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姐”选美一箭双雕，黑白片《后门》囊括“亚展”12项大奖，《千娇百媚》让林黛梅开二度，《不了情》再次获奖……“邵氏”堪称“中国电影获奖之最”，但“邵氏出品叫好不叫座”，票房价值却不景气。邵逸夫以一部《梁祝》力挽狂澜走出低迷，从此黄梅调风靡港台。不料大导演李翰祥毁约“跳槽”被告上法庭与“六叔”对簿公堂，“邵氏”从此官司不断。
1959年，“邵氏”参与“港姐”选美，既发掘了人才，又让《香港小姐》一片大爆冷门，终于走出了“康城电影节”失利的阴影，迎来了一片光明。
1960年，“邵氏公司”最得意的一笔，莫过于那部黑白片《后门》，竟然在当年的第七届亚洲影展上一举囊括12项大奖——真是大爆冷门！
黑白片《后门》能有此奇迹并非偶然。
到了1960年，香港影坛的彩色片已蔚为大观，观众已经司空见惯了。于是，深谙商战之道的邵逸夫在准备拍摄《后门》一片时，就和他的大导演李翰祥别出心裁，决定一反常态，改用观众久违的黑白片。对于这部影片，邵逸夫是寄予了极大的期望的，他要用这部黑白片《后门》一洗“康城国际电影节”之耻，还要在1960年的第七届亚洲“影展”中夺冠。当时作出这种决定，实在是惊人之举，这是需要一定的商战眼光，还要有一种“输得起”的魄力的。所以事后圈内人都说，这种事情也只有“六叔”邵逸夫才能做得出来，换了另外任何人都不行。
那一天，李翰祥来见邵逸夫，拿来由王月汀根据徐纡的原著改编的剧本《后门》，对邵逸夫说：“六叔，今年的亚洲影展，我准备用这个《后门》去爆冷门。”
邵逸夫一听，异常高兴，大声说；“好啊，翰祥，应该有这种志气！你说说，准备怎样去爆个冷门？”
李翰祥说：“我想听听六叔的意见。”
邵逸夫想了想说：“翰祥，我想把这部影片搞个黑白的，你看怎样？”
李翰祥一听，觉得有点意外，迟疑地说地说：“黑白片？”
“对！黑白片。”邵逸夫又不容置疑地重复了一遍。他接着说，“我想这种本子只有用黑白胶片，才能展示最佳的表现形式，才能最完美地表达艺术的本来面目，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再说现在彩色片太滥了，也应该让观众换一换口味。”
李翰祥听邵逸夫这么一说，也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觉得六叔真是一位有追求的人。他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李翰祥也认为在当今彩色影片的一统天下，突然、爆出一部黑白片来，观众的反应肯定是不同反响。
邵逸夫见李翰祥久久没有开口，又接着说：“我敢断定，单一的色调，有时会胜过五彩缤纷的彩色，给人一种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感觉，关键是要有与形式相吻合的剧本。现在你说的这个本子很适合黑白片，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你就大胆地干吧，我支持你，我更相信你的艺术直觉。”
李翰祥听邵逸夫这么一说，当时，对李翰祥就来了情绪，就说：“好吧，我就照你说的都干，搞一部黑白片吧。”
听说“邵氏”要拍黑白片，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大家都认为，当今是什么时代，还玩那破玩艺儿。但是，邵逸夫和李翰祥我行我素，不为旁人的议论所左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后门》的制作。
《后门》一片还是由当红影星蝴蝶、王引“领衔主演”，李香君“主演”，赵明、王爱明、翁木兰、井渺、高翔、马笑侬等人“联合主演”。经过了三个月的精雕细刻，终于杀青问世。结果真的在1960年的第七届亚洲“影展”上，一举囊括了该次影展的全部奖项共十二个。这种殊荣可谓石破天惊，空前绝后，一时间，成为香港各种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
邵逸夫终于如愿以偿，一雪康城失利之耻。从此，李翰祥也更加佩服邵逸夫的眼光，就在“邵氏公司”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后门》获奖后。邵逸夫又跟李翰祥商量。他说：“翰祥，我们现在不能再拍黑白片了。这就像当年诸葛亮玩空城计一样，只能玩一次，不能玩第二次。我们现在还是拍我们的古装片吧。”
从此，李翰祥就在“邵氏公司”开拍了一系列的古装片。继影片《扬贵妃》之后，他接二连三地开拍了《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多部古装影片。
《倾国倾城》一片是“邵氏公司”中大导演李翰祥的历史宫帏片中的代表作，在开拍时，“邵氏”的大牌明星云集一堂，是一部描绘慈禧垂帘听政三十年后清宫权利斗争的历史巨铸。著名演员卢燕饰演慈嬉太后。李翰祥破格起用动作明星狄龙饰演窝囊的光绪皇帝，姜大卫饰演的小太监寇连材。该影片荣获1975年第十二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卢燕获“最佳女主角奖”，陈景森获“最佳彩色影片美术设计”。
中国驴，e Mule，edonkey，下载，医学，肿瘤，远程就诊1975年，香港影坛是风月片的天下，李翰祥劝说本来不看好清宫历史戏的邵逸夫开拍《倾国倾城》。邵逸夫批准巨额费用，在邵氏影城里不惜工本搭设了金碧辉煌、气势宏伟的故宫太和殿假景，在当时堪称香港电影界搭设布景之最。由于李翰祥精雕细刻的导演功力，演员表演的成功，假布景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倾国倾城》在香港一炮打响，名噪东南亚，电影拷贝一直卖到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到了无人不叫绝的地步。甚至在祖国内地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流入北京、上海等地“内部放映”，得到一些著名电影艺术家的赞许。另据说，姜大卫、狄龙的恩怨是因拍《倾国倾城》而生。
“邵氏”的大导演李翰祥充分发挥“邵氏公司”女明星众多的优势，把我国的“四大美人”和一些历史上有影响的女人，几乎全都搬上了银幕。让“邵氏”摄影棚里，一天到晚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一派古色古香。
这一年当中，李翰祥执导的影片，后来都陆陆续续在各项比赛中获奖。其中《杨贵妃》一片，获1962年度的第一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片”；
《武则天》获1963年度的第二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片”；
《倾国倾城》获1975年度的第十二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片”。
拍完了《扬贵妃》之后，李翰祥又马不停蹄，再拍《千娇百媚》一片。
《千娇百媚》的剧本是邵逸夫推荐给李翰祥的。一天，邵逸夫派一秘书来请李翰祥。一见面，邵逸夫就说：“翰祥，我这里有个本子《千娇百媚》，我看很有根基，把它拍出来，参加今年的第八届亚洲”影展“，说不定又可弄个奖杯来。”
李翰祥一听，又来劲了，忘记了这些日子的疲劳，连忙说；“六叔，快把这个本子拿来让我先看看，如果真是有基础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老人家失望。”
李翰祥接过本子，回去之后，连夜就把这部几万字的《千娇百媚》一口气读完了，并写出了导演阐述和分镜头剧本的提纲。
几天之后，《千娇百媚》一片，就在“邵氏”摄影棚里开机了。为了抢时间，这部片子几乎是这边在开拍，那边还在搭布景，赶道具。这种拍摄速度真是罕见。这一次，李翰祥又请来了第一次加盟“邵氏”，就在《貂蝉》一片中立下头功的老搭挡林黛。李翰祥要让林黛梅开二度，再捧回个大奖回来，不致于让“六叔”失望。
李翰祥和林黛可谓是黄金搭档。两人果然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影片拍得既顺利又如意，仅仅两个来月的时间，《千娇百媚》就一气呵成。邵逸夫调来拷贝一看，不禁拍手叫绝，大加赞赏。他根本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看来今年拿奖是没有问题的。
果然不出邵逸夫之所料。在第八届亚洲“影展”上，林黛又载誉而归，捧回了个“最佳女主角”的金杯。邵逸夫不禁喜笑颜开，对林黛更是宠爱有加。想到当时挖空心思去“挖”林黛，虽然花去了那么多的感情投资，现在看来还是值得。
继《千娇百媚》之后，李翰祥又把搁在一边多时的剧本《一毛钱》捡起来开拍。这个剧本是李翰祥在开拍《扬贵妃》之前，就在着手修改的。当时，由于邵逸夫要他拍《扬贵妃》，便把这个剧本搁下来了。这样一搁就是几个月，李翰祥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本子。于是趁现在松一口气，就把它修改完毕进行拍摄。
《一毛钱》是在这一年的最后的日子里开拍的。拍成之后一投放市场，却大出李翰祥之意料，观众反映异常冷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影院冷冷清清，一 片萧条。
如果仅仅是《一毛钱》如此，那倒不过真是“一毛钱”，小事一桩罢了。但是，这时不叫座的不仅仅是《一毛钱》，就是连后来连连获奖的《扬贵妃》、《武则天》、《王昭君》、《倾国倾城》这样的影片，观众也反响平淡，全没有当年推出《貂蝉》和《江山美人》时的那种轰动，那种红火，那种热闹。
这种反常的现象，令邵逸夫连呼：“大跌眼镜！大跌眼镜！”
上面说的那些影片可都是“邵氏公司”的大制作，不但选题好，投资也大，花的本钱可不轻啊！幸亏“邵氏”现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要是一家小公司碰到这种“歉收年成”，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
事后，邵逸夫、李翰祥和郑文怀认真分析了这种现象，认为之所以“大跌眼镜”，还是决策上的错误——因为这些影片的主角，大都是由老牌红星李丽华饰演。而到了此时，李丽华虽然有“天皇巨星”和“影坛长青树”之称，但是岁月不饶人。这时她虽然还不是人老珠黄，但在观众的心目中，已经没有那么强大的号召力了。“明星”人物都是吃“青春饭”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派新人换旧人，这应该是一种“规律”。尤其是在电影这门行当中，这种“规律”是最无情，最残忍的。
李丽华，这位曾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终于在1973年退出了影坛。到她退役时为止，她从影三十八年，一生主演了一百二十多部影片。没有想到在她即将告别影坛的时候，却没有来一个“回光返照”，反而露出了她的“下世光景”。
1961年年底，“邵氏”公司又被这种不景气的市场阴影所笼罩。尤其是李翰祥，更是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但是，邵逸夫并没有为此而打退堂鼓。望着公司陈列室中那许多大大小小的奖杯，他对自己的公司充满了信信和希望。
同时，也正是这些奖杯和市场反映的“反差”，让邵逸夫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市场的需求和专家们的评定，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叫好不叫座”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时，邵逸夫又想到了自己当初来香港，接替二哥邵村人时的动机和初衷。他不由得在内心暗暗地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制厂商，永远不应该忽视市场的需求。
于是，在1962年，邵逸夫便和李翰祥等人商量，决定调整方向，继续走“通俗”的道路，从迎合观众欣赏的口味出发，多拍那种“叫座”的影片。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去拍那些自己想拍的题材。邵逸夫的这种想法是明智之举，也是一种智者思考。这就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鲁迅先生所说的——焦大为什么不爱“林妹妹”？灾区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去种兰花？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1962年一开始，邵逸夫就指派“邵氏公司”的二号导演罗臻，开拍了前文所说到的那种“旅馆鸳鸯式”悲喜剧影片。这部影片既反映了现实，又迎合了香港市民的欣赏口味，上映后果然反响不俗。
这种结果表明，此时的邵逸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电影人了，他的一些思考无疑是正确的。
在1962年的第九届亚洲影展上，“邵氏公司”的大红影星林黛，凭借《不了情》一片，再次荣膺“最佳女主角”的称号，从而成为“三连冠”的“影后”。这一喜讯，又为“邵氏”的事业，灌输了新的生机。
从1958年推出《貂蝉》到现在，“邵氏公司”已走过了五年的历程。在这五年当中，他们出品的影片在市场上的反响，虽然有涨有跌，但在参加各种比赛中，却屡获殊荣。从1958年到1962年，“邵氏公司”在亚洲影展中，共获各类荣誉奖46项，这不得不令香港影坛震惊，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了。
“邵氏公司”，堪称“中国电影获奖之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成则王侯败则寇”——在商场上，无论何时，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作为电影业更是如此面对这时下这种不理想的市场反应，这种不景气的票房价值，“邵氏公司”将如何走出低谷，再创辉煌？
面对不景气的市场反映，“邵氏公司”调整方向之后，又出新招——决定再一次推出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果又在港台电影界掀起了一场“黄梅调旋风”。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梁祝痛史》）在当年的上海影坛，就为邵老大邵醉翁掌坛的“天一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让他们一举蜚声海外。然而，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香港影坛，这部影片再一次让邵逸夫的“邵氏公司”走出低迷，起死回生。
1962年的香港影坛，在邵逸夫的眼里，同当年的上海影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许多轰动一时的社会片、伦理片和言情片，拍来拍去，都拍得千篇一律，雷同抄袭。好像香港的电影事业已经山穷水尽了。就在这时，主政“邵氏公司”的邵逸夫就别出心裁，想起了再拍黄梅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他想当年大哥在上海主政“天一公司”时，也是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些“稗官野史”，从民间文学之中挖出许多死去的亡灵，把他们搬上银幕。大哥先是推出“梁祝”，然后又接着推出了“义妖白蛇传”（上下集）、《珍珠塔》（上下集）、《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和《唐伯虎点秋香》（上下集，又名《三笑姻缘》）等六部九集一系列的古装片。让当时的“天一公司”起死回生。尽管当时还是“默片”时代，但同样是空前的轰动，夺得上海影坛的半壁江山。
这时，邵名逸夫也想到了这一招。于是决定再次开拍《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李翰祥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邵逸夫说：“翰祥，我们要想赚钱，要想争取观众，只有放弃那些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走通俗这条路。”
邵逸夫对李翰祥的功底和实力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黄梅调影片的处理，他认为李翰祥的技术更是娴熟老到，炉火纯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邵逸夫也知道，“梁祝”的故事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他俩的生死相恋，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是可歌可泣，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这样的故事在香港的今天，就同《貂蝉》一片一样，同样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他要李翰祥尽快拿出本子，早日上马。
李翰祥在“邵氏”虽屡建奇功，名声大振，但由于上一年的“邵氏出品”在市场上跌入低谷，让他大伤脑筋。他虽然有追求，有抱负，但他却不甘心当一名“叫好不叫座”导演，不想拿老板的钱去玩水漂漂。他要为邵逸夫争取更大的市场，再现当年的风采。现在六叔又叫自己拍黄梅调影片，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李翰祥受命之后，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梁祝》的剧本。邵逸夫亲自看过剧本之后，觉得这件事算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在演员的选择上，他却举棋不定。
这部影片中的两位男女主角，很难说孰重孰轻。再说，其中“祝英台”一角，前面是“男”，后面是女，如果用一位男演员去演，那么后面的“女”就不一定演得好；如果用一位女演员，则前面的“男”又要演得形神兼备。这时李翰祥想，最好是用一位女演员去反串“祝英台”，先演“男”后演“女”。
用女演员去“反串”这倒是一手奇招，但是这种女演员，一定要“男”“女”兼备、阴阳相济。在“邵氏公司”当前走红的名演员中，是很难寻找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最后，李翰祥还是推翻了这种想法，决定用一位女演员去反串“梁山伯”，从头到尾都让她反串男角，而不是反串“祝英台”。这同传统的戏曲表演同出一辙，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哪里去找这位女的“梁山伯”呢？
一天，李翰祥无意之中，在路上发现一位迎面走来的女孩。只见这位女孩虽然是一袭红衣，秀发披背，很是女人味。但她却生得大眼浓眉，面目明朗，走路时更是落落大方，龙行虎步，很有几分男人的气派。李翰祥一看，心里豁然一亮，这不就是一位活生生的女“梁山伯”吗？
这时，这位红衣少女已擦肩而过了，但李翰祥还是转过身来把她喊住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征求她的意见。
这位女孩原名小娟，本是闽南话演员，进“邵氏公司”后取艺名为“凌波”。凌波最初只是在幕后代唱，始终无缘在水银灯下抛头露面。她苦苦地等待着机遇的垂青，让她走到前台来。没想到今天无意之中，被这位大名鼎鼎的李大导相中了，要自己担纲主演，哪有不答应之理。于是就满口应承下来，立即就随李翰祥去拿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本。
李翰祥启用凌波这样一位从未亮相的演员担任主角，真是大胆之举，在“邵氏”引起一阵轰动，令许多等待机遇的名角们大失所望。同时，也又成了负责宣传工作的郑文怀笔下的一条新闻。于是，“梁祝”还没有开拍，香港舆论界就在开始炒爆。有好事者竟在趁机制造一些“花边新闻”，说李大导同这位女主角怎样怎样。对于这些空穴来风，李翰祥只是充耳不闻，他一门心思用在“梁祝”一片的制作上。他相信自己的眼力，更相信凌波修炼了这些年的功夫。他要用“梁祝”一片，为老板邵逸夫掘来一桶金。仅用了 了个星期的时间，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拍摄完成了。当时，邵逸夫得到消息，陆运涛的“电懋”也在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因此就立即决定一定要赶在“电懋”之前，把这部同名的影片抢拍出来，抢占市场。当时他腾出所有摄影棚，聚集了以李翰祥为首的五六名导演，不可思议地在两周内完成了一部大制作的彩色影片，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他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当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红透港台和东南亚地区后，“电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次投放市场时，已经天人问津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封镜上市了，效果出人意外的喜人，大受观众的欢迎。在香港当时上映的众多影片中，该片一直遥遥领先，稳居上座率榜首，居高不下，久盛不衰，将其它的影片打得溃不成军。戏院门前，经常是人山人海。“黄牛党”的黑市票价轮番炒爆，而且总是有价无票。这段时间，香港所有的电影院，几乎是清一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种盛事，终于让李翰祥再次扬眉吐气，他再也不是什么“叫好不叫座”的导演了。六叔邵逸夫更是喜笑颜开：一为“梁祝”走俏，二为李翰祥慧眼识金，三为“邵氏”发掘了一位后起之秀。
谁知好戏还在后头——
这时，《梁祝》一片很快传入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台湾岛，一时又在台湾影坛掀起十二级风暴。
《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到台湾，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台湾观众。这些渴望中华文化的男女老少，几乎是全家倾巢出动，挤向电影院去争睹“梁祝”，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在台北看了一百二十多遍还不过瘾，后又追到高雄接着再看。当时在台湾，像这样痴迷《梁祝》的观众，并不止这一位老太太，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反串“梁山伯”的凌波小姐更是由此脱颖而出，一炮走红。当她应邀到台湾参加首映式时，其轰动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成千上万的台湾观众聚集在马路两边万人争睹，疯狂地夹道狂欢，大呼其名。其隆重热烈的气氛，比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欢迎的人群散尽之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据说当年《梁祝》一片参加台湾的“金马奖”评选，许多观众们扬言：如果《梁祝》不能获奖，他们就要游行，就要暴动。弄得“金马奖”的评委们风声鹤唳，如临大敌。这件事曾见诸于当年台湾的多家报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果然，在这一年的第二届金马奖评选中，该片获“最佳剧情奖”。在同年的第十届亚洲影展上，《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举捧走了四个奖杯——“最佳彩色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最佳美术奖”。同时，该片还获美国旧金山市（三藩市）国际影片展的“优胜奖”。
一部影片能获此众多的殊荣，实在不可多得。李翰祥现在又成了一位既“叫好”又“叫座”的头牌导演了。被他发掘出来的影坛新秀凌波，初出茅庐就一炮轰红，凭“梁山伯”一角一举成名。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梁祝”风靡一时，一股黄梅调的狂潮正在掀天揭地，风靡一时。从此之后，港台两地影坛，一时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是“无片不是黄梅调”——始作俑者便是李翰祥。他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又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有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五分之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杨贵妃》、《三笑》等。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黄梅调电影美学的塑造者，也直接奠定了黄梅调在我国电影史上的意义。
自“梁祝”走俏之后，李翰祥在“邵氏”的地位真的是大红大紫，无人可比，无人可敌。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翰祥打起了“跳槽”的主意。至于李翰祥“跳槽”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据圈内人士分析，个中原由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翰祥自己的考虑，也有邵逸夫在用人和留人方面决策上的弊端。邵逸夫的“邵氏公司”，在当时其实是一家中国传统式的“家族公司”，实行的是“老板负责制”；而不是像美国的好莱坞那样，实行的是“分红制度”，更不是“兄弟班”式的股份制公司。这里的一切都属于老板邵逸夫一个人所有，其余的人，不论是导演、演员还是其它的工作人员，一律都是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视其能力大小，成绩好坏由老板开工资。这些人都是雇佣性质的，说到底都是给邵逸夫一个人打工。公司的发展与衰落，影片的面市影响和卖座率的好坏，与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公司也在这些人身上花点本钱，捧一捧，推销一下，或发些奖金，送些“红包”之类的，但说到底，这还是为了公司赚钱的需要。因此，无论是公司的什么人，除老板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思想，都不可能把这家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自己永远是一个拿薪金，拿片酬的“打工仔”。
因此，“邵氏公司”这种决策上的弊端，是很维系军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改换门庭，择高枝而栖，这也是很自然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邵逸夫为的是赚钱，那我李翰祥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这种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千丝万缕的，其实说穿了，也就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金钱”二字。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至于别的一切，说白了都是虚的、假的。
当年李翰祥要离开“邵氏公司”时，郑文怀就曾对邵逸夫指出了这种弊端，希望他能进行改革，实行“分红制度”之类的办法，但邵逸夫却没有接受，只是答应进一步提高李翰祥的拍片酬金。后来，郑文怀离开“邵氏公司”，另立自己的“嘉禾公司”时，就吸取了“邵氏公司”的这种教训，在制度上实行改革，把“嘉禾”搞成一家股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能与“邵氏”抗衡的最有力的对手。这是后话。
李翰祥打算离开“邵氏公司”，当然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其考虑的核心，说到底也就是一个“钱”字。
从邵村人主政“邵氏兄弟公司”开始，李翰祥就加盟“邵氏”，为其效力至今，其作用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在开始两年，他时运不济，战绩平平。但是，自从邵逸夫主政后，从第一部《貂蝉》走俏开始，可以说李翰祥就为“邵氏公司”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邵氏公司”中那大大小小闪闪发光的奖杯，哪一只上面没有凝聚着李翰祥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哪一只不是他的才华和知识的结晶。但是，他这样亡命的为“邵氏”卖命，一干这么多年，除了“红导演”、“头牌导演”、“金牌导演”……这些虚名之外，他所得到的，也就只是微不足道的片酬。而这些片酬和他所付出的劳动，所创造的奇迹无论如何是不相称的。
李翰祥意识到，这是不公平的。虽然他在“邵氏公司”无人不尊敬他，看重他，包括老板邵逸夫在内。其实这种尊敬和看重，同样是徒有虚名。他的成绩再大，本事再强，还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打工导演”。
古人说得好：宁做鸡头，不作凤尾——李翰祥虽然感谢邵氏兄弟的知遇之恩，让他出人头地，风光一时，为他创造了条件和机遇。但是，这时他也不想再在“邵氏”打工了，他要自己创一番事业，另立山头，过一过老板瘾。于是，李翰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离开“邵氏”。
要离开“邵氏公司”，当时对李翰祥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让李翰祥不由得想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当年同邵村人签订的那份为期八年的合同书。
据李翰祥事后回忆，他对那么合同书一直耿耿于怀。他曾说：
“邵氏”合约的内容，一向都写得相当刻薄。后来更是变本加厉，三十多条都是为公司说话的。如果你是个捧不红的刘阿斗，他随便举出任何一条，就可以说你违反合约。连大信封都不给你一个，就把你炒了。
相反的，假如你走红，那合约上的每一条都是齐天大圣的紧箍咒，你越跳越蹦，脑袋就越紧越疼。
李翰祥的这些话是否言过其实，还是一时的愤懑之辞，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反正李翰祥这时是准备孤注一掷。即使合同没有到期，就是毁约他也要跳槽。
听到李翰祥要走的消息，邵逸夫也很不好受。
邵逸夫当然清楚，完全是自己的“邵氏”给了他李翰祥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红了。现在他羽毛丰满了，就想远走高飞。邵逸飞虽然也知道公司的制度有弊端，但他却不能随便的易辙更张。他也只能是对这些有成就的名导、名演员另眼相待，千方百计地留住他们。但是，李翰祥却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了。古人说“恩多成怨”——看来是有道理的。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邵逸夫便找来了郑文怀，请他做“说客”去游说李翰祥，尽力挽留他。并对郑文怀面授机宜，只要他留下来，我可以提高他的片酬，如有还有其它的要求我都可以考虑，能办得到的尽量满足他。
郑文怀秉承邵逸夫的旨意，找到了李翰祥。这时，李翰祥去意已决。见郑文怀一进门，他就说：“雷蒙，你不要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会说什么。”
郑文怀笑了笑说：“既然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就不开口了。不过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
“什么话？那你就说吧。”
“六叔叫我告诉你，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比如提高片酬什么的……”
“好了好了，雷蒙，你去告诉六叔，就说我想当老板，在”邵氏“中加进一些份股，让我当一名小股东，你问他行不行？行，我就继续干下去；不行，我只有不辞而别了。”李翰祥不待郑文怀说完，就抢过了他的话头，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明知邵逸夫不会答应他这种要求，但他还是说出来了。
郑文怀一听，又笑着说：“翰祥，这样的话我看就别提了。刚才在六叔那里，我也谈了这种想法，但六叔说什么也不答应。”
李翰祥说：“既然如此，你还是免开尊口，我去意已定，你也不用再说什么。雷蒙，你好自为之吧。在”邵氏“这些年，我们之间还是合作得很好，更不要说有什么过节。今后我若有为难之处，你可不要忘了帮我一把。”
郑文怀一听，似乎也动了感情，便走上前去，抚住李翰祥的肩膀说：“你也好自为之。如今香港影业界，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往一条道上挤。如果实在有为难的时候，就给我打个招呼。好歹我们也共事一场。”
李翰祥感激地点了点头。
邵逸夫见郑文怀没有劝转李翰祥，心里也很难过，似乎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李翰祥在“邵氏”这些年，可以说是功劳、苦劳都有，既然要走，就由他去吧。邵逸夫以宽大为怀，对于李翰祥的去留，他都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就在这时，又一个消息到邵逸夫耳朵里——李翰祥不仅自己要走，还想在“邵氏”策反一批人随他一同“私奔”。他准备把正在走红的大明星凌波一道带走。
当时，李翰祥的确有这种打算。他想到自己出去之后，如果要另立山头，要创办公司，没有人马不行。别的人也许不听我的，带不走。凌波总是我一手捧红的。她能从一个无名小演员到一位大明星，应该说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所以他便找到凌波谈了一次。
凌波对这位李大导，自然是感恩戴德。听他这么一说，不免也动了心，打算同李翰祥签约，随他一同离开“邵氏”。
就在这时，邵逸夫也派人找到了凌波，对她做了一番工作。这样，凌波就改变了主意，不打算同李翰祥签约，她要留在“邵氏”继续效力。这毕意是她发迹的地方。
这时李翰祥却大光其火，说凌波不够意思。你是我一手捧红的，怎么都可以不买账呢？我当初完全可去捧别人啊！发了一通火之后，李翰祥又去找方盈、李菁等人，想把这些有前途的演员带走。
对于李翰祥的这种做法，邵逸夫早就防了一手。他已经在公司里做好了工作，稳住了军心，不让任何人和李翰祥接触。就这样，李翰祥就真的是连“大信封”都没有拿一个，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邵氏”。
李翰祥离开“邵氏”后，邵逸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张诉状将李翰祥告上了公堂，结果引起了一场官司。邵逸夫状告李翰祥撕毁合同，单方毁约，要李翰祥赔偿三十万元。结果一告一个准，法院判处李翰祥赔偿“邵氏公司”三十万元。
不过这笔“三十万元”，最后还是由“邵氏公司”的死对头、“电懋影业公司”的老板陆运涛掏了腰包代付——因为当时就是这个陆运涛在背后捣鬼，要把李翰祥“挖”到“电懋公司”来。
就在邵逸夫与李翰祥对簿公堂时，让香港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时，又有一段“插曲”在此时出来推波助澜——那就是“江青事件”。
这个江青，当时是“邵氏”门下的一位新人，出道不久，还没有多大的名声。当时，李翰祥见拉不走“邵氏”旗下的红影星，就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这位新人江青拉走了，让她改投“电懋”门下。邵逸夫发现之后，就把这也作为李翰祥一条“罪状”一并上告。
哪知江青与“邵氏公司”的合约并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她当时同“邵氏公司”签约时，还没有到法定的成人年龄，结果让李翰祥钻了个空子。这样，邵逸夫不但没有抓住李翰祥的把柄，反而差一点儿被法院判了个非法雇用“童工”。结果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笑柄”。
但是不管怎样，李翰祥在这场官司中最后还是以败诉而告终。除了罚款之外，法庭还下了“禁制令”，判他从此不准在香港境内从事电影工作。李翰祥本来是准备离开“邵氏”后，自己租用“亚洲影业公司”的片场在香港拍片的。现在让给法院这样一判，他的计划就泡汤了。这时，“邵氏公司”也并没有放过李翰祥。邵逸夫还请来了私家侦探，每天蹲守在李翰祥出入的大门口，跟踪他的行踪，偷拍他的照片。这样一来，闹得李翰祥心惊胆战，不敢在片场露面。李翰祥被迫得无计可施，在香港又无法发展，更不要说办影业公司。最后只得离开香港，去了台湾。
“李翰祥事件”实在是让邵逸夫伤透了脑筋。后来，邵逸夫凡是遇到有违约的员工就上告，就打官司，结果总是一告就准，一打就赢，从来没有输过。比如后来与王羽、陈观泰等人的官司，也是以邵逸夫的胜诉而结案的。
说到这其中的王羽，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王羽原来也是“邵氏”旗下的一位王牌武打明星，1970年3月1日，他登报声明“脱离”邵氏公司。
王羽也是被“邵氏”捧起来的明星。初入“邵氏”时，他的月薪只有200元，到1966年就增加到800元，另外每拍一部影片外加片酬是1200元。后来，制片经理郑文怀又给他加至3000元。后来，王羽主演了张彻导演的武打功夫片《独臂刀》，票房收入超过了百万元。“邵氏”便提高了他的待遇，使其平均每月能拿到6000元。在当时，这种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
王羽离开“邵氏”时，离他与“邵氏公司”签约的时间还差两年半到期，这当然激怒了老板。于是，邵逸夫又准备状告王羽毁约，与其法庭相见，大打一场官司。岂料此时邵逸夫无意中才发现，原先锁在保险箱中的那份与王羽签订的合同书，竟然不翼而飞了，只有一份影印的副本。这一下可真气得邵逸夫又一次惊呼“大跌眼镜”。后来几经周折，才通过法院对王羽下了“禁制令”，不准他为别的公司拍片。可是，这种“禁制令”只是在香港境内有效，离开了香港则是一张废纸。于是，王羽离开“邵氏”后也立即远走高飞了台湾，大拍特拍他的武打片。到后来邵逸夫才听人说，原来是“嘉禾影业公司”在背地里出钱给王羽，支持他离开“邵氏公司”，并与邵逸夫打官司的。
王羽离开“邵氏”后，有一次曾向一位问他的记者说：
“我是坏人，不然怎么会有今时今日！”
对于他的这句话，真不知叫人如何理解。
其实，王羽生性豪爽，颇讲江湖义气。他的太太林翠也是一位电影明星，对王羽的评价是这样的：
“他为人太过挥霍。比如有时到饭店吃饭，看到邻桌有朋友，他会主动为别人付账。他还很讲排场，他在阳明山的房子当年值600万港币。可是你晓不晓得？他要拍五十部戏才能赚到一千万啊！”
王羽与“邵氏公司”的那场官司，真是很有戏剧性的。王羽离开“邵氏”后，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结果吃亏的还是“邵氏公司”。尽管邵逸夫每次打官司都能胜诉，但打官司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后来凡是有新演员加盟“邵氏”时，邵逸夫都要在合同书上狠下“功夫”，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这样，怪不香港影坛圈子里的人都说“六叔”邵逸夫“数口太精”，“心水清”。如果邵逸夫要是不“精”不“清”，他能行么？有些人离开“邵氏公司”以后，都让他后患无穷。
比如李翰祥到台湾去后，由于他的名声太大，马上就得到了重用，继续当他的导演。这样，对在香港的“邵氏公司”同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李翰祥在“邵氏公司”干了这么多年，而且一直是身处公司的决策阶层，对邵逸夫本人和他的公司再熟悉不过了。这时，在李翰祥的背后，又有一些要害人物在做他的后台，为他撑腰壮胆。所以邵逸夫就奈何他不得，斗起来自然也就很不容易了。
尽管如此，邵逸夫还是并没有停止同李翰祥的较量。这时，他又使出了当年上海滩周剑云的“明星公司”对付邵醉翁的“天一公司”的那一招——一味地“跟风”抢拍。你拍什么，我就跟着拍什么。比如，李翰祥去台湾后拍了一部《七仙女》，邵逸夫也立即让“邵氏公司”在香港拍了一部《七仙女》。本来这两部《七仙女》在港台地区可能又会有一场“龙虎斗”。但是，由于李翰祥在他的《七仙女》一片中，盗用了“邵氏公司”的黄梅调录音带，邵逸夫抓住这一点就大做文章，又闹上了法院。结果法院又下了禁令，不准李翰祥的《七仙女》在香港上映。
这一次，李翰祥又以败诉而告终，又弄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怪不得圈内人都说，姜还是老的辣！
李翰祥从离开“邵氏公司”的那一天起，就是这样同这位昔日的“六叔”邵逸夫斗得难分难解。从而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厮杀之中，结下了宿仇深怨。直到十二年以后，李翰祥重返“邵氏”，双方才尽释前嫌，重归于好——这是后话。
1964年，对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公司”来说，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
为他屡建奇功、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导演李翰祥，是在这一年毁约跳槽离开“邵氏公司”的，一连串的官司闹得邵逸夫筋疲力尽；而“邵氏公司”的当家花旦、名声鹊起的“三联冠”当红“影后”林黛，也是在这一年自杀身亡的，这又让邵逸夫损兵折将，悲痛万分。
林黛自杀身亡，又让“邵氏”痛失顶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