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张水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他想留上海，可上海并不想留他。时至今日，大学生研究生就如同菜场里进货太多的青菜萝卜一样，销路比较糟糕。下岗失业的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一蹋糊涂，留高校没有博士头衔是混不到饭吃的，张水再读博士实在没钱了，这些年除了微薄的稿费和助学金外，基本上靠叶丽寄钱给他买稿纸买墨水买书籍，叶丽不过是保险公司一名推销员，也不是什么“大款”，但他觉得自己的生存性质与“傍大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满腹经纶满腹窝囊。
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个注重现实的世界里很是有些节外生枝的多余和别扭，人们需要迅速忘记过去才能更有效地把握现在和挥霍现在。历史即包袱，如果现代人包袱太重就不可能轻松潇洒地去炒股票、找三陪、逛迪厅、隆胸、瘦身、上网、吸毒……。张水出于对专业的自恋情结，他无法理解人们可以忘记一切而只需记住银行存款密码和三陪小姐的传呼号码。五月八日凌晨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二十多人伤亡，张水此时已做完了论文答辩，但他还是忍不住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到美国领事馆前的游行示威，他头上缠着“讨还血债”的绷带，绷带上涂上了一些红墨水表示血迹未干。他向领事馆里的窗子扔去了三个鸡蛋两个墨水瓶和半块啃剩下的大馍，站在领事馆前铁栅栏边张水手握话筒大声疾呼人们不要忘记半个世纪前美国大兵强奸北平女大学生的耻辱，最后还喊了一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口号。那一天他声音嘶哑，稀黄的头发在五月的风中乱七八糟。春夏之交的学生游行示威是比较危险的，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一样，游行示威很快就结束了，学校里又恢复了平静，城市里的人们继续喝酒、跳舞、下岗、摆地摊、搂小姐、闹离婚，张水又去为工作的事四处奔波。然而所有和霭的微笑与亲切的握手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很想接收你，但没有编制，实在抱歉！”、“你的成绩很好，只是专业不对口。”张水发觉读研究生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换来别人友好而礼貌的拒绝。
他只好到人才大市场“应届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碰运气。那天体育馆里人山人海招牌林立，用人单位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夏天求贤若渴却又百般挑剔，一些单位对学历身高身材及相貌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有点类似于选美和早年叶群为林立果选妃子一样。张水跟几家单位的招聘者进行了洽谈，他们用非常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张水，张水全身就冒出了许多汗，他有一种妓女被嫖客挑剔的难堪和痛苦。新闻、法律、外语、计算机等专业的交易很活跃，成交量大，而历史、哲学、古汉语、文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如同妓院里那些人老珠黄还不自量力地涂了许多脂粉的下等妓女，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张水中午吃了一盒盒饭，撑到下午快要收摊的时候，一家食品公司表示愿意月薪三千块接收张水，张水问食品公司那位脸上有一块刀疤的人事部主任，“你们为什么对研究生感兴趣呢？”刀疤主任活跃起来了，“我们王总讲了，研究生推销汤圆就像大熊猫跳迪斯科一样，能满足人们好奇和追求刺激的心理。”张水说，“那我就是大熊猫了？”刀疤主任脸上的刀疤泛起了一些紫色，显然他有些不高兴了，“大熊猫有什么不好的？是国宝，现在的研究生就像吃完酒席后桌上的剩饭剩菜一样，还没有大熊猫值钱呢。”张水将拿在手里的招聘登记表慢慢地撕成碎片，然后扔向人声鼎沸的空中，他对刀疤主任说，“我相信你们食品公司有朝一日是会做出人肉包子来的！”说完转身就走，周围许多没找到工作的学生们热烈鼓掌。刀疤主任愣在那里，张着嘴，舌头在嘴里进退两难，也就说不出一句话来。
叶丽打电话对张水说，上海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回省城谋一个差事。张水放下电话就爬上火车回来了。
张水跟叶丽拎着一个新上市的西瓜和三斤芒果五斤草莓来到张水在省政府机关的老上司邱处长家里。邱处长的头发已经很稀薄了，五十岁的老大学生至今仍是处长，其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邱处长说，“再回省政府机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说你是硕士，就是博士也进不来。”
张水说，“我也知道现在正机构改革。”
“知道就好，当初你要是不去上研究生，也不至于今天到处找工作。除非省长让你进来才有可能，可省长并不认识我，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走上层路线的，要不然早上去了。”
张水说，“我也不想回机关工作，我是想请你跟省社科院王院长说说，能不能让我去历史研究所搞专业研究。”
邱处长跟王院长是大学同学，听说张水要去搞科研，立即爽快地说，“搞科研，我支持，现在我就给你打电话。当官没意思。”
不是当官没意思，而是当官不能提高生活质量没意思，或者说当小官没意思。省政府机关的处长就是大办事员，有时确实没处女值钱。
张水看着邱处长放下话筒，脸上失望的表情由此及彼。邱处长捋了一下头顶上几缕形同虚设的头发，很为难地说，“王院长他们今年已经拒绝了七八个博士生，主要是财政拨款分文不加，多一个人就要多发一份工资。”
叶丽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其实推销汤圆也挺好的，每月底薪就有三千了。劳动不分高低贵贱，邱处长，你劝劝他，这个人就是想不开。”
邱处长说，“不过，研究生推销汤圆确实有点不伦不类。”
叶丽说，“推销历史没饭吃，推销汤圆能拿高薪，我觉得这主要是观念问题。”
最后邱处长给王院长写了一封信，他叫张水带上，“你直接到他家里去找他，当面谈谈，或许有些希望。”
叶丽房间的墙上没有涂脂抹粉的女明星的媚笑，也没有故弄玄虚时装模特的“酷”姿，一幅阿兰，德隆多年以前身上挂满子弹手捧机枪的发黄的剧照被牢牢地钉在一面镜子的上方，在阿兰，德隆枪口的左侧是《天地大冲撞》中海水冲毁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的恐怖镜头的定格。张水说，“我不喜欢你房间里的暴力倾向和恐怖色调。”叶丽说，“你不觉得自己时刻生活在危机之中吗？”张水一时语塞，叶丽就用手轻轻抚摸着张水瘦削疲倦的脸如同抚摸一条不幸受伤的狗，“或许，出去读研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叶丽用这种不合逻辑的判断来安慰张水，张水很灰心地说，“我现在只想钻进故纸堆里，让所有的人都忘记我就像忘记历史一样。”叶丽说，“也包括我吗？”张水没有吱声。
叶丽是三年前张水在职工夜大代课时的学生，张水最初注意到她每次上课记笔记非常认真，后来就记住了她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样好看的牙齿在这个食物乱七八糟的年代是很难见到的。一天晚上下课后，张水骑车回来的路上，车胎瘪了，他推着车一个人在马路上踽踽独行，这时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在他身边紧急刹车，叶丽从车窗里探出一张笑脸，“自行车放在后车厢，上车吧！”从此他们就算认识了。一次叶丽问张水，“小张老师，你脑袋并不大，怎么里面装了那么多东西？”一般说来，都是男人尽力恭维女人，在未婚年龄段女人恭维男人几乎是很困难的。张水听了叶丽的恭维心里很舒服，人总是喜欢舒服的。后来张水知道了叶丽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家专门生产布鞋的工厂，进厂后就没拿过工资，每月都领到了一大堆布鞋和棉鞋，叶丽说这些鞋可以让她全家穿到下个世纪中叶。厂子倒掉后许多工人到市政府静坐示威还打出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的横幅，一部分人还喊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叶丽在工人们打旗子喊口号的冲动中报考了职工夜大并考取了人寿保险公司推销员的岗位，到她跟张水认识的时候，叶丽已经可以很慷慨地请张水喝啤酒吃炸鸡腿了。她的业绩与她对张水的爱情同步上升。张水在吃喝了叶丽许多啤酒和鸡腿后很是过意不去，就送了一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给她，价值四块五毛钱左右，笔记本是办公室发的，封面上还印有“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笔记”的字样。叶丽将笔记本紧贴在胸前如同抱紧了张水的良心和爱情，脸上还不可避免地泛起了一些幸福的光辉。张水觉得叶丽是一个认真敬业牙齿很好看的女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其它特别的感觉。一个四块多钱的笔记本是表达不了爱情的，再说在如今金银钻戒也不时髦的年代，如果用笔记本来承诺爱情最起码是不够严肃的。他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课堂作记录的普通笔记本而已。接受了笔记本之后，叶丽就非常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恋爱了，再加上张水的一次错误的配合，就更坚定了叶丽对爱情前景的想入非非。那次叶丽到张水宿舍借书，借什么书叶丽自己也说不清。张水本来不想借，他知道借书只是试探爱情最古老也是最愚蠢的一种伎俩。因为张水在跟小何打架时小何曾挖苦他“有本事你也带一个来呀”，因此那天就他当小何的面很夸张地拉着叶丽的手无比恩爱地说笑着，小何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今天我给你让房间。”说着就很大度地走了，剩下两个人都无话可说了，叶丽在无声的沉默中顺水推舟地往张水瘦弱的怀里靠过去，张水站起来说，“我乡下的舅舅在省立医院住院，快要死了，今晚上轮到我值班。”张水很坚决地走了。张水是在考取研究生后临行前的晚上跟叶丽上床的，那天晚上他们喝了许多红酒，酒后就晕晕乎乎地在叶丽那张结构牢固的床上试了一夜，那一夜让张水第一次体验到四分五裂和彻底崩溃不但没有痛苦反而令人非常陶醉。第二天早上，叶丽哭了，她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张水觉得这句话就像她推销保险一样，过于强调因果关系和逻辑秩序，很缺乏诗意与浪漫情调，于是，他坐在床沿上面对着窗外凌乱的阳光发呆。
叶丽是泪眼婆娑地将张水送上去上海的火车的，她硬塞给张水两千块钱，还买了许多奶粉饼干以及两条香烟，她死死地攥住张水的手，“不要太节省，我会给你寄钱的，上研究生了，平时要练一练抽烟。”
三年后张水就像叶丽放飞的一只风筝一样，一收线，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张水说，“明天我将个人简历、论文和专著提纲送给王院长看一看，估计还是有希望的。”叶丽搂着张水的脖子说，“那些东西管什么用，不送礼没门。”张水说，“我是凭专业实力吃饭的，不送礼！”叶丽用一颗草莓堵住张水的嘴，“听我的，没错！”张水一卷舌头，咽下草莓，“当年我进省政府机关也没送一分钱礼，送礼简直斯文扫地。”叶丽将床头灯调暗，屋内的光线顿时暧昧起来，“睡吧，送礼不要你出钱。”由于两人意见分歧，晚上的男女之事就做得有些肤浅和粗糙，叶丽嗔怪说，“你就像某些单位应付上级检查一样，太马虎！”张水说，“我真的太累！”第二天叶丽花了两千多块钱买了两本珍贵邮品集和一套十二枚的“澳门回归纪念币”，张水说王院长是知识分子决不会收礼，叶丽说我这么多年做保险业务跟各级领导都打过交道，只有送不起的礼没有送不掉的礼。两人要打赌，张水说如果我输了，我就晚上请你吃大排档，叶丽说如果我赢了，你晚上在床上不许偷懒。张水看叶丽说得认真而平静就觉得叶丽不太含蓄，“你太功利化，”张水说。叶丽说，“你为了饭碗为了一份薪水找工作难道不是功利目的吗？”叶丽现在已是保险公司业务主管，按她自己的话说，做保险推销员的基本功不是要将死的说成活的而是要能将活的说成死的并让投保人坚信不移，因为做保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诉投保人如果你提前死了你的家属将获得令人动心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足以让你在活蹦乱跳的时候很愉快地与推销员讨论自己死于非命的话题。张水在能将活的说成死的叶丽面前实际上是毫无还嘴之力的。这天晚上，他们敲开了王院长家的门，儒雅而温和的王院长看了邱处长的信后，热情让座，还让夫人泡了两杯“黄山毛峰”。张水说，“王院长，我是研究清史的，目前正在论文的基础上准备《辛亥革命民族主义论纲》一书，如果能来历史所，这本书明年就能写成了。”王院长稳定了一下眼镜，“问题是科研经费少得可怜，现在的财政拔款连工资和医疗费都保证不了。文学所许多人现在忙着帮企业写厂史和厂长传记，经济所的人忙着为电视台策划经济栏目为经济专题片写解说词，历史所去年一个研究员在一个汉墓现场偷藏了一个汉代陶罐，卖到香港后又被追回，判了三年徒刑。”张水说，“我保证不在外面兼职，也坚决不偷文物。”王院长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这里也搞不了什么科研，我也没办法。”叶丽觉得他们的谈话内容就像一篇糟糕的中学生作文有点偏离主题了，她不失时机地打断他们话题，“王院长，第一次来看您，这两本邮品是内部弄来的，澳门回归纪念币是中国银行限额发行的，全国只有三千套，我看您是大知识分子，就请您鉴赏鉴赏。”说着就从棕色的手提包里掏出来递给了王院长，王院长拿起来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多少钱，我买下了。”叶丽笑着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瞧您王院长又见外了，这些东西又不是汉代文物，值不了几个钱。张水的事与这些东西无关，您就是不要张水，我们能结识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的缘份和荣幸。”王院长被叶丽的话说得服服贴贴的，竟也说不出什么推托的话来。叶丽最后将手机和传呼号码都留给了王院长，她说如果不要张水的话还望王院长能给她回个话以便另找出路，王院长说此事要院党委研究后才能决定。离开王院长家下楼，叶丽在楼道里就狠狠地啃了张水一口，“成了！”张水一头雾水。叶丽说，“你不懂这里面的窍门，我们蹦迪去吧！”张水被叶丽几乎用绑架和劫持的方式拖进了迪厅。第一次进迪厅的张水看到三层结构的迪厅里成百上千的人在杀人放火般疯狂的音乐中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束切割下扭动着身躯，不停地抽搐着痉挛着，闪闪烁烁飘忽不定的人影如同早期的一些制作不太讲究的卡通片。叶丽拉着张水滑进了舞池，张水居然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扭动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骨胳与肌肉正在逃离既有的历史结构与形态，一种灵魂与肉体悬空飞行的“乌托邦”的境界强烈而鲜明。在第三层演出台上几个剃着PUNK头脑袋上缠着红布条的蹦迪明星张牙舞爪地左右摇晃，音箱里由远及近地滚来了类似于恐龙灭绝时代的暴雨声和雷电声，人们都像在远古森林里一样梦游着。正在这时，几个警察跳上舞台将几个蹦迪明星迅速铐上手铐，顿时全场一片哗然，口哨声啸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位身材比较肥胖的警察拿起话筒说，“女士们先生们，这几位跳舞的是摇头丸吸食者，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找到背后的贩运分子，请大家不要误会，继续跳舞吧！”
一个星期后，王院长通知张水去他的办公室。王院长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杂志以及过期的旧报纸，一张藤椅上还绑着一些生锈的铁丝，屋外的阳光射进来照亮了桌上红色的电话机上落满了灰尘。王院长让坐后直截了当地说，“历史所本来是不进人的，但考虑到去年判了一个，今年沈研究员已是肝癌晚期，估计是跨不了世纪的。”王院长将接收函递给张水让他回校办完手续拿派遣证来社科院报到，“有几点要向你说清楚，一是院里没有住房；二是职称问题一时还评不上，要排队；三是不能在外面干私活。”张水说，“我无条件答应。”
离开社科院那幢五十年代建起来的红得有些发黑的旧楼，尽管张水觉得自己像日本鬼子无条件接受投降一样，但找到了工作心里还是相当高兴的。后来他知道叶丽背着他又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四条“中华”烟送给了王院长，张水就有些恼火，“你这样做，是对我主权的不尊重。”叶丽笑着说，“我不是北约，你也不是南联盟，不存在侵犯主权的问题，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能顺利进历史所，既没炸你的墙头也没毁你的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