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可能人打、早打、打核战争为论断，中国重工业开始重点西移，并以军事工业为主，这种经济布局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
根据当时从战略角度进行的划分，这一地区属于全国战略布局的第三线（第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一线三线之间为第二线），亦称“大三线”同时，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第三线称为“小三线”。大、小三线的集中建设，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史称“三线建设”。它曾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其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大、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仅有。回顾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重要历史。
“吃穿用计划”的改变，缘起于对战争危险的过分估计“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三年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严峻的形势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中共中央活时作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逐步付诸实施。从1960年到1962年，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于好转。从1963年起，本来应该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但为了巩固调整取得的成果，这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搞三年调整。
当时，应该说，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最基本的需要，是我国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
因此在考虑同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就成了人们的共识。1963年8月6日，在各部负责同志讨论1964年计划的会议上，薄一波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心情：“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三五”计创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们的吃穿用。
这个被简称为“吃穿用计划”的设想，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
按照这个思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子发展下去。然而，国际局势的急骤变化，使这一计划打断了。
中国的周边环境，到了1964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不安。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1954年后，美国取代法国进入越南南方，支持吴庭艳集团，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1964年8月5日，美国超过战争边缘，悍然越界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次日，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决不会坐视不救。”
可以说，是美国又把中国逼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中国不但要做越南的战略后方，而且需要准备支援越南作战，还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此外，中国边境的其它地区也不平静。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当局继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火所欠债务、甚至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叛乱之后，又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更是大举向中外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其战略导弹也指向我国的重要设施。中苏边境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地区在发生印军入侵和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解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和平构成威胁。在这种战略包围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可能的战争有的准备。
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当时，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毛泽东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这一焦虑时刻在毛泽东脑中回旋。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愈大，这一焦虑愈加明显。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试图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而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交通十分闭塞，近代工业更是十分薄弱。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我们在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对内地建设给以较多的重视。1956年，毛泽东又感觉到对内地建设的过多关注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原有优势得不到更好地发挥，于是指出：在新的世界大战前的10年或更年一点的和平时期内，“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当时虽然也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地注意工业的发展，国家投资的重点也转向了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到了1964年，战争气氛增加，这一方针又被重加考虑：一旦沿海工业被摧毁，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而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尤其是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厂，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内地很少，这对我国的安全是相当不利的。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总体战略布局上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提出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设想。
出于战备需要，三线建设方针初步确定下来随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思想逐渐明朗化。
1964年5月、6月间，毛泽东初步而较系统地提出了要加快搞三线建设的思想。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时插话说：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
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当。在他看来，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搞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同时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在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个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上那里开会；
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一讲话，激起与会同志的强烈共鸣。
6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反复说：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草。
只有那么多钱，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最好两头修（指攀枝花铁路）。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对于各省的小三线，毛泽东也很重视。他说：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讲了几年了，没有搞起。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运，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
对战争的紧迫感使毛泽东十分焦急。他的心悄越来越紧迫，语气也越来越严肃。7月2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北京、天津地区要搞三道防线，准备打仗。7月15日，他又谈到：沿海、沼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
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对于西南三线的部署，他仍然极为电视攀枝花。
酒泉两个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甚至提出：
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下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
提出三线建设的设想，有没有其现实的理由？
当时，我国在防备敌人万一发动进攻方面的确存在着问题。据当时估计，战争如果爆发，敌人很可能首先对我同的经济建设进行突然袭击。中央军委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事实而有所准备。
从国家安全考虑，总参作战部曾就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递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甚至相当严重，建立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份报告所谈内容，与毛泽东的担心恰好吻合，所以深得毛泽东的重视。8月12日，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个实施。
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表现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关心和急切心情。
8月18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由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的专案小组，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报告提出由各方面负责同志用9月、10月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眇实施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以后，报告中央、分别纳入明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这份报告，实际上已经对三线建设在大的方面进行广部署，提出了初眇的实施意见。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17日、20日两次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是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动员令。
三线建设的初期部署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三线建设进入初期部署和实施阶段。
8月24日，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同时，国家计委组织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前往成昆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建投资要首先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工业生产，一、三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出，要争取七到十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这一段时间，国家计委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发展战略上，并逐步条理化、具体化。
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据此安排经济计划工作。这个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三线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这年中央和地方安排的总投资134亿元中，三线建设投资42亿元，约占1/3弱；初步安排大中型项目690个，三线占187个。
这个计划纲要（草案），第一次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把三线建设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为加强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1965年2月26曰，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3月29日，中央又宣布了西南三线总指挥部人员组成：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任副总指挥。后来又增派彭德怀任第三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了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份，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国家建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抓对西南、西北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后方基地的建设及重点项目的建设。
1965年9月2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意见修改、国家计委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奋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汇报提纲》指出：“三五”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向性错误。9月、10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五”计划。
至此，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制定完成，三线建设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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