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服装皮革、义乌的小商品、宁波的制造业……在浙江，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而在这张小小的名片背后，浙江人所付出的又是什么呢？
一、市场解决模式
（一）生意做到了全国、全世界
温州人会做生意，勇于开拓，敢于走出家门、国门，遍布全球。有人说，只要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温州人！如果在那里只有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中国人准是温州人！也许，这话绝对了一点儿，但温州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全世界，却是不争的事实。
先讲国内。以新疆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为支边来到新疆的温州人仅300名，现已有8万多人，光乌鲁木齐市就有4万多人，他们主要经营皮鞋和棉纺织品，年交易额达10个亿。温州的著名厂家，如吉尔达鞋业、康奈鞋业及夏蒙、报喜鸟西服等，在乌鲁木齐市场上都享有盛誉。
如今，乌鲁木齐的温州商人已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国外，纷纷去了莫斯科、阿拉木图、比斯凯克等地，准备在异域大展温州风采。
在北京，温州人同样响当当。20世纪80年代末，位于楠溪江畔的渠口乡九丈村的几位年轻木匠，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当时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但他们自己重视自己。虽然他们乍到京城，人生地不熟，资金匮乏，对京城家具业的行情摸不准，但他们敏锐的商业目光很快发现了北京市场对豪华办公家具的需求，于是设计推出了一系列款式新颖、做工考究的办公家具，很快就供不应求。他们致富不忘桑梓，不断回乡呼朋唤友，到京城来共谋发展，在京城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颇有气势的“楠溪家具城”。常言道：“同行是冤家”，但他们却相互补充、互通信息，每月不定期召开碰头会，共同开拓市场，携手并进，以骄人的业绩占领了京城办公家具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且还把家具卖到了青岛、大连等地，至今红红火火。
温州人不怕失败和衰退，善于从失败和衰退中走出，去寻找无限的商机，重振雄风。温州泰顺等地农民办的陶瓷厂，在80年代末相继衰退。为了重新寻找门路，陶瓷厂的大批人才走到山外，到江苏等地闯荡，把自己冶炼成了经营人才。在上海，占地仅400多亩的红都建材市场，就有1000多位泰顺农民在经营陶瓷行业，占了60%的市场份额。青年农民赖家程、吴用献等人到青岛考察近一年后，看到市场急需品种齐全的高档装饰品，于是投资1.2亿元在青岛兴建了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的高科园装饰城。该装饰城占地150亩，建筑面积达85000平方米，以招商经营为主，广泛引进国内外知名厂商和品牌，成为一流的高档装饰品市场。现在，泰顺农民已在上海、南京、大连、青岛、盐城、苏州、常州等地兴建了32个建材专业市场，在杭州、云南、山东、哈尔滨、武汉等地也占据了不少市场比例，从业农民达4万多人，每年为泰顺创收10多亿元。这是泰顺农民走出山外闯业、异地开发致富所带来的辉煌成果。
温州籍的杨芳小姐到意大利闯天下，她写道：初来米兰的我，经亲戚介绍在一家皮包工厂加工皮革，而丈夫鑫则在饭馆洗碗。在大陆我们都曾是国营工厂的青年干部，中国改革大潮刚开始的时候，告别了故乡温州，怀着美好的憧憬踏出了国门。在国内过惯了清闲的生活，一到欧洲则都变了样，我面对的是数不尽的皮革，而鑫则是一天14个小时的盘碗，但我们总是相互勉励，既然已出国就应该争一口气闯出一番事业。要在国外干好，首先要过语言关，所以我选择了跑堂，鑫则跟一个亲戚做“售货员”。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老外，有更多学习外语的机会，而且趁机积累了许多社会信息。经过两年的积蓄，我们开起了一家工厂，当时我在家做箱包，鑫则专门负责接单送货，一有空就帮我裁样剪皮，我们过着紧张却幸福的生活，怀着共同的理想，彼此勉励：努力、奋斗！
在米兰的第五年，我们的一个大客户建议我们做名牌服饰。欧洲的巴黎、米兰皆是前卫服饰之都。在时装之都做服装生意，这事我们从来没想过。不过我们还是对这建议做了详细的分析。在米兰有10万华人，12万亚洲人，而且每年还有200万的旅游人士，所以代理名牌服饰，只要有好的产品和客户群，生意应该没问题。因此，我们将几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在米兰市中心租了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店面。装饰之后，我们已所剩无几，国内的父母亲戚在此时对我们做了很大的支持，他们倾尽全力凑集了100万元。此时各大名牌厂商也为我们的努力所打动，均表示可以先发货给我们，后付款。就这样，我们的第一个名牌商店开业了。专门代理范思哲、华伦天奴、乔治等10个名牌。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与亚洲及祖国大陆的旅游团签订了协议，定为指定购物商店，在华人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而一位名叫王建辉的温州人，则居然敢到欧洲的火药桶上做生意，他今年44岁，曾在温州市委、市侨办任职。他长时间从政，祖辈中没有一个人经商，在他身上也不存在商人的遗传基因。然而，1991年，在奥地利一位朋友的劝说下，他走出机关，只身去了匈牙利。出发前，亲戚朋友都极力反对。但他抱着一个人要闯荡世界，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头也不回地踏上了祸福莫测的征程。由仕途入商道，而且又在异邦的土地上，他处在风险的旋涡中。他筹措资金，从国内发去了一个货柜的圣诞礼品，结果由于途中运输的延误，货物到布达佩斯已是来年春天，圣诞节早已过去，圣诞礼品不得不贱卖。第一回做生意就头撞南墙，而且赔得那么惨，他又气又急，胃部出血，住进医院一连躺了好多天。出院后，他开始冷静下来，揣摩着匈牙利的市场，苦苦思索着起死回生的办法。他看准机会，倾其所有，从温州调运了一万余副太阳镜来卖。这一回，他却美美地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这年9月的一天，王建辉独自驾车从布达佩斯出发，经匈牙利的塞格德进入南斯拉夫。当他于凌晨3点经过南联盟黑山共和国首府时，夜色漆黑一片，他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车子，车旁站着三男一女，便将车子开去，用生硬的英语问：“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怎么走？”“我们可以带你去。”“多少钱？”“5马克就可以。”王建辉伸手从裤袋中掏出一叠美元。想不到，他们一上来就抢，还劫走了他放在仪表盘上的护照。王建辉向他们要护照，这帮人不给，结果双方厮打起来。别看王建辉身子骨瘦瘦的，一副文弱的样子，可功夫不浅，他施展几下中国武功，就把洋歹徒吓退了，但他的嘴唇也不慎被划破。鲜血直流，眼镜掉落地下，只得忍着痛，将车掉转头，朝有灯光的地方开。
他找到一家旅馆报警，南联盟的警察迅速赶来，把他送到医院包扎伤口，又帮他配上眼镜。第二天中午，用警车开道，将王建辉送到阿国边境。
王建辉怀着开拓者的热情，来到地拉那。在这里，生活磨炼着他，锻铸着他。他先是做些衬衣生意，后来改做药品批发。阿尔巴尼亚的药品主要靠进口。1995年1月1日，这个国家实行药品注册登记。王建辉是阿国卫生部申请注册的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中国人。到了1997年，他已经把中国的十几种药品打入阿国，进口量是该国药量的40%，他的公司已进入该国税收200强之一。
1998年10月18日，礼拜天，一伙蒙面人荷枪实弹闯进王建辉住宅，强行绑走了王建辉的妹夫，留下字条要赎金。此时，王建辉不在地拉那，他得知消息，赶紧回来，配合警方破案。阿尔巴尼亚警方出动了30多辆警车，进行搜索追捕。终于在24日将人质解救出来，阿国历史上第一个绑架人案告破。
对于这件事情，王建辉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天黑下来，他就不敢出门，自己准备了手枪、步枪和冲锋枪，以防不测，有时没有事就把枪拴推进退出，以此消磨时光，而且还请了警察局局长的表兄弟做保镖，每天寸步不离地跟护着。就这样，他坚持当着阿尔巴尼亚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真令人佩服！
（二）思路带来财路
温州人在外经商、办企业搞得非同凡响，在温州市内更是灿烂辉煌，他们犹如一块金子，放在哪儿都发光。
当温州人把目光投向人们的足下时，其制鞋与鞋机制造业便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到目前为止，温州的鞋机制造业已由过去的零星几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家，产品品种覆盖制鞋的各个工艺环节，具备了整厂输出的能力，技术含量和档次已和国际最高水平的意大利鞋机接近，鞋机制造业几乎每年都以25%～30%的增长率发展，全国各大制鞋集中区均有温州鞋机的销售网点，世界各地鞋机经销商也汇聚温州采购价廉物美的温州鞋机。现在，温州鞋机产品远销东南亚、南亚、中东、南美、美洲、俄罗斯、台湾等地区和国家，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意大利是世界制鞋技术和设备最先进的“制鞋王国”，意大利鞋机商会联盟主席一行参观考察了温州制鞋业及鞋机制造业务，确认温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并对温州的投资环境和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十分满意，决定与温州方面联合投资，大规模开发温州鞋机生产基地，使温州今后有资格代表亚洲参加世界性的制鞋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探讨、交流，使汇集了温州瓯江两岸的5000多家制鞋企业在内销、边贸、外贸上有较大的发展，成为继意大利、台湾之后又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鞋机基地。
人们在惊叹、佩服温州人经商、办企业的成功之余，不禁会想：温州人与我们同为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我们却不如他们呢？常说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细究起来，主要是思路的不同。思路带来财路，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温州人的思路。有位温州人这么说：“假设某人口袋里只有人民币100元，他对外人称作200元，他肯定是北京人或北方人；说成50元，非上海人莫属；说100元，实对实，猜想是广东人；如果是温州人的话，你想套出他口袋里到底装着多少钱，嘿，难矣！”温州人的精明，自然主要表现在生意上。有位温州籍的张先生，在上海普陀区开了一间颇具规模的五金店，他常谈起他的生意经，他说：“上海人第一次购买东西，都要先跑数家商店，用小本本记好每家商店同类产品的最低价格，比较出哪家价格最低，然后上那家商店购买东西。所以我见到陌生的上海人第一次来店购物，总是把价格报得低低的，等上钩后，以后的生意就会主动找上门。到时，你不妨把其他商品的价格稍微提高一些。”
温州人的精明，还体现在他们的价值取向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有位周先生是这么表述的：“我的故乡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告别贫困，都热情地去争取温饱。那时，社会上被人羡慕的是‘五金小组’，即项有金链，指有金戒，耳有金环，胸有金坠，手有金镯。珠光宝气，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连车站蹬三轮的小伙，手上也带着半两重的大金戒，扶着车把，向外地人炫耀自己的富有。二十年后，我返乡一看，行情大变。现在追求的不是‘五金’而是‘五会’，会电脑、会开车、会外语、会文秘、会公关。具备‘五会’立足社会，令人刮目相看。外资企业争着聘，内资企业抢着挖，好气派、好风光、好待遇。从‘五金’到‘五会’，我发现，温州人变得更美了。”
人们怎能不佩服温州人的精明呢？
上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务工、经商。但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温州人并非一盘散沙，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经商的信息、经验、教训、心得、体会，彼此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因此，商会应运而生。1995年8月，在云南昆明诞生了第一个外地温州商会——昆明温州商会。从此，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外地温州商会迅速发展到23个之多。
总商会秘书长周水年说，“温州模式”具有“三先三要”的拼博精神，即：摸着石头过河，要敢为人先；事业起步，要先声夺人；抢占市场，要捷足先登。今后他们将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为温州争光。
二、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
温州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些什么特征？为什么在交通并不发达、资源并不丰富甚至还很贫瘠的那么一小块地方，会生长繁衍着这么一群人，把一个本不起眼的温州建设得那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这的确是一个谜。
温州怪事多，外地人觉得稀奇，本地人不以为怪。透过桩桩怪事，是否折射出温州人的某种品质呢？
怪事一：店铺遍地开。
温州店铺之多，可谓多如牛毛。大街小巷密密麻麻自不必说，你到居民区或机关宿舍，凡是大楼底层，竟然全是店铺！真个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有人说得形象，全温州城连起来不就是一间大超市吗？笔者问：为什么楼下全开店铺？温州人反问：为什么楼下不开店铺？
怪事二：花钱买剪彩。
温州经济发展快，开业开店也多。开业开店，总想请头头脑脑出来撑撑门面。请谁最好？当然市领导最好。市领导好请吗？一般说来，并不难请，但得付出代价：市长剪彩，10万元至15万元一刀；副市长低些，10万元左右；其他领导，依次递减。钱，剪彩者当然是一文不能装入腰包的，由市里统一收取，存为专项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据说每年有好几百万哩。此事曾被个别媒体歪曲报道，引起上面重视，派人调查，结论是：不错，有创新，可以继续。
怪事三：座位提前卖。
温州要建体育场，惜乎资金不足。怎么办？座位提前出售：凡出价若干万元者，可取得前面若干排座位的优先使用权。即体育场建成后，无论演出或比赛，这座位就是你的了，票，当然也是你的了。此举一出，政府筹得款项2000余万元，建设资金差之不远矣。
以上“温州三怪”，系笔者随意总结。问诸温州朋友，朋友说，有点意思。不过倘若这也算怪，温州可就太多了。
比如，在温州，个人观光旅游能创效益，集体学习开会传经送宝也能创造效益。你不是想来温州考察吗？旅行社就隆重推出“温州模式考察旅游”，“温州企业改革取经旅游”，“温州股份合作制改造考察旅游”……你的要求满足了，政府负担减轻了，我呢，赚钱的目的达到了。可谓一举三得，皆大欢喜。
类似“怪事”，还有许多。外地人觉得稀奇，温州人见怪不怪。怪事听多了，看多了，笔者悟出一个理来：温州人点子多，怪事自然也多。透过桩桩怪事，不正折射出温州人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吗？
女个体户敢到陕北承包30口油井，25岁的青年农民敢包下长沙开往温州的飞机，温州人还有什么不敢干呢？
了解温州人，自然要和温州人接触。第一个进入我们采访视线的，是一个在外面知名度不高但在当地却大名鼎鼎的温州女人。
她的名字叫王荣森。
王荣森，普普通通，貌不惊人，温州上百万个体户中不起眼的一员，竟跑到延安地区承包了30口油井，投资3600万在黄土高坡搞石油！
王荣森过去在温州做皮鞋生意，生意稍大，便与丈夫老蔡一道，到西安搞服装批发。一天，回家途中的她掏钱帮助陕西地质学院一位丢钱包的老师，老师无以回报，向她透露一个信息：陕北地区含有地下石油，国家政策鼓励到此投资，谁要抢先一步，谁就能赚上一笔。
王荣森动了心。她和丈夫约上这位姓屈的大学老师，租一辆轿车直奔延安。一打听，政府确实鼓励外来资金到贫困地区投资开采石油。不过，一，据地质部门探测，这里确有石油储量，但谁也不敢打包票就一定能打出石油。二，至于哪里有油，在哪里开采石油，这是承包者自己的事。打一口井，大概要100多万元。资金自筹，风险自担。
干不干？当然干！不但干，而且要干就大干！
王荣森与丈夫合计合计，牙一咬，掏出多年辛苦攒的全部积蓄250万元，再回老家动员亲朋好友集资入股230万元，一共480万元全搭进去，在延安地区包下了三口勘探井！
隆隆隆隆，三口井同时开钻，现场震得王荣森夫妇浑身热血滚滚。他们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同钻井工人打成一片。泥一身，水一身，分不清哪是老板哪是工人。
1997年5月12日，一个刻在王荣森心里永远抹不掉的日子。这天中午，正在工地打井的丈夫因疲劳中暑被送进医院，急救几个小时后，竟再也没睁开眼！痛不欲生的王荣森赶到医院没能同老蔡说上最后一句话，她哭得死去活来人都变了形，恢复过来的她把王月香的本名改成了王荣森，女人味的名字连同女人的无助与懦弱从此与她告别，她把自己的命运与三口油井紧紧拴在一起！
她已别无选择，也不打算作别的选择。
日落月升，深山沟里，伴着她的是凄风苦雨。
冬去春来，钻井架旁，陪着她的是钻起钻落。
整整一年，1998年5月11日。再过一天就是丈夫去世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天，就是苦苦等待即将出油的日子。正往下开钻，意外发生了！井下600多米深的钢管被井壁死死卡住，任凭起重机怎么加油用力也拉不起来！现场技术人员分析，这是钢管上的“水利锚”被卡住了，弄不好，整口油井就会报废！
咋办咋办？王荣森急得脸都白了，她嘴里喃喃念着，这可是100多万元的投资，可是乡亲们一分一分凑起来的血汗钱哪！这位硬邦邦从不服软的女人急得没了主意只差跪在地上！在旁人提醒下，她赶快小跑着到住地打电话，20分钟连打十几个电话向认识的专家咨询，经过会诊，调来几只千斤顶一起发力，下午4点，终于拉出卡住的“水利锚”！
王荣森浑身一软，几乎瘫在地上。
油，第三天就打出来了。三口勘探井都“嘟嘟嘟”往外冒石油了。
王荣森成功了！
成功后的王荣森并未歇息，她又筹资3600万元，继续在黄土高坡开发30口油井！
听完王荣森的故事，笔者深为感动。在此后采访中，在一个个温州人身上，我们又一次次感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冒险精神。
王均瑶，只念过初中的温州农民。1991年，25岁的他竟包下了长沙至温州的飞机，他办的天龙包机公司，先后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
季中良，温州运输公司下岗职工，刚干几年个体，竟到兰州承包亏损200多万元的国有兰州第三毛纺厂服装分厂，当年扭亏，第二年赢利上百万元！
叶康松，温州永嘉县上塘镇镇长，年近不惑弃官为民搞个体，没多久便前往美国加州闯事业，第二年办起4家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次年即被评为“加州百名杰出华人”！
如此敢拼敢干敢冒风险，温州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下岗待业，不找政府；台风肆虐，不找政府；160万人外出闯世界，也不找政府。温州人说：自己的事，干嘛找政府。
到温州采访前，曾看到反映温州职工下岗的报道。报道说，由于温州市场发育较快，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很多，所以在温州不存在职工下岗问题。即使有下岗职工，由于工作机会较多，他们也从不找政府。
事实果真如此吗？
“温州是有下岗职工，每年有好几万人，而且温州的职工下了岗，确实不找政府。”市政府的官员告诉我们，“但是，温州下岗职工为什么不找政府？原因并不全是因为这里工作机会多，而是因为温州人自主意识强，从来就没有找政府的习惯。也正因此，这些年，市工商局正为无法贯彻国家有关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而发愁呢。因为很少有人来打听，来申请。”
提到温州人的自主意识，人们说起了四年前那场台风。
2000年夏，一场前所未有的台风，席卷浙江沿海。狂风肆虐，海水倒灌，连机场跑道也淤积了几十厘米的污泥。温州全市房屋倒塌数万间，人员死亡1000多人！面对大自然的空前劫难，数万无家可归的温州人纷纷想办法投亲靠友，自我救助，竟没有一人来找市政府要房子，要救济。短短不过三个月，温州全市已焕然一新，再也见不到大自然肆虐的痕迹！
在市政府出版的年鉴上，我们看到，近年来，温州外出打工做生意当老板的已达160万人，另有出国40万人。远到巴西、美国、意大利，近到日本、韩国、菲律宾。单是法国巴黎就有8万温州人！而在国内，雪域高原拉萨也有2万温州人。真可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
“你们到国外去，想没想过碰到困难怎么办？想没想到找政府或者大使馆？”
“自己的事，干嘛找政府？”前些年独往法国闯天下、现已担任法国华侨华人总会主席的杨明豪爽一笑，“我们温州人有个特点，自己的事自己干，不靠别人。我看有的人到外国谋生，一下飞机，心里头就空落落的，很不习惯。没有组织，不知该咋办了。这样的心态，怎么成得了事！”
前不久，温州一家媒体在街头作了一项随机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假如你碰到困难，你是首先找别人还是靠自己？
98%的温州人回答：靠自己。
温州人特殊的禀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善创新、敢冒险、能自主——当我们以此三条作为温州人的特点并就教于当地学者时，他们大都表示首肯。学者们认为，这些年，温州之所以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一次次小领一时之风骚，之所以能变得这么快，变得这么好，与温州人所特有的以上三种品格大有关系。
仔细想想，我们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不也正需要这么一种善创新、敢冒险、能自主的精神吗？谁能在这些方面领先一步，谁就能在实践中棋高一着。
温州这些年的突飞猛进，充满活力，实在是势所必然。
笔者进一步深问：为什么温州人会形成这么一种独特的禀性？为什么同在浙江，甚至同在浙南，一出温州，别的地方就大不一样了呢？
存在决定意识。专门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的马津龙、叶正猛、戈悟觉、李丁富等学者认为，温州人独特禀性的形成，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移民传统。
自古以来，温州人就不断迁徙，频繁流动。三国时期，这里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南宋以来，温州又有大量人员移入迁出。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移民们因生活动荡，居无定所，自然形成了无拘无束、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品格。
二是地域文化。
温州古称瓯越，是著名的永嘉学派学者叶适的治学之地。叶适等人“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与“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学主流观点直接相悖，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长期影响温州人的思想和行动。温州人善经商、讲实惠可谓由来已久，远近闻名。举凡有利且有商机，嗅觉灵敏的温州人往往不惜代价争而趋之。
三是生存环境。
温州地处浙南，土地贫瘠，人均土地不足0.3亩，生存环境比较恶劣。正因此，求生存、求温饱的压力，多年来始终像石头一样紧紧地压在温州人心头。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不冒险、不创新、不自己为自己作主是不行的。不那样做，就没得好日子可过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就在不远的杭嘉湖平原，一些当地农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也不打算出远门。他们说，天下没有比我们这里更好更富足的地方了，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外面自讨苦吃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历史传统加上特定的地域环境，形成了某个地区某一类人群特定的精神禀性——这样看，应该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三、解读温州经济模式
（一）一个自发秩序
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能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主张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于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式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二十年后，不得不进行改革。
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
温州经济就是一个实证。在20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那时候叫土地专管制，得到中共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这件事一度被打下去了，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浙江这个地方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温州人从明清两代起，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外国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从此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牌等。“小商品大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达700多亿。
温州能有今天，最值得注意的一条便是当地政府职能简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从前看到的那种荒凉、脏乱的景象已不复见。现在道路宽畅，市面干净、卫生、交通发达，电力、电讯供应良好。这就实现了中央说的，真正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中共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放手发展比较优势。“三放手”从宏观政策高度，肯定了自发的发展秩序，使之成为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向。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那里的个人经济收益协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可谓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前景广阔。
（二）城镇化：聚集效应
商品生产是有成本的，有一种成本叫做交易成本。理论上，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交易成本就是零。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总是存在摩擦，存在来自多方面非协调阻塞因素。人们进行商品交换，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协调彼此行为，必须制定游戏规则，讨论、开会、洽商，都得费时间，支付费用，就是说要支付交易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又必须节约交易成本。这方面，温州人先是把个体经济组合成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节约，而使交易费用内部化。此外，适应为小商品扩大交换规模的趋势，进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专业市场。1999年，各类商品市场4347个，成交额3600多亿元，居全国之首。
过去中国社会有一种流行做法，叫做“扎堆”。做买卖的人找一个地点，同行同业扎在一块，能便利客户。温州有闻名国内外的纽扣市场，就是从扎堆长大的。这些市场带动各乡各村，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连片发展小型制造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发扩展，又建造了一些小城镇。龙港镇就是一个代表作。按温州的建制，镇原来是18个，现在发展到144个，1999年，城镇人口达到40%，比全国的城镇水平30%高出10个百分点。浙江全省，镇的建制由1978年的200个增加到1998年的1000个。
小城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小”，更表现在它是城市网络的节点。城市作为网络结构，发展了不同于农村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对于加入者，有利于取得某些自己缺乏的生产要素，能够比较轻易地学会经营、生产、服务。农民加入，较快改变了农民身份，第二产业进入城镇，可以共同利用服务业，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分散部署于乡村田野，不利于服务业成长。乡村里面不可能到处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运输、通讯等机构。如果企业自己设置这些机构，搞小而全、大而全，又将加大成本。所以，聚集到城镇不单有购买服务的便利，同时便于收集信息，据以安排自己的生产、分工，当今还能利用互联网络发布信息，争取社会认同本公司业绩，并得到社会认同与合作。
靠家庭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经济是难以充分发展的。城镇能够促进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社会化又能促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化乃是一个事物的多维表现，是社会赖以取得进步的必备条件。
人们向城镇聚合，取得聚集效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产生对周边的辐射作用，从而把周围的乡村经济带动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温州人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到了北京就创造了浙江村，有一个，就带出多个，到了意大利又创造了许多浙江村。温州现在有100多万人在全国，40多万人在国外，创造了一个大网络。它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这正反证了网络存在着强有力的凝聚力。
（三）混合型经济：结构与功能
温州经济主力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分属乡镇所有、个体所有、合伙及个人所有，是混合型所有制。它们已在全市GDP中占到了最大份额。产业革命兴起时，人们都说企业“大的是好的”。今天信息革命兴起，应该说“小的也是好的”。小企业把物质劳动和经济决策统一于一身，利于萌发创新意识；而创新机制又接近生产单位，利于提高技术更新速度，争取市场先机；在温州，50万块钱就可以办个小企业为利于吸纳分散于全社会的人才和资本。小企业数量众多，每个企业又是一个小学校，可以培养出大批的企业家，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实现充分就业。
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也不可缺少。温州人也生长出一批民营大企业。鉴于国内大企业，规矩很多，阶层等级严格，行动僵化，办事迟缓，形成路径依赖，很难改变。温州为避免这些弱点，正在探索建立现代企业的新途径。例如天正集团，调整股权结构，成立董事会、监事会、企业管理委员会，形成企业法人治理秩序。浙江其他地区的乡镇企业也带有“小全民”的负面影响。前几年也实行了体制改革，推行了股份合作制，社员自由持股，允许干部持较大股权。据调查，改革后，经济效果明显提高。在全国市场景气欠佳时期，浙江的乡镇企业仍能保持稳定增长。
浙江国有大企业，资产总量是在增加的，在全省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机构，对劳动力需求较少。目前还需要精简人员，以利提高效益。此外，发展中小企业可为下岗人员再就业提供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利于政府利用这个时机，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以，正如省领导人所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乃是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外部条件。
（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创新
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老百姓自力更生求生存、求发展。多干少说，或者只干不说，用一种平常心埋头苦干。可惜这种努力曾一度遇到姓资姓社、姓私姓公之争的干扰，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80年代初，有几个人向中央告温州的状，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还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照旧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是温州的一个好传统。好传统不能丢，但更要记住：不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已有的成功，只不过创造了一个新起点，断不能使之成为发展的终点。须知，自我满足情绪发生之日，也就是落后的开始之时。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区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