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立夏那天晚上下起来的，断断续续地下了20天还没有停的意思。不知疲倦的房檐水没黑没明地滴答着，简直要把庄稼人的心打穿。街道上霉了，院子里霉了，房间里霉了，树木、房屋和墙皮上都起了暗绿色的苔。街道上被牲口和猪羊踩成了烂泥滩，人走上去，整个脚踩都被陷进去了，得费好大劲才能拔出一双腿来。霉味儿和烂泥臭烘烘的气息如同淋了雨的蝴蝶扇动着沉重的翅膀。裸露在雨地里的墙头上不时地向下掉土，穷实了的土被下成了稀泥，坐不住，就向下溜，每家每户的土墙都如同狗啃了一般，留着参差不齐的齿印，而山墙上的泥皮向下脱落时发出的响声往往会把路过的行人吓一跳。节令过了小满，雨还没有停的意思。雨水和太阳光一样，会改变人的情绪。
人的情绪一旦被淋湿，是很糟糕的事情。庄稼人在家里坐不住了，他们戴上发黑的草帽，赤着双脚踩着烂泥走上了地头察看。有些人不戴草帽，不披裴衣，站在雨地里，仰望着天，仰望着局促不安的雨，任凭雨水打在眼睛上、眉毛上、鼻子上，打在整个面庞，打在焦灼的心中。本来已经发黄的油菜和小麦被雨水淋得改变了颜色，田野上悄无声息地染上了灰蒙蒙的色调。使庄稼人惊叹的是：下了这么多日子，小麦还倔强地伫立在雨地里，倒伏的并不多。庄稼在没有阳光的天空下，在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辞辛苦地吸浆、成熟。
每天做饭时，祖母和母亲就犯愁了。即使没有淋雨的柴火也潮得能拧下水来，塞进灶膛里，风箱一拉动，不起焰，只冒烟。强硬的东风将从烟囱里很费劲地冲出去的烟折断又塞进烟囱，那恶狠狠的烟就从灶膛里扑出来发着一股呛人的霉味儿，灶房里被烟雾弥漫了。做一顿饭要半晌时间，吃了上顿，再也不想做下顿了。做饭成了每个家庭主妇最犯愁的事情了，即使平日里对老天很敬畏的老太婆也动摇了信念，开始骂天了。死不要脸的老天任凭你用多么解馋多么粗野的语言糟踏，依然无动于衷——厚着脸皮在下雨。单调、枯燥的房檐水，火一般点燃了人心里的怨气和躁气。
社教工作组的组长卫明哲似乎摸透了庄稼人被淋子雨折磨的情绪——人人都需要发泄。因此，他在阴雨天召开的批斗会就更残酷了。
斗争会是从晌午开始的。地点在松陵村大队里的会议室。批斗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新揪出来的“四不清”分子。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和我息息相关的这场斗争会，注视着在座的每一张面孔。
第一个批斗的是解放前开过油坊的油户、地主分子牛甫远。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史天才走到牛甫远眼前去了。史天才个子不高，额头突出，一头灰白色的头发总是脏兮兮的。他穿着“泥梯子”。这泥梯子是在和鞋底一样大小的木头板上安上四只五寸左右长的腿，用麻绳绑在布鞋上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农村人没有雨鞋穿是很普遍的，庄稼人就用这木头玩意儿替代雨鞋，其实，它也算一种木履。大概是泥梯子前腿被磨短了，史天才走起来一颠一颠的，似乎要向人身上扑，像皮影戏里“挑线的”手中的皮影儿一样，缺少节奏。史家原本也是松陵村的老户，民国18年，关中大旱，史天才的父亲带着一家人进了雍山，在山里开荒种地，在以后的年懂中，没有饿死一个人。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常常在史天才家中的窑洞里落脚，史天才的父母亲慷慨大度地给他们管吃管住。后来，闹“克山病”，史天才的母亲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死在梁家山，史天才的父亲又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松陵村。史天才给人当过长工，烧过石灰窑，卖过瓦盆，也给油户牛甫远卖过油。每次出去卖油时，牛甫远都给史天才多打三五斤，以“考验”史天才。比如说，油罐里明明装着34斤油，牛甫远就说，这是30斤，你担出去换成菜籽儿回来。可是，史天才连一两油也没有贪污，他把三十四斤油换来的油菜籽如数交给了牛甫远。这么试探了几次之后，牛甫远放心了，在牛甫远的心目中，史天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小伙子。年终结账时，牛甫远要给史天才多给几斗麦子。当然，史天才也很感激他的东家。土改前，牛甫远提着10斤菜油进了史天才家，他想打问一下，给他家能订一个什么成分。当天晚上，史天才思量再三之后将那10斤油提到了工作组住的房间，说出了真相。因为史天才的阶级觉悟高，土改那一年，他人了党。他所组织的第一个五助组在全乡出了名，合作化以后，他当上了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跃进，公社号召挑灯夜战。史天才目睹着临村的干部将社员们领到了地里，铁锹向土地里一插，一盏又一盏马灯挂在锹把上，地没有翻一分，庄稼人却都回去睡觉了。史天才不做样子给公社的干部看，因此，他得了几次“白旗”，当然受到了公社党委书记的批评。秋播时，搞合理密植，本来，一亩地种20多斤种子蛮可以了，临村的干部一亩地种上了150斤种子，还叫其他村的干部去取经。回到松陵村，史天才没有向各生产队干部传达经验，他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是庄稼人，祖祖辈辈种庄稼，还不知道一亩地应该种多少种子？别人胡闹叫他们胡闹去，松陵村人不胡闹。夏收后，各村都争放“卫星”，有的村一亩小麦放出了6万斤的产量，有的竟然放出了8万斤、10万斤。史天才如实上报，亩产500斤。在公社里的三干会上，他挨了批判，差一点丢了支部书记的帽子。他只得把500斤改成了1万5000斤。大跃进过后，卫星放得最高的杨村的支部书记提拔到公社里当了干部，这件事对史天才震动很大。从此以后，他明白了，该怎么样当这个村官；他明白了，就是当指甲盖大的干部也不能太老实，不能太善良川也明白了，一些能爬上去的人是因为有垫脚石，这垫脚石就是满嘴谎话，心硬手狠，巴结奉承。在1962年冬季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他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了大队长刘生太贪污粮食的事情，三级干部会后没多久，他当上了公社党委委员。这一次的社教运动开始，他很卖力地配合着卫明哲“四清”。史天才先是瞪着牛甫远，瞪了几瞪，然后，才从浓而密的大胡子里掏出来话：
“牛甫远，你是不是有一副石头眼镜？”
“有哩。”牛甫远不知道问这话是啥意思，就实话实说了。
“眼镜咋来的？”
“民国35年在县城同盛祥的景货铺子里买的。”
“胡说！是剥削来的。”
“对，是剥削来的。”牛甫远以为他理解了史天才的问话，恭恭敬敬地回答。“你是不是说过，你的一只眼镜可以看到台湾去，一只眼镜可以看到美国去？川没有，没有说过。”
“还想抵赖？”
“我不敢说那话。”
“我把你冤枉了，得是？”
“说过没有？”
“没有。”
“狗日的地主太嚣张了！”
史天才又向牛甫远跟前走了几步。他的个子低，泥梯子又不听话，那样子仿佛是向牛甫远怀里钻。
“说来没有？”
“没有。”
史天才右腿一抬，泥梯子正好踢在了史天才的裤裆里，牛甫远痛叫了一声。泥梯子的四只腿牙齿一般在他的裤裆里咬了一下——木头对肉体，而且又是那个敏感的部位，牛甫远大概忍受不了疼才叫的。
史天才的那一脚用力太大，支持另一条腿的泥梯子不比雨鞋那么稳，史天才也随之闪倒在牛甫远前边了。卫明哲一看，给两个青年积极分子摆了个眼，两个年轻人上去顾不上扶史天才起来，对着牛甫远一阵拳打脚踢，将牛甫远打倒在地了。史天才双手扶住地，侧过身，爬了起来。他一只手在反蛋子上抚摸着，一只手指着牛甫远说：“狗日的，你还妄想蒋秃子来？还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牛甫远趴在地上呻吟着。史天才一只手捂住屁蛋子，走到台下，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他不看牛甫远，也不看他周围的人，一脸的空空洞洞，好像对房屋说，对空气说，狗日的，狗目的牛甫远，你这个瞎熊，把你斗不死才怪哩。台下有人振臂呼口号“打倒地主牛甫远！”“牛甫远老实交待！”
第二个被斗争的对象是七队里的地主史耀祖。上台控诉地主罪行的是史耀祖的侄子史长科。
侄子为什么要斗叔父？我先向大家翻一翻史家的老底。史耀祖和史长科的父亲史光祖是亲兄弟。那时候。史家是松陵村的首富，家业是祖辈积累的。史家的祖辈是松陵村老一代人很尊敬的庄稼人，他们靠一双手靠没黑没明地苦干创立了家业。史耀祖和史光祖是守业者，家业在他们手里并没有多大发展。老大史耀祖是掌柜的，老二史光祖所有的花销都要在掌柜的手里领取。史耀祖长得魁梧高大，一表人才，爱女人胜过爱田产；史光祖个子不高，人极精明，不好色，却抽上了大烟。史耀祖给弟弟的花销中没有供他抽大烟的，于是，史光祖就偷，不偷别人，只偷自己家里的。史家在县城里有一个粮食集，有一家杂货铺子，生意上的事，史耀祖不叫弟弟沾手，史光祖就只能偷粮食，而史耀祖对粮食看管得严，楼上上着两把大锁，麦包里的麦子是用木板印过的。史光组有的是办法，他在他房间里的木楼板上打了一个洞，那个洞用术模插好，木楔上糊着一层纸，需要粮食时，他就抽开木楔，叫麦子向口袋里流。史耀祖很少上楼去看的，他从县城里回来，只是查看一下那两把大锁是否有人动过。因此，史光祖偷得很放心。夏收前，史耀祖照例要上楼去看一看库存，多余的粮食拉运到集市上去卖掉，然后再存新粮。他上了楼一看，15石的麦包里只剩下不到一石粮食了。他将家里人一个个叫来拷问，都说钥匙是他拿着，丢了粮食是他的事。后来，史耀祖叫人收拾了麦包，才发现了兄弟偷粮的秘密。
他气愤不过，叫长工将史光祖捆起来，扔进牛圈里，给他嘴里塞上了牛粪，就这史光祖还是没有戒掉烟，从此，兄弟间就结下了仇。后来发生的事使兄弟俩彻底闹翻了。
县城里的凤凰楼上有一个叫琴儿的风尘女子，这女子十八九岁，小巧玲珑，皮肤尤其自嫩，眼睛尤其水灵。史耀祖在县城里做生意，三天两头往琴儿的房间里跑！几乎是包下了她。有一天，史耀祖去了凤凰楼，发现弟弟史光祖和琴儿睡在了一起，两个人便在琴儿的房间里打起来了。其实，是老二知道老大和琴儿之间的提捉之后故意这样做的，他并非就贪女人。老二被高大的老大打得鼻青脸肿。没几天，兄弟俩分了家。史光祖自己做了掌柜的，他将分得的家业两年工夫就抽光了。土改时，他自然就成贫农了。
史长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布包，他解开小布包从中捏出一撮灰白色的毛，举起来说：“大家看看，这就是史耀祖当年拔下我爹的胡子。”会场上的庄稼人一齐将目光技向了史长科，投向了那一撮胡子。史长科声泪俱下“老地主史耀祖骑在我爹的身上，抡起捶（拳）头就打，把我爹打昏后，把他的胡子拔下来了。”我仔细看了又看，捏在史长科手中的不是胡子。我的嘴巴附在他的耳旁，给他说，你把史耀祖叫伯哩，不敢胡说，那不是胡子。史长科伸出右手在耳朵上抓了抓，他说，就是胡子。我声大了点：不是胡子！史长科呐喊着：是胡子！我躁了，大喊一声：那不是胡子！会场里的庄稼人左顾右盼，寻找那一声大喊。卫明哲站起来了，他扶了扶眼镜，高声问：谁说不是胡子，站起来，叫我看看！庄稼人大都垂下了头，眼睛眨巴得咔嚓咔嚓地响。我明白了，我的喊叫会给庄稼人带来灾难的。于是，我附在卫明哲右边的耳朵上说，不是胡子，卫明哲伸手抓右耳；我又附在他左边的耳朵上说，不是胡子，卫明哲又伸手抓左耳。我左边右边地骚扰了他几次，他不停地摇头，想把我的声音摇掉。许芳莲大既看出来了，看他摇头晃脑，心神不定，就问他，是咋回事？卫明哲说：“这耳朵，这耳朵……”许芳莲说：“耳朵咋了？”卫明哲说：“没事。开会。”
“打！”
“把老地主的胡子拔光！”
会场上有人呐喊。
史长科第一个上去，提起伯父的领口就打。他果真抓住了史耀祖的一撮胡子，狠劲一揪，胡子就到了他手里。史长科看着那胡子哈哈大笑，他的笑声眼木棒一样粗，压住了屋外的雨声。史耀祖的胡子在侄儿的手里突然竖立起来了，一根一根，如同长在了手掌上，史长科狠劲甩也甩不掉。坐在下面的庄稼人看得目瞪口呆。史长科大叫一声，从自己的手心里往出拔胡子，他拔一根，皱一下眉头，咬一咬牙，似乎疼得不停地吸气。胡子根儿上，一滴一滴，向下滴着鲜血。史长科看也不敢看，他咬住牙，从手心里拔光了伯父的胡子，扔在了脚地，用一双脚乱踩。那胡子不停地在脚地跳跃，史长科只好用双脚狠狠地踩住不放。
史耀祖被一伙人打倒在地了。
蹲在墙角落里的一个老贫农对另一个老贫农说：“你记得不记得，光祖就没有留过那么长的胡子。”另一个老贫农说：“记得，咋不记得？光祖是1952年没的，穿老衣前，是我给剃的头，他的胡子是黑茬茬，就没一根白的。”老贫农说：“长科手里的胡子是哪搭来的？”另一个老贫农说：“那不是胡子，是长科从驴尾巴上剪下来的，我看见来。”老贫农叹息“这娃？咋能这样？史耀祖是亲亲的他伯，真是造罪哩。”
最后一个被斗争的是从县城揪斗回来的富农李二胖的儿子李有良。李有良还不到30岁就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凤山县东关小学教书。有人告发他，说他曾经写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戴上帽子之后就被开除回家了。
斗争会上的温度骤然间减弱了，一半原因是已过了吃午饭时节，许多人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一半原因是，对这种喊口号、人打人的斗争方式庄稼人厌倦了。卫明哲一看，气氛不很热烈，他将眼镜摘下来，眼镜腿塞进嘴里嚼动着。他两腮的肌肉像涝池里的青蛙一样翁动着，他大概嚼得有滋有昧。许芳莲和工作组里的几个成员明白，卫明哲这个举动表明，他要发狠心了。于是，他们走到庄稼人中间去鼓动那些积极分子振作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人们并没有被鼓动起来。
不少庄稼人萎靡不振，神情木然，有的不停地咂烟锅，有的不停地动舌头，咕儿咕儿地向下干咽着。不知谁响亮地放了两个屁，惹得妇女们乱骂。有几个女人交头接耳，旁若无人地说起了日生娃的事。一个年轻小伙子将手指头从一个女人裤子上的破洞中伸进去了，那女人尖叫一声，骂道：瞎熊！硬了塞到墙缝里，叫蝠子茧去。那小伙子只是嗤嗤地笑。每个人的举动都逃不过我罗二龙的眼目。卫明哲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那些垂下头的，大都是出身地主、富农的年轻人，而那些勉强睁大双眼，看着卫明哲的年轻人，大都是些二杆子货。卫明哲戴上眼镜后，朝开会的庄稼人喊道“起来！大家都起来，站在院子里去！”人们磨磨蹭蹭，不想走。几个工作组员和大队里的干部像吆羊似的硬向外吆众人。庄稼人被赶在雨地里了。卫明哲不准他们戴草帽。他自己也没有打伞，和庄稼人一起站在雨地里，让雨淋。高高兴兴的雨点乱箭一般高高兴兴地从天空向人们的脸上身上乱射。一些庄稼人抱紧了膀子浑身还在颤抖；一些庄稼人蹲在雨地里双手抱住了头；一些庄稼人闭紧双眼让面目朝天；一些庄稼人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着。雨点湿透了庄稼人的衣服，湿透了庄稼人的皮肤，穿过肌肉、神经、骨髓，钻进了庄稼人的心里。被雨淋湿的情绪火一般点燃了，无声地燃烧。好多人渴望高声呐喊，尽情释放；渴望拳打脚踢，痛快淋漓；渴望尽快结束，回家吃饭。卫明哲掌握着火候。他淋够了，一声不响地走进了会场，庄稼人跟在他后面，进了门。刹那间，会场湿淋淋的，空气是湿的，气氛是湿的，湿气熊熊燃烧，人们变疯狂了，人们只有一个念头：发泄。不一会儿，就有几个年轻人拥上了前台，围住了李有良开打。在李有良喊爹喊娘的求救声中，卫明哲摘下了眼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眼镜腿塞进嘴里，我一抬手，眼镜被打落在地了。卫明哲一怔，他弯下腰，拾起眼镜，重新戴上了。他板平了脸，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会场。我知道卫明哲是怎样一个人，他三十六七岁，脾气暴躁，血气旺盛。不是他浑身充盈的热量无处挥洒才向这些四类分子施暴的，不是的。他对阶级敌人有骨子里的仇恨。从他那里向上追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穷苦的庄稼人。祖父老老实实种2亩薄地，农闲时节就出去打短工，一辈子没有置下家业，幸运的是，讨到了婆娘，生了一儿一女。卫明哲的父亲从年轻时就不本分，自己穷，坏毛病还不少，手里有两个钱，不是去注般子，就是去“掀花花”，而且，好色，一见女人腿就发软。他卖了五次壮丁，其中有四次，粮食卖到手，就从队伍里逃跑了。有一次，没有逃脱，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干了两年多。在那两年多时间里，自己那骚婆娘就成为村里的保长、甲长、富户以及在县城做生意的小商人的褥子了，他们对她明铺暗盖。
这个长相并不怎么漂亮但满身骚气一副媚眼的女人在自己的土炕上接待了一个又一个年老的或者年轻的男人。五六岁的卫明哲不止一次地目睹过这些男人从娘的房子里大大方方地进去高高兴兴地出来。
他知道，这些男人不是有粮食有钱的，就是有权有势的。每当这些男人进了娘的房间，卫明哲就将尿盆子从后院里提出来，拿一块砖头敲。
可敲碎了一只又一只，也没有将这些男人敲走。
卫明哲对这些人的仇恨，随着他的年龄一起长大。
到了七八岁，卫明哲的手就很躁了。夏天里，他到坡地里去割草，从草丛里逮住一只长虫（蛇），一只手卡住长虫的脖子，一只手用镰刀在地里挖，挖一个土坑，将蛇头埋进去，用脚将土踏实，蛇身子便在地上拼命地甩打，四周的麦茬被打得乱飞，土粒儿被打得四处乱溅。他不笑也不跳，只是不转眼地盯着，认真地看一条蛇在临死前怎么样拼命挣扎。等蛇死后，他挥起镰刀，将蛇从埋住土的那儿割断，用镰刀开了膛，扒下蛇皮，就将那生蛇嚼着吃了。满嘴血污、满手血污，他全然不顾，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满脸通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走在街道上，他看见猪就打，看见狗就踢。有谁家的公鸡趴上母鸡的脊背，一旦被他瞧见，他就拼命撵上去打。对一切活物，他能欺就欺，不能欺就恨。不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他，而是他难以容忍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是他的债主，他生下来是专门来讨债的。也许，你会问，世上有这种人吗？我只能说，信不信由你。我罗二龙是不会冤枉卫明哲的，我不但知道他的过去，还知道他的将来。
邻家的女人要杀一只鸡给坐月子的儿媳吃，鸡提在手里，不敢动刀子，就喊卫明哲帮忙。卫明哲从那女人手中接过鸡，将鸡头像扭萝卡缕子似的向后一扭，一刀就剁下了。他的动作干脆、麻利，不拖泥带水。剁了头的鸡向前扑腾了两下，他走上前去，狠踩两脚，提起鸡就开始拔毛。
村里一个杀猪的一看卫明哲胆子大，就招他做了徒弟。不是他手不狠，而是他的眼力不好，一刀下去，刺不准猪的心包，猪就拼命地叫。
他放下刀，双手抓住猪脊梁，一只腿抵在猪肚皮上狠劲地压狠劲地揉，那猪血便从刀口里向外喷射。如此炮制，猪还没有死，还在有限度地蹬动，微弱地喊叫。于是，他就脱了上衣，把手臂从刀口里伸进去在猪的腔子里乱抓。在他的抓动中，猪勉强蹬动的腿不动弹了，他的一条胳膊拿出来时全被血涂了。他干脆将双手全浸在那接猪血的盆子里，似乎在享受血的热度。浑身的血腥像凯甲一样穿在他的身上，久久不散。1948年，他进山去割柴，碰上了北山游击队的中队长孙锁娃。从此以后，他就跟上游击队搅和了。他的视力太差，打兔子常常打中了石头，手中的枪还不如柴火棍儿好使。游击队就让他跑腿送信，或者给富户人家下麦条子要粮食，或者就向他们“借”银元——说是借，其实是打个条子硬要。那些有钱人一听见卫明哲就腿发软。虽然，分队长再三叮咛他不能打人，可是，他不打那些人好像没吃饱饭似的——任务虽然完成了，心里的馋未解。有人言语不顺当，他挥拳就打，一直将对方打得求爹喊娘叫他卫爷爷，他才罢休。
解放后，卫明哲被分派到县供销社当了个副主任。
卫明哲上任以后，左顾右盼，才发觉，和他一块儿打游击的百十号人里，他得到的职位最低，虽然，他有怨言，却不敢说出口。1951年，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开始了，他先发制人，第一个站出来告发了他的中队长孙锁娃当土匪拷人的事。当时，他只是害怕孙锁娃拷人的事把自己牵连进去，因为有些事，他虽没参与，却是知道的，他没有向组织汇报。
连他自己可能也没料到，由于他表现“积极”而受到了重视，他由副职变成了正职，当上了供销社主任兼总支书记。当然，孙锁娃到死也不知道揭发他的人就是当年被他领上“游击”之路的战友和部下。运动结束后，卫明哲琢磨，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怎么才能一步一步干上去，当乡长、当县长，或者更大的官。他希望搞运动，运动对他来说是表现的机会。盼望了两年，并没有什么大的运动来表现。于是，他千方百计和在游击队里做过政委的县委书记套近乎，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明白，只要县委书记一句话，他就可以官加一级，什么组织考察、群众呼声，全是做样子。只要有人给自己搭梯子，他就能上去。他终于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县委书记有个小舅子，年近三十了还讨不到媳妇，原因是，这个小舅子是七成人，没有谁家愿意把女儿向火坑里送。卫明哲想到了自己的妹妹，他要如花似玉的妹妹给自己当铺垫。可是，妹妹哭着闹着不干，妹妹说，哥哥，你太自私了，你为了自己向上爬，就不管我的死活了。他说，妹妹，你真傻，县委书记给你当了姐夫，你还愁什么？妹妹说，我是和男人结婚，不是和石头结婚。他说，你先过了门，等我以后当上了乡长，当上了县长，你和他离婚，哥给再给你另找一个当干部的。他最终连哄带骗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这个成数不够的县委书记的小舅子了。
正如卫明哲所料定的那样，县委书记一句话，他就当上了雍川乡的副乡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当了凤山县岐阳公社的社长。1963年下半年，西水地区在秦岭腹地的石铺县搞“社教”试点，他被调去了，担任了社教工作队的一个队长。在石铺县，他一口气在一个只有3000多人的公社里揪出来了30多个“四不清”分子，给50多户人家补订上了地主、富农。由于他的工作成绩显著，他被西水市地委通报表扬。
在地区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地委副书记点名表扬了他。1964年“社教”工作在西水市全面展开了，卫明哲回到了凤山县，带着石铺的经验，参加了凤山县的“社教”。
阴雨天的斗争会持续到了下午三点多，才散了会。
就在那天散会时，工作组长卫明哲宣读了上面的一个文件，按照文件的说法，西北地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一次农村社教就是要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补课，该补订地主、富农的一定要补订；土改时订成地主、富农的，该分浮财这一次要进行“割韭菜”。凤山县社教工作团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做出了决定，这一次补订的地主富农要在土改那年所订的户数上增加两个百分点——这是秘密。卫明哲没有向庄稼人传达。庄稼人一听就明白了：松陵村又要补订地主、富农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已被没收了土地和大型农具的，家里的房屋和家具这一次又要动一动了。一些人一听要搞二次土改，心里就发怵。我告诉你们，这不是虚构的，有据可查。在我读过的1979年2月份的《陕西日报》上就有这么一篇文章，文章说：“四清”运动中，有的同志提出了陕西的土改不彻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罗二龙记得清清楚楚：这篇文章明确指出“社教”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可见松陵村的补订成分并非是卫明哲的个人行为。
要说借运动整人，也不是卫明哲的首创和专利。有运动这块土壤，卫明哲这棵草不过长得更茵壮罢了。
祖母和母亲从批斗会上回来后就开始做饭。她们被厨房里的烟烟得眼泪长淌。祖母一边抹眼泪，一边拉风箱，她仿佛是自言自语：
“不知谁家又要成地主、富农了？”
那天的午饭，父亲吃得很少。不知道他是被老卫的话吓住了，还是有什么预感，端着饭碗的手不停地抖动。父亲只吃了一碗面条，就放下了碗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