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结束后的暑假，我和杨兰都没有回家。杨兰跟母亲说，学校要求她们参加暑期社会实践，于是她就在学校附近的书店找了一份营业员的工作，暑假就住在学校里面了。她妈妈在全自动麻将桌洗牌的间隙回应她说，要是嫌累你就爬回来吧，不在乎赚不赚那两个小钱。她家就在曾经闻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汉正街上，她的父母在九十年代初狠狠地赚了一笔钱，这些年她父母觉得折腾得累了，也就不再去想什么做大做强、全国连锁了，像那些曾经团结过又竞争过的街坊们一样，把几家店面租给了温州人，自己则只管坐吃川流不息的高额租金，每天打四至八个小时的麻将牌。至于向来规矩的杨兰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她家每年给她几张数额不一的银行卡，年底跟她结一次账，只要钱用的不是太离谱，或者虽然过度支出但是说得通顺，都不会挨骂。我则不用像杨兰那么处心积虑地撒谎，而是跟家人说，我想留在学校安静地看两个月的闲书。他们知道我的习性向来是先斩后奏，拿定了十足的主意才会提要求，也就同意了，只是父亲叮嘱我说，不要再写什么小说了，没什么出路的，又累人又伤神，以后找到什么清闲工作，业余时间信手写两笔也不迟。我随口应道，我不写。我把电脑搬到了杨兰租的房子里，连成绩单的邮寄地址都写的是该处。
就这样，我们终于结束了间歇性同居生活，开始了连续性同居生活。第一天，心中无所牵挂的我们，睡到很晚才起床。膀胱的胀痛、从雕花小洞透过来的通红如苹果的阳光、胃壁的自我吞噬以及楼道里的脚步声，纷纷提示时间的流逝，但我与杨兰却睁大双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时地互相眨眨眼，犹如两只穴居动物，惊异于地面上的动静。
午饭时间我们才起床。早饭中饭一起解决。马上回到租房午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这是中国的三大火炉城市之一呢！阳光像是一把有力的锉子，把每一个粗糙的点与面都打磨得闪闪发亮，空气中也似乎总有一股煳味。穿在身上的T恤衫和七分裤，像是用嚼烂的口香糖作布料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像是被高温蒸馏掉了。红色外壳的出租车像是乱窜的火球，似乎要把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点燃。你没法想像如此之多的热量到底从哪儿涌来，又将会在哪儿平息和消退。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酷热就像是一首流行歌曲，冲进了大街小巷，盘踞不去。我置身户外，就感觉像是一只毛毛虫掉进了蚂蚁窝、一朵牡丹花掉进了蜂箱，不愿意多做一分钟的停留。每一次外出回房之后，我都会去淋浴，还常常故意不把自己擦拭干净，脊背上一层水珠就跑出卫生间。杨兰做出一个一把推开的手势，紧急地说，墙角有一个拖把，把你的身子墩一下。我则向她传授物理学基本常识：汽化吸热，有利于降低皮肤温度。由于吃饱了有力气了，我们会做一下床上运动，然后以电脑为混日子的平台，消磨到晚上六点半。
为防电脑过热，我把主机箱拆开了，又在一边架了一台小电扇。杨兰当时冲我的机箱内看了一眼，嘲讽我说，也真够脏的啦！等我用一把螺丝刀开启她的从未打开过的机箱后，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电脑主板上的灰尘都有鞋垫厚了。跟我一样，机箱拆开后就没有再装上去了，有时看着裸露在外的集成电路、无源元件、扎成一束的电线，感觉我们像是俩民间科学家，在盲目地鼓弄着什么野发明。
我们还买了一台美的落地扇，风页如蒲扇，山呼海啸般没日没夜地吹。白天刮的是热风，按杨兰的说法是，这玩意儿还能当电吹风来使。一次她洗完头后站在电扇前烘头发，顺便还问我，像不像是九天仙女下凡？我说，不像，像是桃花岛弃徒梅超风现身江湖。电扇晚上刮的是冷风，我们冻得抱成一团，也懒得减个挡，目的是让吨位不够的蚊子没法在我们身上落脚。对待那些看准你的静脉往下扎的蚊子，当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好办法。有一次我们点燃了两片药，只见浓烟滚滚，我们立刻跑到屋外，向疑窦重重的邻居和过路人解释：我们在熏蚊子，不是着火了。十分钟之后，我们进去驱烟，却看到迫降在键盘缝隙奄奄一息的蚊子，挣扎着爬起来，抖擞了两下头颅，拍拍翅膀飞走了。至于一招必杀的快克，对付两三只从手掌心屡屡脱逃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蚊子，也算有效，而面对如此这般规模――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你得保证自己的抵抗力大于它们的总和。另外杨兰对蚊香的气味过敏。
我们的晚饭吃得极不守时，从七点到十一二点不等，这也是一个我们四处活动的时间段，包括超市购物，去专卖盗版书的五元店、江边漫步等。我和杨兰还去过一次她所在的大学，平日人声鼎沸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教学楼、宿舍楼还有主干道一盏灯都没开，漆黑阴森得有如荒山野岭。我们在常去的小树林里拥抱接吻，只觉得山风怪异鬼影四围，又有饿蚊群起而攻。我们不敢久留，落荒而逃。而在另一天晚上，我们到一广场上去听音乐喷泉――把音乐形体化的一种努力。旋律一起，我就断定那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杨兰听完一段乐章说，你什么眼神啊，亨德尔的《皇家烟火》。一曲终了，就听到音箱里传来一个男低音说：刚才播放的是苏联作曲家彼得拉文夫斯基……听到这儿，杨兰拉着我转身就跑，远离广场。我笑着边喘气边说，不用跑得像燕子飞吧！杨兰拖着我的胳膊，一手捂着肚子笑着说，你没有看到咱俩一唱一和时，旁边的男女老少的眼神里有多崇拜，总不能让他们看到偶像坍塌的现场版吧！
我们东逛西逛，都是步行来回的。一天晚上出门时杨兰对我说，我想试试我们到底可以走多远，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到了半夜就掉头往回走，天明时到家睡觉。我没有响应她的提议。
这涉及我与杨兰的一个根本区别，除了举例，我没法把这件事说清楚。比如某一天上午，我与杨兰睡到十一点五十才起床，下午我们在电脑上玩了三个小时的斗地主，晚上我们去熟悉的街道上轧了一遍。晚上上床时，杨兰会心安理得地睡去，就她看来，睡觉时无忧无虑，斗地主时快活有趣，逛街时浪漫温馨，这是有意义的一天。虽说当时感觉相同，但一一回顾时，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三桩事对我无所教益，睡眠状态我已经无数次领教过了，斗地主更别说了，甚至连失误的次数都没有明显减少，至于逛街无非是对昨天、前天、大前天的生硬重复，这是毫无意义的一天。于是我备感失落，觉得这一天是跑了一趟空车，进而自责不已，满腹心事，无法安枕。也许这是入世的儒家传统、向往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认为人不能碌碌无为的保尔？柯察金、强调入睡前要清点白日所学的应试教育、追问活着有什么意思的哲学书、性格优雅喜欢权衡的天秤座、整日忧患不已的小农心理、守财奴的数金币点钞票的嗜好以及类似的各种庞杂东西，植入我体内的一种芯片，即使我成天瞎混，甚至为害人间，但是只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平在床板上，这一番盘算、审查、质问、心理自虐的程序就启动运行了。
当我拒不参与杨兰彻夜远足的异想天开后，她对我的写作行径也丧失了起码的尊重，你还没敲出几个字，她就有一个祈使句说出来：给我切块西瓜；陪我看《蜡笔小新》；出去买一份《娱乐周刊》；帮我的手机换块电池……按她的要求，在我帮完这些小忙后，绝对不能做出只此一回，下不为例的样子，那是野蛮人的举动，而是应该彬彬有礼地询问，还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这才是文明人的表现。由于我写东西之前向来只是给自己定字数任务，却没有策划内容，写到哪儿算哪儿，跟海明威没法比，他可是想明白了第二天该写些什么，才往床上爬的，所以我写作的链条被层出不穷的琐事打断了。我倒是真的像我对父母保证的那样没有再写小说，只因为写了不到两千字，就鸣金收兵了。这次断裂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解脱，从那以后，写作不是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爱好，不是我的事业，只是一种多它不多、少它不少的个人能力。我已经把它从人生意义的范畴中炒掉了，这是后来才意识到的。父母对我从南柯一梦中醒来喜上眉梢，这是更加后来的事情。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显然我和杨兰腻在一起没多久，就陷入了性格的边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