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的华裔身份外，李立扬无疑是一位美国诗人。对自我与家庭的探讨及自由诗的结构在当代美国诗歌中很普遍。然而，李立扬对于生活拥有双重文化视野。虽然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但他从他的家庭中获得了中华文化的知识遗产。他父亲是一位医生、一位学者，父亲教他中国古诗，也给他读《圣经》。如果认为李立扬只有一种文化背景，那是错误的。如周晓静所观察到的，“如果认为中国移民和他们在美国的后裔继承和保持了纯粹而不变的中国文化，那是一种误解。”杰拉德·斯特恩在《玫瑰》诗集的绪言中也说，李立扬诗歌的特点“是一种对中国思想或中国记忆的追求，而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华人中心论”。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李立扬在《甜美的分量》中确实利用了他的中国谱系。例如，他的意象总是互补的，表现出同一个特征的两面性，而不是用传统西方对立的方法。在他对桃子的描述中——“甜美/与死亡如此丰满如此舒适/在你手掌。”——他大概是在解释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阴与阳。阴最初的意思指北面或山的阴暗面；阳指向太阳的南面。阴与阳对应柔与刚，负与正，消极与积极，他们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两个互补双方，而不是对立双方。
李立扬的诗将哲学思考与个人故事交织在一起，在《玫瑰》诗集中他自始至终都喜欢以传统惯例中代表美的简单物体——如柿子、花、鸢尾花、头发等来表达他的思想。他使这些东西紧密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传统惯例中代表美的意象往往会揭示非传统的思考过程。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象征着甜美——水果的味道是甜美的，说话者采摘桃子时对他父亲回忆也是带着甜美的；桃子充满了甜美，甜美赋予桃子重量，压断了树枝，导致了断裂、分离、痛苦、伤痕。桃子是活的（它保留了它的色泽、香味与构造特征），同时桃子又是死亡了的（它已不再是树上的一部分）：“拿起桃子，感受它的分量，/甜美/与枯亡/如此丰满如此舒适/在你手掌。”李立扬暗示：甜美与生命中其他神秘的事物一样有其两面性，令人快乐又具有危险与毁灭性。因此，当李立扬将桃子看作既是“甜美”又是“悲伤”，既是“鲜活”又是“死亡”时，他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在表达中国古代思想中阴阳平衡的观点。
互补平衡的观点贯穿全诗始终。记忆既产生了欢喜又产生了悲伤：说话者将桃子从枝上摘下，想起他与父亲间的一个温情瞬间。他们一起摘桃子，他们在风中，“在快乐中战栗”，树叶将雨滴洒在他们身上，“父亲把一片/犹如亲吻一样落在/儿子脸颊的绿叶拿掉”。父爱子，子爱父的温情使说话者感受到像桃子的味道一样的甜美；然而，父亲已经死去，将儿子留在身后，理解这一点后，说话者记忆的甜美之中又带上了悲伤。诗如歌，在婚庆上象征着心情愉快，在葬礼上又象征着某种严肃庄重。同样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既非纯粹的和睦也非纯粹的敌对。根据李立扬的话，父亲是个“智力发达、知识丰富且具有艺术才能的男人”，可能是别人很难比得上的人，他非常和蔼，所以想要取悦他的需要就异常强烈。父亲同时又很严厉，要求他的孩子们达到他设定的标准：例如他们要学习七种语言。在与记者比尔·莫耶尔斯的访谈中，李立扬说他觉得“我做的任何事在父亲看来都不够好”。李立扬也承认，他发现自己仍然想要取悦父亲。父亲对儿子的爱与教育使儿子喜悦，当男孩累了，“他的双臂逐渐无力”、“承受着桃子的重量/奋力前行”时，桃子的重量与想要达成父亲的期望这双重负担又让他感到伤感。喜悦与伤感这两者是爱的互补双方。李立扬将甜美——也许他指的是人的欢乐——置于生命的周期中。如果桃子要成形并且甜美，它就必须从枝上落下，产生断裂与痛苦。同样，爱父母需要承认自己与父母的不同之处，爱父母也意味着接受将来不可避免会失去父母的痛苦。
从阴阳平衡的观点来看，在说话者对父亲的记忆中，我们看到甜美与痛苦是不可分离的，快乐与悲伤实现了和谐共存。史蒂芬·密歇尔在他的《道德经》英译本中解释了出现在阴阳结合中的矛盾，说这些矛盾“只是表面上自相矛盾”，一个道学的信奉者会看到与有为相对的“无为”的力量。就是说，在表现出矛盾的情况下，他/她没有觉得一定要对表面上的差别进行调和。因此，李立扬在写他有关父亲的记忆时，接受了记忆中包含的“喜悦”与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