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决定陪杨兰上医院而拿定主意不去上双学位课的周六，我竟然像所有没课的上午一样睡死了。杨兰打来电话时，我还虾米似的躺在床上。采取这种睡姿，是为了对抗潜滋暗长的排泄欲。
洗漱。拿上寝室门钥匙。清点钱包，里面有我昨天借来的准备作替补用的一笔钱（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多此一举，杨兰比我想像的有钱）。我打开寝室门，准备绝尘而去，却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老太太，莫名其妙地站在宿舍门外，好像是谁的奶奶。见门已洞开，她就直接走了进来，好像我的寝室是一条无障碍过道。然后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上面开口说：我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
整件事情如此：老太太有一个儿子系我校大四证券投资专业学生，十天没有向家里打电话，手机总是无端地关着。于是她极不放心，疑神疑鬼，就从电信局中调出儿子的通话记录，发现他有一个电话是打给我们宿舍的。于是此前不断地打电话过来，说找她的儿子，我们告诉她，你打错了。她极不死心，今天亲自从另一城市扑了过来。
她质问我：你们宿舍里有谁跟我儿子有任何关系？我发现那个打到我们宿舍的电话总计通话18秒，显然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于是我非常明确地告诉她，绝对没有。我说到这儿，就应该打发她走的。可是我没有，这让我现在仍在后悔。因为接下来，我带着她东奔西走，结果证明，一切都是徒劳。
要把老太太这个皮球踢走，由于其他室友极有先见之明地统统消失，我只好把这桩麻烦移交给外人了。我便说带她去找一下她儿子的班主任，我认为一切易如反掌。我把她带到行政楼底下，一路上，我告诉她：大四学生现在为了找工作天南地北地乱跑，非常正常。她说：儿子性格内向。她提到儿子一直在外租房，我就委婉地告诉她：学校原则上不让学生到外面租房，如果贸然去找校方，有可能对儿子拿毕业证和学位证不利。她说：没有关系，一切证都拿到手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我无心与她争论。在行政楼底下，已经钻到电梯里的一个同班女生看到我之后，叫了一声，一掀按钮，缓慢关闭的电梯又缓慢打开了，我向她摆摆手，表示先不上楼。我得先看看行政楼的平面图。无迹可寻。碰到一个认识的大三学生。他说：金融学院的办公楼就在你们宿舍楼旁边。这意味着，我白白走了十分钟，而且还要再走十分钟。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我越来越糊涂了：该老太所掌握的关于儿子的信息仅仅只是知道其班主任姓冯且为女性，至于专业，她一会说是证券投资，一会说是金融投资，有一阵还说是金融，但是证券投资那个版本已经在我头脑中先入为主，且默认就是事实吧！在金融学院的办公楼一番东奔西走，别人说该级证券投资专业辅导员姓袁。她在反复陈述的过程中，无意说到自修二字，我觉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便仔细地问她，她儿子是多少分考进大学的，什么时候开学的。她说，差十分，比正常晚一月到校的。我只能认为他是自修学院的。于是我带着她到自修学院，可是自修学院的负责人却说，他们这儿根本就没有这一个专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一无所获，她显得颇为失望。当我和她走下大楼的时候，她却指着大楼边的一排宿舍楼，信誓旦旦地说，他儿子就住在二楼的某一个宿舍。我开始怀疑这个老太太的精神状况，并且决定立刻抽身而走，于是我问她有无居所，她说有一妹妹住在这个城市，昨天傍晚是她的妹妹的孩子来火车站接站的，当晚还住在她家。估计她大概不会与她儿子双双走失，我就简要交代几句，撇下她直奔公共汽车车站。
坐在公共汽车之上，也不知是水泥公路的接痕作祟，还是由于电动剃须刀般的东风，公共汽车车窗马达般地啪啪直响，愤怒之情终于在心底爆发，把我冲击得头脑发晕。我痛恨这样所谓的关心子女：以养老保障为潜在的经济动因，以对身体的距离控制为常用伎俩，以吃饱穿暖为关怀的最高层次，所以甚至可以不知道子女的基本信息，更别谈什么精神关怀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方式，依旧是农业文明之下的粗放型养殖业模式的简单照搬。反观自己，不禁悲从中来。我的家人跟别人提及我的大学名称和所在专业也是每回必错，尽管我每次都会不遗余力地纠正一遍；有时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说假话，抖出另一个光焰万丈长的大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