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低微又一步登天坐上皇帝宝座的人。早年生活环境的烙印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他了解民间的疾苦，对乡村生活深刻记忆的他，有着本能的强烈的爱与恨。史书记载：“太祖诚心爱民，尤其怜惜贫弱，说到农事艰辛，常常流泪不止。对豪强大姓兼并土地，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巧取豪夺，他深恶痛绝。凡犯有以上罪行的，必定用法严治。”然而，朱元璋必定是一位封建帝王，他所创建的明王朝毕竟是以地主阶级作为统治基础的。他不仅大量招纳、提拔他们担任新王朝各级政权的官员，而且还让他们在基层担任里长和粮长，希望他们与自己通力协作，奉公守法，建立起安定的、上下有别的、井然有序的统治秩序，以巩固新王朝。然而贪婪的阶级本性又决定着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掠夺和兼并土地，他们不听朱元璋的告诫，不仅欺凌刀；民，而且武断乡曲。他们有田而不纳税，有丁而不应役。拼命的压榨百姓并逃避皇家的赋税和徭役。朱元璋为了维护朱氏王朝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严厉地打击不法豪强。
朱元璋对不法豪强的严厉惩治，也反映在他制定的《大明律》和《大诰》等法律中，《大明律》规定：因战乱而大批离乡背井的农民回乡复业时，人口少而旧田多的富户，如果多占余田，又使土地荒芜的，要治罪。而人丁多旧田又少的贫苦农民，地方官府要按其能力拨给荒田耕种。《大明律》中的规定，有效的限制了豪强富户抢占土地，同时，也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安心生产，建设家园。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命中书省官员，依据人丁的具体情况，计亩分给临濠贫苦农民闲置的荒地，并严令：如有富户兼并田地为己业，又转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的，一律治罪。这样，就限制了富户对土地的兼并，保护了贫苦农民的既得利益。
同时，对千方百计隐瞒土地，并通过移动地段或诡寄地他人名下逃避国家赋役的不法豪强地主，朱元璋下令要加重惩处。
尤其是对不服从朝廷法令，有损皇家利益的豪强势族，朱元璋对他们则进行严厉的打击。明朝初年，他有意识地向各地选派了一批酷吏，专门惩治不法豪强。如守镇江的薛岩，他执法极严，使豪强不敢恣肆妄为。又如，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拖欠税粮，就将会府的富豪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将家中的积储拿出来代为赔偿。除此之外，还利用洪武年间的大案，有意牵连涉杀了许多豪强势家。特别是胡蓝之案，使江南豪强地主多受诛连。仅吴江一县，就有张踌、莫礼、张瑾、李鼎、徐衍等不下千余家受到株连。又如江苏吴县的徐佑之遭到告发，他的女婿，当地望族都文信冒名代为抵罪，被押在刑部大狱，大病一场，出狱即死。这些豪强势族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惩处，他们的财产被查抄人官，使其经济陷入破产。如吴江莫礼，曾任户部侍郎，受党案牵连，死于京师，宅第财产均没官。
朱元璋还把许多豪强劣绅迁离故土，徙置他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新王朝的利益，他效法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富民于关中的标准，把大量的豪强势族迁离故土。早在1367年（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下令迁徙苏州的富民充实濠州。
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他对大臣们说起，当初自己对汉高祖刘邦迁徙富民于关中的做法，不很理解，经过深思，才悟出了汉高祖这样做的深意。于是朱元璋下令查验各地家产殷实的富户，一次就将各地富户五千三百户迁到南京。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一是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充实京师。
对国对民都有利。二是铲除了地主大族早已在地方上形成的那种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之弊端；三是打击和削弱了豪富们横行乡里、飞扬跋扈、欺压百姓的嚣张气焰，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皇朝统治。经过元末明初长期的战乱，不少的豪强大族在战乱中丧生，明朝初年豪强大姓的势力大为削弱；为了新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击的措施。如除以上所述之外，还强迫他们出资修筑京城，逼迫他们借贷给贫苦百姓，使这些豪门大姓更加削弱，尤其是江南的三吴地区，豪强大姓有的死了，有的被迁徙他乡，几乎没有一户保存下来。
在朱元璋的限制和打击下，一批横行乡里的豪族大姓被消灭了，这不仅有利于朱氏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且使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朱元璋打击豪强、锄强扶弱的政策，也确实为农民们恢复生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天下初定，贵在休养生息。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富强，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安定，从来没有百姓困苦而国家却能富强、安定的道理。”应该说这位出身贫寒的皇帝，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重民心，顺民意，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以宽待民；同时，又把以猛治国，严惩贪官污吏，沉重打击豪强大姓，锄强扶弱有机地统一起来。朱元璋确实给明初勾画出一幅蓝图，人们仿佛看到，在那残破不堪的田园里，在荒凉满目的田野上，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在辛勤耕耘着。
二十来年的战乱，使明朝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面对这满目疮痍的国土，如何尽快地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这是朱元璋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他心中明白，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靠谁？要靠农民，新王朝赋税的来源也要取自农民。他们才是国家的财富。达此目的，必须要整顿户籍，控制四民。
早在建国前，陈灌就在宁国创立了户帖，并推行于当地。到洪武二年（1369年）时，朱元璋下令，凡漏户、脱户的百姓都要到当地官府申报立户，违者治罪，明朝初年整顿户籍的工作正式开始。朱元璋曾对中书省官员们阐明：“民为国家的根本，古代管理民事的官员年终要呈报人数给君主，君主将其收藏在内府。因此统计民数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事情。”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根据宁国府陈灌的建议，决定在全国颁行户帖制度。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核定人数，发给户帖。
在户帖上，详细记载着本户的原籍、现住地、家庭人口、姓名、性别、年龄、田产等。而且地方官吏还要随时登记所辖区内人员的变动情况，并依据户帖，每年都要逐级上报所辖区域内实际人口数字以及增减变动情况。各地官府还要以户帖为基础编制出产籍，在户籍和户帖的骑缝处，都要加盖户部的大印，并造册上报。户籍要封存在户部，户帖则发给本户保存，以便随时检查。
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户帖制度是我国古代户籍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也为近现代户籍的形成和管理提供了依据。他对此事非常重视，并督令各地方官府遵照执行，地方官吏要依据户帖挨家挨户地核实，发现不实与隐瞒的都要处斩。朱元璋为了保证核查工作顺利进行，还调动军队在各地核实户帖，凡查出躲避登记的百姓，则发配充军，官吏若有隐瞒，立即斩首。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建立户籍的基础上，又在全国建立了里甲制度，它以人口为单位，以临近居住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并推举十户产业殷实的富户，即交纳丁粮多的户为里长，剩下的一百户则编为十甲，每甲十户，立甲首一人，管一甲之事。里甲逐渐发展成为朝廷最基础的政权组织，里长肩负督促生产，追征钱粮，监管民户，防止逃跑，拘捕罪犯，充任公差，以及祭祀鬼神，接待过往官员，办理上供的物料等任务，其职责广而重，如催征钱粮，一户不足，全甲赔补；一甲不足，全里赔补，而且责任最终全落在里长头上。发展到后来，官府的各项公务差不多都交给里甲办理，为了保证公差的稳定和对地方有效的控制，不少地区形成了里长终身的制度，这样里甲便成为全国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单位。而后，朱元璋又让每里推举一名“老人”，由年高望重的人充任。负责在申明亭理断乡里争讼，同时对地方官也起到监察作用。他特许老人可率众人绑缚不法官吏上京处治。老人平时主要是劝民耕作。这是朱元璋控制四民的重要举措之一。
朱元璋为了使百姓各守本业，还下令让各地方均设“见丁着业牌”，每天传递，起着让乡邻百姓相互了解监督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利用地域、血缘和乡族关系，极力在乡村推行教化；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以此来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四民。
朱元璋运用文武之道，一方面严厉打击豪强望族，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另一方面又采用各种手段控制天下百姓，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即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发展了生产；又巩固了新王朝统治，使之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是个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