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因为受到民族、地区、宗教、性别、年龄、经历、职业、地位、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都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在谈话时一定要察言观色，妥帖区分谈话的对象，这样谈话才不会出问题。
智者懂得“该文即文，该俗即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言语方式，所以不会制造对立，产生麻烦；而愚者却往往把这种灵活性说成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曲意奉承，他说话不分对象，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道出来。常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许多人，给自己无形中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元老大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又要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褚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顾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世同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入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褚遂良由于当面争辩，当场便遭到武则天的斥骂。
过了两天，李世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我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李世明白，反对皇帝自然是不行的，而公开表示赞成，又怕别的大臣议论，便说了一句滑头的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李世这句回答很巧妙，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因此而下定了决心，武则天终于当上皇后。后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世一直官运亨通。
有时候，可能对你打交道的人不甚了解，但是聪明人往往能通过语言、工作环境，甚至是房中摆放的物品来了解对方的性格，从而打开突破口、投其所好，切入话题，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杨先生最喜爱的一件新外套被洗衣店的人熨了一个焦痕，他决定找洗衣店的人赔偿。但麻烦的是那家洗衣店在接活时就声明，洗染时衣物受到损害概不负责。与洗衣店的职员做了几次无结果的交涉后，杨先生决定面见洗衣店的老板。
进了办公室，看到高高在上的老板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杨先生心里就没了好气。
“先生，我刚买的衣服被您手下不负责任的员工熨坏了，我来是请示赔偿的，它值1500元。”杨先生大声地说道。
老板看都没看他一眼，冷淡地说：“接货单子上已经写着‘损坏概不负责’的协定，所以我们没有赔偿的责任。”
出师不利，冷静下来的杨先生开始寻找突破口。他突然看到老板背后的墙上挂着一支网球拍，心中便有了主意。
“先生，您喜欢打网球啊？”杨先生轻声地问道。
“是的，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喜爱的运动了。怎么，你也喜欢吗？”老板一听网球的事，立刻来了兴趣。
“我也很喜欢，只是打得不好。”杨先生故作高兴且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
洗衣店的老板一听，更高兴了，如碰到知音一样的与他大谈起网球技法与心得来。谈到得意时，老板甚至站起身做了几个动作，而杨先生则大加称赞老板的动作优美。
激情过后。老板又坐了下来。
“哎哟，差点忘了！你那衣服的事……”
“没关系，跟您上了一堂网球课。我已经够了！”
“这怎么行！”
说完，老板把他的秘书叫了进来，吩咐道：“王小姐，你给这位先生开张支票吧……”
由此可见，独特的个性、爱好，独特的知识结构使某个人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所以在与不同的人交谈时，我们就要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
一次，鲁迅先生到厦门的一所平民学校去演讲，他深知这些平民子弟渴望求知，但由于长期受到环境的压制，对是否能学好又存有怀疑和担心的心理。清楚这样心理的鲁迅先生就在演讲中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因为家境贫寒才失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的才智。即使是贫民子弟也一样是聪明的、有智慧的。没有人的权利能大到让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人会命中注定做一辈子穷人，只要肯奋斗，就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这几句话赢得了满堂的喝彩，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鲁迅的话体现了关注、尊重和期望，这是不是泛泛的，而是专门针对平民子弟的，所以他才能赢得满堂喝彩，才能使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社交中必须要针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分析。对性格活泼、个性开朗的人，可以比较随意地开玩笑；对性格内向的人，交谈的时候需要耐心；对于性格耿直的人，可以对他们直言不讳，不会引起反感，反而会引起对方的共鸣；对那些生性多疑、小心眼儿的人，说话要小心谨慎，开口前要再三酝酿，以免得罪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