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用木锨推雪，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了黄土山路。
在周秉建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和周秉建一起在地图上查找她插队的地方。
曲折带领10名青年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列队，他们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庄严地高声宣誓。
老三届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
全国66、67、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这时，北京市也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号召知识青年“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省的济南市和青岛市及上海、贵州等省、市都相继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迅速掀起。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一系列关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通知规定：
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也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1月15日，中央又发出通知：
要使他们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还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库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试点等。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各地和有关部门，1968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学校的毕业生，于11月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以后，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多万名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周恩来说服侄女扎根边疆
1968年夏天，周恩来的侄女，不满16岁的初中生周秉建，自愿报名到内蒙古插队。
周恩来为此感到很高兴，在周秉建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和周秉建一起在地图上查找她插队的地方。找准位置后，周恩来熟悉地说出了那里的气候、草场和民族特点等，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周秉建：
到了草原，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要虚心向那里的牧民学习。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
知道周秉建平时在家不吃牛羊肉，周恩来又鼓励她到牧区要锻炼着吃，不过生活关，就没法在那里扎根。
临行前，周恩来高兴地对周秉建说：
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
1968年8月13日，周秉建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当了牧民。从此，周秉建在牧区朝气蓬勃的生活着，战斗着。
可是不久，周秉建的心又被另一个美好的愿望吸引了。1970年冬天，草原上开始征兵。参军，是周秉建从小就有的愿望。于是，她报名应征、获得了批准，便急忙写了封信，告诉伯伯、伯母，她参军了。
1971年元旦那天，周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原来，周恩来知道周秉建参军的事情之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不正常的手续？
周恩来见周秉建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
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让邓颖超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一定把周秉建送回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周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也就不会再过问了。
没想到，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周秉建回到草原。
周恩来同时还对周秉建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要求她还是回到草原，在那里干一辈子。怕周秉建的思想不通，还特意让邓颖超同志将《人民日报》介绍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青春献人民》寄给她。
邓颖超在信中写道：
你伯伯和我一口气看完后，很受感动。她不仅是你们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就是我们老一代也要向她学习。
周秉建看后很受感动。1971年4月8日，经部队领导批准，周秉建离开部队愉快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这件事使广大知青和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和激励。
毛泽东号召青年接受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援引毛泽东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的按语中还提出：
会宁县的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毛泽东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立即沸腾起来了。北京、上海几十万人连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热烈欢呼。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决定，继续动员4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
出席会议的动员地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接收地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陕西、宁夏、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
经过会议协商，落实当年跨省下乡安置105.6万人的任务。当时安排下乡地点比较困难的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农村人多地少地区。政府的精神是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开发边疆、建设老区结合起来。
通过协商，1969年1月份落实了60多万人的跨省、市安排下乡的任务。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北省、云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安徽省接收各大城市知识青年1.6万人至26万人不等。
组织大批知识青年跨省、市下乡，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交通问题。1969年，组织第一批31.5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时，单靠火车运输每天要安排两个专列，得5个月时间，每天安排3个专列，也得三个半月时间，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于是，上海市就动员海军军舰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
就这样，海陆运输全力以赴，到3月底，原计划运送16.3万人，也只运送3.8万多人。
二是动员地区需要做冬衣，接收地区需要安排住处。除了国家专门拨去棉布和木材指标外，也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思想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在大规模上山下乡形势下，不同于1967年上山下乡的那些青年，纯是出于自愿。作为分配毕业生去向的上山下乡，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包括其家长持抵触情绪。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首先要说服干部带头。对于那些想不通的则要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学习，打通思想。
北京、天津、上海，1966至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34万人，到1969年5月底，有113万多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在当时，全国城市动员工作进度很快，下乡趋势很猛，许多地方安置经费还没来得及拨下去，人已经先下去了。到5月，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多数省、市、自治区城镇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基本分配完毕。
1969年10月1日，党中央邀请314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这在广大知青中引起巨大反响。这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这一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为267.38万人，创下知青运动史上历年上山下乡人数的最高纪录。
北京知青要求进行上山下乡
1967年，北京的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余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名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愿组织起来进行上山下乡。他们的口号是：
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下乡当农民、当社员，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这10名知青的志愿，得到了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支持，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当牧民。因此，他们也成为当时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
1967年10月9日，20岁的曲折很早就起床了，这一天，他要带领着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9名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准备做离京赴内蒙前的告别宣誓。这是一次自发的行为，但出乎曲折意料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还有北京市劳动局专门组织的欢送队伍。
在热闹的气氛中，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下，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曲折带领10名青年，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进行了庄严地宣誓：
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宣誓完后，他们都觉得要去进行一项很伟大的事业，所以心里都充溢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曲折说：
其实，在上初中时，就曾萌发过到农村去的想法，当时由于学校老师的劝阻，没有实现。后来，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感召下，我们都认为，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和工农的结合来提高自己，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农村的面貌。
在北京市劳动局的协调下，曲折最终确定了插队的方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按照曲折的描述，他当时是“兴高采烈”地离开北京的，没有半点不舍家里的心思。甚至，他是把户口取出来了，走前几天才告诉的父母。
10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派出记者采访了曲折一行中学生。
同一天，曲折一行10人乘车出发，到达河北张家口。在张家口驻军军部，这10名知识青年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苻先辉军长给他们讲了长征故事，希望他们时刻准备着迎接困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有乐观主义精神。
11日早晨，曲折等10名青年从张家口出发前，听到了电台广播中正播放他们赴边疆插队的消息，大家备受鼓舞。10月14日，他们坐车到达内蒙草原。此时，内蒙已经是秋季，一眼望过去，到处都是满目苍茫的景象。看着车窗外大面积的黄草，曲折兴奋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我施展的地方，太适合我了！”
曲折等人的下乡行动得到了来自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人民日报》还以“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题，发了评论员文章，赞扬他们的壮志豪情，为广大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
首都10名中学生下乡当牧民的消息，很快传向全国。北京、上海的中学生一批批地到申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与工农相结合。从此，拉开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0月14日傍晚，曲折一行10人终于到达白音宝力格公社。草原生活超出了曲折的想象。本来，他们是准备到“没有吃，没有喝”生活艰苦的地方去。但是到了这里，一股新鲜的、纯朴的草原风情向他们扑面而来。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他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为他们烧奶茶……蒙古包里挤满了牧民，为他们召开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知青刚到草原后不久，都被分配到牧民家里住，在年轻的牧民桑布的强烈要求下，曲折住到了他的家里。
第一天到桑布家，桑布怕曲折寂寞，就把他的妹妹也叫过来，加上桑布的妻子吉米色，他们唱啊笑啊，但曲折后来回忆时说：“我不懂蒙文，桑布一家不懂汉文，大家说了什么其实都不知道。”
在桑布家住了3个月后，曲折就与另一名知青搬到了一位老人家里住。这位老人孤身一人生活，他们和老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关系就如同父子一样亲热。
到了草原后，不久，曲折就决定办一份《草原新牧民》刊物。曲折认为“新牧民”与“老牧民”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但是只办了几期，他觉得这份汉文刊物对只会蒙文的牧民来说影响不大，就停刊了。
为了把知青们联系在一起的。曲折又找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做了一份“知青日记”。10个知青每人写一天，10天一个循环在知青里传递。
这本日记里记录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学习的体会，对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某个知青的批评。有的被批评的知青为了表明坚决改正的决心，甚至在日记中写下血书。
当时，知青已经分散地住到了牧民家，知青之间最远的距离有四五十里。但在曲折眼里，这不算什么困难，在空旷的草原上策马扬鞭，也许一盏茶的工夫，日记也就传递到了。
草原辽阔，人烟稀少，寂寞是知青们普遍都要遭遇的问题。但他们这10个知青都很忙，是来不及寂寞的。
在草原上，生活是艰苦的，往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洗不了一次澡，于是身上就会长出许多虱子，浑身痒得难受。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曲折和其他知青们身体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而且，曲折与这个公社的知青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饥饿。
曲折当时每个月有12块钱的收入，包括肉食、奶食与粮食，吃饭花6元多钱，穿衣平均每个月2元钱。1968年底，曲折还向公社捐献了300元钱。
后来，曲折被调到锡林郭勒盟工作，离开生活了4年的草原。当曲折回忆起这段与羊群为伴的日子时，心中还是充满快乐。他说：
对于插队草原的知青们来说，生活草原的日子是一段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生活；知青们也是一个有追求、情操高尚、健康积极的群体。尽管已经离开几十年了，知青们与那片大草原的感情却是终生都割舍不断。
周恩来支持中学生去云南
1967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他对下乡青年说：
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北京的青年坚定了不可更改的心愿，他们决心面见周总理，亲口向总理表达他们决心去边疆的愿望和要求。
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在当时，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批中学生，决定乘这个机会直接向周恩来提交去云南的申请。
焦急等候消息多日的何江龙、林力、张劲辉、张春荣4位同学，急奔人民大会堂，一眼看见了周总理正在会议室里听取代表们的汇报。但是他们突然发现，因过度激动竟忘了带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周总理的报告。怎么办呢？他们只好跑进小会议室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如下铮铮誓言：
我们自愿到云南西双版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边疆！请周总理下命令吧！
散会后，4个年轻人看见周总理走出了会议室，立即迎了上去，双手捧上他们刚刚写好的誓言，激动地说：“总理，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生，要求到云南边疆去，这是我们的报告。”
周恩来亲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大家一致回答：“我们是首都的中学生，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农垦战士。”
周恩来接过他们的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连声说：“好哇，支持啊！”
第二天上午，一直守侯在电话机旁的苏北海、何龙江、王树理3人，突然接到北京市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
苏北海等人刚走进接待室，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要求，周总理批准了！”
他们看见工作人员递过的报告上方，周总理亲笔批下了：
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接下来是李富春副总理的批字：
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这份盖有中央办公厅（67）6770号编文印章，被列为中央传阅文件的报告，见证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北京青年“敢为天下先”的一个壮举。
早在1967年4月，这群中学生就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他们曾两次南下调查，最终选定到云南西双版纳去参加祖国橡胶生产的开发事业。
后来经过两地政府的协商，在1968年2月8日，55名北京中学生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告别首都。
北风呼啸，寒风刺骨，55名北京知青踏上了征途。列车迎着寒风想南、向南……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云南支援边疆边疆，加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他们肩负“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凭锄头砍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风餐露宿，垦荒种胶，用智慧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将昔日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胶园，为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