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够频繁的见面与我们的课程安排大有关系。大一的第一学期课程少得可怜，每周二十节左右，当然这比起每周课时不到十五节的美国大学来还是有较大差距的。由于我刻意遵循“必修课选逃，任意选修课必逃”这一前辈学生留下的箴言，所以上课不多。举动跟我类似的人也不少。比如，某月某日，我和概念通过交流笑话好歹熬过了四节课，一起去学校后门外午餐，迎面撞上七八个同班男生，概念惊呼：你们集体CS去了！他们像是中了彩票一样，笑而不答。他们人数众多，走在路上，连背影都浩浩荡荡。让我感到可能今天本来就是老师在网吧讲授CS攻略秘技的，而我和概念才是真正逃了课。此外，我每次坐在教室里面都感到目不暇接，因为总是有些千奇百怪的新鲜面孔扑面而来。我还作了一次换位思考，教室里面的家伙，要是哪天运气不坏，碰巧看到我，肯定会这样想：这人是不是走错了教室？不过由于大学里教室变幻无常，楼道也不失错综复杂，所以我的确经常走错教室，不可理解的是，往往在听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来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而该去的地方却又没去。唯一基本没有走错的地方就是厕所。
频繁见面还与我对大学制度的看法密切相关。据说实践是真理性认识产生的根源，因此我对于逃课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花钱打的饭菜，味道不可口，可以倒掉；花钱泡的女朋友，性情不可爱，可以甩掉；花钱买的电脑，性能不可靠，可以砸掉。依此类推，花钱修的课，质量太可疑，当然可以逃掉。即使我去上课，也无非是反复扮演如下四个角色：首先是擦拭桌椅的清洁工，然后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听众，接着是酣畅淋漓的睡眠者，最后是饥饿的人。
之所以说质量可疑。一是课程设置。像许多人一样，我对大学课堂的感情是在一些不合理的课程安排中彻底灭绝的。老师也非常清楚我们对某些课不感兴趣，甚至反感，有时还会出现群情激愤的情况，而且他们更能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人轻视，因此节节课点名，考试时一有机会就痛下杀手。二是教材。我开始看到大多数课本是本校老师编著的，也就是自己人写的，自豪感腾空而起。所谓师资力量雄厚，真是所言非虚。后来我逐渐明白事理，才发现其实是抄袭力量雄厚。而且因为抄袭这种手工活是个大学生都会，或者说，是个人都会，不就是复制粘贴吗？所以此类速朽的文字垃圾只能卖给本校学生。现在几乎所有零售书店都是书本上架立即八折，但是校方居然十分离谱地以匪夷所思的原价卖给学生。为了表示对本校老师的尊敬，很多教材，除了封面，我从没有染指，染指的念头也没有动过一次。很多教材的去向基本上是，毕业时被学生原封不动地卖给学校正门一个废旧图书收购书店。
当然，最可疑的要数诸位自认为是大师的正副教授之流。对于这些大师，我有很多种理解：年龄很大的老师；脾气很大的老师；架子很大的老师；讲课讲得学生头都大了的老师。反正无论我怎样改革思维，都觉得不可能是学问很大的老师。在自我介绍时，我们的诸位大师竟有一个相同的三段论：我思想开放，你们有逃离教室的自由；我治学严谨，每节课都会点名；我为人公平，凡记录在案的逃课者达两次以上均不及格。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大师，主讲的是政治经济学。这位老师的课我一次也没有逃，尽管我对大学课堂一千个不耐烦，但我绝对不想交了一大笔钱而一无所获，市场经济，付出就要求有回报。这位老师上课只是漫无边际地闲扯，内容有以下几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场改造；抱怨自己作为政协委员进言不受重视；生活琐事，比如与骗子斗智。可能是老来多健忘，他经常忘记了自己曾经演绎过哪些剧目，甚至于连某一剧目的剧情也记不确切了。结果类似下面的情况经常出现：
老师：1995年冬天，我碰到一个骗子。
学生纠正他说：老师，是1998年冬天。
老师：1998年冬天，我碰到一个骗子。
某日，我突然想到，他教了大半辈子的书，那就意味着有些故事他已经说了上百遍，但他还饶有兴趣地一说再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如此无聊的重复？如果说，好话不说第二遍，那么这位老师肯定没说过一句好话。同时这位老师还不乏幽默感，有一次他说：你们没有必要看金庸的小说，我认为这个人是反革命。他的《鹿鼎记》中有一个神龙教，从礼仪看，该教明显是在影射国家领袖。跟他混了半年，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如下所述：亚当？斯密是个很NB（牛逼）的人物，一生未婚，是否谈过恋爱，有两种答案。
还有些次优的老师，我想哪一天走在街上他们把我撞倒在地，恐怕我都不可能记起来。有一位大师体态像是一个鸡蛋，肚子像是一口大水缸，鼻子像是一个土豆，脑袋像是一个喇嘛，总体来说，很像武侠小说中某个邪恶帮派的高手。此人好像是教数学的。他的课是星期五下午四节，每次他先讲三节课，最后一节课点名，点完名之后，宣布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