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研制成功，是在“大跃进”最困难局面下开始的，确实是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的争气工程，中国国际地位由此登上一个新台阶。
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1956年初至1967年1月，我在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主席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钍。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我们不首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这就是说，如果有人进攻我们，我们要有办法对付他。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别人如果用原子弹轰炸我们，我们也要有办法回击他。所以，和央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当时，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靠自己研制，同时，要争取外援。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中东关系比较好，我们想争取苏联给我们一些援助。
但是，有一条界线，只是争取援助，而不是搞合作、不搞共有。也就是说，搞原子弹的科研单位、工厂、各种设备与技术都是中国自己的。你来援助我可以，我欢迎你、感谢你，但是，你不能与我共同拥有，共同使用。这是维护我们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所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你不要和我一起来共同管这个单位，管这个事情。我理解这就是中央当时搞原子弹的方针，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中国科学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至于人造卫星，则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先后两次上马（1958年、1965年）。由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罗瑞卿为秘书长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后，在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
科学院对党中央下达的“两弹一星”任务非常重视，党组决定由我负责，并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实。为了便于工作，我在每一个研究所都安排几个拔尖的中年科学家作学术秘书，我通过他们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再找其他科学家谈工作。所以，我对这段历史情况包括科学研究的情况，都比较清楚。
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新技术局管的单位虽然不及计划局多，但是，它管的所都是大所，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三分之二。谷羽是新技术局局长，宋政是副局长，陆绶观是处长，帮助谷羽工作。老同志都知道，谷羽是胡乔木同志的夫人，乔木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住中南海。谷羽很热心、活跃、能干。她对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比较熟悉，去谈工作，互相支援、协作，很方便。有时候毛主席向她问起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有关情况，还可以向毛主席当面反映。
那时，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以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助加工制造。我们的研究室、实验基地用的非标准设备，由科学院研究所设计，由各有关产业部门按时制成，保证质量，按时交付使羽。由国防科委统一管这方面的工作，派军代表驻一监督，提出设计的研究所也可以派员驻厂监督。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我们搞原子弹，怎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开展科研。当时研究核科学与核技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些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争取外援为辅，主要是苏联答应帮助我门在北京建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
这个反应堆全部归我们管。此外，在另一个地方建一个浓缩铀工厂，造原子弹的关键原料是浓缩铀。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一235.一天，毛主席找到地质学家李四光，他当时是地质部部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主席问：“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要从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宿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的是要搞浓缩铀工厂。
宋任穷到科学院搬兵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他比我大四五岁，我叫他宋大哥。我们在安徽一起工作过几个月，那是在百万大军过长江的时候，中央决定成立安徽省委，他当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我当省政府副主席。
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我说：“你不要来，我去，你是大哥呀。”他说：“不行。我一定去你那儿！”因为搞原子弹，自力更生为主，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听，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听，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于是对任务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当然，二机部也找中央各部来承担一些任务。不过，那时中央各部的研究机构刚刚建立不久，科技力量不强，有的能承担，有的承担不了，任务还是落在科学院肩上。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对外叫双重领导，对内全部给你，你怎么样用，怎么样安排工作使用干部我不管。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学术秘书我再另找。邓稼先这个同志非常好，他整天身上背着一个布书包，步行上下班。我们到科学院首先靠一批学术秘书，他是主要骨干。对这样一些人，我们想办法动员，他们有的到二机部去，有的在原所承担任务。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他俩的名字有些音同字不同。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听负责配合原子能所工作）。原子能所的另外一部分人留在中关村搞理论工作。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舌，我给他们打招呼说，以后科学院开会你们就不要来了，你们到二机部开会去。他们党委书记、所长却每次都要参加科学院的会，因为我们当时研究科学政策、科学家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多，他们非常愿意听，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当时，科学院很有吸引力。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钱三强是原子能所所长。他受命到苏联谈判，因涉及问题太多，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当时，虽然口头上讲中苏友谊牢不可破，但实际上苏联在军事高技术方面，对我们是有戒心的。连聂老总、宋任穷同志去参观，都只能在厂房、车间外面，透过玻璃窗看，不让进车间里看。所以，即使在当时，事实也已教育我们只能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宋大哥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
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
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
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我说他有书生气，是因为这么一件事：三强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
我说：“三强，你冷静冷静。”他带着一股气对我提意见，很直爽，没有拐弯抹角。我很欣赏他这个态度。我又说：你先等一等，听我给你讲一讲。
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不能在这么多人中讨论这个规划。你认为没有列入紧急措施就是不重视，不支持了吗？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
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钱三强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
“哪几个人？”他说，除原子能所的科技专家外，我还要更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我没有人不行。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你调李林，李四光先生会高兴的。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老俩口在北京。但是，她丈夫邹承鲁先生在上海生化所，留美回来学生物化学的。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把李林调给你。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
我要和邹承鲁谈好，我亲自与他谈。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我说，先让他在上海安心工作，科学院已决定由贝时璋先生在北京开展生物物理研究，将来请他到贝老那里工作，夫妻团聚。这既是国家需要，也照顾了他们家庭，这样把邹承鲁谈通了。
不然，谈翻了，不好办哪！科学院有很多科学家自尊心很强，要尊重他，让他发挥所长，邹承鲁这个人非常好。后来贝时璋先生开辟生物物理研究工作，正式请他来了，这正是他的长处，后来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我说可以。邓稼先去了，我们另外找学术秘书。
科学院能做学术秘书的人有很多，对稼先同志来说当学术秘书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所长。后来，稼先同志去，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
三强又将科学院的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我对三强说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自己提出愿意去搞原子能研究，编辑院刊他是主角，我另外找人来编。他后来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化研究。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科学院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科学院要研究，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实验基地也在西北某地，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而且要他们制造出来。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了。三强虽然在二机部工作，家还住在科学院中关村14号楼，条件不错，他夫妻俩都满意。他开始每天遇事就找我。
他找我，我就见他、支持他，他不断地提要求、调人，要研制新东西等等，我们就积极地支持和承担任务，帮助他解决问题。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有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化学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用化学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哪个所能够承担什么任务你都清楚，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安排，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说你铁道部有几千人的机车车辆厂，选一批最好的工人老师傅，来支援科学院吧，我们各个研究所里也搞附属工厂。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
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有的买得到，有的买不到，要自己做。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所以，我们从铁道部选了不少老师傅。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苏联专家一走，浓缩铀厂因为没有氟油而停工了。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转了。那个小厂，我去看了多次。我看那个厂长有培养前途，就给他连提3级。为什么提3级呢？他当时是20级，提3级，够17级。17级就能够参加17级以上干部会议，那时候重要的事都是先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各所都是这样的。然后，再向党员传达。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那时，我们院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所长都很好。老边说：“张副院长的话，我们照办。”结果别的人对我有意见，怎么给一个工人连提3级？我说他有功！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最后把铀一235浓缩起来。那个时候，苏联“真空阀门”不给了。没有“真空阀门”，我们生产不出浓缩铀。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苏联专家没撤走前，我们已经开展研究了。这就叫两手准备，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早就想到万一他不给怎么办？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
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当时，刘杰非常激动地感谢我们帮助他解决了关键问题。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有准备了，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某地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
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这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这些单位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所采用的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后来，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试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钱三强功不可没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沿。早春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为组织安排这些题目起了作用。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却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那么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一批专家外，还从一些高等院校调去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他们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老实讲是按苏联的图纸搞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自行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所以，三强一见面，就感谢科学院的计算机。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正如前边所说，有一点书生气，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他是科学家，当了二机部副部长，这样的待遇是不多的。我讲了他的优点，也讲了他的弱点，但我要说：“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针对各种建筑物、各种生物，包括铁笼子里面的猴子、兔子等等试验它的破坏力，看它们受原子弹放射性的危害程度有多大。中国科学院的许多所都派人到基地参加试验了。
钱学森为国献宏猷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还有郭永怀、林家翘都是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他曾经自豪地说过，匈牙利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受到美国迫害，经过奋斗，于1955年回国的。科学院派人到深圳罗湖桥接他，请他到科学院工作。
我们成立力学所，请他当所长，后来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科学家。我们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要搞风洞实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这个风洞虽然不大，但已经可以进行科研试验了。
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广岛丢了两颗原子弹。那是用空中堡垒飞机投的。将来不要飞机，用弹道导弹运送原子弹，打击远程目标很有前途。
因为原子弹已经决定搞了，钱学森先生建议我们国家也要搞导弹。这个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很重视。
当时，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周总理让他邀请在北京的几位元帅，对钱学森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很好，请元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周总理讲要搞导弹，其他军费开支你们要省一点，这要花很多钱。
很快，中央决定我们国家要搞导弹。这时就正式在国防部下面成立第五院，把钱学森调去当国防部五院院长。另外做组织工作的，再调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当副院长，调刘有光当政委。
科学院请缨探路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也要科学院来承担。刘有光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当时向聂荣臻副总理建议“五院的政委要劲夫同志兼任”。让我当五院的政委，他当我的助手。我说我在科学院，怎么到军队，这不行。刘有光同志很明显的目的，是要我挂了名以后好把科学院的人挖走。聂总分管科学院，他全局观念很强，不赞成他的意见。我说，反正我们支持你嘛！以后，刘有光同志就不提了。
当时，导弹研制也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50年代中苏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我们自己干。当时跟苏联谈判，苏联帮助我们搞导弹，给我们的援助比给原子能研究的援助还少。那时，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研制机构。要从各方面调人，主要从科学院调一批科学家去。当时，我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我们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我这个建议聂总同意了。科学院自己也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在科学院，我们除了调走一些骨干到五院以外，科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很多，综合能力很强。因此，中国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这是主管部门，专门干这事，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也搞研究，搞探索工作，也有实验基地。
郭永怀雪中送炭在中央决定搞导弹之后，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在面对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
不过，事后才知道“那装在他脑子里的科学知识是属于他自己的”。郭永怀教授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中央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科学院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力学所副所长。
发射导弹，需要有发射基地。钱学森提出，搞导弹主要看你火箭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钱学森说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远。
每一种高能燃料研制出来后都要试烧，要试车，火箭的发动机、尾巴的喷管均要试验。我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任务，需要选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局给了我们一架专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几圈，我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看了几遍就选定京郊山区的一片林地里面，成立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负责。林鸿荪是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国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与他们配套，也成立了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同时科学院还有好几个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别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是搞石油煤炭研究的；业务上比较接近，过去叫石油研究所。
另外，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这些所都接受了任务，研究开发中国的高能燃料。上海也在某个山边搞了一个后方实验基地，大连在山区也搞了实验基地。因为钱学森、郭永怀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实验基地的主要实验方向是先试验液氧，要把氧气变成液体，它需要低温；科学院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气体站，可以集中相当数量的氧气、氢气。既供应民用，也供应科研使用。科学院物理所洪朝生负责的低温实验室，专门研究低温，把温度降低，氧气就变成液体燃料了。先是用液氧，需要把温度降到零下180摄氏度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氢，可制成液氢的难度就大了。它需要把温度降到零下250摄氏度左右，氢气才能液化。而且，氢气还容易爆炸。
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搞高能燃料。当时，各方面的协作关系都很好，风气很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们每次实验都要请防化兵，带着防毒工具，把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戴上防毒面具，怕出事故。防化兵要派其他部队来帮助，让周围的老百姓也注意防止化学中毒。高能燃料是导弹的一个关键所在。科学院当时承担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开发，提供给五院。
中国导弹发射成功新的高能燃料研制成功之后，五院先用这个燃料设计发动机。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主持，在山区基地建成了两个不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以后，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这一重大成果对他们研制远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鸿荪研究员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大功劳。林鸿荪他们每次燃料试验都有仪器测试、记录，有数据提供给设计单位设计。苏联给我们的样品是烧煤油的导弹，只有个导弹的样子，它的燃料是落后的。我们主要靠自己，自己于为主。这样，在苏联撤退专家后，我国第一枚导弹就在1960年搞成了！
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成功，也凝结着工程兵的功劳。工程兵派出4万工兵，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西北某地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射基地。基地通火车，里边还有飞机场。这是要花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的。
发射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聂荣臻元帅身体不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张爱萍是坐飞机去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看每一枚导弹发射情况。这是比较近距离的导弹，射程1000公里，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张爱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拥抱钱学森。它的意义正如聂荣臻元帅在祝词中所说的，我国第一枚导弹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射成功，开创了我军武器装备的新纪元！
钱学森指点新目标我国第一枚导弹1960年发射成功，但它的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氢弹。钱学森又提出，一定要进一步地搞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要越过太平洋。
因此，科学院还要研究新的高能燃料和耐高温材料。新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氢，它的推力大了，导弹的温度相对也高了，所以，又带来高温材料问题。这就需要科学院再研究耐高温的材料。
远程导弹分成几级，也叫几节。自动控制问题也必须解决好。所以，我们科学院为了配合国防任务，成立了自动化研究所。火箭里面还要有小型计算机，叫弹上微型计算机，用来控制哪一节火箭什么时候脱离开来。要研制小型的计算机，任务交给刚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黄敞负责，他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我们要搞第三代计算机，他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然后到大后方去。后方选点是计算机所所长阎沛霖去的，选在陕西省山沟里，建立一个计算机研究基地。我们把大规模的研究力量派到那边去。而且，罗瑞卿同志亲自确定导弹里面的小计算机由科学院研制，由科学院生产，五院不要另外搞。
因为再专门建一个工厂，生产的数量小，也养不了那么多人。黄敞是从北京大学来到科学院的，在北京做丁一段工作，我跟他很熟，他找我，我亲自安排他到后方搞大规模集成电路。
导弹方面，科学院主要配合研制出高能燃料（液氧和液氢以及固体高能燃料），研制出耐高温材料。首先进行小型实验，取得科研成果后，提供给五院。科学院协助五院研制和解决了导弹上的自动控制问题。
我们电子所搞了远程雷达，它好比人的眼睛，可以跟踪观察，信息通过雷达控制。导弹发射场的光学仪器，不仅要能跟踪导弹到高空，而且能快速摄影，把发射过程都拍摄下来。这一任务主要是由长春光机所负责。另外，导弹通过地球表面的空气层要燃烧起来，所以高温材料不仅喷管，尾巴的发动机要用高温材料，整个弹体都要用高温材料，包括弹头都要用高温材料。高能燃料不仅有液体的，而且要有固体的。发射的几节火箭，到了一定时侯要脱开，把烧完的那节丢掉。以上，我只是举例，导弹还有好多问题，好多任务，要科学院各个所分工承担研究和协同解决。另外科学院自己也在搞试验，做高温材料、高能燃料，尽量让导弹推力大一点，发射得远一点。
科学院搞小型导弹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院也搞火箭。科学院先搞了一个气象火箭，研究气象问题。我们有好几个研究所配合搞气象卫星。另外，中央专委下达任务让科学院研究超低空战术导弹，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很有威力。正当科学院在进行试验并取得重大进展时，“文革”开始了，科学院的这部分宝贵技术资料包括实物全部交给了三机部。
为了自己搞导弹，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高温材料有的用化学材料，主要是聚氯乙烯，有几个所搞出来了。化学材料耐高温，也得用试车台，通过试验取得数据。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只能搞简易的，在某地建了发射基地，可以试验发射气象火箭。这时候科学院吸收了一批解放军到期要退役的技术兵、雷达兵、坦克兵。我们通过总政，挑选最好的党团员，科学院要来了几千名。
后来三年经济困难，又动员他们走了一大批，留下了很少一部分。建发射基地、试车台基地、试验基地和工厂等等，这些工作叫科学家做不行，叫技术兵做。我们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的科学仪器厂，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学仪器厂。当时，科学院为了完成导弹研制任务，吸收了好多技术工人。一个是从铁道部要了一部分很有技术的老工人；第二就是从解放军退役的技术兵种里，挑选了一部分人来。那时候科学院的队伍发展得非常快，特别兴旺。
后来，为了加强五院的力量，科学院继钱学森所长到五院之后，又让怀柔力学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强五院，还从其他所调一些人去。以后，五院改成七机部。
科学院为了搞小型火箭，和上海市委合作，还在上海成立了机电设计院，专家是王希季、杨南生，从北京科仪厂去了一个厂长。另外，上海市委动员了好多工程师到我们设计院，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生产超低空火箭、气象火箭。上海有机电设计院，有试车台基地，有生产基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科学院热气腾腾，科技人员作用大得很哪！
北京科学仪器厂配备了200名大学生，可以生产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仪，许多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能够自己生产出来，武装我们各研究所，还供应国内其他一些单位，水平很高。科学院参加导弹研制工作的好多单位配合五院，也调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研制任务。科学院尽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后来是的七机部采用，为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导弹技术创造条件。
两弹结合1965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是用飞机载着投的，但最终要靠导弹发射原子弹。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弹结合的问题，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某地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难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也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那时，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越过太平洋，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开发成功。关于导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钱学森得到了保护，总起来讲发展得比较好一些。郭永怀带着力学所二部到国防部门，对发展我国的军事高技术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牺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国防高技术界的重大损失。近日，他90诞辰，所里要开纪念会。郭永怀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
1958年大跃进时就有科学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开发我们国家的地下资源，向地球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一方面利用海洋资源，另一方面用科学方法把我们国防线向太平洋推前若干海里。因为水下的信息通道和空气不一样，空气里是靠电磁波来传信息，水下边要靠声波。
法国郎之万发明声呐以后，听的声音就远一些，所以在二次大战中，盟军靠声呐把德国希特勒的好多潜艇打沉了。汪德昭是郎之万的学生，从法国回来，这时他提出我们国家的海防要想办法。那个时候苏联正在跟我们谈判，赫鲁晓夫提出要和我们搞联合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另外，苏联科学院声学所专搞海水里面的声道研究，想与我们合作把海里的声道找到。海水里面的声道如果找到，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知道别人的活动，因此，水声是最重要的军事科学问题之一。在海水里侦查主要靠声道，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正因为这样，苏联想到我国某岛搞水声站。汪德昭先生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结果省长江华同志不同意，后来谭震林同志说服了江华，顾德欢才到了科学院。
那时科学家对上天，也就是放人造地球卫星最热衷，大家都很积极。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专款2亿元人民币，专门给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明确卫星由科学院为主承担。
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搞各方面协作。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581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得，第一个方案是计划在1960年国庆节前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由于3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中央196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叫做中央专委，以前是管“两弹”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人造卫星方案是科学院提出来的，是我向专委汇报后，专委通过的。
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由科学院研制。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
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要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北郊的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信，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现在的卫星总装厂还是当年的科学院仪器厂，地点一直没有动。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当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机构并人国防部门，北京科学仪器厂也划转过去，成为卫星总装厂。北京651设计院（即原来的58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也并走了。上海科学仪器厂也转到军工去了，上海的机电设计院并到国防部门去了。上海某水网地带很好的生产工厂也交到国防部门去了。把陕西大规模集成半导体所以及所属工厂也划归七机部了。有些研究所。如为“四项紧急措施”成立的自动化所，高级研究员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都调到七机部去了。他们能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是件很好事情。人造地球卫星能够上天，我们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高兴。但是，该所却很难为国家承担其他重要任务了。另外，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是大破坏，对科学院也是大破坏。“文革”对科学院是一场真正的浩动，科学院是重灾区！有的科学家被整死，赵九章先生就是被整死的，还有非常出色的中青年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专家，如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林，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也被整死了，非常可惜，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田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均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靠他们带出了一批年轻拘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至。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正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和他的大弟子、光学专家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准坦，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的王正，浅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后起之秀、后来当了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物理所的陆祖荫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找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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