的煤矿井，迫使焦作煤矿停止了生产。
郑州邙山黄河新铁路大桥为平汉路黄河唯一大桥，长4华里，两岸有双层铁丝网保护。日军筑碉堡于桥南北及河中间沙洲上，并各驻一排兵力保护，在桥东不远处还有日军的大据点。1月21日晚12时，军统平汉路破坏队在别动军300余人掩护下发动强袭，炸毁50桥孔（共119孔），余孔均塌，大桥中断。敌紧急调兵抢修，至3月25日才修好，为此延迟到4月28日才发动“一号作战”攻势，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3个月。
长沙失陷以后，别动军第二、第四两个纵队奉命突击刚刚失陷的株洲，此举可以切断日军的铁路交通，为固守衡阳争取时间。这两个纵队奉命后，即挑选了300人组成敢死队，进攻株洲，掳获了日军大批军用物资。在长衡会战的几个月内，这两支纵队辗转在长衡地区作战达150多次，毙伤日军1947人。
另外，如别动军第三纵队在桂柳战役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与日军大小作战不下百次，曾经破坏过丹红机场、焚烧油库，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
（三）与忠救军的关系
中英合作夭折后，作为隶属于军统之下的敌后武装，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加入到中美合作所，一起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因为二者同样是在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性质和形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二者人员也互相牵扯不清，如徐志道、杨蔚、郭履洲等人都曾是忠义救国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又加入到别动军中担任纵队指挥，周伟龙更是兼任别动军司令和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二职，因此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的关系非常密切。1945年日本投降后，别动军和忠救军也一起编入交警总队。别动军所属7个纵队及并入军统控制下的其他特务武装，共编为8个交通警察总队，与忠救军编成的10个总队合为18个总队，假护路为名，全部投入反共内战。
另一方面，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各自独立性也很强。首先，两者部队的主要构成不同。别动军主要是各战区的便衣混成队组成，而忠义救国军更多的是国民党部队的零散武装以及地方上的散兵游勇，且有一定的帮会 背景。
其次，两者活动的地点和工作内容也各有侧重点。别动军分布较广，南至粤桂，北至晋绥，在全国各主要交通路线都有分布，以打击和牵制日军、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主，而忠义救国军侧重以武力为后盾，策反伪军，组织民众，确保沪宁杭三角地区的安全。
总体来说，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在人员构成和武器装备上有着相似相通之处，也都是围绕着军统局主要职能范围活动，不过他们承担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罢了。
五 抗战结束前后军统武装之整编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除特务机关的要求。经过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确认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并表示要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6年2月25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要将现有的380万国民党军队减少为180万，编为90个师。大量军队被编遣，戴笠所控制的这些武装也难逃此劫。
而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各教导营、行动队，及军统局所属的军委会交通巡察部队，一起改编为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一个直属大队，总计7万余人。1946年3月1日，成立交通警察总局，由吉章简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任副局长，隶属于交通部，统一整训管理指挥铁路警察及各地交通警察总队，担任全国铁路公路航路治安的维护，以及矿区的警卫工作。
具体各队情况如下：
第一总队：由别动军第5纵队和华北先遣支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刘宗舒。
第二总队：由别动军第2纵队和第11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张绩武。
第三总队：由别动军第1纵队和第6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恺荣。
第四总队：由别动军第1纵队和一部及第3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穰。
第五总队：由别动军第4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聂宗焕。
第六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6班和第13班合编而成，总班长为汤毅生。
第七总队：由汪伪税警总团一部（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别动军第13纵队）改编，总队长为熊剑东。
第八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一班一部和交通巡查第1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甘炎庆。
第九总队：由交通巡查第8总队和第9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敦宗。
第十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1班一部改编，总队长为吉猛。
第十一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1纵队改编，总队长雷镇钟。
第十二总队：由忠义救国军总部直属部队改编，总队长王春晖。
第十三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2纵队改编，总队长姜建中。
第十四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改编，总队长鲍步超。
第十五总队：由汪伪税警总团一部（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别动军第14纵队）改编，总队长为徐肇明。
第十六总队：由交通巡查第5总队和第6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邝飞雄。
第十七总队：由交通巡查第2总队、第3总队、第4总队和第7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慎言。
第十八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6班、第7班、别动直属部队、交通巡查部队一部、汪伪船艇部队等部改编，总队长郭履洲。
直属大队，由交通巡查第1总队一部改编，大队长为周文新。
这批特务武装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但其一切内部行政、人事任免、调动、日常军事训练、指挥作战等权利，实际上仍然受到军统局及后来的保密局的控制。而部队所需的主、副食品，衣服等补给品又由国防部负担。
交警总队各队成员大部分都接受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和军统开办的各种训练班的训练，在抗战期间也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加上令人艳羡的美式装备，被视为蒋介石的“袖珍王牌”，更被吹嘘为“亲信之亲信，心腹之心腹”。
1946年6月，蒋介石展开了向全国各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交通警察总局的部队也在此后陆续投入各个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