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奥伯特教授是布劳恩早期在德国从事火箭研究时的良师益友，他后来曾这样写道：
布劳恩是人类进入宇宙的先驱者。尽管障碍重重，但他对自己的目标从不动摇。他是新技术的创造者之一。他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科学家，集学者、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于一身。
他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指挥着各种独奏演员，并懂得怎样把他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他的天才和干劲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为人品质也同样重要。
特别是在亨茨维尔的岁月里，政府内外的美国航空航天界人士，对学者、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三位一体的布劳恩的才能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同布劳恩密切合作过的成百上千名专家中，许多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在各种工程计划中发生过的无数奇闻逸事。
有一次，发射和控制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小组花了很多时间，设计并研制出一种从导弹中释放出临时管缆连接器接头的机械装置。工程师们先在工作台上对这种装置进行了测试，为保证在表演给布劳恩看时能顺利运转，进行了多达12次的试验，并全部成功，于是把布劳恩请来看下一次试验。
工程师们很热心地表演自己的新发明，可是偏偏这次试验却失败了。现场的工程师们都感到非常尴尬，然而布劳恩没多说什么，只是向工程师小组指出：在他们邀请他的过程中，过多的试验次数使里面的钢珠磨伤了释放装置的插销。
布劳恩向他们建议，在插销里面放一个环槽，使钢珠和插销之间形成线接触，而不是点接触。工程师们按照他的意见对这一装置进行重新设计，加进了环槽。从此以后，临时管缆释放器再也没有出过毛病。
鲍勃·施温哈默是雷德斯通兵工厂早期的工作人员和计划管理人员之一。他回忆起他曾经领导一个工程师小组，为设计一种真空泵而拼命工作。有些专家说，他们需要这种真空泵来解决航天器某一段内部的湿度问题。尽管这项计划投入了大量工时，但是施温哈默却遭到挫折。
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遇到了布劳恩，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布劳恩看了看他，说道：“鲍勃，你们应当变戏法——把真空泵送到外层空间的真空中去好吗？”他的意思是可以靠外层空间的真空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
施温哈默回忆道，那一天他回去之后，对他的工程师们说：“把那该死的真空泵给我搬出去！”施温哈默后来说，事情正如布劳恩的直觉所感知的那样，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是美国的试验发射中心，一旦美国决定执行一项空间计划，那里横七竖八的庞大设备马上就会成为通向未来的手段。放置大型导弹和火箭的巨人般钢塔、发射台和控制中心，还有复杂的电子通信设备，投资达几十亿美元之巨。
在早期，这样那样的爆炸、不幸和失败时常发生，专家和公众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可是，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进步，每当火箭在发射阶段发生爆炸，布劳恩就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布劳恩时刻梦想着，能有那么一天，航天火箭会变得和航空班机一样可靠。
“红石”火箭、“丘比特”导弹和“土星号”火箭的一家主要承包商是克莱斯勒公司。
该公司航天分公司董事长劳里有一次回忆起共同取得的成就时说道：“‘土星号’火箭的质量很好，我认为首先应归功于布劳恩。布劳恩博士在接收我们的第一枚运载火箭时说，‘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不是通过检查得到的，必须依靠制造过程中的一丝不苟，要以一种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虔诚来进行工作。’我相信，布劳恩和他的同事所持的这种态度，同我们的空间计划取得伟大成就有直接的关系，同实现未来的空间计划也将大有关系。”
按照布劳恩的看法，机械故障、设备事故和设计不当都可以“通过操作排除”。但是因为人的骄傲自满和管理上的马虎而造成的失误，就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办法来纠正。如果这种失误导致灾难或事故，情况往往特别令人痛心和沮丧。1967年1月27日，布劳恩和千百万其他的美国人就有过这么一次痛苦的经历。
那天晚上，华盛顿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小轿车缓慢地挪动着，纷纷会聚到通往白宫的车道上。在白宫里，约翰逊总统正在设宴招待苏联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经过了10年狂热的空间竞赛，耗费了几十亿美元和卢布，两国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一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条约。
签字仪式是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举行的。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苏联高级官员，一些最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国务院的代表和参众两院空间委员会的成员。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派来了一个由新任局长詹姆斯·韦布亲自率领的，由各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级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引人瞩目。
此时，这些官员正在宴席上享用只有白宫才能搞得到的山珍海味，还有上好的威士忌酒、进口伏特加和鱼子酱。总统显得十分自信，因为条约已经签订，这对于约翰逊和他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大约19时，一名白宫助手挤过人群，找到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告诉他有紧急电话。韦布向旁边的贵宾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宴会大厅。
他拿起话筒，听到该局公众事务副主任朱利安·希尔的声音。希尔语气沉重地向韦布报告，肯尼迪航天中心出了事故。34号发射台上在进行模拟飞行试验时，注满纯氧的座舱发生了大火和爆炸，3名美国宇航员当场遇难。
詹姆斯·韦布面容严峻，回到招待会上，将此次灾难告知了总统，随之宣布宴会结束。在这样的时刻披露这种可怕的消息，再没有比这更煞风景的了。
国家航空航天局立即行动起来了，韦布把他的高级人员召集到马里兰大街400号的局总部里来。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对于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的宇航员之死，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在他们感到遭受损失的同时，出于职业的角度，有些人也在担心，整个空间计划会不会因此而停顿。
吉尔鲁思博士立即下令，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和休斯敦封锁消息。塞缪尔·菲利普斯少将是新近任命的负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华盛顿官员。他要求把这次试验的一切设备、装置和记录冻结封存起来。然后他坐上一架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机匆匆赶到肯尼迪航天中心去，亲自掌管34号发射台。
与此同时，韦布和他的其他高级人员商量，准备指定一个专家小组领导调查委员会。他们在马里兰大街工作到深夜。他们知道，第二天早晨国会和报纸就会沸沸扬扬，质疑和责难声就会铺天盖地涌来。实际上，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高级官员还在总部开会的时候，国会空间委员会的成员们就已经在通过电话进行协商，准备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了。
韦布指出了这一悲剧事件对整个航天计划意味着什么。“我们历来清楚，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韦布说道，“但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故阻碍计划的进行，我们的航天计划还要继续下去。首先，我们要停下来找出事故的原因，但是我们将继续前进。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总有一天宇航员可能遇难，但是有谁料到第一次悲剧竟然会发生在地面上呢？”
布劳恩说：“格斯·格里索姆、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之死，使我们与土星—阿波罗计划有关的全体人员失去了3位好朋友，3名空间探测的勇敢先驱者。他们的死使我们想起了罗马格言‘历经艰险，终成大业’。这3名宇航员之死更迫使我们勇往直前，以证明他们不会是白死的。因为他们自己曾说过，征服宇宙是值得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也期望我们敢于冒生命之险把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电台和电视台实况转播出殡仪式。千百万美国人在收听收看，一派肃穆，就像又一次看到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寒气逼人的空气中，回响着马蹄的“嘚嘚”声，运载过肯尼迪遗体的那一辆炮兵弹药车的轮子“吱嘎”作响。吹过安息号以后，棺材上的国旗被小心地折叠起来，交给死者的遗孀。
消息开始透露出来，说是灾难发生之前曾经出现过充分的先兆，这些先兆显然被忽略了，或者完全置之脑后了。有几个记者仔细地阐述了阿波罗系统的致命缺陷。
布劳恩没有直接参与研制阿波罗的各种密封舱。他的任务是制造“土星号”火箭助推器，把月球飞船送上天。
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会经过长时间的彻底调查以后，最后得出结论：航天器除了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人员粗心大意以及某些方面管理不善的问题，而“土星号”火箭性能良好。
34号发射台发生事故以后，布劳恩准备进一步确保在他的责任范围内不发生类似事件。他和马歇尔航天中心的高级人员开了好几次会，并且让他的工业界承包商也知道，在工程方面不做出最大努力，在工艺上，特别是在质量控制方面没有达到最好水平，他都是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这是他与“土星号”火箭承包商打交道的一贯方式。他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重新强调一下而已。阿波罗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华盛顿邮报》编辑雷斯特勒普披露，国会议员威席·瑞安曾经透露，布劳恩在1967年2月15日曾写信给北美洛克达因分公司，指责这一家公司的某些做法，“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引起严重事件”。
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韦布1967年9月14日在给瑞安的信中写道：“经过试验和清洗之后，发现发动机里有异物微粒。布劳恩博士马上采取有力措施，指导有关的承包商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布劳恩的信谈到H-1发动机，这是为土星1-B火箭提供动力的。明年在月球飞行之前，准备用这种火箭把3名宇航员送入地球轨道，进行飞行演习。信中还谈到J-2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土星1-B和巨大的‘土星5号’月球火箭所通用的。发动机由洛克达因公司制造，火箭各级本身则归克莱斯勒公司制造。”
现在回顾起来，土星火箭计划的成功实在令人惊叹。许多科学家说，它的影响无法估量。从工程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和生产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相媲美。整个阿波罗计划的规模还更大，是人类最令人敬畏的事业。
所有的“土星号”火箭飞行都取得成功，一切飞行任务都胜利完成，宇航员一个也没有死，也没有在空间发生孤立无援的情况。这些都是和布劳恩的能力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实际上可能有人会问，他对工业界和马歇尔中心的工程师们那么严厉，要求那么严格，他们可能并不怎么感谢他吧？
国家航空航天局设在雷德斯通的科学部代助理主任乔治·布克在给布劳恩的一封信中，回忆起1956年4月他刚参加布劳恩团队时，被布劳恩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和作决定的方式吸引住了：“有时我心里想，‘天啊，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呀！每个人都觉得他必须发言。为什么布劳恩博士不采取强硬立场，中止讨论，作出他自己的决定呢？’”
“当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你是有意地在用独特而又巧妙的办法主持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以后，你才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对你所规定的目标和提出的行动纲要出过主意，因而必须承担义务。”
“然后他又转向那些在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人，问道：‘这个意见你听了怎么样？可以求同存异吗？’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的：‘我将尽力支持。’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知道要做什么，而且对将要作出贡献的每个实验室的实力和弱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了如指掌。”
在布劳恩的计划和工程中，彼此密切配合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几乎在有关火箭或空间技术发展的每一次讨论中，他都会使用“集体”或“协作”这样的字眼。几乎在他的每次讲话中，特别是在他接受奖品和纪念品时发表的演说中，他总是把功劳归于集体。
“探险者1号”发射10周年的时候，纪念委员会主席邀请他在华盛顿全国报业俱乐部的午宴上讲话。他说，只有把詹姆斯·范艾伦博士和威廉·皮克林博士也请来，平等分享这种荣誉，他才肯接受邀请。因为，皮克林是曾经制造出“探险者号”卫星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范艾伦博士制造的测试仪器组件，在试验中发现了围绕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
这种集体概念在佩内明德起过作用。布劳恩坚持认为，这种概念在雷德斯通兵工厂也能起作用。他说，今天火箭技术已经扩大到燃料化学和特高频无线电、应力分析和超音速空气动力学、材料研究和陀螺仪、纯数学和工厂管理等技术领域。一个人的脑筋是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的。就像打棒球一样，固然需要优秀队员，但是这些队员之间互相配合的好坏才决定他们是劲旅还是弱队。
“靠管理部门的命令，人为拼凑起来的研制机构，在高级导弹系统的竞赛中，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这种任务只能由一个和谐稳定的工作团队来完成。”在20世纪50年代，当许多人提出马上消灭“火箭差距”的灵丹妙药时，布劳恩就曾经对五角大楼的高官们这样说过。
在一个优秀的集体里，有一种归属感、自豪感、集体荣誉感，大家的行动就会带有自发的成分。一个优秀的集体应该像一棵树或一株花一样，慢慢地有机地成长。要使一个优秀的集体成长开花，管理部门所能提供的只是健康的工作环境。管理部门就像园丁一样，要让花得到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和肥料，其他的任务大自然自会完成。
建设一个集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操之过急，往往要出毛病。施肥过多，花会枯死。不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新成员互相了解，也会给一个健康的集体的成长带来严重的损害。不管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机械师，都必须学会正确评价同事的才能和造诣。在导弹研制和宇宙飞行方面，因为根本说不清哪一个专业组更重要，所以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
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旦学会像一个整体一样共事，他们就会嘲笑谁重要谁不重要的辩论，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是互相依赖的。
布劳恩还说，“我认为，下列诸因素是最基本的，实际上也是一个成功的导弹研究团队所必不可少的：最大限度地委派权力是必要的。导弹牵涉的方面很多，需要来自各种不同科学领域的大量专家。在导弹计划中，被委以领导重任的人应该谦虚，要认识到他们也和比较低级的同事一样，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用专横的方式管理导弹计划，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有效而且不断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也同样重要。这里，负责的领导人同样应该谦虚，要承认更多的好主意往往来自技术团队的具体工作人员，而不是来自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几乎总是忙于计划、预算，处理人事、合同等问题。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研制机构的具体工作人员想出来的好主意，无法让高级管理部门知道，那么，这个集体就要退化。”
布劳恩回顾了早期一枚“红石”导弹在飞行途中出问题的情况。遥测记录显示，出事之前飞行情况一切正常。根据遥测记录还可以确定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可是，怀疑出问题的地方恰恰是在实验室中经过许多次试验仔细检查过的，因此一切解释听起来都很矫揉造作。
提出了好几种理论，大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性最大。于是根据这种理论提出了补救办法。就在这个时候，发射组的一位技术员打电话给布劳恩，说要见他。他来到布劳恩的办公室，告诉他，在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中，他曾经把某一个接头拧紧，以确保良好的接触。
他这样做的时候，用一把螺丝刀碰到了一个接点，并引出火花来。因为这件小事发生过后，整个系统检验情况良好，所以他也就没有去注意它。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故障可能就出在那一台设备上，他想把情况告诉布劳恩，供他参考。
布劳恩很快带着大家进行了研究，发现问题确实就出在那里。不用说，基于错误的判断而提出的“补救办法”撤销了，一切保持原样不变。
布劳恩送给那位技术员一瓶香槟酒，因为他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诚实不吃亏，即使有把自己牵连进去的危险也不要紧。“像火箭研制这样艰巨的集体努力，绝对的诚实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他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也不应该免除一个集体成员在他特定范围内的个人责任。况且，集体成员往往对这种责任很有自豪感，很乐意承担。但是，在像火箭计划这样耗资数百亿美元，风险很大的工程中，一个人应该可以确信：如果他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招来麻烦，的确出了问题，那么管理部门将会给他以支持。
最后一点，一个优秀的集体需要有健康的新陈代谢。按照布劳恩的说法是，“在一个有生气的集体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提升机会。没有这种机会，这个集体就会停滞不前，一事无成。”
保持提升机会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吸收青年人。这种吸收新鲜血液的做法，可以使集体能经得起关键性人员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是由于年老和死亡，而且在自由经济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健康的新陈代谢不应当和人员大接班混为一谈。前者是一个健康集体的标志，而人员大换班则清楚地表明一个集体出了问题。
对布劳恩的工程天才和献身精神最为感谢的是那些宇航员，布劳恩在他家的私人图书室里有一本皮封面的书，这本书是头3个登上月球的人写的，上面的题字是：
献给韦纳：
是您的主张和预言、您的宣传和研究、您的扶持和促进，使我们捷足先登月球。
尼尔·阿姆斯特朗
巴兹·奥尔德林
迈克·科林斯
外太空猜想
布劳恩说：“在航空史上，我们看到赖特兄弟的飞机，迅速发展成为50年代的螺旋桨飞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后来喷气发动机取而代之，在几年之中，速度、有效载重量、经济和舒适等方面都跃进到了新的水平。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并不是想入非非。”
布劳恩指出，与1958年发射第一颗“探险者”卫星时相比，今天把一定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开支要少得多。当时，把500克重的东西送入轨道得花50万美元，10年以后，“土星5号”只要花500美元，仅为初期的01％。
布劳恩说：“复用航天飞机可能使价格进一步降低到60美元的水平。采用安全的核火箭动力，我们就的确能做到经济上划算，尤其是在深空。同样的重量，核反应比化学反应释放出的能量多几百万倍。只要我们有火箭装置，一枚‘土星5号’的3千吨推进剂就可以用一两千克核燃料代替。”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存在着对宇宙空间的巨大兴趣和全面的宇宙观。由于旧信念的消亡，人们渴望有一种宇宙哲学，需要了解我们究竟是谁，是怎样到地球上来的，便是这方面的明证。我相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新兴趣，是我们的空间成就引起的特别是人登上月球和对邻近行星的探测引起的。”
“大家对宇宙空间最感兴趣的可能是宇宙论和搜寻地球外生物。卡尔·萨根在他的《宇宙联系》一书中写道，这些课题拨动了人类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弦。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搜寻地球外生物，可以成为大家支持太阳系内外的空间实验的关键。”
“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射电天文台台长伯纳德·洛弗尔爵士指出，在银河之中可能大约有10亿个有行星系的恒星，在整个宇宙中则应当有几万亿个。伯纳德爵士说，可以排除大量的恒星成为生物住所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能不具备像我们地球上的温度和环境的稳定条件。但是，宇宙还有围绕着这些恒星运转的大量行星，可能具备和我们类似的环境条件。即使如此，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又怎么解释呢？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它是独一无二的吗？”
“你认为我们能有效地与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聪明的文明世界通信吗？” 布劳恩的一个朋友问他。
“你得知道，行星之间距离是如此之远，一个信息要到达另一个有居民的行星，可能需要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很难进行及时的通信。比如能确定有这样一个行星，并搞清楚他们的语言后，你可以发出一个电讯，说：‘地球向你问候，你好！’几千年之后，回音来了：‘很好，谢谢。你好！’”
“如果我们的后代有一天能掌握光子推进技术，他们就能够以接近于光的速度飞行，那么设想有一天能实现载人的星际飞行，就似乎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讨论过的时间相对变慢效应！进行这种冒险飞行的宇航员，就他们自身而言，可能一去几十年，而在同一时间内，地球上可能已过了上千年。”
“你相信我们地球上的人会在太阳系内部进行扩张，也许会把一些行星开拓为殖民地吗？”朋友继续问他。
“我相信，”布劳恩加重语气回答道，“征服宇宙空间才刚刚开始，但是它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在今后的年代里，这些变化会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空间科学目前还处在婴儿期。今天它所处的地位和飞机在基蒂霍克第一次成功飞行几年后的地位一样。当时如果有人告诉赖特兄弟，我们将会有一种能在两顿饭之间的时间内穿过整个国家的运输系统，他们将会大笑起来。”
“50年后，宇宙时代的奇迹将会展现在人类的眼前。那时，也许好几国考察队已经到金星和火星上去了，载人的探索性航行将会伸展到木星、土星以及它们的天然卫星。”
“到月球去的航行将成为家常便饭。同现在正在南极洲进行的探索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将来也会有一些国家在月球上设立半永久性的研究站，进行大量的勘探、测量、隧道开凿，甚至规模有限地进行稀有矿石和矿物的开采活动。”
“在月球上一些特别适当的地点，将修建起永久性的、舒适的供居住用的建筑物。它们将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和探险家来充实月球实验室和天文台。这些地方设备齐全、密封、装有空气调节器。有些地方可能有天文观测窗，可以很好地观察月球上的壮丽景色。”
“现在地球已经被许多人造卫星所包围，所有这些卫星都成了太阳系的正式成员。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卫星，有载人的，有不载人的，大小、用途、国别、轨道高度、轨道倾角各异。有些卫星将取代邮递员的工作，附带说一句，这种卫星是最赚钱的。”
“这种卫星保持在地球定常轨道上，像是固定在旋转着的地球的赤道某一点上空，能接收拍发给它们的电报并播放给另一地点。快速编码技术，结合宽频带宽度和地面站网，就能为家家户户提供传真邮件快速输送系统，做到一切通信绝对保密。只要有这样的通信卫星，就能处理全部私人和官方的通信邮件，不仅包括美国国内的通信，而且兼及地球上任何地点之间的联络，所有电报从发到收都不会超过一小时。”
“现在，甚至连拟订开拓火星和金星殖民地的详尽工程计划，都还没有足够的资料。确实可能存在重大障碍，以致使整个计划成为不可能，或至少是使计划失去吸引力。另外，在其他星球建造人造居住点，不是工程上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成本问题。只要地球上还留有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人们就会拿在沙漠、丛林、两极地区，甚至在海底建造住宅的成本与其进行比较。但是我毫不怀疑，人绝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我们小小星球的范围之中。”
“人已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球，自然也将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其他行星。人总是不断努力获取一切可能获得的知识。人类不会在最使人感兴趣的自然之谜面前停滞不前，尤其是在空间技术提供了解开这些谜的必要手段时停滞不前。空间探测和空间住所问题可能带有更大的困难和冒险性，这将对最强大的国家和最优秀的民族提出特别强有力的挑战！”
“18世纪的科学家要预见19世纪电机工程的产生，需要有非凡的远见卓识。19世纪的科学家要预见20世纪的核动力工厂，也需要有同样的灵感触发。无疑地，21世纪也会有同样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物，而且还会更多。”
“21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开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布劳恩肯定地说。
最后的时光
1975年8月下旬，玛丽亚和布劳恩到安大略省去度假。“黎明时分的清新宜人，密林深处的芬芳沁人，使我变得年轻，”他说，“我又一次领略了富有加拿大恬静风味的荒野和不受污染的禁猎区。”
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有轻微的便血症状。起初，他并没太在意。几个星期后，便血的情况又出现了，且比前一次严重得多。
回到华盛顿，他立即前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专家们确定他患的是大肠恶性肿瘤，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他被严格隔离起来，但是他生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对他给予高度关注，祝愿如雪片般飞向他的办公室。
他住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然而在起初看来很成功的手术之后，他持续高烧，产生了一系列并发症。由于暂时不能进食，只靠静脉点滴，一个月后，他的体重减少了9000克。
直至9月29日布劳恩才出院，医生严格叮嘱他不能紧张。而闲不住的他利用住院和在家恢复的4个星期读了10多本书。
虽然身体不再健康，但他意志仍然坚强。布劳恩在11月初又回到马里兰州费尔柴尔德公司办公室的书桌旁。不久后，他继续参与刚建立不久的全国航天协会的工作。
布劳恩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但他说，也许他是世界上少见的真正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之一。“有幸几乎终生担负重任，以帮助实现自己童年时代幻想的人，你还能举出很多来吗？如果我明天就死去，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是充实的，激动人心的，得到了很多报偿的。一个人还有别的什么可求的呢？”
1977年初，即将卸任的福特总统授予布劳恩国家科学奖章，并由费尔柴尔德公司主席爱德华·乌尔亲自带至医院颁发给布劳恩。
布劳恩因肠癌于1977年6月16日病逝于亚历山德里亚市，终年65岁。
新上任的卡特总统说：“对众多的美国人而言，韦纳·冯·布劳恩代表着太空探索及技术的开创性应用……不只美国人民，世界上的人类都因他的努力而受益。”
布劳恩在马歇尔航天中心的接班人威廉·卢卡斯博士在亨茨维尔的布劳恩市中心奉献仪式上介绍布劳恩时说：“布劳恩博士对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空间探索变为现实之前他就对此坚信不疑。他专心致志，梦寐以求，百折不挠，终于以他的天才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它变成了现实。”
“美国的空间计划与布劳恩的名字比与任何其他人的名字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已经产生了许多实际效益。它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它及时振奋了美国的精神和全世界的类似精神；它提高了人对宇宙的估价；它开阔了人的眼界；它刺激了经济；它继续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