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2月8日凌晨3时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手稿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传递，其中各项具体协议颇费心思。房间里充满了烟草与茶叶味，几位助手已经犯困，常常用手掩住嘴，让大哈欠化小，或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与瞌睡作斗争。偷眼望望两位领袖，却毫无倦意，令人吃惊。毛泽东捻动手中的烟卷，心情愉快得如同早晨刚刚醒来：“近来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工作的褒奖。
在协商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过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怎么变得这样少？要修改。”他当即将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这才有了今夜的“鏖战”。
周恩来摘下眼镜：“自从我们拿出初稿后，苏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认为我们拟定的初稿明确，各条款是合理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对其中某些条款还有分歧。”
毛泽东说：“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应该失效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确定中苏的原则。”
“苏方已同意以这次签订的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旧条约，”周恩来估计着，“新条约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问完了“主席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周恩来告辞了。警卫人员开始收拾床铺。毛泽东的思路还深深陷在“条约”中，对还没离开的汪东兴说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解着纽扣，准备就寝，还在告诉汪东兴：“我们和苏联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指出，新的条约与《雅尔塔协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百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他们给我们发来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毛泽东说完这些话，好像释放了积怨，轻松地补了一句：“我是顶了他们的。”
据参加谈判的中国同志说，当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时，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此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毛泽东完全赞同周恩来的这一反问，并试图让斯大林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是因为苏方的这个主张，干涉了中国内政。
毛泽东睡下了。
周恩来还在忙。国内的许多问题等着他立即处理。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步，回到房间，对陪同的汪东兴说：“你把陈伯达叫来，我和他说一下《人民日报》的社论问题。”
陈伯达很快来到毛主席面前。毛泽东说：“稿子我已经看过了，做了修改，请你和恩来再看一下，然后发回国内，看他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请他们斟酌后定下来。稿子现在恩来那里，你可以去他那里拿来看。”
来到周恩来的房间，周总理正和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谈话。周恩来要赛福鼎抓紧时间把中苏友好协定再仔细看一遍：“其中涉及新疆问题，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表示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赛福鼎准备走的时候，周恩来已将身体转向陈伯达：“是主席请你来的吧？社论我又改过一遍，你校对无误后发回国内，国内有什么意见，请他们立即电告我，不要延误。”陈伯达接过那篇题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社论，只见上面除了周恩来添改的娟秀的字迹外，许多处是毛泽东改过的，最后一行尤其醒目：“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陈伯达刚要出门，周恩来又叫住他，将社论要回，站在桌子前又改动了几个字。（参见《汪东兴日记》）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的事情很多，除了眼下的中苏友好协定外，还有与英国的建交问题；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来访；国内民主人士在各级政府的任职；建立空军和海军；以及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问题……所以每天都很疲劳，原来两人时常失眠，现在谈完话，宽衣上床后都能很快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