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
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让3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
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
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传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
人的潜能发挥与“条件”是否良好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我认为，这可能暂时会使描述传统的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会避免说“好”和“坏”这样的字眼。
然而，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清楚，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中早己把这一类的事实认定为应当如此。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它们能通过物质自身中、细胞质中、有机体中、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环境的作用，实现或者不实现。
拿人与猴子和白鼠作比较发现，能使个体受到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哈洛的灵长目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的能力在一点点丧失，超过了一定限度或一定时间，这些丧失的功能将去而不返。杰克逊在巴尔港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旷野中和野狗撒野，时间一长，它会丧失驯化的可能，再也不能变成可供玩赏的小狗了。
另外，如果印度儿童的脑损伤的原因在于食物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又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和这一匮乏的形成有关，那么很清楚，人要成为良好样品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容许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没有一种生物哲学能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也更别提它能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旨趣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懑，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完全和这种状况无关。
因此，现代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的是，只要他们开始对人种或其他物种进行规范研究，开始发展良好样品，那么，研究所有那些能导致良好样品发展的条件以及限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和进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