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是通过精确细致的方法去改良人种生理特点的一种尝试。优生学所依据的思想是达尔文主义，再合适不过的是，优生学会的主席是查理·达尔文的儿子。但是，优生学思想更为直接的先驱是极力强调人类造诣中遗传基因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今天，尤其是在美国，遗传问题已经引起派别之争。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一个成年人业已形成的性格主要取决于先天的特征；而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们则断定，一切依赖于教育，遗传不起丝毫作用。对于这两种极端的论点，我是都不能同意的。迄今尚无资料表明，人的智能究竟哪一部分属于遗传，哪一部分取决于教育。要想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数千对新出生的孪生子分离开，并用尽可能不同的方法去教育他们才行。然而，这种试验在目前是行不通的。我的看法是（我承认我的看法并非科学，而仅仅是根据于印象），不良的教育会使人们堕落，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只有那些具有天赋的人才能在各个领域做出伟大的建树。我不相信教育能使一个普通的男孩成为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能使我们大家都变成爱因斯坦，我也不相信拿破仑在布里恩上学时，他的天赋不比他的同学高，而且他的战略思想仅仅是通过观察他母亲管教她那几个调皮儿子学到的。我毫不怀疑，在这几件事上是需要有天赋的，因为只有天赋才能使教育产生它在普通材料上所不能产生的效果。其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的确，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头部的形状大体说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但我们却不能把头部的形状视为教育造成的特点。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与此相反的极湍现象，即白痴、低能和愚笨。即使是那些激烈反对优生学的人也不否认，白痴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先天的。对于任何具有统计对称感的人，这表明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相应比例的极为聪慧的人。因此，我立刻就想到人类在先天智能方面是不同的。我还想到，聪明的人要优于愚蠢的人，当然，这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两点，那就等于为优生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某些主张优生学的人的具体意见，我们决不能藐视优生学的整个观点。
关于优生学问题，过去有过许多荒谬的着述。大多数主张优生学的人在他们健全的生物学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不很可靠的社会学意见。例如：道德是和收入成正比例的，贫穷的遗传性（这太普遍了！）是生物的而不是法律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只让富人生育，而不让穷人生育，每个人都将成为富人。穷人比富人更能生育这一事实引起很多感叹和抱怨。我并不认为这一事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我看不出富人在哪些地方胜过穷人。即使它真的令人遗憾，也算不上是一件遗憾得不得了的事，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事实上只有几年的差距。穷人的出生率正在下降，而且目前穷人的出生率已经和九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不相上下了。毫无疑问，这种不应有的出生率之差是有其原因的。例如，如果政府和警察当局在学习有关控制生育的知识一事上设置障碍，那些知识水准在某种水平线以下的人就不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而与此同时，政权当局又无法阻止那些有知识的人去得到这些知识。所以，一切反对传播有关避孕知识的作法都会导致愚人的家庭成员多于智者的家庭成员。然而，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原因，因为要不了多久，就是那些最愚昧的人也会得到控制生育的知识，而且也会自愿去做人工流产，虽然我一直担心当局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普遍后果。
优生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前者的目的在于增加优良人种，后者的目的在于减少不良人种。目前看来，后者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的确，这种消极的优生学已在美国的几个州中取得长足进展，而且在英国，减少不健全之人已被列入最近将实行的政策中。不少人对这一措施不以为然，但我却相信这种反论是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意志薄弱的女人易产生私生子，而且总的说来，那些私生子对社会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让这种女人生育，她们会感到高兴，因为她们怀孕并不是出于喜欢子女的冲动。当然，这也完全适用于意志薄弱的男人。毫无疑问，在现在的制度下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局很容易把任何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然而，这种危险也许是应当有的，因为通过这个方法显然可以大大减少白痴、低能和意志薄弱者的人数。
我认为，禁止生育的办法完全适用于那些有精神缺陷的人。我不能同意类似安达和的那种法律，因为这种法律要求禁止生育的范围是：
“有精神缺陷者、癫痫病人、习惯性犯罪分子、道德败坏者和性反常者。”这后两种人的概念未免太笼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定义。安达和的法律也许可以证明苏格拉底、柏拉图、朱利叶斯·凯撒和圣保罗的不生育是正确的。此外，习惯性犯罪很可能是神经错乱所致，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病可以用心理解析的方法治愈，而且不会具有遗传性。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有关这类问题的法律制定者们都对心理学家的着作一窍不通，因此他们总是把许多性质完全不同的机能失调现象混为一谈，而唯一的根据是，这些现象表现出类似的症状。这就是说，他们落后于当代最新知识达30年左右。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科学尚未得出定论，而且这些定论至少在数十年内没有异议之前，在这类问题上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把错误的主张塞进法律，以赢得官员们的欢心，结果是极大地阻碍了更好的主张的实际应用。我认为，精神上的缺陷是目前唯一可以成为这个范围中的法律问题的。它可以通过官方也能同意的客观方法得以确定。而所谓道德败坏，那不过是一个观念问题。例如，在一个人看来，这个人是道德败坏的，但在另一个人看来，这个人却是有先见之明的。我并不是说，就是到将来，法律也不应扩大它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尚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如果社会允许它的道德观去冒充科学，就像美国各州的情形那样，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现在谈谈积极的优生学。这种优生学具有更有趣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属于将来的事情。积极的优生学的目的在于鼓励健全的父母养育众多子女。目前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例如，一个极为聪慧的小学生也许要到他成为专家之后才结婚，而那时他的年龄已经达到30或35岁，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些智力平平的孩子却在25岁左右就结婚了。在有专业的阶层中，教育费用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因此，他们总是极严格地限制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平均智力大概要超过大多数人，因此这种限制是令人遗憾的。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向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直到大学毕业。这就是说，提供奖学金与其按照子女的成绩，不如根据父母的造诣。这样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免除死记硬背和过份疲劳的现象。目前，大多数极为聪慧的欧洲青年在尚未达到21岁以前，智力上和身体上就因紧张过度而受到损害。然而，无论在英国或美国，要让国家采取任何真正有效的措施，使那些专业人才建立人口众多的家庭，那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在这方面的障碍是民主主义。优生学思想所依据的假定是，人是不平等的，而民主主义所假设的却恰恰相反。因此，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推行优生学思想，从政治方面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优生学思想认为优良人种数量很少，但它却不承认低劣人种，如低能人，也在少数之列。所以，大多数人都赞成民主主义而不赞成优生学，这使得民主主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优生学却相反。
尽管如此，每一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虽然目前很难确定什么人算得上最优良人种，但在这方面的区别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不久，科学也许可以对这些区别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农夫必须使他的所有小公牛机会均等，他会有怎样一种感觉！事实上，留作种牛的公牛，完全是根据它母亲的产奶能力而精心挑选出来的。（顺便提一句，由于这种物种对于科学、艺术和战争一无所知，所以那杰出的成就只属于雌性，而雄性充其量不过是雌性贡献的传达者而已。）通过科学繁育，各类家畜已经有了极大改良，所以人类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得到理想的改良。当然，很难确定我们理想中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以强壮的身体为目标来繁育人口，我们就有可能降低人类的智力。如果我们以智能为依据来繁育人口，我们就有可能使人类更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如果我们寻求产生情感的平衡，我们就有可能毁灭艺术。在这方面，我们尚未得到必要的知识。因此，目前就在积极的优生学方面花大的气力，还为时过早。但是，在未来100年里，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将有长足进展，因此，繁育出一种大家公认为优于现有人种的人种，并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应用这种科学知识需要来一场激烈的家庭变革，其激烈程度要超过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一切变革。若要彻底实行科学繁育，就必须从每一代人中选出2%或3%的男性和25%左右的女性，以作生育之用。在发情期，也许要有一次检查，凡不合格者均禁止生育。父亲和他的后代将没有更多的关系，就像现在公牛和公马与它们的后代没有多少关系一样。母亲将成为一种专业工作者，她在生活方式上将有别于其他妇女。
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形一定会成为现实，而且我更不是说我希望它能成为现实，因为我承认这种情形过于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情形也许会产生惊人的结果。为证实我的论点，我们不妨做一番假设：如果日本采纳了这一方案，那么经过三代人之后，大多数日本人将会像爱迪生一样聪明，像角斗士一样强壮。与此同时，如果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这方面仍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他们在战争中就肯定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毫无疑问，如此富有能力的日本人一定会雇用其他民族的人充当士兵，而依靠他们的科学技术来赢得他们自信非他莫属的胜利。在这种制度下，盲目献身国家的思想很容易灌输到青年的头脑中去。谁敢说这种情况在将来不可能发生呢？
有一种优生学在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中颇为流行，它也许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所谓种族优生学，就是一个种族或民族（本书作者当然归于此列）远远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它应当动用武力，通过牺牲劣等民族来增加它的人数。其中最显着的例子是美国的“北欧人宣传”，这种宣传居然赢得了移民法的承认。种族优生学原本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原则并行不悖，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最热心于这种优生学的人，竟然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是非法的。政治宣传与种族优生学合为一体，这实在是不应有的现象，但是让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仅仅探讨一下种族优生学有益的一面。
极端地说来，一种民族优于另一种民族是无可置疑的。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世界文化卓有贡献，假如这些地方的居住者仍为土着民族，那它们断然不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整个说来，黑人普遍不如白人，但是，对于热带地区的工作，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黑人的灭绝是极为不利的（撇开人道主义问题不谈）。但是，如果要在欧洲各民族中进行一番区分，那就非得有大量的伪科学来支持这种政治偏见不可。此外，我也看不到能够证明黄种人在哪些方面不如我们白种人的任何有力的依据。综上所述，种族优生学不过是沙文主义的借口而已。
朱利叶斯·沃尔夫提供了一张表格，这表格表明，在有统计数据的各主要国家中，每千人的出生率要超过死亡率。法国最低（1.3），美国其次（4.0），接下去是瑞典（5.8），英属的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7.8），意大利（10.9），日本（14.6），俄国（19.5），厄瓜多尔最高（23.1）。中国没有出现在这张表格中，因为没人知道它的情况。沃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为东方世界，即俄国、中国和日本所战胜。我不打算通过我对厄瓜多尔的信念来反驳他的论点。但我要指出他所列举的伦敦富人和穷人中间人口出生率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表明，现在后者的出生率要比前几年前者的出生率还低。这种情形也会出现于东方，因为东方已经开始欧化，所以东方的出生率将不可避免地降下来。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不会达到可怕的地步，除非它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主义将会带来一种限制家庭的意识。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方沙文主义者们所担心的东方优势即使真的出现，也不会造成大的不幸，更何况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战争贩子们还会以此为借口，要求国际权力机构同意各国增加它们的人口。
在这里，如果科学不断发展，而国际上仍是一片混乱，我们又会遇到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两次。科学能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罪恶的，结局将会十分悲惨。如果世界仍然充满恶意和仇恨，世界越是科学化，就越可怕。因此，消灭这种充满敌意的狂热情绪是人类进步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种狂热情绪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性道德和不良的性教育的缘故。为了未来的文明，新的和更美好的性道德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改变性道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需要之一。
从个人道德的观点出发，科学的和不迷信的性道德应当首先注重优生学。这就是说，无论对于性交的现有限制能够开放到何种程度，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没有极为认真地考虑过他们怀孕的可能价值，是不应当进入生育阶段的。避孕法已使生育成为一件自愿的事，而不再是性交的自然结果了。根据以上几章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经济原因，将来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大概不会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因此，女人不一定非要以她们的情人或伴侣作为她们孩子的父亲。将来，女人完全可能不必牺牲她们的幸福，而是根据优生学来选择孩子的父亲，并且在一般的性关系方面能够自由支配她们的私人情感。至于男人，他们更容易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理想的母亲。有些人认为，性行为与社会有关仅仅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应当从上面的前提出发，对于将来的道德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不产生孩子的爱情应当是自由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比现在更认真地根据道德去规定孩子的生育。然而，那道德和迄今为止人们所承认的道德有些不同。到那时，所谓合乎道德的生育不再需要牧师的祝福或注册人员的证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或智力。相反，我们所必须注意的是特定男女的先天和后天情况，以使他们能够得到应当有的孩子。当科学能够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比现在更为肯定的答复时，从优生学的角度上看，社会的道德意识就会变得准确得多。到那时，人们将极力寻找那些具有最佳遗传因子的男人充当父亲，而其他男人，虽然他们可以被选为情人，但在生育方面却是不能入选的。迄今为止的婚姻制度把这种计划和人类的天性对立起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优生学的实际可行性是极小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的天性将来仍会造成同样的障碍，因为避孕法已经把生育和没有孩子的性关系区别开，而且将来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密切了。如果世界在道德方面能够更加科学化，道德家们过去赋予婚姻的严肃性和高尚社会目的只能与生育有关。
这种优生学的观念虽然起初不过是少数科学家的个人道德观，但它很可能会逐渐推广，直到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例如对于称职的父母给予物质鼓励，对于不称职的父母处以罚款。
毫无疑问，那种允许科学干涉我们内心深处的个人冲动的想法是不得人心的。科学在世界上尚属新生事物，由于传统思想和宗教对于大多数人的影响，科学还没有树立起威信，但是科学将来一定能够树立起威信并且得到人们的服从，诚然，后代的幸福远不能成为制约一般人情感的动机，但是，如果这动机能够成为人们公认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且这动机不但能得到舆论上的褒贬，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赏罚，它很快就会为所有品行端正的人所接受。宗教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之，而科学最多不过400年的历史。但是，当科学成为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时，它也会像宗教一样制约我们的人生。我预见到，那些关心人类精神自由的人将会反对科学的专制。不过，既然总要有专制，那还是由科学来专制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