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些惭愧，我自从1980年1月从苏州调来南京工作以后，迄今已逾30年了。30余年来，我的行踪可谓天南地北，大半个中国乃至部分欧美国家都曾涉足，唯独我定居工作的南京，反而阴差阳错地，还留有许多识见上的盲区。即如雨花台区吧，虽然我就居住和工作在它的边缘，却除了一个雨花台烈士陵园，几乎再未到过其他地方。而说起来，我和“雨花”还是最有缘的。30年来我唯一工作的单位就是一个叫《雨花》的杂志；社交或外出遇到不了解情况的人，常会把我当作是雨花台区的人——“哦，雨花台区很有名呀，你们是属于哪个部门的呀？”
好在，有缘终究要相会。这不，最近应《雨花文艺》（这才是真正的雨花台区的杂志）之邀，我有幸去板桥作了次采风游。时间虽短，印象却是老深刻了。完全可以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来形容。毕竟我虽然没到过板桥，但板桥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和雨花台区的一处历史文化重镇，又是南京市、区、街道合力营造的目标要达到35万人口的南京卫星城——板桥新城所在地，日常的耳濡目染不说如雷贯耳，也是不绝如缕了。就说那赫然耸峙于大江畔的热门楼群“金地自在城”吧，我单位就有一多半同事评议和看过他们的房子，并至少有三个同事已经在那里购了房。而百闻就是不如一见，实地走下来，印象要比想象得还要繁荣兴盛而催人气壮得多。就这一点而言，周起源先生所编写的《板桥文史》一书中所载的对联，可谓形象生动地勾勒和概括了板桥的历史人文和美好前景——
“聚吴楚商贾通南北盐铁昔日风情冠金陵；引九州英才创千秋伟业明朝繁华傲江南”。
不过，就我个人的见识而言，此次板桥之行，还有一个更让我感到不虚此行的收获就是：原来中国人文史上极为著名的一个史实、曾让我热血沸腾而过目不忘的“新亭对泣”的发生地，新亭，就在板桥境内——而此前我只是朦胧知道，新亭在南京无疑，但具体在南京的哪个地方，偶然和朋友聊及此话题，也探询过，回答却都含混不明。只说是在南京的南部地方，应该临江云云。这虽不算大憾，毕竟是一个未解的疑窦。而此行所获《板桥文史》一书上，周起源先生专门辟有一章介绍新亭的史实与考据。虽也未完全确认，但据众多学者论证，多数还是倾向于新亭即位于板桥之说。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实地感觉上（板桥紧邻长江，历来又人文荟萃，且是不少朝代的驻军和争夺之地），我都乐意接受新亭就在板桥之说。
而新亭，是我早年读刘义庆《世说新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而今一旦闻及，顿时又涌起绵长而难言的思古之情。
虽然这段史实熟谂者众，不妨还是容我再引用一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寥寥数语，包含着的却是极为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心理内涵。盖因中国的数千年文明史，历来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实际上更是分得多而合得少，或曰乱得多而治得少，故而渴盼统一，思恋故国、祈求和平而难得，也就成了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深隐而绵长的痛。新亭对泣正是这样一种人文和心理符码最为真实而形象的反映和浓缩。而东晋初年，南渡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却也经常心怀故国。这里的山河之异，即指长江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边，名士高门定期举办聚会，清谈阔论，极兴而归，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不由悲从中来，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令人感怀而又催人奋发图强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新亭”、“风景”、“山河”，就典出此次新亭会。
耐人寻味的是，斯时于新亭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地铮铮豪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王导，后来却成了一个颇受诟病的“愦愦”之人。突出的例证便是，当时驻扎在京口的军谘祭酒祖逖曾多次上书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建立并稳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统治，是当时司马睿和王导的首要任务，北伐勤王之举倒在其次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志光复中原的南渡北人，更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忠于朝廷的恶名。最后，司马睿和王导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宏图大志，最终只能成为虚话。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指责王导再也无志北伐，或者色厉内荏而背弃夙愿，一味地软弱偷安呢？我觉不然。历史从来不容假设，也不容冲动和过份的理想化。任何一个真正高明而理性的政治家，面对着当时那种政治局势，多半也会作出如王导一样的抉择。正所谓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个人哪怕你意志再强悍，再奋勇或再有为，亦不可能超越历史，逆转趋势，故只能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归说，做起来，则一定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而王导后来的“愦愦”，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愦。它反映了当时南北政治军事实力对比之实况。东晋政权草创，百废待兴，军力松弛，即使举国大兴北伐壮举，能否在胡人强悍的铁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个未知数。历史是一种必然，虽然它有时似乎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政事》中，又纪载了王导因此而自叹的：“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信哉斯言——微王导及后任者之“愦愦”，焉知半壁东晋是否能勉力撑持于东南百把年，而不速朽于一次次不合时宜的北伐之短暂狂欢之中？
尽管“愦愦”，尽管东晋也曾有过多次挣扎以图强，结果还是湮没于历史的劫灰之中。此正所谓时也、势也、运也。然而，新亭会之不甘沉沦、发奋图强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却并没有因此稍减。某种程度上看，它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厌恶分裂、渴望统一的根本意愿，以及民族品格的形象体现。事实上，中国的历史虽经无数次反复，最终也还是运行在统一、和平、强盛的必然趋势之中。今日之桥板，乃至南京和全国的崭新“山河”，无疑也是历史规律和人民诉求共振之必然产物。而其中，亦未尝没有新亭精神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