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泉山公园有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这座铜像从1939年铸造成功后，已历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铸造过程曲折多难，前后费时达12年之久，其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中山铜像的铸造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国民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面对当时落后的甘肃，实行了众多的反帝反封建措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刷新政治，这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给兰州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
同时，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重建。1928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党员们开始筹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事宜。经过多年的奔走努力，1940年中山铜像才落成，前后历时十多年，可谓是费尽周折。
最初铸造铜像的想法是当时的国民党甘肃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来的。1928年，这个委员会筹集了7700元，计划为孙中山先生铸造铜像，同时计划在兰州建一个中山亭，用来安置铜像。负责筹办铸造铜像的人员几经波折，最后联系了一家上海工厂，委托他们制作铜像。那家工厂工作速度很快，不久铜像就铸造好了。
这时，甘肃省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军阀混战，兵祸连连，国民军、甘肃地方军阀，轮流上场。加之当时又爆发了中原大战，交通屡屡受阻，铸好的铜像只好先存放在上海的铸造工厂里。
1934年政局稍稳，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开始筹划铜像运兰的事情。这时，人们发现当年筹集的资金支付过铜像的铸造费用和保管费后，已所剩无几了。同时，人们发现上海铸造的中山先生铜像，有一只手伸向前方，这使得运输难度增大。几经权衡，经办人员只好放弃上海所铸铜像，决定在甘肃铸造。这时，国民政府取得了在甘肃的主导权。曾经横行甘肃各地的地方军阀，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
1935年，蒋介石来甘视察。当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在汇报工作时，将甘肃省党部计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但为经费所困的情况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
蒋介石当即表示，愿意捐款6000元用于下一步的铸造，同时指示省政府可在禁烟款项中下拨8000元并将地方军事费用所节余下来的大洋3600元，一并拨作建造铜像的专款，这些款项总计达到17360元。
然而，只有蒋介石的捐款和军事余款全部到位，而禁烟专款只有3000元。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甘肃省政坛人物也如走马灯一般。就在朱绍良向蒋介石汇报完工作不久，就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6月，中国代表何应钦和日本代表梅津美智郎签定了“何梅协定”，按照日方要求，中国政府免去了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商震取而代之。于学忠被调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到甘肃就职后，就把在天津结识的陶祖椿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参议和甘肃制造局局长。
陶祖椿将清朝末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购置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检修，准备制造武器。这些设备在刘郁芬统治甘肃的时候，就已经被充分利用制造各种新式武器，曾经生产了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
1936年下半年，于学忠聘请了国内造像专家严德辉等人，来兰铸造铜像。实际上，是试验整体铸造技术，以便为将来制造重型武器作准备。在制造局（在今兰大二院甘肃贡院旧址）西侧到西南角之间的空地上，人们开始铸造铜像。负责造像的严德辉，先塑造出了泥胎，然后根据泥胎做出了范。最后实施整体浇铸，结果一举成功。当年目睹了此事的知情人解放后回忆说，当年陶祖椿在铸造铜像时，经常和工人们念叨，如果铸造成功就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就是说可以利用铸造积累的经验，逐步试制重型武器。
1936年冬天，铜像已经大体完工了，共用去了上好红铜1400斤。尽管铜像铸造完成了，但安放又成为一个问题。自从抗战开始，物价飞涨，而且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集中到了战争上，各种经费被优先用于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山亭的修建已经无从谈起。人们只好先将铜像立起来，其余配套工程以后再说。
自1928年倡议铸造中山先生铜像到1940年落成，前后共历时12年之久。孙中山先生铜像就被安放在了中山林。这是一个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的公园。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兰州的许多地方都被命名“中山”，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孙中山。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将五泉山寺内的秦公庙正殿，改建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中山铜像被移到中山纪念堂前，被安置在高3.5米的方形大理石基座上，正面镶嵌着铜质总理遗嘱，上面是高2.4米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今天，我们在五泉山上看到孙中山先生扶杖凝视，可是谁又能够想到，这背后凝聚着的甘肃历史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