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伐利亚的投降，确实顺利地按照布劳恩的希望和计划进行。这一快乐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勇敢而受欢迎的美国军官的努力，他就是霍尔格·托夫托伊上校。
20世纪50年代后期，托夫托伊是在马里兰州的隶属美国陆军军械署阿伯丁试验场的将级指挥官。他在美国的火箭发展计划和布劳恩的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
战争期间，托夫托伊是驻欧洲军械技术情报组组长。当时他的任务是及时了解敌方装备情况，并检查缴获的装备。他经常受命把缴获的武器系统、坦克、大炮和车辆样品运回美国。
V-2取得成功以后，同盟国理所当然地把它列在要缴获的装备清单之首。当托夫托伊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要求把作战用的V-2运回美国进行发射时，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但是当时搞不到作战用的V-2，德国人已经把所有能用的火箭全发射完了，或者在运往发射地点的途中销毁了。托夫托伊最大的希望是找到足够的零部件，在美国重新装配几枚导弹。这样也许可以让陆军得到试验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机会。
他被催促搜寻并运回“装配和发射100枚V-2”的足够零件。
托夫托伊已经得到了有关哈茨山地下工厂的情报，哈茨山大约位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正中间。他派詹姆斯·P哈米尔少校带领一个小组到这个工厂去，并指示他们迅速收集V-2部件，以“任何可能的办法”弄到安特卫普去海运。
出发那一天的早晨，哈米尔站在托夫托伊的办公桌前问道：“先生，你有什么指示？”
托夫托伊说：“哈米尔，就把你自己当成是接收这些零件，并且进行装配和发射的人吧，尽量不要打折扣。”他和托夫托伊都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他们确实会卷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哈米尔少校得到这些零件颇费一番周折，而且富有戏剧性。当时美国控制下的哈茨地区，即将作为苏联军队占领区的一部分进行移交，位于诺德豪森的V-2地下工厂就在移交地区之中。因此，必须立即把所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并且运出来。显然，以后再也不能回来向俄国人要更多的零件了。
有一个连队进入卡塞尔，任务是从卡塞尔坦克工厂运出老虎坦克。另一个连队直接进入诺德豪森，完成运出V-2部件的任务。
这项任务是非正式的，复杂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因为按照严格的《波茨坦协定》，总统同意不从德国搬出任何工厂。出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其他技术兵种的合作，如陆军的运输部队。结果，军械部队只好自己开火车！但是任务完成得很好，装配了一半的导弹及其所缺的零件，一起撤到了安特卫普。
把V-2零件从安特卫普运到新奥尔良，用了16艘万吨级货轮。然后再由铁路运到新的陆上试验场——新墨西哥州的怀特沙漠试验场。
佩内明德团队藏在奥伯拉梅尔高及其附近，当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所属的第三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追到他们前面去时，托夫托伊的一个情报小组有一天向托夫托伊报告，他们遇到了负责德国火箭计划的几个高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在该地区的不同地点。情报人员相信，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们可以为同盟国获得大量使人感兴趣的情报。
托夫托伊和布劳恩见过面以后，建议把这一批实际设计和研制V-2的科学家带回美国，由科技人员进行审问。他感到，他们所能传授的知识，比任何战地情报组专门收集和录音的知识都要多。
欧洲胜利日以后，托夫托伊立即被召回美国，担任军械署长办公室研究发展局火箭处处长的新职务。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刚决定从事导弹研究之后。在这之前，美国只发展和生产自由飞行火箭也就是无控火箭，如火箭筒和许多其他由弹丸推进的小型火箭。
由于托夫托伊在欧洲的经历，他被指定负责制订和执行美国陆军导弹计划。在加米施·帕滕基地，德国人和托夫托伊手下的战地审问者合作得很好。他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很重要又很复杂，他向华盛顿建议，在这些德国人中挑选出300名，送到美国进一步审问。
欧洲胜利日后，托夫托伊调回美国。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查问他提出的把300名德国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弄到美国的建议是否被采纳。
经过大力催促，建议得到国务院、商务部和陆军部的共同批准。总人数减少为100名，托夫托伊奉命回德国进行挑选。
他离开欧洲还不到3个星期又回到了欧洲，这一次在德国维岑豪森的一座拥挤的小学校舍里和布劳恩及其他主要的德国火箭科学家见面。关于他们在美国的前途，他们的遭遇会怎样，他们将待多久，他不能作任何许诺，但是他发现这些人非常热情。
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些德国人想不想到美国去，要什么条件，而是他们的家属该怎么办。托夫托伊无权把这些家属带到美国去。
德国人指出，德国货币已不能用来为他们的家属提供生活必需品。实际上，在战争刚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要在德国生存下去，就得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燃料、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德国人表示，他们可以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砍伐木材、做其他工作，以交换鸡蛋、其他食物或燃料。
因此，他们感到，在当时物物交换的情况下，即使得到以德国货币支付的薪水，他们也不能把家属丢下。托夫托伊对这种境况的理解，对这些个人问题的热情关心，对被拖进这种困难处境的儿童的同情态度，给全体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夫托伊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家属营，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将由美国政府保证供应，不是作为救济，而是作为他们工资的一部分。
他在乡村中踏勘，找到了3个可以作为家属营的地址。但是美国部队的将级司令官立即表明，他不能为德国文职人员建立家属营。但是托夫托伊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亲自向将军汇报情况。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被允许简略地叙述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
他要求把3个地点之一作为家属营，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地点是以前德国骑兵的营房区。将级司令官听了有关火箭专家和他们对美国的潜在价值的情况介绍以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在巴伐利亚的兰次胡特建立了家属营。美国医生将对这些家属提供医疗照顾，美军后勤人员卖给他们必要的食物。
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们以前曾经请求允许他们把家属带到美国去，甚至提出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和家属住在帐篷里。
托夫托伊在把原来300人的名单削减为100名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实际上几乎办不到，所以他最后折中一下定了118名。目的是要有一个具有充分综合性的团队，要头等人才：有创造性的设计师、科学家和那些不但能帮助装配和发射缴获的V-2，而且能继续研制复杂武器系统的试验工程师。
从任何一方面看都很一般的人员，或者不具备高度的专门经验，将来会和美国现有人员产生竞争的人，他都避免带到美国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真正导弹专家的人，才有资格被选送美国。
融入美国
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自豪和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几乎和结婚一样，非常非常快乐。——冯·布劳恩冯·布劳恩融入美国终于来到美国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火箭和导弹都代表着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极为困难的领域。
因为导弹在战争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发展充分的军用导弹能力对于国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由于导弹技术还是一门年轻的技术，一种新型导弹研制成功后，就会很快过时。一种新型导弹的设计、试验、生产和送往战场使用这一系列过程，几乎必须同时进行。这和正常的军械程序恰恰相反，因为新的装备总是要经过广泛的、旷日持久的试验，以确保在投产和发出使用之前做到绝对可靠。
美国军方马上支持发起一项火箭计划的设想，但起初他们对火箭的复杂性知道得很少。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导弹在发射运行过程中，必须要经受极大的加速度，而且它把许多新的、未经试验的机械装置、材料和精密电子系统结合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产生机械故障。
由于美国的武器系统发展计划也需要在此同时穿插进行，因而有必要建立大型的科学和工程机构，以协调许多有关的工业承包商的行动。陆军将求助于私人工业、学院和大学的研究部门，甚至还将求助于地方学院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让他们获得实际工作训练。托夫托伊将军的正式导弹计划将成为一项全国性的事业。
1945年7月，他去了一趟美国之后又回到欧洲。
当时远东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哈米尔少校志愿和一个步兵师到太平洋地区去，以取得更多的战斗经验。托夫托伊问明哈米尔的去向而后说：“这样吧，哈米尔，要是你万一改变了主意，请拿着这张便条去见我的好友和同班同学范·西克尔上校。我在华盛顿有一项方兴未艾的火箭计划正在进行。”
哈米尔把便条放在口袋里，根本不想用它。他接到命令后，取道美国去了太平洋。他们起飞还不到半小时，飞行员就驾机飞回原地，并且宣布总统刚刚宣告，日本已经投降了。这一天是8月15日。
哈米尔马上把手伸进了口袋里，摸一摸那张便条还在不在。同一项正在进行的火箭计划打交道，看来要比到远东某地去帮助遣散部队更可取。在华盛顿，这张便条成了无价之宝，使他临时被分配去做托夫托伊原来要他做的工作，即在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建立火箭设施。
9月底，托夫托伊派他去波士顿的斯特朗堡。第一批7名德国人已于9月29日到达该地。他就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布劳恩。他们在晚上很迟的时候才坐上火车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时，布劳恩的肝炎病突然发作，断臂的伤口也还没有完全愈合。第二天早晨，火车在阿伯丁试验场停下来。在试验场，多数德国科学家的任务是整理和翻译大约40吨的缴获文件。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工业区里，全国许多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和绝密军事装备正在研制和试验之中。
德国人的工作是帮助他们以前的敌人生产更好、威力更大的武器。
在各种秘密军事活动中，德国科学家实际上是在继续他们在佩内明德时就已经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的工作，但是总是有一个美国大兵跟在身边。
他们在阿伯丁试验场的直接任务是处理纳粹军队崩溃之后，在哈茨山的矿坑中缴获的全部德国导弹文件。有这些专家帮助对40多吨文件进行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评估和翻译，他们所节省的时间和金钱是不可能用工时和美元来计算的。
他们常常一眼就能看出一份文件是重要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速度之所以这样快，是因为他们正在整理的文件以前是他们自己亲手所写，或是他们帮助汇编的。
然而，布劳恩被带到了帕索，也就是布利斯堡。
在哈米尔的指挥下，陆军将在那里的一所附属医院里设立一个分办事处。哈米尔先把布劳恩带到华盛顿。他们在华盛顿待了差不多5天。在此期间，他们俩必须一起行动。
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但更重要的是，布劳恩和所有其他德国人来到美国的事情必须小心地加以保密。托夫托伊有理由担心，过早泄露这一消息会破坏他的整个计划。
在从华盛顿到圣路易斯的火车上，他们同在一个卧铺段，这使他们多少可以不与外人来往。但是在从圣路易斯到帕索的火车上，他们只能搞到车厢两端的铺位。火车开出圣路易斯时，已接近睡觉的时间，所以相对地说问题还比较简单。然而第二天问题就不小了。他们决定装成不是在一起旅行的，只是在吃午饭和早饭的时候在一起。
他们到帕索的时候，布利斯堡的司令官热烈欢迎他们。这时，布劳恩的肝炎已经严重恶化，他问第二天可不可以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他们去了，设立分办事处的问题也解决了。
因为一个德国人老是跟在身边，又不能介绍他的身份，或者告诉人们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就使得哈米尔很难到处走动，去和基地的工程官、军需官以及其他人谈话。于是他把布劳恩交给基地医院的军医看管，自己就自由行动，建立和组织团队了。
有一天，托夫托伊从华盛顿坐飞机来，向医院询问布劳恩的健康情况，并和哈米尔讨论未来的计划。
午餐时间，这两位军官经过一个小小的炮台，该地区已被指定用于建设德国导弹团队的宿舍，但是哈米尔认为，这地方无论是大小还是设施的类型都不合用。他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如研究工作的发展和把家属接到美国来等问题。
哈米尔向托夫托伊建议，他们一起到他知道的一个地方去看看，那地方在一个叫做莉莲牛排馆的小镇边上，离军方用地的边界不远。路上，他们经过威廉·博蒙特综合医院的附属医院，它离综合医院大约2000米。哈米尔说：“这地方不错。你看，周围有一道防卫篱笆，所有的病房都连在一起，有自己的消防队，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
第二天，托夫托伊回到华盛顿，立即向五角大楼的军医局局长办公室汇报。他见到局长手下负责设备的人员，就开始鼓动关闭附属医院，理由是可怜的院长赖厄上校忙得都快要发疯了。此外，他需要用这个地方来执行一项头等重要的技术任务。
召开了一次会议，赖厄上校亲自在会上为托夫托伊作证。会议开得很活跃，托夫托伊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附属医院，由总参谋部批准，移交给军械部，30天内进驻。
哈米尔一安排好实验室和办公室用的房间，德国人马上开始上班。这些所谓“文件夹计划”的科学家，也许受到了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批文职人员都更仔细的考察和更严密的监视，尤其是那些从事技术规划的科学家。
但是，哈米尔发现，管理这些人并没有多大困难。“他们不仅对美国完全忠诚，而且对军械部队也完全忠诚，”哈米尔说，“不怕自相矛盾，我也可以说，他们或许是我所见过的工作最勤奋的团队。”
有一次，托夫托伊要求哈米尔提出一份非常大型的火箭计划，他要在星期二提交给总参谋部。这个要求是星期一下达的。德国人星期一不分昼夜地干。第二天早晨6时30分飞机就要起飞的时候，一份十分详尽的计划的最后图样和规格交给了哈米尔，使他能亲自带到华盛顿去交给托夫托伊。
托夫托伊谈及这批科学家时也说：“我从开始和他们谈判的时候起，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们我办不到的事情。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了扯皮、失望和尴尬，但是他们保持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充分的理解，而且满怀希望。为了取得公民资格，他们确实努力地进行工作。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他们是优秀的美国人，而且是一宗社会财富。”
布利斯堡的附属医院很快成为了一座令人非常满意的综合公寓。不久，这些德国人作为陆军导弹界的真正成员，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建立各种团体，参加教堂、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
来自德国兰次胡特家属营的消息表明，由于战争后期对德国人家庭的正常食物供应成了问题，许多家属实际上都缺乏维生素，或有其他营养问题。这种情况的依据是美国医生的报告。
布利斯堡的德国人，常常是在军事人员的监护下，才可以到帕索去逛商店。
他们每天的工资是6美元，剩余的薪水从战争赔款中以德国马克支付给兰次胡特的家属。但是，国务院规定的条例中有一条，德国人不可以寄包裹回去。他们在杂货店和其他商店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浓缩食物、糖果、肥皂、维生素和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不能购买这些东西。
陆军开始协商把家属接过来。
第一批家属于1946年12月到达，刚好赶上过圣诞节。此后陆续不断，直至1947年夏。当时，德国人及其家属住在临时改建过的医院里，病房变成了小公寓房间。也就在这个时候，布劳恩写信向表妹玛丽亚求婚，并且乘陆军的一艘船去德国结婚，随后把她带回美国来。
托夫托伊经常下去看望这些科学家们，大约每月一次或者六星期一次。他常常在一本记事簿上记下他们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的细小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有趣的发展。同时，由于他和德国人见面多了，彼此之间也有了对话。
话题之一是放宽某些规定的问题。他向他们指出，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处于军事拘留状态，但是他们毕竟不像战俘那样，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过来押过去。
布劳恩回答说：“嗯，这倒也是，上校。然而实际上唯一的区别只是枪没有上子弹而已。”
托夫托伊认为这是布劳恩对他的绝妙回敬。其实，布劳恩当时往往开玩笑地把自己说成是和平俘虏。
不久，他们开始穿起了牛仔靴，戴上了宽边高顶帽，把自己看成是得克萨斯人。但是由于受到军事拘留，他们在美国没有正式地位。必须等到他们完全成为正式移民，才有指望取得公民资格，这在某些情况下得要5年之久。
美国开始了火箭研究工作
根据签订的《文件夹合同》，这些科学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陆军、海军、空军的承包商建立一个咨询中心；帮助发射V-2，并为一项高层大气研究计划把仪器送上高空；研制一种新式试验导弹，即用V-2助推的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飞行器等。
陆军一开始就考虑，新式导弹的射程要达到1600千米，或者更远。作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托夫托伊的计划包括对还在探讨中的800千米导弹进行初步研究。显然，必须有一个其试验区比以往所想象的要长得多的试验场。
为了取得有关飞行试验的技术数据，还必须设计并安装靶场仪表设备的复杂系统。因为把发射出去的导弹找回来进行研究十分重要，所以决定搞一个陆上试验区。于是批准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带建立怀特沙漠试验场，并开始了美国第一个大型的导弹计划——“V-2计划”。
布劳恩和他的团队在军方其他部门的配合下，在美国土地上开始了卓有成效的火箭研究工作，这离他的太空梦想又近了一步。
1946年12月17日V-2火箭创造了单级火箭的速度和高度纪录，速度为每小时5800千米，高度是180多千米。
1947年1月23日，在一次V-2飞行试验中，一种非常先进的新型遥测系统运转成功，证明有可能把整个火箭系统及其科学仪器组件的50多种不同性能数据，从飞行中的火箭上发射回地面记录站。
1947年10月9日，当一枚V-2以每小时5500千米的速度飞行时，怀特沙漠的工程师们首次从超音速飞行中获得了用仪器精确测得的热传导数据。
1948年2月6日，无线电指令控制系统对一枚V-2进行控制，它标志着美国首次在地面上用无线电对一个正在飞行的、以火箭为动力的大型飞行器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作为陆军火箭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军械部队合作研制的首批“完全美国造”导弹发射成功。1947年1月，陆军军械人员第一次成功地用降落伞把一枚这样的火箭从60千米的高度降下来。这次试验十分成功，几乎所有的部件，包括精密的无线电设备都打捞起来了。
而这种导弹比V-2小得多，装满燃料时重量才300千克，最高速度每小时大约4500千米。
1949年2月24日，陆军军械署把V-2和这种火箭结合起来，制造出一枚绰号“庞然大物”的二级火箭，达到当时人造物体到达的最大高度。这枚导弹到达飞行最高点时离地400多千米，实际上已在地球大气层之外了，最高速度每小时超过8000千米。
“庞然大物”6分半钟达到创纪录高度，于发射12分钟后着陆。它带有一台特殊无线电设备，向地面记录站发射有关它在飞行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的技术资料。无线电设备在这样的极端高度操作，这还是头一次。用这种方式获得资料，为在以前从未探测过的高空区域获得科学知识提供了一种方法。
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V-2飞行的成功率是68％。当然，被列为不成功的许多导弹，从实验的观点看还是极其有用的。例如，有一枚V-2因为操纵系统工作不正常被认为是失败。但是这枚导弹达到110千米的高度，在上面进行的实验结果很好。
V-2计划的全面成果，不能完全用分析百分比数字和成功不成功的次数来衡量，而应该看到V-2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导弹，它对导弹技术和宇宙飞行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此后，在V-2计划的基础上陆续开发了“庞然大物式”、“普什奥弗式”、“布洛森式”和“桑迪式”火箭。在“普什奥弗式”的飞行中，有意让一枚装满燃料的V-2爆炸，以确定它从舰上发射以后回降时的效应。在“布洛森式”的飞行中，7枚V-2火箭经过大幅度改装，并且装载着可用降落伞回收的许多大型仪器箱。
“桑迪计划”是从“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发射V-2的密码名称。“桑迪式”虽然有一阵子叫人担心，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桑迪式”首次证明，可以从海洋舰艇上发射大型火箭。
虽然陆军在研制火箭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真正朝着经费充足的特大型导弹计划前进却花了很长时间。怀特沙漠的V-2发射越来越成了家常便饭，于是托夫托伊要求布劳恩和他的德国团队开始研制一种新火箭。
但是要研究像高级的V-2那样的东西，当时的经费是完全不够的，而且也没有研制高级发动机用的火箭发动机试验台。战争刚结束的这些年头，军事武器计划处于退潮时期。没有人对新武器感兴趣，本钱不够而光有“想干大事”的想法是没用的。
那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很大，为了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华盛顿和布利斯堡团队共同决定：研制一种小型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实验用飞行器，用一枚稍加改装的V-2就可以使它达到初速和高度。
他们在布利斯堡附属医院旁边建起一个基础试制车间。到当时为止，附属医院一直是布劳恩团队的住所兼工作场所。
因为通用电气公司根据赫姆斯导弹合同来负责该车间的活动，所以布劳恩的实验所用冲压喷气发动机飞行器被命名为“赫姆斯2号”。
一直以来，布劳恩和他的团队还是习惯于佩内明德充足的试验设备。现在预算很少，设备是临时凑合的，但是他们还是以惊人的才能把工作做好。
两辆旧拖车被改装成扩散器和燃烧试验台。空气由陆军富余的一组机动压气机供应。为了在更有代表性的飞行高度条件下进行试验，他们硬是把整个设备拖到内华达山脉的一条山路上去，在海拔3000米，大气压力减少的情况下进行试车。
至1949年，军械署在火箭和导弹方面显然需要一个现场管理机构。计划进展顺利，可是有关指导则出自五角大楼的托夫托伊办公室。导弹部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托夫托伊觉得必须分散管理权，建立一个类似研制大炮、坦克和自动军械装备的兵工厂。
1949年8月1日，布利斯堡将级司令官明确地对托夫托伊说，他想在布利斯堡军用基地建设附加设施的计划不可能得到总部的批准。布利斯堡的防空导弹训练工作负担增加，使他不能把以前答应过的土地给托夫托伊。帕索国际机场的跑道延长，加上毗邻的比格斯机场被宣布为战略空军指挥部的基地，更使得朝任何方向扩展都成为不可能。
因此，1949年8月14日，托夫托伊专程到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去看看雷德斯通兵工厂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托夫托伊察看了一下，认为完全不适于开展他的工作。然而有人建议他顺便去看一看毗邻的亨茨维尔兵工厂。这是工兵部队正要拍卖的一家化学工厂。结果他发现，无论是对目前的工作还是计划中的工作，这个地方都很理想。
次日，托夫托伊动身去华盛顿，向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汇报了这个情况。托夫托伊找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办公室磋商，希望立即批准军械署把全部设施买过来，理由是：为了进行必要的野外试验，导弹需要大大扩大场地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托夫托伊自己认为，他已经把导弹武器的军事用途阐述得一清二楚了。果实已在树上，很快就要成熟。但是，军械署的第一份请求报告通过某些渠道送到陆军部长戈登·格雷那里以后，转回来时，上面写的是托夫托伊生平所曾接到的最简短的批语，这个批语只有4个字：“绝对不行。”
在这个时候搞发展，是和陆军部长的方针抵触的。换句话说，托夫托伊面临着战后削减军费的潮流。他装傻，装作对批语不理解，他故意把“绝对”理解成“可能”，继续为他的计划开展工作。
军械署长埃弗雷特·休斯少将带他到总参谋长办公室。五角大楼里反映亨茨维尔和雷德斯通两个兵工厂地区的唯一的一张地图是巨幅的，托夫托伊身边有胶带想把地图贴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的墙上。但是，他发现墙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只好在总参谋长大办公室的地毯上把地图铺开。
在谈话时，他必须指出什么地区派什么用场，但又没有一根够长的指示棍，所以只好在地板上绕着地图爬来爬去。最后，他在副总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面前站起来——劳顿·柯林所将军在紧要关头不能参加，李奇微要为他作出决定。托夫托伊对李奇微将军笑着说：“无论是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我真的是跪在地上向你乞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得到了亨茨维尔兵工厂，并把它和老雷德斯通兵工厂结合起来。这一新的联合设施——雷德斯通兵工厂，从此以后将成为军械署在火箭和导弹方面一切活动的热闹中心，以及美国陆军军用导弹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有信息给他，可以动手研制“红石”火箭了。
1950年4月，新的陆军导弹中心主任托马斯·哈米尔少校向雷德斯通的新任指挥官托马斯·文森特准将报到。他们立即为将布劳恩团队调到亚拉巴马做准备。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乔治·马歇尔航天中心以及种种宏图大业的基础已经奠定……
从1946年初至1951年7月1日，制作和发射V-2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布劳恩团队、陆军军械署导弹技术人员、驻扎在布利斯堡的第一导弹营官兵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密切合作在怀特沙漠试验场完成的。在6年里，美国陆军试验发射了70枚V-2火箭。
1951年7月，通用电气公司把全部V-2材料移交给陆军军械部队，由该部队负起完成V-2计划的责任。8月，陆军成功地进行了9次V-2推进装置的试车台试验，发射了5枚高空研究导弹，其中有一枚上升到210多千米的高度。
对于美国来说，“V-2计划”极为重要，因为没过几年，美国的“导弹工业”就随着V-2计划发展起来了，这一计划为美国未来的一切火箭成就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