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里巴唆的第二夜，我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哈欠一个接一个，头重脚轻，一心想睡，但杨兰却在谈论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冯？诺伊曼的《人与计算机》，日本经济学家的雁阵飞行理论，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牛顿与胡克的争论……
我打开电脑，听摇滚乐《罪行的错觉》，杨兰把电脑关掉。我开收音机，杨兰抢过去卸掉电池。我拿被子蒙着头，她把被子掀开。我去卫生间，她尾随而来。我作势要爬到床底下，她静观其变。但她却不用语言来干涉我，她在说戈达尔与法国新浪潮电影；波形音乐与电子音乐指令两种音乐存储形式的优劣；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权力；导演很少一开始就是导演，它是从许多相关的技艺中产生的；达尔文迎娶表姐生下来的儿女全是精神发育迟滞，一个人类学家不该犯的错误……杨兰喜欢对着我的面孔说话，当我背对她的时候，她会把我扳过来，像是一个搬道工，这是她说话狂发作时对我的唯一要求，就像一个对大学生已经绝望的教授对学生的唯一要求是上课时不要讲话。
我是在相继排除了弥补白日的沉默、无耻地卖弄学识、经期的任性之后，才联想到躁狂症的临床特征之一：思维奔逸，意念飘忽，高谈阔论时出现音联和意联。我又把躁狂症发作的诊断标准找了出来，说是以情绪高涨或易激怒为主，并且至少必备其所列举的三项，我仅仅找到两项，除了那个奔逸以外，就只有语量增多了，其他的诸如自我评价过高，鲁莽行为如挥金如土、不负责任、不计后果，以及性欲亢进，都难以认可。总之，她的惊人沉默和同样惊人的胡说八道，让我基本确定：她处于躁郁症――也就是躁狂症与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前驱期。
我弄不清是不是该告诉杨兰我的观察结论：她有了精神病，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心理疗法，还需要药物，包括锂盐、阿米替林、氯丙咪嗪、麦普西林、氟西汀、瑞波西汀、瑞美隆、吗氯贝胺等。但是说出来之后，可能出现迥异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或者杨兰死不认账，从此对我疏远，或者我一语点醒梦中人，杨兰听取意见，认真反省，不治而愈。我几乎是到了要抛硬币、点兵点将、掷色子的地步了，我甚至想到了路遥的话，人生的关键之处，也就那么几步。但路遥没说该怎么走，过马路时，面对车流滔滔，只要往人群中一站也就没事了。但这事儿一没垫背的，二没同路的，荷戟独彷徨啊！但我还是在次日上午告诉了杨兰，非常正式地，以在我们之间不曾有过的严肃语气。这与我哗众取宠的心理有关，一旦我有了新的发现、新的主意，哪怕是一句别人没有使用过的骂人话，我总是会忍不住把它们公之于众，放在心里实在是闷得慌，总觉得是埋没了那些独创性的东西，所以我有时连场合和后果都顾不上了，创新压倒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